當絕大多數人還在為2017年中國經濟6.9%的超預期增長彈冠相慶的時候， 經濟學家馬光遠卻被2017年的人口資料驚呆了：
2017出生人口1723萬人， 比2016年減少了63萬人， 這一資料比之前各方的最低預測還要更低；2017年人口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了0.52‰， 只有12.43‰， 這一資料比日本的出生率還低， 人口自然增長率下降到了5.32‰的驚人低生育水準。
國家衛計委在全面兩孩政策實施之初曾預測出生高峰將出現在2018年， 對2017年出生人口的最低預測為2023.2萬。 而最新的資料表明， 出生高峰在2017年就過去了， 2017年出生人口比衛計委的最低預測還要少整整200萬。
峰值沒有形成， 面臨的卻是人口塌陷式的下滑。
無獨有偶， 人口學者梁建章日前也撰文稱， 隨著生育堆積結束後育齡女性數量的銳減， 出生人口將在2018年進入雪崩狀態， 在之後十年將以每年減少30萬到80萬的速度萎縮。 但現在看來， 出生人口雪崩比我們預料的來得更早， 也更加迅猛。
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 你能想像得到， 出生人口雪崩， 到底會有多恐怖嗎？
1
中國的經濟奇跡， 得益于人口紅利
從某種層面上講， 中國過去30多年所創造的經濟奇跡， 與世界上其他經濟體的增長其實並無顯著特別之處， 一言以蔽之， 可以理解為：在體制上松了綁， 輔以巨大的人口紅利。
從上圖可以清晰看出， 開始大力推行計劃生育的1971年是中國人口變化的一個明確分水嶺。 以1971年為分隔線， 中國人口增長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階段。
大力實行計劃生育之前， 1959至1961年是一個極特殊階段， 連續三年自然災害， 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 出生率銳減。 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 1960年進一步上升到25.4‰， 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
但自1962年開始， 中國進入連續8年的人口高增長時期。 這8年中， 人口出生率最高達到43.6‰， 平均水準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 並逐年穩步下降， 1970年降到7.6‰。 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 使這一階段的人口年均自然增長率達到27.5‰， 年均出生人口達到2688萬人， 8年時間淨增人口1.57億。
如果給予人口出生與GDP增長17年的週期間隔， 中國GDP的高速增長， 幾乎與中國的人口出生率與人口自然增長率顯著正相關：1978年改革開放後經濟進入高增長軌道不是偶然的。 17年正好是一代人長成的時間， 正是因為從1962年到1970年連續8年的高人口出生率與增長率， 才為後面30年提供了足夠的勞動適齡人口——這就是經濟增長的秘訣。
對於勤扒苦做的中國人， 只要他還年輕， 能幹得動活， 同時放鬆一些捆綁在他身上的體制束縛， 他就能創造出令人滿意的GDP——最新的案例是西班牙。 這個南歐國家因為議會選舉沒有任何政黨達到多數， 導致在8個月裡是“無政府”的， 但其GDP增速達到了3%， 是歐洲平均水準的2倍。 7月份最新民調， 只有2.3%的西班牙居民認為沒有政府會是個問題， 西班牙著名經濟學家Gabriel Calzada 如此評論：2016年上半年， 是過去幾十年來西班牙最美好的時光……
而改革開放， 正是對束縛在這些人口身上的繩索做了鬆綁。
1971年， 中國開始全面計劃生育， 特別是70年代後期， 是中國人口發展出現根本性轉變的時期。 政府陸續制定和完善了明確的計劃生育政策，
而中國的經濟開始走下坡路， GDP增速脫離雙位數區間， 恰好也就是從中國勞動適齡人口開始絕對減少的2012年開始的——某種意義上講， 這絕非偶然。
在經濟學上， 這被稱為“路易斯拐點”。 日本在1990年進入這個拐點， 從此開始了長達25年的衰退與疲軟。
基於以上分析， 如果有人告訴你：人口問題將是中國未來面對的最大噩夢， 中國人口可能永遠也到不了15億，而且在迅速老去，你信嗎？
2
2100年中國人口跌至6億？
我們中的大部分或許應該慶倖：自己不太可能活到2100年。不然，你會看到一個讓人瞠目結舌的中國：人口消失一半！
聯合國人口署最新發佈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訂版，預計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將出現倒“V”型反轉，在低生育率狀態下加速下滑跌破10億至6.13億。在不到百年時間裡，從人口大爆炸反轉為人口大坍塌。
人口和統計學者黃文政認為，即使全面放開並大力鼓勵生育，本世紀末中國人口也難以超過8億。聯合國對中國人口的低預測值（6.13億）比較合理，而中預測值（10億）嚴重高估，更不要說高預測值了。
對於這一雪崩式的人口大萎縮，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這絕不可能！看看城市多擁擠就知道中國人口太多了！
現實告訴我們，人口問題一點也不樂觀。
首先是人口絕對數量自然增長的逆轉。即使按照1.8的總和生育率來推算，中國人口也將在2030年開始負增長。
如果這種人口負增長疊加快速的人口老化，這種“雙殺”的人口結構，對於經濟增長就是噩夢。
從六次人口普查的資料來看，中國人口結構最年輕的時候是1964年，當時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不足4%。而此前的1963年正是中國人口生育率最高的年份，一個婦女平均要生好幾個孩子。而1964年開始，中國就進入了持續“變老”的進程中，老齡化曲線一路向上。
2005年，IMF按照1.8的總和生育率（婦女一生所生子女數量）假設，推演出中國100年人口結構觸目驚心的變化：
IMF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對中國生育率的假設實在太樂觀了：不談2015年抽查出來的那個很駭人的數字，就按照2016年人口普查的結果，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也只有1.7，遠遠不到人口世代更替水準的2.1。
這還是在全面兩孩政策開放以後的結果。
要知道一直以生育率低為代表的瑞典生育率就是1.7，因為生育率低人口已經連續45年負增長的德國，總和生育率也有1.5，而要維持一個國家的長久正常的發展，總和生育率必須超過2.1，也就是俗稱的人口世代更替水準。
這種低生育率將導致兩個直接後果：整體人口的急劇萎縮和整體人口的極度老化。
世界銀行對2014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統計真實反映了這種令人絕望的變化：
我們再對照一下GDP增速已經超越中國，未來這種超越將是常態的印度的人口結構（見下圖）：
典型的金字塔型，堪稱完美。
按傳統慣例，一個國家65歲以上老人占比超過7%，即表明進入了老年社會。國家統計局《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公佈的資料是：2015年中國13.74億人口中，60歲及以上的老人2.2億，占總人口比例為16.1%；65歲及以上人口數1.43億人，占比10.5%。
把時間軸拉長：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在1982年僅為4.9%，1990年為5.6%，2000年為7.1%，2010年為8.9%，2014年為10.5%，老齡化呈加速上升狀態。
不難發現，中國老齡化包攬兩個世界第一：老齡人口數量世界第一；老齡化速度世界第一。
相比日本44.6歲的平均年齡，平均年齡36.7歲的中國也許還不算老氣橫秋，但相比平均年齡26歲的印度，我們真的還能那麼自信：我們只是在蟄伏，21世紀還是我們的？
3
出生人口雪崩，到底有多可怕？
必須承認，低生育率對中國未來的負面影響可能遠遠超過大部分人的想像。
新生人口減少，中國面臨的是問題是人口結構得不到優化，老齡化挑戰日益嚴峻。
人口學者姚美雄判斷，中國未來人口將呈現嚴重少子化疊加快速老齡化、適婚人口性別比失衡的結構扭曲狀態。可想而知，中國未來將面臨的養老壓力、勞動力短缺壓力以及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問題。經濟活力不足，反過來也進一步抑制生育水準。
在梁建章看來，低生育率將會嚴重威脅國家安全。
中國城市長期實行“一胎化”，農村通常生女孩的家庭才會選擇生二胎，因此執行政策的家庭一般最多一個兒子。中國曾有“獨子不當兵”的傳統，很多國家也對獨子從軍有特別規定。但長期的生育政策導致獨子成中國兵員主體，這將影響中國的戰爭潛力和外界對中國戰爭意志的判斷。
長期低生育率還會惡化財政收支而擠壓國防經費。中國近年國防工業突飛猛進，與發達國家的裝備差距逐步縮小。這得益於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強大的研發能力，但人口萎縮將削弱這些基礎。維持同等軍力，人口減一半，人均分攤增加至少一倍。
目前的生育狀況也在改變中國邊疆的地緣政治形勢。清末民初內地民眾的“闖關東”確保了中國人在東北的絕對多數，讓東北幾經波折卻未丟失。但目前東北出生人數持續萎縮，生育率遠低於周邊的朝鮮及俄羅斯，就算穩定在現有水準，最終也只能保持當前一半的人口。低生育率下的東北經濟發展低迷。
而人口興衰論學者則認為，人口劇減將會導致中華文明衰微。
在歷史上，中國並非僅僅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文明，是東方文明的代表！作為一個文明，中國現在並無人口優勢。相對較低的生育率已經讓中華文明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過去200年中不斷萎縮，從四個文明中人口最多降為與印度文明相似的末位，並將很快被印度文明大幅超過。
西方社會學之父孔德曾斷言，“人口即命運”。一個文明或種族，不論其科學、文化或社會發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後代上長期處於劣勢，最終必將沒落。
即使在2015年全面放開生育，但如果無法顯著提升生育率，中國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將急劇萎縮，到本世紀末將變得微不足道，中國的分量將一落千丈，中華文明將徹底衰微。
簡單來說，伴隨著這種出生人口雪崩的大概率，是中國的經濟規模將不斷萎縮，規模效應持續弱化，最終喪失綜合性的產業優勢，人均收入下降，國力全面衰退，屬於中國的世紀，可能就此做結。
4
除了廢除計劃生育，還能做些啥？
上文提及的可怕後果是不治之症嗎？
是，也不完全是。能改善或者延緩這種狀況的唯一救星是——生育率。
正常來說，當下的中國，即使沒有大規模戰爭、瘟疫、自然災害，每個婦女平均生育2.2個孩子才能保證種群的世代更替——而中國生育率已經25年低於這個更替水準。
為此，馬光遠呼籲，儘快徹底廢除計劃生育政策。在他看來，計劃生育政策已經沒有任何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應該看到，即使廢除了計劃生育政策，面對生孩子的種種顧慮，也未必能夠逆轉人口下滑的態勢。
原因不複雜，長期生育限制、生育成本高、生育觀改變導致的民眾整體生育意願走低，這種低生育意願和低生育率的現實短時間裡很難得到逆轉。
現代化過程中，增加養育孩子的實際成本與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大大提升，養育孩子是一種以自己的艱辛付出來給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利他行為，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現象。而這種下降抵消養育的規模效應也將不斷自我強化，惡性循環。
基於此，梁建章建議，要為孩子減稅和補貼。
梁建章稱，在養老社會化的背景下，這種做法在經濟學上是合理的，在社會道義上也是公平的。對養育孩子的家庭來說，孩子接受免費的公立義務教育，相當於家庭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補貼，但孩子長大後繳納的用於支持社會養老的社保等稅金，則相當於這個家庭未來對社會養老體系的補償。
綜合世界中高收入國家的情況來看，政府的教育投入一般占GDP的5%，而養老支出占15%。因此，相對於個人收入，養育一個孩子意味著從政府獲得了5%的教育補貼，但未來則貢獻了15%來支持社會養老體系。因此，公平來看，政府對每個小孩應該補貼人均收入的10%（15%-5%）才足以補償養育家庭對社會的付出。
比如，受到長期低生育率的拖累，日本經濟一直萎靡不振，如何提升生育率成為日本社會的難題。而根據今年1月9日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報導，日本小鎮Nagicho在推出生育補貼等鼓勵生育措施後，生育率從1.4提高到2.8。這個消息給深受低生育率困擾的日本社會透出了一線生機。
那麼，政府是否有財力承受這種養育扶助呢？
根據財政部的資料，個人所得稅只占公共財政收入的6%左右，所以按孩子抵稅的方式來減少個人所得稅對國家財政影響非常有限。實際上，中國民眾的整體稅賦放在全世界範圍來看都算是比較高的，尤其是相對於民眾享受到的公共福利來說更是如此。
因此，降低稅賦並補貼家庭應該是財富再分配的基本方向。長期來看，對孩子的補貼本質上是對於本國人力資源，也就是未來的投資。相對於當下普遍“過剩”的中國經濟來說，投資于人力資源恰恰是回報最高的選擇。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美國稅改法案也自然引起了中國社會的特別關注；該法案會對中美經濟互動產生何種影響以及中國是否也需要減稅成為財經界的熱點話題。
不久前，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了自1986年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稅改法案。根據該法案，美國聯邦企業所得稅率將從35%降至21%；而個人所得稅的大部分稅率也有所下降，其最高稅率從39.6%降至37%。
梁建章認為，應對美國減稅方案的最好方式，就是減免養育家庭的個人所得稅。這樣短期可以提振中國的內需，長期有利於提升過低的生育率，進而維持中國的人力資源優勢。
目前中國老齡化還只是剛剛開始，補貼生育在財政上還可以承擔。但如果錯過當前時機，隨著人口老齡化的進一步加劇，屆時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財力都可能捉襟見肘，更遑論去補貼沒有短期收益的養育事業了。
此外，未來10年，處於育齡高峰期的女性將減少40%左右，再加上全面二孩實施導致的生育堆積釋放結束，如果不大力鼓勵生育，中國的年出生人口將以每年減少30萬到80萬的速度雪崩，最終威脅中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因此，在財力上大力扶助生育正當其時。
中國人口可能永遠也到不了15億，而且在迅速老去，你信嗎？2
2100年中國人口跌至6億？
我們中的大部分或許應該慶倖：自己不太可能活到2100年。不然，你會看到一個讓人瞠目結舌的中國：人口消失一半！
聯合國人口署最新發佈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訂版，預計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將出現倒“V”型反轉，在低生育率狀態下加速下滑跌破10億至6.13億。在不到百年時間裡，從人口大爆炸反轉為人口大坍塌。
人口和統計學者黃文政認為，即使全面放開並大力鼓勵生育，本世紀末中國人口也難以超過8億。聯合國對中國人口的低預測值（6.13億）比較合理，而中預測值（10億）嚴重高估，更不要說高預測值了。
對於這一雪崩式的人口大萎縮，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這絕不可能！看看城市多擁擠就知道中國人口太多了！
現實告訴我們，人口問題一點也不樂觀。
首先是人口絕對數量自然增長的逆轉。即使按照1.8的總和生育率來推算，中國人口也將在2030年開始負增長。
如果這種人口負增長疊加快速的人口老化，這種“雙殺”的人口結構，對於經濟增長就是噩夢。
從六次人口普查的資料來看，中國人口結構最年輕的時候是1964年，當時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不足4%。而此前的1963年正是中國人口生育率最高的年份，一個婦女平均要生好幾個孩子。而1964年開始，中國就進入了持續“變老”的進程中，老齡化曲線一路向上。
2005年，IMF按照1.8的總和生育率（婦女一生所生子女數量）假設，推演出中國100年人口結構觸目驚心的變化：
IMF沒有想到的是，他們對中國生育率的假設實在太樂觀了：不談2015年抽查出來的那個很駭人的數字，就按照2016年人口普查的結果，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也只有1.7，遠遠不到人口世代更替水準的2.1。
這還是在全面兩孩政策開放以後的結果。
要知道一直以生育率低為代表的瑞典生育率就是1.7，因為生育率低人口已經連續45年負增長的德國，總和生育率也有1.5，而要維持一個國家的長久正常的發展，總和生育率必須超過2.1，也就是俗稱的人口世代更替水準。
這種低生育率將導致兩個直接後果：整體人口的急劇萎縮和整體人口的極度老化。
世界銀行對2014年中國人口年齡結構的統計真實反映了這種令人絕望的變化：
我們再對照一下GDP增速已經超越中國，未來這種超越將是常態的印度的人口結構（見下圖）：
典型的金字塔型，堪稱完美。
按傳統慣例，一個國家65歲以上老人占比超過7%，即表明進入了老年社會。國家統計局《2015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公佈的資料是：2015年中國13.74億人口中，60歲及以上的老人2.2億，占總人口比例為16.1%；65歲及以上人口數1.43億人，占比10.5%。
把時間軸拉長：中國65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在1982年僅為4.9%，1990年為5.6%，2000年為7.1%，2010年為8.9%，2014年為10.5%，老齡化呈加速上升狀態。
不難發現，中國老齡化包攬兩個世界第一：老齡人口數量世界第一；老齡化速度世界第一。
相比日本44.6歲的平均年齡，平均年齡36.7歲的中國也許還不算老氣橫秋，但相比平均年齡26歲的印度，我們真的還能那麼自信：我們只是在蟄伏，21世紀還是我們的？
3
出生人口雪崩，到底有多可怕？
必須承認，低生育率對中國未來的負面影響可能遠遠超過大部分人的想像。
新生人口減少，中國面臨的是問題是人口結構得不到優化，老齡化挑戰日益嚴峻。
人口學者姚美雄判斷，中國未來人口將呈現嚴重少子化疊加快速老齡化、適婚人口性別比失衡的結構扭曲狀態。可想而知，中國未來將面臨的養老壓力、勞動力短缺壓力以及經濟發展動力不足問題。經濟活力不足，反過來也進一步抑制生育水準。
在梁建章看來，低生育率將會嚴重威脅國家安全。
中國城市長期實行“一胎化”，農村通常生女孩的家庭才會選擇生二胎，因此執行政策的家庭一般最多一個兒子。中國曾有“獨子不當兵”的傳統，很多國家也對獨子從軍有特別規定。但長期的生育政策導致獨子成中國兵員主體，這將影響中國的戰爭潛力和外界對中國戰爭意志的判斷。
長期低生育率還會惡化財政收支而擠壓國防經費。中國近年國防工業突飛猛進，與發達國家的裝備差距逐步縮小。這得益於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強大的研發能力，但人口萎縮將削弱這些基礎。維持同等軍力，人口減一半，人均分攤增加至少一倍。
目前的生育狀況也在改變中國邊疆的地緣政治形勢。清末民初內地民眾的“闖關東”確保了中國人在東北的絕對多數，讓東北幾經波折卻未丟失。但目前東北出生人數持續萎縮，生育率遠低於周邊的朝鮮及俄羅斯，就算穩定在現有水準，最終也只能保持當前一半的人口。低生育率下的東北經濟發展低迷。
而人口興衰論學者則認為，人口劇減將會導致中華文明衰微。
在歷史上，中國並非僅僅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文明，是東方文明的代表！作為一個文明，中國現在並無人口優勢。相對較低的生育率已經讓中華文明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在過去200年中不斷萎縮，從四個文明中人口最多降為與印度文明相似的末位，並將很快被印度文明大幅超過。
西方社會學之父孔德曾斷言，“人口即命運”。一個文明或種族，不論其科學、文化或社會發展的成就有多高，如果在繁衍後代上長期處於劣勢，最終必將沒落。
即使在2015年全面放開生育，但如果無法顯著提升生育率，中國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將急劇萎縮，到本世紀末將變得微不足道，中國的分量將一落千丈，中華文明將徹底衰微。
簡單來說，伴隨著這種出生人口雪崩的大概率，是中國的經濟規模將不斷萎縮，規模效應持續弱化，最終喪失綜合性的產業優勢，人均收入下降，國力全面衰退，屬於中國的世紀，可能就此做結。
4
除了廢除計劃生育，還能做些啥？
上文提及的可怕後果是不治之症嗎？
是，也不完全是。能改善或者延緩這種狀況的唯一救星是——生育率。
正常來說，當下的中國，即使沒有大規模戰爭、瘟疫、自然災害，每個婦女平均生育2.2個孩子才能保證種群的世代更替——而中國生育率已經25年低於這個更替水準。
為此，馬光遠呼籲，儘快徹底廢除計劃生育政策。在他看來，計劃生育政策已經沒有任何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應該看到，即使廢除了計劃生育政策，面對生孩子的種種顧慮，也未必能夠逆轉人口下滑的態勢。
原因不複雜，長期生育限制、生育成本高、生育觀改變導致的民眾整體生育意願走低，這種低生育意願和低生育率的現實短時間裡很難得到逆轉。
現代化過程中，增加養育孩子的實際成本與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大大提升，養育孩子是一種以自己的艱辛付出來給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利他行為，生育率下降是普遍現象。而這種下降抵消養育的規模效應也將不斷自我強化，惡性循環。
基於此，梁建章建議，要為孩子減稅和補貼。
梁建章稱，在養老社會化的背景下，這種做法在經濟學上是合理的，在社會道義上也是公平的。對養育孩子的家庭來說，孩子接受免費的公立義務教育，相當於家庭享受了政府的教育補貼，但孩子長大後繳納的用於支持社會養老的社保等稅金，則相當於這個家庭未來對社會養老體系的補償。
綜合世界中高收入國家的情況來看，政府的教育投入一般占GDP的5%，而養老支出占15%。因此，相對於個人收入，養育一個孩子意味著從政府獲得了5%的教育補貼，但未來則貢獻了15%來支持社會養老體系。因此，公平來看，政府對每個小孩應該補貼人均收入的10%（15%-5%）才足以補償養育家庭對社會的付出。
比如，受到長期低生育率的拖累，日本經濟一直萎靡不振，如何提升生育率成為日本社會的難題。而根據今年1月9日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的報導，日本小鎮Nagicho在推出生育補貼等鼓勵生育措施後，生育率從1.4提高到2.8。這個消息給深受低生育率困擾的日本社會透出了一線生機。
那麼，政府是否有財力承受這種養育扶助呢？
根據財政部的資料，個人所得稅只占公共財政收入的6%左右，所以按孩子抵稅的方式來減少個人所得稅對國家財政影響非常有限。實際上，中國民眾的整體稅賦放在全世界範圍來看都算是比較高的，尤其是相對於民眾享受到的公共福利來說更是如此。
因此，降低稅賦並補貼家庭應該是財富再分配的基本方向。長期來看，對孩子的補貼本質上是對於本國人力資源，也就是未來的投資。相對於當下普遍“過剩”的中國經濟來說，投資于人力資源恰恰是回報最高的選擇。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美國稅改法案也自然引起了中國社會的特別關注；該法案會對中美經濟互動產生何種影響以及中國是否也需要減稅成為財經界的熱點話題。
不久前，美國國會參眾兩院通過了自1986年以來美國最大規模的稅改法案。根據該法案，美國聯邦企業所得稅率將從35%降至21%；而個人所得稅的大部分稅率也有所下降，其最高稅率從39.6%降至37%。
梁建章認為，應對美國減稅方案的最好方式，就是減免養育家庭的個人所得稅。這樣短期可以提振中國的內需，長期有利於提升過低的生育率，進而維持中國的人力資源優勢。
目前中國老齡化還只是剛剛開始，補貼生育在財政上還可以承擔。但如果錯過當前時機，隨著人口老齡化的進一步加劇，屆時維持社會正常運轉的財力都可能捉襟見肘，更遑論去補貼沒有短期收益的養育事業了。
此外，未來10年，處於育齡高峰期的女性將減少40%左右，再加上全面二孩實施導致的生育堆積釋放結束，如果不大力鼓勵生育，中國的年出生人口將以每年減少30萬到80萬的速度雪崩，最終威脅中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因此，在財力上大力扶助生育正當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