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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承認GDP注水的省份會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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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較真的財經觀察者, 大概都曾被中國的經濟資料困擾過。

文/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每年這個時候, 都是國家統計局存在感最強的日子, 也是他們最鬧心的日子。

不信你看:

中國的統計資料、統計核算制度並不因為有一些地方、一些企業、一些單位的資料真實性存在一定問題而受影響。

——國統局局長寧吉喆, 2018/1/18

中國GDP核算有扎實的、準確的基礎資料, 有制度、體制和機制保障, 中間不存在有人干預或者修改資料的可能。

——國統局前局長王保安, 2016/1/19

近兩年已經陸續查處了若干起在統計上弄虛作假的案例。

希望各個地區, 都按照中央的要求科學評價發展成果, 不單以GDP論英雄。

——國統局前局長馬建堂, 2014/1/20

每年年初舉行的上一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佈會, 原本是“見證奇跡的時刻”, 為什麼歷任局長總要提這些掃興的事?

因為中外媒體偏偏抓著同一個問題不放——這些資料真不真?

局長們的內心也是無法可說的, 每年都有那麼幾個地方不爭氣, 曝出統計失真等問題, 授人以柄。

今年是內蒙與天津。

而且根據多家媒體和券商研報的預測, 兩地只是一個開始。

這麼巧, 你也被經濟資料玩過?

如果你是一個有點較真的財經觀察者, 無論是高校經濟學專業的學生, 還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裡的大佬, 那你大概率曾因中國的經濟資料而困擾。

或是資料可疑, 或是資料缺失, 或是統計口徑和國際接不上, 總之讓人想捶牆。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每年都有媒體問局長:為什麼中國各省區域生產總值加和, 不等於全國GDP總量?

2017年各省數據未出;2016年各省加和是78萬億, 全國GDP是74萬億, (都未計入港澳臺)差出一個大規模經濟刺激計畫。

對此, 局長的解釋是, 中國的統計制度是分級核算, 工業聯網直報, 農業抽樣調查, 服務業採用電商等資料, 所以全國資料不是各地加出來的, 一地造假也不會影響總量的真實。

可是不僅各省加和大於全國,

一省之內, 各市加和也大於全省。

印象最深的就是遼寧。

2017年6月, 小巴曾做過一期瀋陽與大連的城市對比, 當時要查經濟資料, 發現兩地尚未發佈2016年統計公報。

國家級公報2月發佈, 省級公報3月發佈, 省內外其他城市, 再怎麼拖遝, 4—5月也發佈了各自資料。 然而,瀋陽和大連並沒有。

當年年初,遼寧省長陳求發首次對外確認,遼寧所轄市縣,在2011年—2014年存在財政資料造假,“我們頂著面子上難看的壓力,認真地擠壓水分,2015年夯實了財政收據,2016年以來努力夯實其他經濟資料。”

擠水分嘛,總是不易,瀋陽和大連又在全國的聚光燈下,難以自處,其實很好理解。

可是分析還要繼續,於是我翻出兩地的市人大會報告,幸好上面提到了預計地區生產總值,瀋陽是6712億,大連是8150億。

新的問題隨之而來,這兩個資料加上其他城市的產值,比遼寧省經濟總量高出2700億……

無可奈何的小巴,決定仍然採信這兩個資料(也別無選擇),同時在備註中說明情況。

成文之後,發佈之前,隨手翻查,意外發現,遼寧統計局官網的局長信箱裡,靜靜地躺著一份回復,回答一位高校學生,2016年遼寧各市GDP初步核算資料。

那個無人問津的角落裡寫著,瀋陽5460億,大連6730億,恰好抹平了和全省總量的差距,而這一資料不見於任何公開報告。

那一刻,我覺得數據在玩我,遼寧在玩我。

此刻,再次查詢發現,瀋陽直到9月、大連直到11月才發佈統計公報,資料恰如局長信箱。

我仍然覺得他們在玩我。

自曝注水,下一個是誰?

2017年,遼寧自曝;同年,中央巡視組查出,吉林和內蒙古經濟資料造假。

2018年,截至目前,內蒙古和天津自曝。

內蒙古核減2016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2900億,占全部工業增加值的40%。天津濱海新區核減2016年地區生產總值,從10002億至6654億,幅度約為33%。

網友調侃,濱海新區變成了“賓每新區”。

在此之前,濱海新區簡直是全國(資料)明星,2016年率先實現萬億產值,經濟總量佔據天津過半,直接把天津拉升到中國大陸人均GDP最高的省級行政區。

然而,早在去年討論時,就有很多天津讀者表示,經濟資料和日常感知相去甚遠。註冊地在天津的三家獨角獸企業,實際都是北京企業的關聯公司;而天津的某些國企,也有左手倒右手做大營收的嫌疑。

此刻問題曝光,只想說誠不我欺。

那為什麼地方政府撲通撲通都跳出來了呢?

一是,十九大報告強調,從高速增長轉向高品質發展,不再唯GDP論,這是中央給地方發了一張“我全都清楚,你坦白沒事”的保命牌。

二是,地方領導集中換屆,新任官員沒必要為前任吹下的牛皮負責,還不如一擠到底,為今後的實際經濟增長讓出空間。

三是,營改增之後,原歸地方的營業稅變成了中央和地方分成的增值稅,虛報產值意味著要自己貼錢上繳中央財稅,這個牛皮吹起來肉疼。

四是,去年6月中央深改組通過了《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改革方案》,以後各省經濟核算不再由省級統計局負責,而是國家和地方共同完成。等到國家統計局親自查出問題,性質可就變了哦。

四層激勵之下,各地相繼自曝注水。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拭目以待,誰是下一個,乃至下下個。

統計,國之重器

唐初的人口冊是極完密的。戶口冊叫籍,同樣須造三份,一本存縣,一本送州,一本呈戶部。政府的租調,全都以戶籍為根據。賬則是壯丁冊,在今年即預定明年課役的數目,這是庸的根據。唐制每歲一造賬,三歲一造籍。

這樣大的一個國家,普遍經常地調查登記改動校對,絲毫不能有疏忽與模糊。

唐代很快便走上了太平治安富足強盛的光明時代,那時人不免感到小小漏洞是無關大體的。……然而這些便是此後租庸調製(唐代稅賦制度)失敗的最大原因。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回顧中國歷史,中央對地方的管束力衰弱,往往始於統計制度的失效。誰掌握了更多資訊,誰就掌握了博弈的主導權,因此統計乃國之重器。

這個道理,如今的中央政府不可能不懂。

所以,你看,上面的每一項舉措,都透著一股恩威並濟的勸誡意味:我都放下GDP了,你怎麼還抱著?你給我真實,我給你真實的力量。

圍觀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圍觀他們對於資訊不對稱的拉鋸,大概是中國的財經觀察者在困擾之外,難得的樂趣吧。

本篇作者 | 木有藥師 | 當值編輯 | 李夢清

責編 | 鄭媛眉 | 主編 |魏丹荑 | 圖片來源 |視覺中國

然而,瀋陽和大連並沒有。

當年年初,遼寧省長陳求發首次對外確認,遼寧所轄市縣,在2011年—2014年存在財政資料造假,“我們頂著面子上難看的壓力,認真地擠壓水分,2015年夯實了財政收據,2016年以來努力夯實其他經濟資料。”

擠水分嘛,總是不易,瀋陽和大連又在全國的聚光燈下,難以自處,其實很好理解。

可是分析還要繼續,於是我翻出兩地的市人大會報告,幸好上面提到了預計地區生產總值,瀋陽是6712億,大連是8150億。

新的問題隨之而來,這兩個資料加上其他城市的產值,比遼寧省經濟總量高出2700億……

無可奈何的小巴,決定仍然採信這兩個資料(也別無選擇),同時在備註中說明情況。

成文之後,發佈之前,隨手翻查,意外發現,遼寧統計局官網的局長信箱裡,靜靜地躺著一份回復,回答一位高校學生,2016年遼寧各市GDP初步核算資料。

那個無人問津的角落裡寫著,瀋陽5460億,大連6730億,恰好抹平了和全省總量的差距,而這一資料不見於任何公開報告。

那一刻,我覺得數據在玩我,遼寧在玩我。

此刻,再次查詢發現,瀋陽直到9月、大連直到11月才發佈統計公報,資料恰如局長信箱。

我仍然覺得他們在玩我。

自曝注水,下一個是誰?

2017年,遼寧自曝;同年,中央巡視組查出,吉林和內蒙古經濟資料造假。

2018年,截至目前,內蒙古和天津自曝。

內蒙古核減2016年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2900億,占全部工業增加值的40%。天津濱海新區核減2016年地區生產總值,從10002億至6654億,幅度約為33%。

網友調侃,濱海新區變成了“賓每新區”。

在此之前,濱海新區簡直是全國(資料)明星,2016年率先實現萬億產值,經濟總量佔據天津過半,直接把天津拉升到中國大陸人均GDP最高的省級行政區。

然而,早在去年討論時,就有很多天津讀者表示,經濟資料和日常感知相去甚遠。註冊地在天津的三家獨角獸企業,實際都是北京企業的關聯公司;而天津的某些國企,也有左手倒右手做大營收的嫌疑。

此刻問題曝光,只想說誠不我欺。

那為什麼地方政府撲通撲通都跳出來了呢?

一是,十九大報告強調,從高速增長轉向高品質發展,不再唯GDP論,這是中央給地方發了一張“我全都清楚,你坦白沒事”的保命牌。

二是,地方領導集中換屆,新任官員沒必要為前任吹下的牛皮負責,還不如一擠到底,為今後的實際經濟增長讓出空間。

三是,營改增之後,原歸地方的營業稅變成了中央和地方分成的增值稅,虛報產值意味著要自己貼錢上繳中央財稅,這個牛皮吹起來肉疼。

四是,去年6月中央深改組通過了《地區生產總值統一核算改革方案》,以後各省經濟核算不再由省級統計局負責,而是國家和地方共同完成。等到國家統計局親自查出問題,性質可就變了哦。

四層激勵之下,各地相繼自曝注水。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拭目以待,誰是下一個,乃至下下個。

統計,國之重器

唐初的人口冊是極完密的。戶口冊叫籍,同樣須造三份,一本存縣,一本送州,一本呈戶部。政府的租調,全都以戶籍為根據。賬則是壯丁冊,在今年即預定明年課役的數目,這是庸的根據。唐制每歲一造賬,三歲一造籍。

這樣大的一個國家,普遍經常地調查登記改動校對,絲毫不能有疏忽與模糊。

唐代很快便走上了太平治安富足強盛的光明時代,那時人不免感到小小漏洞是無關大體的。……然而這些便是此後租庸調製(唐代稅賦制度)失敗的最大原因。

——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

回顧中國歷史,中央對地方的管束力衰弱,往往始於統計制度的失效。誰掌握了更多資訊,誰就掌握了博弈的主導權,因此統計乃國之重器。

這個道理,如今的中央政府不可能不懂。

所以,你看,上面的每一項舉措,都透著一股恩威並濟的勸誡意味:我都放下GDP了,你怎麼還抱著?你給我真實,我給你真實的力量。

圍觀中央與地方的博弈,圍觀他們對於資訊不對稱的拉鋸,大概是中國的財經觀察者在困擾之外,難得的樂趣吧。

本篇作者 | 木有藥師 | 當值編輯 | 李夢清

責編 | 鄭媛眉 | 主編 |魏丹荑 | 圖片來源 |視覺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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