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圖書館何陋之有

一座“悅讀之城”， 一個“書香中國”， 大概足以讓新時代鐫刻上更激越、更樂觀的烙印。 今年1月1日起， 我國《公共圖書館法》正式開始施行， 為日益龐大的公共圖書館事業提供了基本遵循。

如果說， 政府投建是公共圖書館“自上而下的生長方式”， 那麼， 民間設立則是公共圖書館更多元、更豐富的存在方式。

資料顯示， 目前我國縣級以上政府設立的公共圖書館達到3153個， 館藏總量達9億多冊， 年流通人數從2012年的4億多增長到2016年的近7億。 有人擔心， 在地標性公共圖書館越來越像龐大的文化綜合體的今天、在手機APP支撐的碎片化閱讀的當下，

民間圖書館還有存在的意義嗎？這個問題， 其實類似於公有制與混合所有制經濟的關係。 財政投入的圖書館， 體現的是公共責任， 是職能作為；而民間建設的圖書館則是必要補充， 是有益存在。

公共圖書館法總則明確提出：“國家鼓勵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自籌資金設立公共圖書館。 ”並且要求“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積極調動社會力量參與公共圖書館建設， 並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給予政策扶持。 ”這些規定的背後， 是制度安排對民間圖書館的認可。 追根溯源下去， 無非三個原因：第一， 地標式圖書館固然高大上且輻射長遠， 但總有其“半徑”所觸及不到的地方。 尤其在農村等基層， 指望村民跋山涉水去縣城看本書，

總有點過於牽強。 第二， 民間圖書館靈便輕巧， 根植基層、了然民情， 更懂得民眾閱讀的“痛點”與剛需， 在流動性不強的熟人社會， 更有號召力與說服力。 第三， 各地財力懸殊， 在精准扶貧是時代命題的當下， 指望圖書館事業由公共財政一肩挑， 顯然是“地方不能承受之重”。 鼓勵社會力量、整合社會資源， 圖書館才能真正百花齊放。

當然， 從歷史上說， 中國鄉賢文化中的私人藏書館， 亦是文化傳承中的重要一環。 比如安徽的安慶藏書樓、江蘇無錫的大公圖書館等， 繁盛如斯， 裨益長遠。 即便是今天， 比如山西省祁縣昭余鎮豐澤村村民權勇的文化大院， 不僅收藏了兩萬多冊書， 還藏有1600部電影拷貝、3000余張電影海報。 這些從歷史縱深走來、向遼闊未來走去的民間圖書館，

是浩蕩華夏文化中的驛站， 是圖書館文化史中的璀璨之光。

因地制宜的民間圖書館， 在身邊， 在眼前， 或在聽春雨的小樓上， 或在賣杏花的古巷間。 它們也許並不顯眼， 甚至陋室幾間， 卻有著文化的韌勁和張力， 生生不息， 源遠流長。 《公共圖書館法》不僅承認了它們的存在， 更給其制度化保護。 眼下要做的， 一是把保護與關愛落實到實實在在的物質支持上；二是創設更好的便利環境， 讓更多社會力量在圖書館事業中有所作為、大有作為。

地標之外， 圖書館還有更多的“打開方式”。 這些多元而豐富的存在方式， 說到底， 是閱讀文化詩意棲居的現實家園。 （作者 鄧海建）

(責編：孫一凡、魏炳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