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 聖潔高遠， 曠世獨立。 數百年來， 無數西方人前赴後繼， 卻難以企及。
一百年前， 一位法國女子卻喬裝成藏族朝聖者，
她就是亞歷山大莉婭·大衛·妮爾， 法國著名東方學家、漢學家、探險家， 一位神話般的傳奇人物。
大衛·妮爾1868年10月24日生於法國巴黎的郊區聖的曼德。
她在童年時代就有一種與常人不同的性格，
在此期間， 她學習塞涅卡、斯多葛與伊壁鳩魯派哲學， 酷愛音樂和舞蹈， 尤為勒克魯斯輿地學著作所吸引。
1888年她寫成了自己的處女作《為了生活》。 此書怒斥了當時的剝削制度， 號召人民起來反抗。 1969年， 在法國那場波瀾壯闊的學潮中， 她又重版了此書， 為人民的反抗運動歡呼。
大衛·妮爾為了能赴遠東探險， 1888年前往倫敦。
在那裡， 她遇到了美國著名民族學家、原始社會歷史學家和進化論的代表人物摩爾根的夫人， 並被介紹參加了倫敦的“最高神智學會”。
在此期間， 她學習了英文和梵文。 此後， 她從師於當時法國著名的印度學、中國學家烈維和福科， 接觸到了西藏的經典， 在梵文學、神秘學、秘傳學諸領域中取得了很大成績。
1889年她受洗成為基督教加爾默羅修會的會士。 同時， 她還對吉美博物館中收藏的佛教壁畫產生了極大興趣，
這一切， 都為她終生的科學研究與探險奠定了方向。 大衛·妮爾從1891年起， 開始了她終生漂泊的旅行生活。
她先在錫蘭和印度學習佛教經典， 特別是吠檀多派教理， 並於1893年首次到達印度與中國西藏的邊境， 並初覽西藏的山川風貌。
1910年8月， 大衛·妮爾開始赴遠東旅行， 直到1925年才返回歐洲。 她遍游錫蘭、印度、錫金， 並于己於1912年產能力月到達大吉嶺， 準備進入西藏。
1916年7月， 她進入西藏， 並在日喀則受到了班禪喇嘛的召見， 從此就與班禪堪布廳特別是與班禪母親保持著密切聯繫。 班禪母親每年都送給她一頂鹿皮帽子和親手繡花的氈靴。但當她到達聶當後，當時英國駐錫金的官吏貝爾以未經英國人的允許而入藏為由，限她14天內離開大吉嶺。
1921年，妮爾在其義子庸登喇嘛的陪同下喬裝進入西藏腹地，歷盡艱辛終於到達了拉薩，深入西藏腹地修行。
藏族人與陌生人相遇，經常會問起對方來自哪裡。但這樣日常的問話也會讓妮爾感到緊張，歐洲人的身份讓她對這一問題很敏感。一次途中，他們正在路旁的一個山洞準備用餐，路過的一位貴婦女停在他們面前，詢問他們來自哪裡。“我們是來自庫庫諾爾（青海湖）北部牧場的蒙古牧民”。“你們是夷人（外國人）嗎？”貴婦人打量了她後不禁問道。妮爾只能以大笑來擺脫這一問題，一旁的庸登擔心露了馬腳，站起來向貴婦人展示自己真正的蒙古人面貌，並強調她是他的母親。可能是她的外貌出賣了她，儘管她煞費苦心地想裝扮成藏族人，但她畢竟不是藏族人。這次經歷讓大衛-妮爾更加注意自己的化裝，他們也再不說自己的家鄉在庫庫淖爾，而改成了更南邊的拉蔔楞。
1921年6月，在大衛-妮爾剛要進入西藏大門時，便被邊境崗哨的士兵認出是歐洲人而被囚禁。
這次牢獄之苦讓她開始對自己的歐洲人特徵進行化裝掩飾。一路上，她裝扮成一位貧窮的老婦人，用可哥粉、鍋灰塗黑自己白皙的皮膚，用墨炭擦拭自己的手指，頭髮也用墨汁染黑，並編織了犛牛毛，旅行也常選擇在遠離人群的時間和地點進行。
但這一切精心地準備和打算還是不時出現紕漏，讓兩人陷入危險的境地。有一次是在大衛-妮爾去河邊洗刷煮茶的小鍋時，忘記自已不久前在手上抹的鍋灰了，手一入水，鍋灰被沖走，雪白的皮膚露了出來。旁邊站著的兩個女孩子在嘀咕著她是不是夷人，不然皮膚怎麼那麼白。
但藏族人對外國人的概念並不明確，他們把外國人稱為“藍眼睛”、“俄勒斯”、“英吉哇”、“白眼人”等，他們並沒有多少機會能看到真正的外國人，只是大衛-妮爾奇特的五官，白皙的皮膚與藏人明顯相異而引起了他們的懷疑。所以當這些人中有些人挑釁他們是外國人時，還有人自認為見多識廣地為他們辯護，說他們是蒙古人。大衛-妮爾迅速地用鍋灰掩蓋住暴露的皮膚，與庸登離開了大家的視線。這一次也有驚無險！最終他們還是很幸運地渡過了雅魯藏布江，到達江達。並從那裡沿著舊有的驛道到達了拉薩——這座大衛-妮爾魂牽夢縈的聖地之城，完成了她的朝聖之旅，成為第一位進入拉薩的歐洲女子。
自由地穿行於神秘的波域，在外國人從未進入過的帕隆藏布江上游地區步行探險，令妮爾和她的義子感到從未有過的自豪。他們身背行囊，沒有嚮導，沒有幫手，在隆冬的青藏高原成功地翻越無數陡峻的山嶺，躲過無數哨卡的監視，與迷信而心懷叵測的土著人周旋。
這一切的勝利，都使他們感到後面路途的自在與輕鬆。沒有人規定他們抵達拉薩的時間，他們就像一對無所事事的閒人在帕隆藏布江流域兩岸漫步，時而逸出正路之外遊蕩，時而為了一片罕見的景色佇足留連，時而還會興致勃勃地為迷信而粗獷的土著居民提供宗教上的幫助。
至於傳說中的食人生番，他們沒有見到；但土匪是有的，他們也遇見了不少，大多是一些村民和牧民在遠離自己村莊的偏僻道路上，順便發一點意外之財而已。
一般來說，劫道的土匪都不會殺人，出於西藏人心靈中根深蒂固的佛教教義，他們都很尊重生命，除非是醉酒，否則對殺生都非常猶豫。
妮爾在途中曾拔出手槍，嚇跑了兩個肆無忌憚的小毛賊；也曾在半夜裡假裝通靈，阻止了想翻她的行囊的莊園主人。但是遇到真正的土匪，是在通往工部江達的那貢和易貢的山區。
好在他們前面有一支由30多個紮巴組成的寺廟朝聖隊伍，這些剽悍的紮巴們與土匪一共進行了兩次正面交鋒，最後以土匪們逃之夭夭而結束。
然而，他們最危險的一次與土匪遭遇，結局卻充滿了喜劇色彩。那個黃昏，他們沿東久河上行，想找一個適合於過夜的地方。妮爾走在前面，突然出現在森林裡的7名波巴人，讓她立刻感到了危險。
好在她滿臉愁苦不堪，一付貧窮的朝聖者的模樣，讓這些人並未在意便輕鬆地放她走了過去。
但是，就在她慶倖自己再一次蒙混過關之時，回頭卻看見庸登不合適宜地停下來，掏出錢來向這幾個人買一些糌粑。
“母親，他們搶了我兩個盧比！”這點錢雖然算不了什麼，但是，另一名土匪顯然對同伴的成功心生嫉妒，他的手已經伸到庸登背上的行囊上。形勢變得非常嚴峻。她身上藏著的手槍，根本不可能在這麼近的距離對付那7名波巴人的長刀。
庸登的行囊裡有一些來自外國的、波巴人不認識的東西，誰知道他們搜完行囊後還會不會搜身？那些貼身藏著的金銀會讓他們萬劫不復的！就在這一刹那間，靈感從天而降。妮爾像一個迅速進入角色的偉大演員，立即在這個荒僻的鄉村舞臺上表演了一場聲嘶力竭的悲劇——她突然淚流滿面，放聲大哭起來：天哪！這兩個盧比是我的全部財產啊！到拉薩的路那麼遠，我們可怎麼活命啊！這兩個盧比是神錢啊，是一個死去母親的村民供養給我的喇嘛兒子的啊！
因為這兩個盧比，她的母親才得以超生，行囊裡的麵粉、酥油、一點肉和這些錢，只有喇嘛才有權擁有啊！現在，你們這些不信佛的外道竟敢剝奪喇嘛的這一切，神一定會懲罰你們這些邪惡的人……妮爾完全進入了角色，哭鬧的級別也越來越高。
她開始祈求她所知道的所有最令人恐怖的佛教大神來了！在西藏，一般的世俗之人連它們的名字也絕不敢提及的。
念這些名字對妮爾來說，一點也不困難。現在，那些吉祥天母啊、畏怖金剛啊、坐在帶血的人皮鞍子上的野馬女神啊、吃人肉喝腦漿的大力魔王啊、掛人頭項璉和骸骨念珠的閻羅王啊、踩著人屍跳舞的大力神啊……所有的忿怒本尊全都來，懲罰這些不敬佛菩薩的壞人吧！就在妮爾為自己的表演天才而暗自得意、甚至感動不已的時候，四周的天地萬物也似乎被一起感動了。
突然間，森林昏暗下來，一陣涼風透過樹林吹到遠處的灌木叢中，一些神秘而淒慘的聲音從遠處山谷由遠而近地傳來，一霎間佈滿了整片荒野，讓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一種神秘而未知的威脅。連妮爾自己也忍不住打了一個寒顫，被自己製造的氛圍驚呆了！很快，那7個波巴人便被一種內在的恐懼嚇癱了。
好半天，其中一個人才畏畏縮縮地向妮爾走來，用一種謙卑的聲音說：“不要埋怨我們了，母親！這是您的兩個盧比。不要再哭了，不要再更多地詛咒我們了，我們不是壞人。我們尊重宗教和喇嘛，現在，我們只想平安無恙地返回各自的家鄉……那裡距此尚有6天的路程，必須翻過一個住有惡魔的山口……給您，拿走您的兩個盧布吧，讓慈悲的喇嘛為我們祝福吧。”
妮爾的怒氣消了，庸登也祝福了這7個“可憐”的波巴人。雖然她有時還想再一次欣賞自己的表演天才，但一直走到拉薩，也沒有土匪再給她提供這種表演的機會。到達拉薩的時候，正好是藏族的新年，到處都沉浸在節日嘈雜的歡樂之中。他們在荒僻孤寂的旅途中行走了4個月，初來乍到，對這一切世俗的熱鬧已經很不習慣了。
她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輪回，那些崢嶸歲月，滄桑往事都燒錄在這位老人的皺紋裡，西藏一直是她縈繞心頭的緣。
1960年10月24日，大衛-妮爾在她98歲生日時親筆寫下了“我應該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那樣死去該多麼美好啊！意境是多麼的美啊！”
1969年9月8日，這位傳奇的法國女藏學家在她101歲生日前與世長辭，完滿的劃上了她那一百年傳奇人生的句號。
生命因冒險而豐富多彩，因痛苦而深沉厚重，那些旅途中經歷過的磨難變成了蚌殼裡的珍珠，成了人生最寶貴的財富，也只有體會過痛苦磨難的人才能明白人生的真諦。
大衛-妮爾在經歷旅途艱難時，一直用一首富有哲理的小詩安慰自己：活著就是一種幸福，只有那些飽受過折磨的人才能無所憂慮！
1921年，妮爾在其義子庸登喇嘛的陪同下喬裝進入西藏腹地，歷盡艱辛終於到達了拉薩，深入西藏腹地修行。
藏族人與陌生人相遇，經常會問起對方來自哪裡。但這樣日常的問話也會讓妮爾感到緊張，歐洲人的身份讓她對這一問題很敏感。一次途中，他們正在路旁的一個山洞準備用餐，路過的一位貴婦女停在他們面前，詢問他們來自哪裡。“我們是來自庫庫諾爾（青海湖）北部牧場的蒙古牧民”。“你們是夷人（外國人）嗎？”貴婦人打量了她後不禁問道。妮爾只能以大笑來擺脫這一問題，一旁的庸登擔心露了馬腳，站起來向貴婦人展示自己真正的蒙古人面貌，並強調她是他的母親。可能是她的外貌出賣了她，儘管她煞費苦心地想裝扮成藏族人，但她畢竟不是藏族人。這次經歷讓大衛-妮爾更加注意自己的化裝，他們也再不說自己的家鄉在庫庫淖爾，而改成了更南邊的拉蔔楞。
1921年6月，在大衛-妮爾剛要進入西藏大門時，便被邊境崗哨的士兵認出是歐洲人而被囚禁。
這次牢獄之苦讓她開始對自己的歐洲人特徵進行化裝掩飾。一路上，她裝扮成一位貧窮的老婦人，用可哥粉、鍋灰塗黑自己白皙的皮膚，用墨炭擦拭自己的手指，頭髮也用墨汁染黑，並編織了犛牛毛，旅行也常選擇在遠離人群的時間和地點進行。
但這一切精心地準備和打算還是不時出現紕漏，讓兩人陷入危險的境地。有一次是在大衛-妮爾去河邊洗刷煮茶的小鍋時，忘記自已不久前在手上抹的鍋灰了，手一入水，鍋灰被沖走，雪白的皮膚露了出來。旁邊站著的兩個女孩子在嘀咕著她是不是夷人，不然皮膚怎麼那麼白。
但藏族人對外國人的概念並不明確，他們把外國人稱為“藍眼睛”、“俄勒斯”、“英吉哇”、“白眼人”等，他們並沒有多少機會能看到真正的外國人，只是大衛-妮爾奇特的五官，白皙的皮膚與藏人明顯相異而引起了他們的懷疑。所以當這些人中有些人挑釁他們是外國人時，還有人自認為見多識廣地為他們辯護，說他們是蒙古人。大衛-妮爾迅速地用鍋灰掩蓋住暴露的皮膚，與庸登離開了大家的視線。這一次也有驚無險！最終他們還是很幸運地渡過了雅魯藏布江，到達江達。並從那裡沿著舊有的驛道到達了拉薩——這座大衛-妮爾魂牽夢縈的聖地之城，完成了她的朝聖之旅，成為第一位進入拉薩的歐洲女子。
自由地穿行於神秘的波域，在外國人從未進入過的帕隆藏布江上游地區步行探險，令妮爾和她的義子感到從未有過的自豪。他們身背行囊，沒有嚮導，沒有幫手，在隆冬的青藏高原成功地翻越無數陡峻的山嶺，躲過無數哨卡的監視，與迷信而心懷叵測的土著人周旋。
這一切的勝利，都使他們感到後面路途的自在與輕鬆。沒有人規定他們抵達拉薩的時間，他們就像一對無所事事的閒人在帕隆藏布江流域兩岸漫步，時而逸出正路之外遊蕩，時而為了一片罕見的景色佇足留連，時而還會興致勃勃地為迷信而粗獷的土著居民提供宗教上的幫助。
至於傳說中的食人生番，他們沒有見到；但土匪是有的，他們也遇見了不少，大多是一些村民和牧民在遠離自己村莊的偏僻道路上，順便發一點意外之財而已。
一般來說，劫道的土匪都不會殺人，出於西藏人心靈中根深蒂固的佛教教義，他們都很尊重生命，除非是醉酒，否則對殺生都非常猶豫。
妮爾在途中曾拔出手槍，嚇跑了兩個肆無忌憚的小毛賊；也曾在半夜裡假裝通靈，阻止了想翻她的行囊的莊園主人。但是遇到真正的土匪，是在通往工部江達的那貢和易貢的山區。
好在他們前面有一支由30多個紮巴組成的寺廟朝聖隊伍，這些剽悍的紮巴們與土匪一共進行了兩次正面交鋒，最後以土匪們逃之夭夭而結束。
然而，他們最危險的一次與土匪遭遇，結局卻充滿了喜劇色彩。那個黃昏，他們沿東久河上行，想找一個適合於過夜的地方。妮爾走在前面，突然出現在森林裡的7名波巴人，讓她立刻感到了危險。
好在她滿臉愁苦不堪，一付貧窮的朝聖者的模樣，讓這些人並未在意便輕鬆地放她走了過去。
但是，就在她慶倖自己再一次蒙混過關之時，回頭卻看見庸登不合適宜地停下來，掏出錢來向這幾個人買一些糌粑。
“母親，他們搶了我兩個盧比！”這點錢雖然算不了什麼，但是，另一名土匪顯然對同伴的成功心生嫉妒，他的手已經伸到庸登背上的行囊上。形勢變得非常嚴峻。她身上藏著的手槍，根本不可能在這麼近的距離對付那7名波巴人的長刀。
庸登的行囊裡有一些來自外國的、波巴人不認識的東西，誰知道他們搜完行囊後還會不會搜身？那些貼身藏著的金銀會讓他們萬劫不復的！就在這一刹那間，靈感從天而降。妮爾像一個迅速進入角色的偉大演員，立即在這個荒僻的鄉村舞臺上表演了一場聲嘶力竭的悲劇——她突然淚流滿面，放聲大哭起來：天哪！這兩個盧比是我的全部財產啊！到拉薩的路那麼遠，我們可怎麼活命啊！這兩個盧比是神錢啊，是一個死去母親的村民供養給我的喇嘛兒子的啊！
因為這兩個盧比，她的母親才得以超生，行囊裡的麵粉、酥油、一點肉和這些錢，只有喇嘛才有權擁有啊！現在，你們這些不信佛的外道竟敢剝奪喇嘛的這一切，神一定會懲罰你們這些邪惡的人……妮爾完全進入了角色，哭鬧的級別也越來越高。
她開始祈求她所知道的所有最令人恐怖的佛教大神來了！在西藏，一般的世俗之人連它們的名字也絕不敢提及的。
念這些名字對妮爾來說，一點也不困難。現在，那些吉祥天母啊、畏怖金剛啊、坐在帶血的人皮鞍子上的野馬女神啊、吃人肉喝腦漿的大力魔王啊、掛人頭項璉和骸骨念珠的閻羅王啊、踩著人屍跳舞的大力神啊……所有的忿怒本尊全都來，懲罰這些不敬佛菩薩的壞人吧！就在妮爾為自己的表演天才而暗自得意、甚至感動不已的時候，四周的天地萬物也似乎被一起感動了。
突然間，森林昏暗下來，一陣涼風透過樹林吹到遠處的灌木叢中，一些神秘而淒慘的聲音從遠處山谷由遠而近地傳來，一霎間佈滿了整片荒野，讓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一種神秘而未知的威脅。連妮爾自己也忍不住打了一個寒顫，被自己製造的氛圍驚呆了！很快，那7個波巴人便被一種內在的恐懼嚇癱了。
好半天，其中一個人才畏畏縮縮地向妮爾走來，用一種謙卑的聲音說：“不要埋怨我們了，母親！這是您的兩個盧比。不要再哭了，不要再更多地詛咒我們了，我們不是壞人。我們尊重宗教和喇嘛，現在，我們只想平安無恙地返回各自的家鄉……那裡距此尚有6天的路程，必須翻過一個住有惡魔的山口……給您，拿走您的兩個盧布吧，讓慈悲的喇嘛為我們祝福吧。”
妮爾的怒氣消了，庸登也祝福了這7個“可憐”的波巴人。雖然她有時還想再一次欣賞自己的表演天才，但一直走到拉薩，也沒有土匪再給她提供這種表演的機會。到達拉薩的時候，正好是藏族的新年，到處都沉浸在節日嘈雜的歡樂之中。他們在荒僻孤寂的旅途中行走了4個月，初來乍到，對這一切世俗的熱鬧已經很不習慣了。
她經歷了一個世紀的輪回，那些崢嶸歲月，滄桑往事都燒錄在這位老人的皺紋裡，西藏一直是她縈繞心頭的緣。
1960年10月24日，大衛-妮爾在她98歲生日時親筆寫下了“我應該死在羌塘，死在西藏的大湖畔或大草原上。那樣死去該多麼美好啊！意境是多麼的美啊！”
1969年9月8日，這位傳奇的法國女藏學家在她101歲生日前與世長辭，完滿的劃上了她那一百年傳奇人生的句號。
生命因冒險而豐富多彩，因痛苦而深沉厚重，那些旅途中經歷過的磨難變成了蚌殼裡的珍珠，成了人生最寶貴的財富，也只有體會過痛苦磨難的人才能明白人生的真諦。
大衛-妮爾在經歷旅途艱難時，一直用一首富有哲理的小詩安慰自己：活著就是一種幸福，只有那些飽受過折磨的人才能無所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