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一條
每天一條獨家原創視頻
紀錄片導演黃惠偵，
讀書只到小學三年級，
非科班出身， 沒有資金， 帶著孩子，
拍同性戀母親， 拍了18年。
母親洪月女， 一個不帥的T，
20歲嫁給只見過一次面的男人，
被家暴， 被侮辱， 帶兩個孩子逃離家庭。
相比男人， 溫柔貼心的女朋友才是母親的歸宿。
兩代人在同一屋簷下生活了40年，
卻像陌生人一樣， 見面連個招呼都懶得打。
飯桌兩旁是兩個世界， 彼此關心， 渴望靠近，
卻找不到對的方式， 合適的理由。
有人說這部紀錄片講了女權、家暴、性侵，
甚至揭露了社會階層的不平等。
黃惠偵卻說：“這是關於我們家的故事，
我只是希望透過拍片的過程，
讓母親更理解我， 讓我能夠靠近她， 認識她。 ”
2017年， 這部叫作《日常對話》的紀錄片
橫掃各大國際紀錄片電影節。
柏林電影節泰迪熊最佳紀錄片，
澳大利亞國際紀錄片節最佳紀錄片，
西班牙馬德里國際同志影展最佳紀錄片，
香港華語紀錄片節長片組最佳紀錄片，
臺北電影節最佳紀錄片，
美國萬花筒影展最佳紀錄片，
被它通通包攬。
這是紀錄片的導演黃惠偵。
這位長者是黃惠偵的母親，
也是這部紀錄片的主角——洪月女。
這是一部值得認真觀看的紀錄片，
每個人都可以在片中找到自己。
不懂得處理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
不擅長表達內心對愛的渴望。
愛不應該是奢求，
愛應該是日常對話中最微妙的存在。
看完今天的文章，
記得對自己最親的人說：“我愛你”。
自述 黃惠偵編輯 東甯
我的媽媽是同性戀
從我有記憶以來， 我就一直知道， 媽媽有很要好的女朋友。
11歲之前， 我其實從來不知道有一個詞叫做同性戀。 直到兩個長輩在我旁邊聊天說， 她媽是喜歡女生， 是同性戀， 是不正常的。
到那一刻， 我才第一次發覺， 原來喜歡同性這件事情， 好像不是一件大家認為對的事情。
後來， 我就特別留意電視新聞或者節目上有沒有出現女同志、女同性戀這幾個字。 到書店裡頭去找一些書， 想要知道到底什麼叫做女同性戀。
當時是1985年， 臺灣社會對於同志沒有那麼的友善。 我試著去找書來看的時候， 只會在一個架位上找到， 叫做醫療。書裡都說，同志是一種精神疾病，一種心理疾病。同志上電視、上新聞報導一定是負面的。
一個孩子看到這些媒體的呈現，就好像同志是一個罪犯。
我很難去面對這一切，因為心裡頭始終有個聲音在告訴我，媽媽不變態。那個聲音會越來越小，越來越小。心裡頭其實很難過，因為當沒有辦法認同自己的母親，這個帶你來到世界上的人，某種程度也很難認同自己。
媽媽的女朋友幫她刮痧
其實排除掉外界社會告訴我的，從小到大我媽媽是一個同志這件事情，帶給我最大的困擾有兩個。
一個是我一直認為我媽的女朋友就是我的情敵。我媽向來跟她的小孩就不怎麼親近，她的閒置時間，都是拿來陪女朋友。
然後年紀再大一點，十三四歲看起來就像個大人了，就會擔心，人家會不會以為我是我媽的女朋友。我媽媽就不是我喜歡的類型，如果她是一個帥T，我覺得我可能還能接受。
所以對一個孩子來說，我的困擾不太是外界想像的那個樣子。不會因為媽媽的同志身份覺得丟臉。那些讓我覺得我媽作為一個女同志是件丟臉的事情，是外界的“權威”灌輸給我的。
在拍攝期間，有過兩次的受邀，一次是到一個公聽會上去討論同志能不能結婚，能不能生小孩，我就答應了。後來得到的回復是，主辦方不希望我去。
他們認為光是我的存在，姑且不論我要在現場說什麼，就會讓反對（同性戀婚姻合法）的那一方感覺不舒服。另外一個也是類似的場合。
總之被拒絕的過程，真的覺得很荒謬。原來，作為一個少數存在的人群，我光是存在這件事情，就已經讓那些人不舒服了。
有些人不想要正視它，不想要看見，那我就是要拍一個紀錄片讓你看到，我們就是活生生地存在。
媽媽的女朋友們
她自己的官方說法是交過十幾個女朋友，我也不曉得到底多少個。有一個從小到大就認識的長輩說她的女朋友不只十幾個，她只是不好意思講。
有一個我印象特別深，她跟我們一起生活了八年左右，二十出頭我們都叫她媽咪了。
她個子很高，大概170公分，瘦瘦的，是戲曲演員，演小旦，就是很美、很嬌媚、很柔弱，走路輕飄飄的。
我媽對她特別好。她們到茶館喝茶，會磕瓜子花生這些茶點。我媽跟她喝茶，一定會幫她把瓜子殼給咬開來，瓜子肉拿出來放在她面前。然後她可以翹著腳，一小片一小片放到嘴裡頭，她完全不用去磕瓜子。
然後對比我跟我妹妹，坐在旁邊，兩個小人就要自己磕瓜子，啃得稀巴爛，瓜子肉也碎掉，但是我媽從來不管我們。
對比於男性，我媽相對懂得女性想什麼。我媽的女朋友都說，她除了一張嘴，什麼都不會。然後她會幫女生做一些比較貼心的事，比如說幫她手洗內衣。
獨立拍攝18年
1998年開始拍攝《日常對話》，那個時候20歲，當時最強大的動機是憤怒，對於一個年輕的生命來說，有非常非常多的憤怒。對自己，對家庭，對父母，還包括對這個社會的憤怒。
後來到2012年，拍了十多年，自己終於也成為媽媽之後，拍攝最大的動力不是當初的憤怒了，而是希望很純粹地去改變一個對你來說很重要的人。然後你那麼地渴望能夠靠近她，認識她。
我需要她改變，即便結果是大吵一架。我們明明住在一起，房間就對門那麼靠近，但是你卻覺得你跟她是處在一個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怎麼樣都沒有辦法靠近。
2014年之前，我都是一個人拍，所以鏡頭裡其實不太有我。到2014年終於找到了資金，有了團隊，有了一個攝影師，可以幫我很多忙。
我一直都帶著孩子工作。有幾個場景，都是用一種很奇怪的姿勢在拍。因為要避免孩子進入現場。像有一幕我媽坐在後陽臺，我用一隻腳頂著後陽臺的門，然後用一種很奇怪的姿勢拿著攝影機去拍我媽媽那一段的談話。
在最一開始拍的時候，其實沒有真正想過我自己也在故事裡頭。思考怎麼樣去講一個故事的時候，才決定說，我也要在裡面。因為這始終不是一個我媽媽的故事，這是一個關於我們之間的故事，關於我們家的故事。
一場重要的餐桌對話
我覺得我跟我媽媽那一場餐桌的對談，肯定是改變我們關係很關鍵的一場對話。
在我成為媽媽之前，心裡頭肯定會有怨言，會有恨。我不理解為什麼。如果媽媽真的愛我，她不會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備註：導演黃惠偵小時候和爸爸一起住時，爸爸會要求她一起睡，並對她進行性侵行為。但當時母親沒有察覺。後來因為父親賭博、家暴，母親帶著她和妹妹逃離。一直到這場餐桌對話，這件事才被提起。）
當自己做了媽媽之後才突然明白，媽媽就不是一個完人，也有極限。
我要做那樣一場對話，不是要去指責她當年為什麼沒有做到應盡的保護我的責任和義務。我是希望讓她知道，經過這麼多年之後，我找到了一個理解這些事情的方式，而且我已經能夠比較坦然地跟它相處了。
我希望我媽媽也能把這件事情，從她的心裡頭或者是肩膀上給卸下來。
這件事曾讓我們兩個人帶著猜測和想像，跟對方相處。我會猜測說：我媽可能不愛我。我媽認為說：我女兒應該是討厭我，因為我沒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後來才明白，我們之間曾經有堵牆，把這件事情給講出來之後，那道牆就被敲毀了。
看完片子，媽媽變溫柔了
我媽看了兩次片子，兩次首映我都帶她去。因為她是這部電影最重要的觀眾。
她第一次看片子的那個晚上，那天我特別緊張，因為全世界最重要的觀眾要來看這個電影，緊張到一整天都吃不下飯。
那天回到家晚上十點多，她一進門就先到廚房，洗手做羹湯。重點是她做完飯之後，把飯菜端出來時，講話是輕聲細語很溫柔的。
這件事情也沒什麼大不了，因為她對她女朋友都這樣，但她從來不這樣對她的小孩。可是那天之後，她都是用這種很溫柔的方式在跟我講話，維持了一個月。
另外一個就是，過去我媽總認為她的人生是那麼不堪、不幸。但電影完成後，她發現自己的人生居然可以用一種看起來還挺有美感的方式呈現。
我們的人生
其實現在回頭看，媽媽的人生要說殘忍也不是太殘忍，因為我發現好多人，好多她那樣年代的女性都有相似的經歷。
作為一個女性，一個長在貧窮農村的女孩子，你不會有受到教育、得到知識的權利。所以我媽她十三四歲就已經離開家，到城市裡頭工作，因為要幫忙賺錢養家。
然後再大一點，不只是家人期待她，整個社會都認為一個女孩子，到一個年紀一定要結婚。
我媽媽當時跟我父親只見過一次面，第二次見面他們就變成夫妻了，然後就生了小孩。她從來沒有想過要進入婚姻，要生小孩，因為這不是她想要的人生。
進入婚姻之後，媽媽又遇到了一個很愛賭博，不愛工作，還會家暴的先生。我媽媽一直認為她遭遇的這些事情，她自己都覺得很羞恥。
而我的人生呢？小學三年級之後，我再也沒進學校讀書。
我在20歲之前的學習方式，是完全沒有系統可言的。其實就是能接觸到什麼，就從裡頭去學習。比如說，我媽媽有個朋友的小孩跟我年紀差不多，她的小孩升了一個年級，不要的教科書就帶來給我們看。
後來，我就在電視臺裡頭，有線電視第四台，看了很多很多的電影。
我6歲開始就跟我媽一起工作，所以我身邊都是大人。我也跟那些大人學一些東西，學習怎麼相處，怎麼應對。
一直到我20歲，我要學紀錄片的那一年，剛好臺灣正在發起一個成人教育的運動。它不是體制內的教育，不限年紀、不限學歷，只要你是成年人就可以去上學。
我去的那一所社大，主要的成員都在做社會運動。後來跟他們一起工作，被迫必須在工作中不斷地學習，才有辦法跟上大家。再後來，我開始拍紀錄片。
觀眾握著我的手說“謝謝”
讓我一度驚訝的是，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地區，有著不同文化的觀眾朋友，在看完這部電影之後，給的回饋是很相似的。
很多觀眾看完電影，會來一直握住我的手。他們通常第一句話都會先說：謝謝，謝謝你把你們家的故事分享出來。在臺灣有兩個年輕女孩子，看完電影就在影院外頭跟我說話，整整掉眼淚掉了三十分鐘。
他們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跟家人之間溝通的困難，關係上的困難。
我們向來習慣說，家醜不可外揚，這些事情你不會對外人講。可是你永遠不去談論它，不去面對它，一直藏在心裡頭，是很受傷的。
我特別感謝這部電影的觀眾，因為他們在看完電影之後，都給我媽媽很好的回饋。
他們會告訴我媽，謝謝你把你的故事分享出來。作為一個在那樣的年代成長的女同志，你經歷這些事情很辛苦，我們都看見，我們都理解。
觀眾講了很多的體己話。那些話，其實應該是我跟我妹妹來說的，我們作為她的家人、作為她的小孩，應該要對她說的話。
我也會跟媽媽說，你完全不需要為你經歷的這些事情感到羞恥，做錯事的不是你。但她以前不太能聽進去，她覺得，這只是一個安慰。
可是當她從兩三百個觀眾的口中，可能八輩子不會跟她扯上關係的陌生人口中聽到這樣的話，我覺得是有影響她的。
她在改變她觀看、理解自己的生命的態度。她發現，原來把她經歷的這些事講出來，大家不會指責，不會來告訴你，你應該要躲起來；反而來告訴你，謝謝你講出來，因為你講出來後，帶給了我們一些力量，帶給我們思考。
點視頻，觀看黃惠偵和同性戀媽媽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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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我們：
發起人孫春光 學歷：天津大學電子資訊工程本科、保送通信與資訊系統碩士 。
現擔任全國工商聯民辦教育出資者商會EMBA聯盟專委會秘書長；北京左右逢源創業投資有限公司合夥人；愛投（ITOU）高管會創始發起人；IT高管會創始發起人
叫做醫療。書裡都說，同志是一種精神疾病，一種心理疾病。同志上電視、上新聞報導一定是負面的。一個孩子看到這些媒體的呈現，就好像同志是一個罪犯。
我很難去面對這一切，因為心裡頭始終有個聲音在告訴我，媽媽不變態。那個聲音會越來越小，越來越小。心裡頭其實很難過，因為當沒有辦法認同自己的母親，這個帶你來到世界上的人，某種程度也很難認同自己。
媽媽的女朋友幫她刮痧
其實排除掉外界社會告訴我的，從小到大我媽媽是一個同志這件事情，帶給我最大的困擾有兩個。
一個是我一直認為我媽的女朋友就是我的情敵。我媽向來跟她的小孩就不怎麼親近，她的閒置時間，都是拿來陪女朋友。
然後年紀再大一點，十三四歲看起來就像個大人了，就會擔心，人家會不會以為我是我媽的女朋友。我媽媽就不是我喜歡的類型，如果她是一個帥T，我覺得我可能還能接受。
所以對一個孩子來說，我的困擾不太是外界想像的那個樣子。不會因為媽媽的同志身份覺得丟臉。那些讓我覺得我媽作為一個女同志是件丟臉的事情，是外界的“權威”灌輸給我的。
在拍攝期間，有過兩次的受邀，一次是到一個公聽會上去討論同志能不能結婚，能不能生小孩，我就答應了。後來得到的回復是，主辦方不希望我去。
他們認為光是我的存在，姑且不論我要在現場說什麼，就會讓反對（同性戀婚姻合法）的那一方感覺不舒服。另外一個也是類似的場合。
總之被拒絕的過程，真的覺得很荒謬。原來，作為一個少數存在的人群，我光是存在這件事情，就已經讓那些人不舒服了。
有些人不想要正視它，不想要看見，那我就是要拍一個紀錄片讓你看到，我們就是活生生地存在。
媽媽的女朋友們
她自己的官方說法是交過十幾個女朋友，我也不曉得到底多少個。有一個從小到大就認識的長輩說她的女朋友不只十幾個，她只是不好意思講。
有一個我印象特別深，她跟我們一起生活了八年左右，二十出頭我們都叫她媽咪了。
她個子很高，大概170公分，瘦瘦的，是戲曲演員，演小旦，就是很美、很嬌媚、很柔弱，走路輕飄飄的。
我媽對她特別好。她們到茶館喝茶，會磕瓜子花生這些茶點。我媽跟她喝茶，一定會幫她把瓜子殼給咬開來，瓜子肉拿出來放在她面前。然後她可以翹著腳，一小片一小片放到嘴裡頭，她完全不用去磕瓜子。
然後對比我跟我妹妹，坐在旁邊，兩個小人就要自己磕瓜子，啃得稀巴爛，瓜子肉也碎掉，但是我媽從來不管我們。
對比於男性，我媽相對懂得女性想什麼。我媽的女朋友都說，她除了一張嘴，什麼都不會。然後她會幫女生做一些比較貼心的事，比如說幫她手洗內衣。
獨立拍攝18年
1998年開始拍攝《日常對話》，那個時候20歲，當時最強大的動機是憤怒，對於一個年輕的生命來說，有非常非常多的憤怒。對自己，對家庭，對父母，還包括對這個社會的憤怒。
後來到2012年，拍了十多年，自己終於也成為媽媽之後，拍攝最大的動力不是當初的憤怒了，而是希望很純粹地去改變一個對你來說很重要的人。然後你那麼地渴望能夠靠近她，認識她。
我需要她改變，即便結果是大吵一架。我們明明住在一起，房間就對門那麼靠近，但是你卻覺得你跟她是處在一個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怎麼樣都沒有辦法靠近。
2014年之前，我都是一個人拍，所以鏡頭裡其實不太有我。到2014年終於找到了資金，有了團隊，有了一個攝影師，可以幫我很多忙。
我一直都帶著孩子工作。有幾個場景，都是用一種很奇怪的姿勢在拍。因為要避免孩子進入現場。像有一幕我媽坐在後陽臺，我用一隻腳頂著後陽臺的門，然後用一種很奇怪的姿勢拿著攝影機去拍我媽媽那一段的談話。
在最一開始拍的時候，其實沒有真正想過我自己也在故事裡頭。思考怎麼樣去講一個故事的時候，才決定說，我也要在裡面。因為這始終不是一個我媽媽的故事，這是一個關於我們之間的故事，關於我們家的故事。
一場重要的餐桌對話
我覺得我跟我媽媽那一場餐桌的對談，肯定是改變我們關係很關鍵的一場對話。
在我成為媽媽之前，心裡頭肯定會有怨言，會有恨。我不理解為什麼。如果媽媽真的愛我，她不會讓這樣的事情發生。（備註：導演黃惠偵小時候和爸爸一起住時，爸爸會要求她一起睡，並對她進行性侵行為。但當時母親沒有察覺。後來因為父親賭博、家暴，母親帶著她和妹妹逃離。一直到這場餐桌對話，這件事才被提起。）
當自己做了媽媽之後才突然明白，媽媽就不是一個完人，也有極限。
我要做那樣一場對話，不是要去指責她當年為什麼沒有做到應盡的保護我的責任和義務。我是希望讓她知道，經過這麼多年之後，我找到了一個理解這些事情的方式，而且我已經能夠比較坦然地跟它相處了。
我希望我媽媽也能把這件事情，從她的心裡頭或者是肩膀上給卸下來。
這件事曾讓我們兩個人帶著猜測和想像，跟對方相處。我會猜測說：我媽可能不愛我。我媽認為說：我女兒應該是討厭我，因為我沒阻止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後來才明白，我們之間曾經有堵牆，把這件事情給講出來之後，那道牆就被敲毀了。
看完片子，媽媽變溫柔了
我媽看了兩次片子，兩次首映我都帶她去。因為她是這部電影最重要的觀眾。
她第一次看片子的那個晚上，那天我特別緊張，因為全世界最重要的觀眾要來看這個電影，緊張到一整天都吃不下飯。
那天回到家晚上十點多，她一進門就先到廚房，洗手做羹湯。重點是她做完飯之後，把飯菜端出來時，講話是輕聲細語很溫柔的。
這件事情也沒什麼大不了，因為她對她女朋友都這樣，但她從來不這樣對她的小孩。可是那天之後，她都是用這種很溫柔的方式在跟我講話，維持了一個月。
另外一個就是，過去我媽總認為她的人生是那麼不堪、不幸。但電影完成後，她發現自己的人生居然可以用一種看起來還挺有美感的方式呈現。
我們的人生
其實現在回頭看，媽媽的人生要說殘忍也不是太殘忍，因為我發現好多人，好多她那樣年代的女性都有相似的經歷。
作為一個女性，一個長在貧窮農村的女孩子，你不會有受到教育、得到知識的權利。所以我媽她十三四歲就已經離開家，到城市裡頭工作，因為要幫忙賺錢養家。
然後再大一點，不只是家人期待她，整個社會都認為一個女孩子，到一個年紀一定要結婚。
我媽媽當時跟我父親只見過一次面，第二次見面他們就變成夫妻了，然後就生了小孩。她從來沒有想過要進入婚姻，要生小孩，因為這不是她想要的人生。
進入婚姻之後，媽媽又遇到了一個很愛賭博，不愛工作，還會家暴的先生。我媽媽一直認為她遭遇的這些事情，她自己都覺得很羞恥。
而我的人生呢？小學三年級之後，我再也沒進學校讀書。
我在20歲之前的學習方式，是完全沒有系統可言的。其實就是能接觸到什麼，就從裡頭去學習。比如說，我媽媽有個朋友的小孩跟我年紀差不多，她的小孩升了一個年級，不要的教科書就帶來給我們看。
後來，我就在電視臺裡頭，有線電視第四台，看了很多很多的電影。
我6歲開始就跟我媽一起工作，所以我身邊都是大人。我也跟那些大人學一些東西，學習怎麼相處，怎麼應對。
一直到我20歲，我要學紀錄片的那一年，剛好臺灣正在發起一個成人教育的運動。它不是體制內的教育，不限年紀、不限學歷，只要你是成年人就可以去上學。
我去的那一所社大，主要的成員都在做社會運動。後來跟他們一起工作，被迫必須在工作中不斷地學習，才有辦法跟上大家。再後來，我開始拍紀錄片。
觀眾握著我的手說“謝謝”
讓我一度驚訝的是，來自不同國家、不同地區，有著不同文化的觀眾朋友，在看完這部電影之後，給的回饋是很相似的。
很多觀眾看完電影，會來一直握住我的手。他們通常第一句話都會先說：謝謝，謝謝你把你們家的故事分享出來。在臺灣有兩個年輕女孩子，看完電影就在影院外頭跟我說話，整整掉眼淚掉了三十分鐘。
他們在其中看到了自己，看到了自己跟家人之間溝通的困難，關係上的困難。
我們向來習慣說，家醜不可外揚，這些事情你不會對外人講。可是你永遠不去談論它，不去面對它，一直藏在心裡頭，是很受傷的。
我特別感謝這部電影的觀眾，因為他們在看完電影之後，都給我媽媽很好的回饋。
他們會告訴我媽，謝謝你把你的故事分享出來。作為一個在那樣的年代成長的女同志，你經歷這些事情很辛苦，我們都看見，我們都理解。
觀眾講了很多的體己話。那些話，其實應該是我跟我妹妹來說的，我們作為她的家人、作為她的小孩，應該要對她說的話。
我也會跟媽媽說，你完全不需要為你經歷的這些事情感到羞恥，做錯事的不是你。但她以前不太能聽進去，她覺得，這只是一個安慰。
可是當她從兩三百個觀眾的口中，可能八輩子不會跟她扯上關係的陌生人口中聽到這樣的話，我覺得是有影響她的。
她在改變她觀看、理解自己的生命的態度。她發現，原來把她經歷的這些事講出來，大家不會指責，不會來告訴你，你應該要躲起來；反而來告訴你，謝謝你講出來，因為你講出來後，帶給了我們一些力量，帶給我們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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