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曾大力提倡儒學，為什麼卻無疾而終？

作者/郭振羽

南洋理工大學終身名譽教授、新躍社科大學學術顧問

新加坡于1965年“揮淚”獨立。 面對在逆中求存的諸種挑戰， 包括失業、住房、交通、醫藥、教育設施等等問題， 舉國上下， 勵精圖治， 努力解決基本問題。 在工業化政策下， 很快實現初段經濟起飛；同時進行都市重建， 提供平民化的公共住宅以及基本交通設施， 初步滿足了國民衣食住行的需求。 到了70年代後期， 新加坡已經躋身“新興工業國”之列， 平均國民所得在亞洲位居第二， 僅次於日本， 可算是個小康社會了。

但是由於早期建國歷程偏重經濟發展，

忽視精神和文化建設， 在高速工業化和都市化的過程中， 許多社會組織和文化傳統受到衝擊， 諸種社會問題的自覺”， 陳榮捷談“朱子與道統”， 都可說是成一家之言。 在討論時， 狄百瑞和陳鼓應都對儒家倫理提出批評， 也有些年輕學者尖銳發言， 看得出來已經可以容許不同聲音。 君子和而不同， 老夫子地下有知， 當撚須含笑。

百篇論文當然參差不齊， 老調重彈者有之， 言之無物者有之， 還有些是借題發揮。 不過能百花齊放， 終究是好事。

我的論文排在會議第二天（9月2日）上午。 題目是很平淡的《新加坡推廣儒家倫理的社會背景和社會條件》。 在鋪天蓋地文史哲學者的論文之中， 這應該是會議中唯一從社會學觀點討論儒家倫理運動的論文。

我的論文主要從新加坡70年代出現的集體道德焦慮出發， 分析之後產生的道德危機意識， 領導層乃啟動社會運動作為對應。 這個過程類似人類學者華萊士(A. Wallace)所稱的“再生運動”(Revitalization Movement）;為了避免誤會， 我稱之為“文化再生運動”。 以中國為例， 清末有康梁變法， 國府時期有“新生活運動”；韓國有“新民運動”；臺灣也曾努力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在中學教授“中國文化基本課程”。 不論成功與否， 這都是應對社會道德危機的“文化再生運動”。

我分析了在新加坡推動儒家倫理的有利條件， 包括華族傳統中的儒家價值觀， 儒家倫理的非宗教性， 入世而不排外， 東亞四小龍崛起， 以及政府全力支援；但是也指出其局限性和面對的挑戰，

包括他族同胞的疑慮， 華族內部的分歧， 儒家思想的政治化等。 對於推廣儒家倫理運動的前景和成效， 我語帶保留， 指出這場社會運動是否會達到目標， “還言之過早”。 我認為這是一場社會實驗；這套新的倫理體系是否可以在新加坡這個現代社會生根， 成為“新傳統”的一部分， 要決定於這套儒家倫理與現存的政治、經濟、文化與社會體系之間是否契合相融。

我報告之後收到不少回應。 不少人指出就在新加坡當局熱積極推動儒家倫理運動， 運動正達高潮之際， 還有如此不合調的保留聲音， 覺得甚為“清新”（refreshing）。 還記得陳鼓應私下回應說他一向對新加坡帶批判態度， 沒想到我可以以此方式表達不同看法， “這樣他們也不能不同意你的分析了”。

第二天聯合早報和海峽時報都有相當篇幅報導， 內容完整， 都強調我有關“社會實驗”觀點。 （只是早報報導用了“社會試驗”， 應是筆誤。 ）

這個社會實驗的結果， 沒想到在三年之後就揭曉了。

新加坡儒家倫理雖然是政府全力推展的文化再生運動的重點所在，

到底還是中學道德教育的一部分， 是宗教課程之外的一個選項。 而1984年啟動宗教課程之後， 卻造成各個宗教彼此排斥， 以至於引發潛在的宗教摩擦。 -- 正是社會學所說的“預料之外的後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而當局苦苦經營的儒家倫理， 選修學生比例不足20%， 學生反映課程內容太難， 看來長期下來無以為繼。

在轟轟烈烈曲阜之會後不過三年， 教育部在無預警的情況下， 於1990年宣佈停止中學道德教育課程。 當局沒有多做解釋， 因之有人稱之為“無疾而終”。 1991年1月， 該部發表《共同價值觀白皮書》， 提出各族人民都能接受的“五大共同價值觀”， 並據以設計一套新的公民道德教材， 取代原有的宗教課程和儒家倫理。

新提出的“五大共同價值觀”包括: “國家至上， 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社會關懷，尊重個人；求同存異，避免衝突；種族和諧，宗教寬容。” 可以看出其核心精神仍然是儒家倫理。經過幾年的實驗，教育當局終於體會到不必以儒家之名，仍然可以推行儒家倫理。

至於企圖透過宗教課程推動道德教育，在新加坡多元社會結構下，則是弊大於利。學生還沒有由宗教課程中提升道德修養，卻先在各自宗教信仰中，排斥外教，加深了宗教之間的矛盾。在此情況下，不得不迅速叫停。這算是場失敗的實驗。

教育政策既已改變，東亞哲學研究所也隨之轉型，自1991年起全面停止了儒家思想研究，各方儒學學者紛紛回歸故里。1992年，兩年之後，“東亞哲學研究所”正式改組改名為“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稱為Institute of East Asian of Political Economy (IEAPE),巧妙的保留了部分原有簡寫IEAP（Institute of EastAsian Philosophy）。

同年，我應邀到哈佛大學參加一場“文化中國”學術研討會，就以新加坡這場社會實驗發表論文，我稱之為一場“未完成的再生運動”。

至此，上個世紀80年代由政府主導的那場文化再生運動正式走入歷史。

1990年代之後，有關儒學的活動和研究轉以民間團體為主導，包括南洋孔教會、新加坡儒學會、南洋學會、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喜耀文化學會等。由於社會大環境所限，參加者年紀偏高，影響有限。1980年代推展儒學的盛況，只能留在歷史中，此情可待成追憶了。

本文原題《回顧30年前的一場“文化再生運動” 兼記1987年曲阜儒學大會》，發表於2018年1月第34期的《怡和世紀》。 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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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社會關懷，尊重個人；求同存異，避免衝突；種族和諧，宗教寬容。” 可以看出其核心精神仍然是儒家倫理。經過幾年的實驗，教育當局終於體會到不必以儒家之名，仍然可以推行儒家倫理。

至於企圖透過宗教課程推動道德教育，在新加坡多元社會結構下，則是弊大於利。學生還沒有由宗教課程中提升道德修養，卻先在各自宗教信仰中，排斥外教，加深了宗教之間的矛盾。在此情況下，不得不迅速叫停。這算是場失敗的實驗。

教育政策既已改變，東亞哲學研究所也隨之轉型，自1991年起全面停止了儒家思想研究，各方儒學學者紛紛回歸故里。1992年，兩年之後，“東亞哲學研究所”正式改組改名為“東亞政治經濟研究所”，稱為Institute of East Asian of Political Economy (IEAPE),巧妙的保留了部分原有簡寫IEAP（Institute of EastAsian Philosophy）。

同年，我應邀到哈佛大學參加一場“文化中國”學術研討會，就以新加坡這場社會實驗發表論文，我稱之為一場“未完成的再生運動”。

至此，上個世紀80年代由政府主導的那場文化再生運動正式走入歷史。

1990年代之後，有關儒學的活動和研究轉以民間團體為主導，包括南洋孔教會、新加坡儒學會、南洋學會、新加坡亞洲研究學會、喜耀文化學會等。由於社會大環境所限，參加者年紀偏高，影響有限。1980年代推展儒學的盛況，只能留在歷史中，此情可待成追憶了。

本文原題《回顧30年前的一場“文化再生運動” 兼記1987年曲阜儒學大會》，發表於2018年1月第34期的《怡和世紀》。 感謝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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