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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稅改動了浙商乳酪?

剛剛過去的2017年12月, 特朗普政府的《減稅與就業法案》幾經波折後,在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得到通過, 被稱為美國30多年來最為重大的稅法改革。 如今, “稅改法案”已經實施半個月, 與美國國內輿論的炸鍋沸騰所不同, 國內企業界顯得悄無聲息。

然而, 對於美國稅改對浙江企業的影響, 省委省政府和相關部門一直十分關注。 近日, 導報記者走訪多家企業和業內專家, 就美國稅改對浙江以及本省企業的影響進行了調查。

回顧:美國稅改, 改了什麼?

根據美國國會聯合稅收委員會報告, 稅改後, 聯邦收入在未來10年內將減少1.45萬億美元。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黃立新說, 這一減稅規模對當今任何一個經濟體來講都是一個不小的數字, 但這是10年減稅的總數字, 平均到每年實際減稅約1450億美元(約為9600億元人民幣)。 是1986年10月美國總統雷根簽署《稅制改革法案》31年後,

美國新一輪大規模減稅舉措。

關於稅改的目的, 特朗普曾說, 稅改立法將為美國經濟注入 “火箭燃料”。 他預計, 稅改的立法將可令經濟在目前3%的增長率基礎上飛躍, “我認為我們將達到4%、5%, 甚至最終可以達到6%。 ”

影響:美國“淘金夢”再次滋生?

那麼, 美國稅改是否影響浙江企業利益?在最近浙江省商務廳舉行的一場座談會中, 多家與美國貿易往來密切的浙江企業現身說法。

在美國設立銷售中心並主要售往沃爾瑪等零售店的浙江泰普森休閒用品有限公司相關負責人認為, 稅改將對美國本土品牌的利好較大, 其在美國的競爭對手可能會通過打價格戰等促銷方式提升其產品競爭力, 爭奪更多的本土市場份額。

浙江春風動力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國設立了全資子公司, 負責向美國銷售公司自主品牌的全地形摩托, 之前美國子公司一直繳納企業最低替代稅(AMT)。 企業負責人表示, 鑒於稅改方案可以較大減輕企業負擔, 待方案通過後, 計畫在美國新設更多的銷售公司。

浙江大華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在40多個國家設有子公司, 其中美國的子公司分佈在美國加州、波士頓和德克薩斯州, 以往因為美國的企業所得稅是“屬人”徵收, 海外收入也需依據美國稅法繳納所得稅, 所以浙江大華在設計股權架構時, 海外其他國家的子公司不作為美國公司的子公司, 此次稅改方案提出美國母公司控股10%的海外子公司匯回免稅, 因此, 可以考慮將美國子公司提升為一個地區總部,

將周邊部分子公司納入美國子公司管理, 統一進行利潤歸集, 對應對匯率風險和改善公司現金流有較大好處。

杭州伯恒進出口有限公司服務的一家蕭山LED企業計畫將裝配廠的最後一道工序轉移到海外倉, 除了考慮到此次減稅利好外, 按照規定, 裝配完成度在25%以上的產品可以標示“美國製造”, 提高了開拓美國市場的能力, 同時半成品出口所繳納的進口關稅相比成品降低1.5個百分點, 進一步降低了產品成本。

伯恒在美國紐約設立的子公司專營公共海外倉, 目前為省內70多家企業提供倉儲和物流服務。 企業反映, 紐約子公司雇傭的倉庫工人工資平均22美元/小時, 年收入約4.5萬美元, 稅改方案對收入10萬美元以下的員工降稅效果明顯。

稅改政策實施後, 海外倉運營公司將大大節省企業所得稅(約10%-15%)和個人所得稅, 在伯恒公司參與北美海外倉服務的浙江跨境電商企業將大幅度降低海外倉儲和轉運服務費用, 提高跨境電商企業的競爭優勢。

浙江中大新力經貿有限公司與多家出口美國的浙江企業有業務往來, 其負責人章新蒂告訴導報記者, 目前來看或許時間太短, 美國稅改對合作企業影響並未顯現, 公司將密切關注這些企業的變化和體會。

深一度:美國挖大坑, 搶人才、

搶資本, 咱要積極應對!

美國稅改對浙企來說有利有弊, 然而, 專家觀點認為, 美國稅改對浙江乃至浙江企業造成衝擊是必然的, 必須有所對策。

“浙江是外貿大省,美國又是浙江最大出口市場之一。”浙江工商大學浙商研究院副院長、浙江省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楊軼清認為,美國的一舉一動都可能對浙江形成明顯的“蹺蹺板效應”,尤其是此次歷史性稅改,浙江可能會是國內受衝擊最大的省份之一。而且,受影響的不僅僅是浙江的出口企業。由於稅改帶來美國經營成本下降,省內企業可能去美國投資,本來投資浙江的外資企業也可能轉道去美國投資。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溫州乃至全省的不少民企,近年成本不僅沒降低,而且還在不斷上升,利潤已經薄如刀片,經不起風浪衝擊。”周德文認為,民間資本有著逐利本性,稅改後美國企業競爭力更強,也更具投資吸引力。“美國稅改對國內政府部門來說是一個重要的信號。”

浙商研究會BOSS智庫專家、物產集團研究院院長胡小平也認為,美國稅改選擇了“本國優先”的政策,使得當地投資環境更好,機會更多。對於中國政府來講,應繼續在原有營改增、減稅的基礎上,調整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靈活調稅機制,從而提高企業和個人的投資欲望。

楊軼清則建議,像浙江這樣的外貿代表性省份,省政府或相關職能部門可以在典型企業進行試點摸底,比如在外貿典型寧波地區、台州地區、金華地區等地設立為期3-6個月的樣本企業進行觀察,選取不同企業類型,以資料定量觀察事態進展,並根據資料影響,做一些針對性對策。屆時,這對浙江乃至全國都具有典型意義。

浙江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把特朗普推動美國史上最大減稅計畫稱為“做了一件靠譜的事”。他認為,今天是全球化社會,稅收是什麼?第一是一個國家競爭能力的獲取,第二是國家跟另外一個國家進行競爭的能力。為什麼很多人把企業搬到新加坡去,為什麼在開曼群島辦一個企業?因為免稅。

“今天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在自己國家挖了一個低窪大坑,吸納的是兩樣東西,第一是人才,第二是資金。這件事情會成為2018年全球最重要的國家之間的競爭。每一個國家都在問自己,美國挖了一個大坑,希望把人才和資本引過去,那我們怎麼辦?我們只能幹一件事,咱家也挖坑!”他還以圖表形式展示2017年世界各國企業總稅負對比圖。“2018年,隨著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所得稅開始下降,全世界的第三大經濟體日本也開始戰略性減稅。”吳曉波如是說。

浙江省商務廳則建議,政府和企業需要持續關注美國稅改後的變化,做好稅改對浙江企業影響的分析,及時出臺應對舉措。比如組織相關部門研究美國稅改對省內經貿的影響,研究稅改帶來的財政赤字對省內經貿的影響,以及是否會有貿易手段和金融手段作用於我國等交易夥伴。與此同時,加快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加快產品升級,提高科技含量,積極打造自主品牌,進一步獲得市場主動權。此外,為進一步應對美國稅改帶來的競爭壓力,應進一步鞏固減稅降費的改革成果。一方面要繼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採取措施降低企業用工成本、土地成本、用電成本、物流成本以及融資成本等直接成本,同時要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從而降低企業的綜合成本。另一方面要積極推進稅制改革,重新審視和完善我國稅制和稅收征管環境,進一步降低企業實際稅負水準,提高我國稅制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必須有所對策。

“浙江是外貿大省,美國又是浙江最大出口市場之一。”浙江工商大學浙商研究院副院長、浙江省浙商研究會執行會長楊軼清認為,美國的一舉一動都可能對浙江形成明顯的“蹺蹺板效應”,尤其是此次歷史性稅改,浙江可能會是國內受衝擊最大的省份之一。而且,受影響的不僅僅是浙江的出口企業。由於稅改帶來美國經營成本下降,省內企業可能去美國投資,本來投資浙江的外資企業也可能轉道去美國投資。

溫州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會長周德文說:“溫州乃至全省的不少民企,近年成本不僅沒降低,而且還在不斷上升,利潤已經薄如刀片,經不起風浪衝擊。”周德文認為,民間資本有著逐利本性,稅改後美國企業競爭力更強,也更具投資吸引力。“美國稅改對國內政府部門來說是一個重要的信號。”

浙商研究會BOSS智庫專家、物產集團研究院院長胡小平也認為,美國稅改選擇了“本國優先”的政策,使得當地投資環境更好,機會更多。對於中國政府來講,應繼續在原有營改增、減稅的基礎上,調整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的靈活調稅機制,從而提高企業和個人的投資欲望。

楊軼清則建議,像浙江這樣的外貿代表性省份,省政府或相關職能部門可以在典型企業進行試點摸底,比如在外貿典型寧波地區、台州地區、金華地區等地設立為期3-6個月的樣本企業進行觀察,選取不同企業類型,以資料定量觀察事態進展,並根據資料影響,做一些針對性對策。屆時,這對浙江乃至全國都具有典型意義。

浙江知名財經作家吳曉波把特朗普推動美國史上最大減稅計畫稱為“做了一件靠譜的事”。他認為,今天是全球化社會,稅收是什麼?第一是一個國家競爭能力的獲取,第二是國家跟另外一個國家進行競爭的能力。為什麼很多人把企業搬到新加坡去,為什麼在開曼群島辦一個企業?因為免稅。

“今天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在自己國家挖了一個低窪大坑,吸納的是兩樣東西,第一是人才,第二是資金。這件事情會成為2018年全球最重要的國家之間的競爭。每一個國家都在問自己,美國挖了一個大坑,希望把人才和資本引過去,那我們怎麼辦?我們只能幹一件事,咱家也挖坑!”他還以圖表形式展示2017年世界各國企業總稅負對比圖。“2018年,隨著全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美國所得稅開始下降,全世界的第三大經濟體日本也開始戰略性減稅。”吳曉波如是說。

浙江省商務廳則建議,政府和企業需要持續關注美國稅改後的變化,做好稅改對浙江企業影響的分析,及時出臺應對舉措。比如組織相關部門研究美國稅改對省內經貿的影響,研究稅改帶來的財政赤字對省內經貿的影響,以及是否會有貿易手段和金融手段作用於我國等交易夥伴。與此同時,加快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加快產品升級,提高科技含量,積極打造自主品牌,進一步獲得市場主動權。此外,為進一步應對美國稅改帶來的競爭壓力,應進一步鞏固減稅降費的改革成果。一方面要繼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採取措施降低企業用工成本、土地成本、用電成本、物流成本以及融資成本等直接成本,同時要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從而降低企業的綜合成本。另一方面要積極推進稅制改革,重新審視和完善我國稅制和稅收征管環境,進一步降低企業實際稅負水準,提高我國稅制在國際上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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