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美的紋章瓷
清乾隆時期廣州工匠製作並進獻宮廷的琺瑯金鼎
人物紋銅胎琺瑯大碗
將在2月1日與觀眾正式見面的廣州博物館全新主體陳列《城標·城史——廣州歷史陳列》是近十年來廣州地區考古挖掘及資料研究工作智慧結晶的集中展示， 也是近十年來廣州博物館文物徵集成果的一次匯展。 這些年， 廣州博物館徵集到了哪些“寶貝”？博物館的專家們說， 從海外徵集的多批近千件清代廣州外銷紋章瓷精品不可不看。 這批新藏品， 讓廣州博物館無論在紋章瓷收藏還是展示研究方面均走在全國前列。
記者在現場看到， 展覽以倉儲式陳列形式展出了精選出的40余件紋章瓷精品， 重現了瑰麗多姿的紋章瓷裝飾藝術，
文/圖：廣州日報全媒體記者卜松竹
紋章瓷需要提前一個貿易季節預定
要弄清楚紋章瓷的來龍去脈， 可能要先熟悉一下清代廣州外貿的歷史。 清廷設立粵海關管理對外貿易， 廣州一度成為對西洋航海國家的唯一貿易口岸。 因“一口通商”政策之利， 廣州成為嶺南的商業中心， 也是世界貿易的樞紐。 清代廣州中外商人齊聚， 中西文明交匯， 各行各業蓬勃發展， 由此帶來了朱樓畫榭連綿不絕、“銀錢堆滿十三行”的盛況。
清朝廣州航線擴展到北美洲、澳大利亞和西歐等地， 形成全球貿易網路， 黃埔港停泊的各國商船日益增多。
當時的黃埔港水面開闊， 水深適宜。 各國商船按週期性季風變化開展貿易， 逐漸形成了固定的貿易線路和通商模式。
每年夏季， 外國商船雲集廣州之時， 也是廣州行商們與外商商討生意的季節。 一般來說， 東印度公司等採購的大宗瓷器， 當季便可備齊， 裝船離港。 但要求特殊的定燒瓷， 則需提前預定， 到下一個貿易季節交易清算。 紋章瓷訂單由船長和大班們親自督辦， 並作為船員被允許攜帶的私人貿易物品經東印度公司商船運返歐洲各地。紋章瓷的燒制，從下訂單到送達歐洲買家手中，長則需兩到三年，短的也需一年有餘。由於紋章瓷屬於特殊定制瓷器，耗工費時，成本高昂，大多成套定制，每套數量不下200件。
在清廷宣佈廣州為一口通商口岸前，外商在廣州定制紋章瓷的做法已經蔚然成風。成千上萬的中國紋章瓷在廣州裝船，漂洋過海，前往歐洲。
廣州“刀仔”和英國“托爾”跨越大洋的緣分
1791年1月24日，英國陸軍中校約翰·查德威克定制的一批紋章瓷在廣州裝船，遠赴英倫。他來自斯塔福德郡一個古老的家族，這個家族曾在18世紀從外族繼承了多處物產。紋章瓷分為兩批定制，一批繪四等分紋章，一批繪六等分紋章。1800年查德威克逝世後，這批紋章瓷由他的孫子繼承。
廣州城內供應瓷器的商人，除了十三行商人外，還有一些“週邊商人”，即中間商。其中一位最著名者被稱作“Syngchong”（鑫行）。這家瓷商提供給歐洲客戶的樣板瓷盤，現在仍保存在倫敦以收藏世界各國工藝品著稱的V&A博物館中。“中國皇后”號運回國內的首批瓷器中，也有他的供貨。
還有一位中文署名為“刀仔”的廣州瓷商或中間商，將自己的名字永遠留在了一張英國送到廣州的訂單和樣板上。根據該訂單繪製的紋章瓷依然存世，並成為目前發現的唯一中英文原始訂單仍然留存的紋章瓷套件。這套紋章瓷是1728年英國克里斯多夫·托爾或他的兄弟湯瑪斯·托爾定制的。兩人均為英國下院議員、皇家稅務總署的審計員，湯瑪斯還曾擔任喬治亞殖民地的理事。紋章使用了塔樓的圖案，是托爾家族姓氏“Tower”的雙關語式表現。他們將自己的紋章繪製在一張牛皮紙上送到廣州。
在語言不通、資訊和交通不發達的時代，將相隔數千里的西方客戶的需求與中國瓷匠的技藝結合在一起，生產出令人滿意的紋章瓷作品，是一個漫長而又充滿變數的過程。就紋章樣板來說，專門的彩繪當然是首選。印章、藏書券也常被用作紋章的繪製樣板。比如，1770年左右，東印度公司艦隊司令約翰·沃特森定制的配菜碟即根據藏書券繪製。這位出身于愛爾蘭的海軍將領家族紋章的原始授予狀至今仍保存在都柏林城堡內。根據這些樣板繪製，有時也會發生小小的錯誤，如將本不是紋章一部分的備註文字繪在紋章中。但總體來看，這種失誤的比例非常小。
數千套紋章瓷從廣州遠赴世界各地
紋章在歐洲的使用大概可以追溯到12世紀，在13、14世紀達到繁榮。它本是一種廣泛印製在盾牌、馬衣、罩袍和旗幟等之上，用於區分戰場和競技場中戰鬥人員的標識。為了達到準確記錄和便於識別區分的功能，紋章從中世紀歐洲世襲性質的個人識別體系，逐漸發展成為一門獨特語言體系的學科。在15世紀以後，隨著火器的逐漸推廣，作為近距離識別標記的紋章原始意義逐漸褪去，但作為代表個人或機構最為美觀、明確的形式，轉化為血統、婚姻和社會地位的標誌，仍然在廣泛運用。如今，去歐洲旅行的遊客，不難在建築、藝術作品、服飾中看到它們的影子。
在中國瓷器尚未大規模進入歐洲之前，歐洲貴族常使用的銀質器皿上就經常飾以紋章，但直到18世紀中國紋章瓷的出現，才令紋章餐具盛極一時。
從目前所知的材料看，16世紀上半葉的葡萄牙王室是中國紋章瓷最早的訂戶。但在1630年以前，中國外銷紋章瓷主要都是青花瓷，並且製作很快陷入了停滯，直到1690年左右才得以復蘇，並在18世紀達到鼎盛。紋章瓷的鼎盛得益於中國瓷器彩繪技術的成熟，以及新航路開闢帶來的海上貿易的繁榮。這讓根據客戶需求大規模、快速生產成為可能。
中國紋章瓷的出現，迎合了歐洲社會中希望彰顯血統、聯盟和凸顯身份來維繫和發展社會關係的需求。繪有個人紋章圖案的成套餐具、茶具、咖啡具及各種裝飾用品，無論在正式還是私人的場合，都具有難以比擬的作用。在一些特殊的喜慶日子，如結婚、晉升等，一套專門定制的紋章瓷，是當時西方社會潮流人士最為喜愛的錦上添花之物。
紋章瓷的裝飾風格、紋樣非常繁多，且變化萬端。“歐洲風”和“中國風”交替引領風騷，代表著不同時代的審美趣味和藝術潮流。19世紀20年代，一種被稱為“廣州玫瑰”的樣式開始興起，並在19世紀80年代盛行一時。這類紋飾一般色彩濃烈，構圖飽滿，繪製繁複，根據紋飾和佈局的不同可以分為“玫瑰團花紋”（廣彩人物花鳥紋）和“玫瑰滿大人紋”（廣彩人物紋）。
在每套數量不少於200件的平均規模之下，英國和講英語的地區定制了超過5000套中國紋章瓷，荷蘭定制600~700套，瑞典定制了300餘套，葡萄牙定制了200餘套，法國和瑞士合計也有300餘套，後期加入的美國則佔據了19世紀的大部分外銷瓷器的市場份額。
(責編：羅娟、高紅霞)
並作為船員被允許攜帶的私人貿易物品經東印度公司商船運返歐洲各地。紋章瓷的燒制，從下訂單到送達歐洲買家手中，長則需兩到三年，短的也需一年有餘。由於紋章瓷屬於特殊定制瓷器，耗工費時，成本高昂，大多成套定制，每套數量不下200件。在清廷宣佈廣州為一口通商口岸前，外商在廣州定制紋章瓷的做法已經蔚然成風。成千上萬的中國紋章瓷在廣州裝船，漂洋過海，前往歐洲。
廣州“刀仔”和英國“托爾”跨越大洋的緣分
1791年1月24日，英國陸軍中校約翰·查德威克定制的一批紋章瓷在廣州裝船，遠赴英倫。他來自斯塔福德郡一個古老的家族，這個家族曾在18世紀從外族繼承了多處物產。紋章瓷分為兩批定制，一批繪四等分紋章，一批繪六等分紋章。1800年查德威克逝世後，這批紋章瓷由他的孫子繼承。
廣州城內供應瓷器的商人，除了十三行商人外，還有一些“週邊商人”，即中間商。其中一位最著名者被稱作“Syngchong”（鑫行）。這家瓷商提供給歐洲客戶的樣板瓷盤，現在仍保存在倫敦以收藏世界各國工藝品著稱的V&A博物館中。“中國皇后”號運回國內的首批瓷器中，也有他的供貨。
還有一位中文署名為“刀仔”的廣州瓷商或中間商，將自己的名字永遠留在了一張英國送到廣州的訂單和樣板上。根據該訂單繪製的紋章瓷依然存世，並成為目前發現的唯一中英文原始訂單仍然留存的紋章瓷套件。這套紋章瓷是1728年英國克里斯多夫·托爾或他的兄弟湯瑪斯·托爾定制的。兩人均為英國下院議員、皇家稅務總署的審計員，湯瑪斯還曾擔任喬治亞殖民地的理事。紋章使用了塔樓的圖案，是托爾家族姓氏“Tower”的雙關語式表現。他們將自己的紋章繪製在一張牛皮紙上送到廣州。
在語言不通、資訊和交通不發達的時代，將相隔數千里的西方客戶的需求與中國瓷匠的技藝結合在一起，生產出令人滿意的紋章瓷作品，是一個漫長而又充滿變數的過程。就紋章樣板來說，專門的彩繪當然是首選。印章、藏書券也常被用作紋章的繪製樣板。比如，1770年左右，東印度公司艦隊司令約翰·沃特森定制的配菜碟即根據藏書券繪製。這位出身于愛爾蘭的海軍將領家族紋章的原始授予狀至今仍保存在都柏林城堡內。根據這些樣板繪製，有時也會發生小小的錯誤，如將本不是紋章一部分的備註文字繪在紋章中。但總體來看，這種失誤的比例非常小。
數千套紋章瓷從廣州遠赴世界各地
紋章在歐洲的使用大概可以追溯到12世紀，在13、14世紀達到繁榮。它本是一種廣泛印製在盾牌、馬衣、罩袍和旗幟等之上，用於區分戰場和競技場中戰鬥人員的標識。為了達到準確記錄和便於識別區分的功能，紋章從中世紀歐洲世襲性質的個人識別體系，逐漸發展成為一門獨特語言體系的學科。在15世紀以後，隨著火器的逐漸推廣，作為近距離識別標記的紋章原始意義逐漸褪去，但作為代表個人或機構最為美觀、明確的形式，轉化為血統、婚姻和社會地位的標誌，仍然在廣泛運用。如今，去歐洲旅行的遊客，不難在建築、藝術作品、服飾中看到它們的影子。
在中國瓷器尚未大規模進入歐洲之前，歐洲貴族常使用的銀質器皿上就經常飾以紋章，但直到18世紀中國紋章瓷的出現，才令紋章餐具盛極一時。
從目前所知的材料看，16世紀上半葉的葡萄牙王室是中國紋章瓷最早的訂戶。但在1630年以前，中國外銷紋章瓷主要都是青花瓷，並且製作很快陷入了停滯，直到1690年左右才得以復蘇，並在18世紀達到鼎盛。紋章瓷的鼎盛得益於中國瓷器彩繪技術的成熟，以及新航路開闢帶來的海上貿易的繁榮。這讓根據客戶需求大規模、快速生產成為可能。
中國紋章瓷的出現，迎合了歐洲社會中希望彰顯血統、聯盟和凸顯身份來維繫和發展社會關係的需求。繪有個人紋章圖案的成套餐具、茶具、咖啡具及各種裝飾用品，無論在正式還是私人的場合，都具有難以比擬的作用。在一些特殊的喜慶日子，如結婚、晉升等，一套專門定制的紋章瓷，是當時西方社會潮流人士最為喜愛的錦上添花之物。
紋章瓷的裝飾風格、紋樣非常繁多，且變化萬端。“歐洲風”和“中國風”交替引領風騷，代表著不同時代的審美趣味和藝術潮流。19世紀20年代，一種被稱為“廣州玫瑰”的樣式開始興起，並在19世紀80年代盛行一時。這類紋飾一般色彩濃烈，構圖飽滿，繪製繁複，根據紋飾和佈局的不同可以分為“玫瑰團花紋”（廣彩人物花鳥紋）和“玫瑰滿大人紋”（廣彩人物紋）。
在每套數量不少於200件的平均規模之下，英國和講英語的地區定制了超過5000套中國紋章瓷，荷蘭定制600~700套，瑞典定制了300餘套，葡萄牙定制了200餘套，法國和瑞士合計也有300餘套，後期加入的美國則佔據了19世紀的大部分外銷瓷器的市場份額。
(責編：羅娟、高紅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