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 習近平同志任河北省正定縣委副書記和書記， 在正定工作了三年多。 習近平同志與幹部群眾打成一片， 走遍了全縣每一個村。
採訪對象：程寶懷， 1936年生， 河北博野人。 1981年任正定縣委副書記， 後任縣長， 1983年任石家莊地區行署副專員。 1997年退休。
采 訪 組：邱然 陳思 黃珊
採訪日期：2017年2月28日
採訪地點：石家莊市翠屏山迎賓館
採訪組：程寶懷同志， 您好！習近平同志上世紀80年代初期來正定工作時， 正是社會逐漸變革、人們思想觀念慢慢扭轉的歷史時期。
程寶懷：上世紀80年代初， 全國正在深入貫徹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 推進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撥亂反正、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等工作， 這是全國全黨實現工作重心轉移的大變革時期。 近平同志來正定的時候， 正定曾發生了一件比較嚴重的事情。 “文革”當中， 正定縣把1200戶城鎮居民下放農村， 他們在農村吃住沒有著落， 子女上不了學。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 這批人天天上訪， 有時堵縣委、縣政府大門， 要求回城安置。 近平同志就是在這樣一個既混亂又醞釀著巨大變革的歷史轉捩點， 來到正定的。
近平同志思想解放、意識超前、博覽群書、善於學習， 做事沉穩、幹練， 膽大心細，
近平同志來後時間不長， 根據正定正好處在省會石家莊市和廣大農村之間， 提出正定應該走“半城郊型”經濟的發展路子。
當時， 我對這個名詞不太理解， 就問他：“‘半城郊型’的內涵是什麼？”
近平同志解釋說， “半城郊型”經濟是一種不完全的城市經濟， 是一個介於城市經濟和一般農村經濟之間的中間型經濟。 正定老城正好位於距離石家莊市15公里的位置上，
從此， 正定就確立了“依託城市、服務城市、打入石市、擠進京津、咬住晉蒙、沖向全國”的經濟發展思路。 為了讓這個發展思路表達得更加形象和具體， 近平同志又提出了“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長、補其所短、應其所變”的二十字經濟發展方針。 他提出走“半城郊型”經濟發展路子之後， 正定縣大力開展多種經營， 大搞農工商， 很快出現了黨風正、碩果豐的大好局面。 近平同志把正定經濟帶入了發展的快車道。
近平同志離開正定30多年了， 但正定一直在沿著這條路子走，
採訪組：當時的正定主要面臨什麼樣的問題？習近平同志到正定上任伊始， 做了哪些工作來解決問題？
程寶懷：近平同志首先解決的是正定縣徵購負擔過重的問題， 這是關係到全縣人民溫飽的大問題。
高徵購當時是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 也是“農業學大寨”先進縣的一個重要條件， 沒人敢提出異議， 但近平同志做事實在， 不唯書， 不唯上， 只唯實， 腳踏實地， 實事求是， 敢於大膽提出和解決問題。
近平同志到正定以後， 開了不少座談會， 對正定的情況進行瞭解， 再加上他經常下鄉調研， 所以在短時間內就對正定的情況瞭解得比較詳細了。
一天晚上，近平同志到我辦公室來。他說：“程縣長，最初省委讓我到‘好縣’工作，依你看，‘好縣’的標準是什麼？”我說：“咱正定就是‘好縣’，標準很簡單：第一，咱們對國家的貢獻大，每年糧食徵購7600多萬斤，是河北省的老大，老書記馮國強說明年咱們還要爭取交一個億。第二，正定的領導班子很團結，老中青結合，你20多歲，我40多歲，馮書記50多歲，是個團結戰鬥的班子。第三，正定是‘農業學大寨’先進縣，咱們的三角村是先進典型，全國各地都來參觀學習。”
聽後，近平同志笑了，他說：“老程同志，是不是‘好縣’，應該以綜合指標來衡量。咱們縣去年農村人均收入是148元，你剛才說到的學大寨先進的三角村，畝產過千斤可農民還吃不飽，他們偷著到外縣換山藥幹吃，回來交徵購。這些事，你瞭解不？”我說：“我瞭解。”
近平同志點點頭，繼續說：“咱們正定縣在經濟上是農業單打一，在農業上是糧食單打一。咱們為了交徵購，年年擴大糧食面積，壓縮經濟作物面積。現在咱們全縣的經濟作物，棉花還剩一萬畝。我們現在的糧價30年一貫制，小麥一斤1毛2，玉米一斤8分錢。咱們糧食交得越多，群眾收入水準就越低。依我看，咱們正定縣實際是個‘高產窮縣’！”
聽到近平同志這麼說，我“激靈”一下子，當時有點兒接受不了。我說：“‘農業學大寨’的紅旗就在辦公室掛著呢，哪能說咱們不是‘好縣’呢？”
近平同志說：“咱們的‘貢獻’越大，農民的收入就越低。這個問題必須得解決一下。我想給中央寫個信，反映一下這個問題，首先把高徵購減下來。”
當時我吃了一驚，連忙說：“這可不行，這可是政治問題，我得先跟老書記彙報一下。”
果然，我一跟馮書記說近平同志要向中央反映減徵購的事，馮書記就急了，說：“這個可不能讓近平反映！這事，要反映就你反映，出了問題你兜著！”
我回來又找近平同志談，我說：“馮書記不讓你反映，怕你犯錯誤。他說讓我反映。”
近平同志說：“實事求是是我們党的光榮傳統，怎麼會犯錯誤？我去跟馮書記談談。”
他那次跟馮書記怎麼談的，我不得而知。後來聽說近平同志和縣委副書記呂玉蘭同志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反映正定高徵購使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時間不長，中央、省委、地委聯合調查組來到了正定，對正定徵購是否負擔過重問題開展調研，召開了幾個座談會，調查組一致認為近平同志反映的情況屬實。之後上級決定把每年正定徵購7600萬斤核減到4800萬斤，減了2800萬斤。這一減，可了不得了。1983年，我們召開三級幹部會（縣、鄉、村三級幹部會），對種植結構進行調整，適當壓縮糧食作物面積，上經濟作物，當年種植“中棉十號”17萬畝，一年農業產值就翻了一番，農民人均收入從148元漲到了400多元，翻了一番半，一年就徹底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那年，看到老百姓生活水準提高和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我就對近平同志說：“你為正定人民辦了一件大事，正定人民永遠忘不了你。”
採訪組：上世紀80年代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還沒有廣泛推開，人們的思想還比較保守。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那時在正定是怎樣積極推行農村改革的？
程寶懷：1982年，近平同志到正定工作後，經常騎車下鄉搞調研，走訪群眾，瞭解到生產隊長不好當。當時農村的體制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社員下地幹活的情況是：隊長一打鐘，幹活一窩蜂，社員出工不出力。在分配上搞平均主義，“幹不幹，八分半”，農民幹活沒有什麼積極性。
有一天，近平同志找到我說：“程縣長，最近你注意報紙沒有？安徽和四川正在醞釀搞‘大包乾’，咱們縣能不能選個經濟落後的公社搞個‘大包乾’試點呢？”
我說：“老書記馮國強給我說過，‘大包乾’我們正定目前不能搞，中央沒檔，河北省沒精神，石家莊地委領導沒講話，咱們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冒尖，犯方向路線錯誤。”
近平同志說：“我覺得‘大包乾’不錯，是調動農民種田積極性的最好辦法。我去跟老書記說說，你跟玉蘭同志說說。”
近平同志跟馮書記怎麼談的，我不瞭解。我跟玉蘭同志一說，她很高興，說：“‘大包乾’是個好東西，遲早都要搞，這是個大方向。早搞比晚搞好，它分配簡單，上交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農民容易接受。”
在近平同志和玉蘭同志影響下，我逐漸扭轉了看法，對“大包乾”有了新的認識，開始積極推動。
根據近平同志意見，我當時選擇了離縣城遠、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裡雙店公社搞“大包乾”試點。我把公社黨委書記王香文、主任張士文叫到醫院（我當時因胃病住院），先詢問了他們對“大包乾”的認識，說：“你們對‘大包乾’是怎麼看的？如果在你們公社搞個‘大包乾’試點，你們意見怎麼樣？”
他們說：“我們早就想搞，但是馮書記不讓現在就搞。”
我對他們說：“搞‘大包乾’咱縣領導認識不一致，但允許你們公社先搞個試點。我講三條原則和三個‘不’。三條原則：一是要廣泛徵求群眾意見，多數社員願意就搞，多數人不同意就不搞；二是在分配土地時，遠近搭配，好次搭配；三是不能跨隊分配地。三個‘不’就是不彙報、不宣傳、不上報。你們兩個記住了嗎？”
他們說：“記住了！”
我說：“記住了，回去就搞。”
結果一年就成功了，公社農業產值翻了一番半，社員年人均收入分配從210多元漲到了400多元。
無巧不成書。有一天，我和馮書記騎車下鄉到裡雙店，我們兩個還沒坐穩，還沒說讓公社幹部彙報什麼工作，公社書記王香文就按捺不住，眉飛色舞地講起了“大包乾”的好處。還沒說完，馮書記就拍了桌子：“是誰叫你們搞的！簡直是無組織無紀律！知道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嗎？”
他們摸不著頭腦，就老看我。我汗珠子一下子就下來了。馮書記轉過頭問我：“程縣長，這個事你知道嗎？”
我當時有點兒懵了，不敢說不知道，也不敢說知道，就含含糊糊地說：“我好像知道點兒，忘了跟你彙報這個事，我做得不對。”
馮書記啥也沒說，騎上車就往外走，40裡地我們倆沒說一句話。走到縣委門口，我把車子撂下，三步並兩步到了近平同志辦公室。我對近平同志說：“不好了，老書記知道搞‘大包乾’了。”近平同志說：“程縣長，你緊張什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包乾’搞成功了，應該受到表揚，不應該受到批評。”
我說：“那你趕緊跟馮書記解釋解釋吧。”
不知道後來近平同志是怎麼跟馮書記解釋的，反正這場風波很快也就過去了。正定開了全省“大包乾”的先河，近平同志在推行“大包乾”上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後來，他解放思想、大膽改革，實行科技興縣、工業興縣、人才興縣、旅遊興縣，走“半城郊型”經濟發展路子，奠定了正定經濟起飛的基礎。
(節選自2018年1月24日《學習時報》，原標題為《 “正定確實是近平同志從政起步的地方”—— 習近平在正定》)
（責任編輯：石敏琦）
所以在短時間內就對正定的情況瞭解得比較詳細了。一天晚上，近平同志到我辦公室來。他說：“程縣長，最初省委讓我到‘好縣’工作，依你看，‘好縣’的標準是什麼？”我說：“咱正定就是‘好縣’，標準很簡單：第一，咱們對國家的貢獻大，每年糧食徵購7600多萬斤，是河北省的老大，老書記馮國強說明年咱們還要爭取交一個億。第二，正定的領導班子很團結，老中青結合，你20多歲，我40多歲，馮書記50多歲，是個團結戰鬥的班子。第三，正定是‘農業學大寨’先進縣，咱們的三角村是先進典型，全國各地都來參觀學習。”
聽後，近平同志笑了，他說：“老程同志，是不是‘好縣’，應該以綜合指標來衡量。咱們縣去年農村人均收入是148元，你剛才說到的學大寨先進的三角村，畝產過千斤可農民還吃不飽，他們偷著到外縣換山藥幹吃，回來交徵購。這些事，你瞭解不？”我說：“我瞭解。”
近平同志點點頭，繼續說：“咱們正定縣在經濟上是農業單打一，在農業上是糧食單打一。咱們為了交徵購，年年擴大糧食面積，壓縮經濟作物面積。現在咱們全縣的經濟作物，棉花還剩一萬畝。我們現在的糧價30年一貫制，小麥一斤1毛2，玉米一斤8分錢。咱們糧食交得越多，群眾收入水準就越低。依我看，咱們正定縣實際是個‘高產窮縣’！”
聽到近平同志這麼說，我“激靈”一下子，當時有點兒接受不了。我說：“‘農業學大寨’的紅旗就在辦公室掛著呢，哪能說咱們不是‘好縣’呢？”
近平同志說：“咱們的‘貢獻’越大，農民的收入就越低。這個問題必須得解決一下。我想給中央寫個信，反映一下這個問題，首先把高徵購減下來。”
當時我吃了一驚，連忙說：“這可不行，這可是政治問題，我得先跟老書記彙報一下。”
果然，我一跟馮書記說近平同志要向中央反映減徵購的事，馮書記就急了，說：“這個可不能讓近平反映！這事，要反映就你反映，出了問題你兜著！”
我回來又找近平同志談，我說：“馮書記不讓你反映，怕你犯錯誤。他說讓我反映。”
近平同志說：“實事求是是我們党的光榮傳統，怎麼會犯錯誤？我去跟馮書記談談。”
他那次跟馮書記怎麼談的，我不得而知。後來聽說近平同志和縣委副書記呂玉蘭同志給中央寫了一封信，反映正定高徵購使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時間不長，中央、省委、地委聯合調查組來到了正定，對正定徵購是否負擔過重問題開展調研，召開了幾個座談會，調查組一致認為近平同志反映的情況屬實。之後上級決定把每年正定徵購7600萬斤核減到4800萬斤，減了2800萬斤。這一減，可了不得了。1983年，我們召開三級幹部會（縣、鄉、村三級幹部會），對種植結構進行調整，適當壓縮糧食作物面積，上經濟作物，當年種植“中棉十號”17萬畝，一年農業產值就翻了一番，農民人均收入從148元漲到了400多元，翻了一番半，一年就徹底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那年，看到老百姓生活水準提高和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我就對近平同志說：“你為正定人民辦了一件大事，正定人民永遠忘不了你。”
採訪組：上世紀80年代初，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全國還沒有廣泛推開，人們的思想還比較保守。請您談談習近平同志那時在正定是怎樣積極推行農村改革的？
程寶懷：1982年，近平同志到正定工作後，經常騎車下鄉搞調研，走訪群眾，瞭解到生產隊長不好當。當時農村的體制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社員下地幹活的情況是：隊長一打鐘，幹活一窩蜂，社員出工不出力。在分配上搞平均主義，“幹不幹，八分半”，農民幹活沒有什麼積極性。
有一天，近平同志找到我說：“程縣長，最近你注意報紙沒有？安徽和四川正在醞釀搞‘大包乾’，咱們縣能不能選個經濟落後的公社搞個‘大包乾’試點呢？”
我說：“老書記馮國強給我說過，‘大包乾’我們正定目前不能搞，中央沒檔，河北省沒精神，石家莊地委領導沒講話，咱們不能在這個問題上冒尖，犯方向路線錯誤。”
近平同志說：“我覺得‘大包乾’不錯，是調動農民種田積極性的最好辦法。我去跟老書記說說，你跟玉蘭同志說說。”
近平同志跟馮書記怎麼談的，我不瞭解。我跟玉蘭同志一說，她很高興，說：“‘大包乾’是個好東西，遲早都要搞，這是個大方向。早搞比晚搞好，它分配簡單，上交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農民容易接受。”
在近平同志和玉蘭同志影響下，我逐漸扭轉了看法，對“大包乾”有了新的認識，開始積極推動。
根據近平同志意見，我當時選擇了離縣城遠、經濟發展比較落後的裡雙店公社搞“大包乾”試點。我把公社黨委書記王香文、主任張士文叫到醫院（我當時因胃病住院），先詢問了他們對“大包乾”的認識，說：“你們對‘大包乾’是怎麼看的？如果在你們公社搞個‘大包乾’試點，你們意見怎麼樣？”
他們說：“我們早就想搞，但是馮書記不讓現在就搞。”
我對他們說：“搞‘大包乾’咱縣領導認識不一致，但允許你們公社先搞個試點。我講三條原則和三個‘不’。三條原則：一是要廣泛徵求群眾意見，多數社員願意就搞，多數人不同意就不搞；二是在分配土地時，遠近搭配，好次搭配；三是不能跨隊分配地。三個‘不’就是不彙報、不宣傳、不上報。你們兩個記住了嗎？”
他們說：“記住了！”
我說：“記住了，回去就搞。”
結果一年就成功了，公社農業產值翻了一番半，社員年人均收入分配從210多元漲到了400多元。
無巧不成書。有一天，我和馮書記騎車下鄉到裡雙店，我們兩個還沒坐穩，還沒說讓公社幹部彙報什麼工作，公社書記王香文就按捺不住，眉飛色舞地講起了“大包乾”的好處。還沒說完，馮書記就拍了桌子：“是誰叫你們搞的！簡直是無組織無紀律！知道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嗎？”
他們摸不著頭腦，就老看我。我汗珠子一下子就下來了。馮書記轉過頭問我：“程縣長，這個事你知道嗎？”
我當時有點兒懵了，不敢說不知道，也不敢說知道，就含含糊糊地說：“我好像知道點兒，忘了跟你彙報這個事，我做得不對。”
馮書記啥也沒說，騎上車就往外走，40裡地我們倆沒說一句話。走到縣委門口，我把車子撂下，三步並兩步到了近平同志辦公室。我對近平同志說：“不好了，老書記知道搞‘大包乾’了。”近平同志說：“程縣長，你緊張什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包乾’搞成功了，應該受到表揚，不應該受到批評。”
我說：“那你趕緊跟馮書記解釋解釋吧。”
不知道後來近平同志是怎麼跟馮書記解釋的，反正這場風波很快也就過去了。正定開了全省“大包乾”的先河，近平同志在推行“大包乾”上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後來，他解放思想、大膽改革，實行科技興縣、工業興縣、人才興縣、旅遊興縣，走“半城郊型”經濟發展路子，奠定了正定經濟起飛的基礎。
(節選自2018年1月24日《學習時報》，原標題為《 “正定確實是近平同志從政起步的地方”—— 習近平在正定》)
（責任編輯：石敏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