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萬多億外匯儲備都包括哪些資產？實際上， 中國幾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並不是真正意義上堆著的一疊疊美鈔， 而是人民銀行持有、可以隨時兌換外國貨幣的資產。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定義， 由央行持有的外匯資產才被稱為外匯儲備， 民間和其它官方機構持有的外匯並不屬於外匯儲備， 其構成主要是外國貨幣、銀行存款、有價證券、股本證券等。 企業和個人持有的外匯以及商業銀行的自有外匯不屬於外匯儲備。
目前， 中國人民銀行設立的國家外匯管理局負責監督和使用外匯儲備。 雖然外管局每年都會公佈中國外匯儲備整體資料， 但明細屬於國家金融機密， 目前未披露過。
不過有機構通過公開資料估算過中國外儲分類。 比如根據中金對外匯儲備的估算， 中國外匯儲備在 2016 年主要包括 5 個部分， 其中占比最大的是美國國債和政策銀行資產：
美國國債， 1.2 萬億美元， 占 37.3%；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進出口銀行和亞開行的股份和貸款， 1.2 萬億美元， 37.3%。 中國各大銀行股份， 5000 億美元， 占 15.5%；
外國股票和固定收益債券， 2400 億美元， 占 7.45%；黃金， 800 億美元， 占 2.5%。 外匯儲備之前是怎麼越變越多的？
外匯儲備來源的官方說法是“一國對外經濟交往中貨幣支付結算的結果”。
1994 年的外匯改革規定進出口企業必須將外匯收入賣給商業銀行兌換成人民幣， 隨後央行通過印發人民幣在結算中心統一和商業銀行進行結算。
但這只是外匯儲備獲取的方式， 中國央行之所以能夠開始積累外匯儲備， 主要有兩個來源。
一個是貿易順差的積累。 1994 年之前， 中國的貿易為逆差狀態， 支付的外匯高於收入的金額， 人民幣對美元定價由官方制定。 1994 年， 中國外匯進行改革， 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浮動匯率制度。
同時隨著中國出口產業競爭力增強和加工貿易迅速發展， 通過提供優惠貸款、貼息、出口補貼、退稅等多種扶持政策， 中國出口的增速開始提高， 貿易出現了順差， 國家開始積累外匯儲備。
2006 年中國貨物貿易順差首次突破1 萬億元。 到 2008 年達到 2.86 萬億元的規模， 雖然隨後順差開始收窄， 但又重新在 2015 年達到 3.35 萬億元的最高值。
另一個主要來源是：人民央行的強制結匯制度。 94 年外匯改制之後， 中國一直實行的是強制性的銀行結售匯制度。
外商手裡有外匯， 但外商來華投資開工廠不能直接使用美元等外匯， 必須在央行將外匯換成人民幣後再去投資。 一般來說， 外商投資了多少外匯，央行就會按照匯率多發行相應數量的人民幣。央行購入外商手中的外匯就形成了外匯儲備。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外商直接投資資料（FDI）從 2007 年的 747.68 億美元，增長到 2015 年的 1262.7 億美元，但之後開始下滑。並且從 2015 年開始，中國引入外資金額首次低於對外投資金額。
2014-2015 年中國持續上漲的股市也吸引外資通過 QFII 或者滬股通等管道進入中國，包括阿布達比投資局、摩根士丹利、新加坡淡馬錫都開立了 A 股帳戶。
這些機構在一定規定和限制下匯入一定額度的外匯資金，並轉換為人民幣，通過受到嚴格監管的專門帳戶投資當地證券市場。
同時，由於 2005 年 7 月 21 日，央行宣佈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美元，從而開啟參考市場供求和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一路上漲到最高的 6.09 元/美元。
受到人民幣升值的吸引，大量外部金融性投資的引入也成為了外匯儲備中不太穩定的一部分。
這 3 萬億能用來幹什麼？平時又是怎麼管理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王勳表示，中國持有外匯儲備主要目的在於應付未來經常專案逆差和干預外匯市場。
比如當出現國際收支逆差時，央行賣出外匯儲備買入人民幣，增加對國內的投資，資金流入彌補逆差。
但超過 3 萬億美元一直放著不打理不現實，外儲也有保值兼顧穩健增值的管理需求。因此投資收益高過銀行存款、風險低於股票期貨，同時還能快速變現的美國國債成了最合適的投資標的。目前中國外匯儲備超過三分之一是以持有美國國債的形式存在，最近十年期美國國債年化收益率約為 2.66%。
中國還成立三支主權財富基金用於管理外匯儲備。包括國務院設立的中投公司、外管局管理的華安公司分別以 9000 億和 4440 億美元的資產規模，列全球第二和第七大主權財富基金。
中資銀行海外分行的資本金也是外匯儲備的一部分。除了它們各自的投行部門進行多元化投資外，還通過信貸支持中國公司對外投資。比如在中國家電製造企業美的並購德國機器人公司庫卡的交易中，美的向工商銀行法國和巴黎分行借入的 37 億歐元五年期借款。
香港成功抵禦住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前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解釋原因是稱“我們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這些是政府遵守嚴格的理財原則，形成連年盈餘，以及審慎投資的成果。目前儲備額達 884 億美元，在全球排行第三大，僅次於日本和中國內地”。
同樣是擁有巨額外匯儲備的日本，在外匯儲備的使用上則和中國不同，由於日本外匯儲備是通過財政收入來購入外匯的，所以可以將外儲用於國內經濟。
而德國，以及挪威等發達的歐洲國家，外匯儲備的積累還有一部分作用是來解決未來勞動力緊缺的問題。例如挪威央行就是按管理外匯儲備的模式運營著政府養老基金基金。
日本 1980 年代的買買買是為什麼失敗了？1980 年代，日本國內採用低息、量化寬鬆的方式應對日元的快速升值，大量投資開始湧入日本。
和中國一樣，日本當時也積累了龐大的外匯儲備，到八十年代末，日本官方外匯儲備已接近 1000 億美元，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國。
當時日本人覺得經濟強國的象徵一定是資本輸出，輸出最好的國家就是美國。
賓漢麥卡勤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村瀨悟（Satoru Murase）總結了日本 1980 年代在美投資的理由和最終失敗的經驗。
首先是將對外投資作為促進國內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手段。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通過海外直接投資轉移紡織、鋼鐵等國內已經或即將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為國內汽車、電子資訊等產業升級和更新換代騰出了資源和發展空間。
同時海外投資收益也被視為維護外匯儲備增長的有效保障。通過投資海外企業和專案，讓順差的結構從貿易轉變投資收益，這有助於解決勞動力減少等老齡化問題。
按中國來說，如果未來中國出口還將繼續增長，但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以及伴隨人口老齡化的進展和儲蓄率的下降等問題，一旦貿易出現逆差，海外投資可以提供收益保障。
其實對於企業來說，跨國並購的確可以利用海外資源彌補自身短板。
日本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主要以綠地投資（新建企業），有助於減少東道國產業保護政策的制約，更大程度維持企業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
但由於日本當時僅僅是因為成為“世界工廠”，從而在經濟上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整體實力並沒有當時的美國高。
大量炫耀式交易的結果是，很多交易都集中在溢價極高的地標性地產上。隨著日本地產經濟泡沫的不斷加大，在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陷入了長達 10 年的經濟衰退。
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教授Sam Chandan 表示，日本當時來美收購主要為不動產項目，尤其在洛杉磯跟紐約。但現在中國企業在美國買房建樓曝出之前，其實早就在美國能源、金融、建築或其他實業上進行了投資。“中國企業在美投資商態度是謹慎小心的。但不排除中國企業之間的競爭開始激烈。”
外匯儲備為什麼三年不到驟降 1 萬億美元？最大的開支還是保匯率“外匯儲備沖高到了 4 萬億左右。其實沒有必要搞那麼多。”這是央行行長周小川 2017 年 3 月對如何看待中國外儲減少 1 萬億的回答。話是這麼說，實際外管局對企業和個人的外匯監管已經加強。
外儲減少 1 萬億美元的確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全球外儲排名第二的日本總共“只有” 1.26 萬億美元。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張明認為，外匯儲備快速下降的直接原因是近兩年來，一直存在人民幣貶值預期、並且人民幣也的確從 2014 年最低 6 塊出頭兌 1 美元，貶到最低 6.9 塊兌 1 美元。這導致大量資金流出中國。
為了防止人民幣匯率快速貶值，央行在外匯市場買入被不斷拋售的人民幣、賣出美元以穩定人民幣匯率。央行副行長易綱也表示，央行 2016-2017 年動用超過 1 萬億美元外儲來防止人民幣過度貶值。
同時，外匯儲備的重要來源，貿易順差自 2015 年達到最高值 3.68 萬億元人民幣之後，在 2016 年減少 9.1%、2017 年進一步減少 14.1%。
按照商務部研究院李健的說法，貿易順差的收窄也和人民幣匯率貶值有很直接的聯繫。“從外貿競爭優勢來看，機電產品、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仍為中國出口主力。隨著人民幣貶值和生產綜合成本不斷上升，傳統外貿競爭優勢持續減弱，從而影響了中國出口的規模。”
除了在人民幣匯率市場的消耗和中國企業海外並購之外，外商直接投資減少甚至撤出，也讓外匯儲備進一步下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 2016 年估計稱全球金融性資金有 4.2 萬億美元。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湧入中國。當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股市低迷，大量外資開始以各種方式從境內轉移。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室副主任肖立晟有一個等式：對外淨資產=外匯儲備+居民對外淨資產。
2014 年第二季度末至 2016 年末，中國對外淨資產增長 6500 億美元，如果外匯儲備減少 1 萬億美元，為了等式成立，居民對外淨資產應該增長 1.65 萬億美元。
但實際上，這個數字只有 9000 億美元。肖立晟認為中間的 7500 億美元對外淨資產很大可能就是資本外逃導致。
一批公司大舉投資海外加重了外儲的流失。根據胡潤研究院的資料，2016 年，中國企業海外並購多達 438 筆，總額約 2158 億美元。這兩個資料分別較上年增長 21%、148%。
涉及個人的螞蟻搬家式的轉移外匯也是外儲縮水的原因之一。
所謂的螞蟻搬家，就是多人用自己的換匯額度將超過 5 萬美元一年的資金轉入同一個海外帳戶。比如 100 人一年內可以幫一個人搬出去 500 萬美元。
對於試圖通過外匯投資的方式來進行移民的家庭來說，通常都會採用這種方式轉移至少幾十萬的外匯出去。
而由於之前對於這種行為監管較松，螞蟻搬家已經成為轉移小額外匯的常用方式了。
外匯儲備是不是越多越好？多了有什麼代價？龐大的外匯儲備的確可以在外匯市場調節人民幣匯率變化幅度來減少對於市場的衝擊。同時也可以幫助企業進行對外投資，獲得更多的進口外匯融資。
但這並不意味著外匯儲備的數字越龐大就越是一件好事。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中國很久以前就到達了儲備充足的水準。在這個水準之上的外匯儲備，價值就變得相當有限，且規模越大，成本也越高。”
由於外儲主要選擇收益較少的美國國債來保管，2004 年以後，整體外匯儲備的投資回報率均不超過 5%。如此大規模的外匯儲備所帶來的投資回報率卻很低。
而隨著外匯儲備的增長，央行需要超發的人民幣也被迫增加。外匯占款過多，人民幣投放量過大，最直接的問題就是引起國內的通貨膨脹。
雖然央行也通過不斷地增發票據來降低通貨膨脹率，但是增發的速度遠遠跟不上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速度。根據央行資料估計，央行對於外匯占款的對沖率大約達到 70%，而餘下的約 30% 的外匯儲備兌換的人民幣直接增加在廣義貨幣供應量（M2）中，對於我們生活來說，最直接的就是物價快速上漲。
美國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貿易政策教授埃斯瓦·普拉薩德（Eswar Prasad）提到，當外匯儲備越來越高的時候，還會引起貨幣升值和外儲擴張的惡性循環。
當外匯儲備規模十分巨大的時候，中國外匯市場上的外匯供應量就會變得非常充足，導致人民幣存在升值壓力。人民幣升值會削弱中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導致出口下降。
為了緩解這種壓力，穩定人民幣幣值，央行就要被迫在外匯市場上購入多餘的外匯，這樣卻進一步加劇外匯儲備規模的擴張。外匯儲備規模的不斷擴大，必然導致更大的人民幣升值壓力。這樣便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那麼外匯儲備在多少規模比較合適？目前很難給出答案對於衡量外匯儲備規模是否適度，國際上有幾個主要的衡量指標。
第一種是由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提出， 國際貨幣組織 IMF 廣泛支援的外匯儲備標準：外匯儲備量最低必須足以支付在下一年內要到期支付的外債總量。該指標旨在應對短期資本流動衝擊，並對預防貨幣危機發生也提供了一定的指導。
按此標準，中國所需外匯儲備規模遠低於 1 萬億美元。
第二種是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裡芬提出的，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國家的合理外匯儲備規模是外匯儲備對年度進口額的比率不少於 30%，或者滿足 3-4 個月的進口額。
按此標準，中國所需的外匯儲備規模大概在 5000 億美元。
第三種則是將外匯儲備與 M2 比率保持 10-20%。該指標適用于資本自由流動的同時實行釘住匯率制的國家，可以測度本國居民對外國資產的潛在需求。
按照這個標準，中國所需的外匯儲備規模是 2-4 萬億美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遠超出了所需水準。IMF 的分析認為，中國目前擁有的 3 萬億美元外匯儲備，遠超出了繼續緩步轉向浮動匯率制這一進程所需的水準。
但實際上需要多少儲備，可能不是那麼簡單能夠回答，因為缺少一些別的資訊。
2010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Christopher Antoniou Pissarides 對我們表示，“對於短期政策來說，人民幣的國際化的話，也不需要那麼多外匯儲備，就讓人民幣在開放市場裡做它該做的。但是不同國家外匯儲備目的不同，使用的目的不同，對於外匯儲備的合理標準也不能一概而論。”
他認為對於中國政府而言，比如一帶一路可能會需要消耗比較多的外匯，但是海外基礎設施的建設也會有回報，也可能以外匯的形式回歸到我們的外匯儲備中。這也意味著需要大量的外匯儲備來進行投資。
“試圖分析中國外匯儲備應該在什麼規模上，需要政府在累積外匯的目的上保持透明。”他補充說，“在知道這個之前，我也沒法告訴你什麼才是一個比較合適的量。”
外儲下滑最近停下來了，是政策同時限制企業、金融機構和個人的結果想要省錢，無非就是開源節流。
對於央行來說，想要減少外匯儲備的消耗，最主要的問題是不用外匯儲備來讓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
2017 年 5 月，央行調整了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定價公式，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在市場浮動的基礎上，增加了由報價銀行自行設定係數來影響的“逆週期因數”。
就操作而言，“逆週期因數”使央行通過設定中間價向報價銀行發出政策指引，繼而影響匯率變化，而不再像前幾年那樣僅通過消耗外儲來干預市場這一個方法。
於此同時，隨著全球經濟的復蘇，日本、歐洲、美國經濟開始好轉，一方面對於中國進出口商品的需求不斷增大，保證了貿易順差；另一方面，央行持有的這幾個國家的資產升值，也使得外儲數字提高。
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教授沈建光表示，“今年以來美元整體偏弱，人民幣匯率不降反升，減緩了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壓力，另外資本外流風險得到了有效控制也是停止下滑的原因。”
2016 年年底，央行就開始加大了對於資本外流的風險管理，這也就是節流的措施。
公安部當時稱，在打擊非法地下銀行的行動中逮捕 600 多人，收繳地下錢莊內 9 千億元人民幣；並表示為阻止資金外流的趨勢，將繼續開展打擊利用離岸公司和地下錢莊轉移贓款的專項行動。
中國的銀行監管機構則在悄悄地暫停美元結算理財產品在境內的銷售。
《紐約時報》報導稱一家中國銀行駐香港的高管承認，北京方面還命令各個銀行的香港分支機搆限制人民幣借貸，使得交易商及投資者更難以在金融市場上做空中國貨幣。
“我們確實在年初的時候收到了北京方面的通知，要求我們在批准以人民幣結算的貸款時更嚴格一些。”
為什麼外匯儲備減少會引起央行的反應？主要還是擔心沒錢控制匯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王勳告訴我們，外匯儲備在短期內急劇下降的最大影響在於加劇人民幣貶值預期和影響市場信心。
“如果人民幣貶值預期加劇，將造成資本進一步外流，甚至形成外匯儲備下降與人民幣貶值相互加強的惡性循環。”他補充說道。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經政所研究員張明則從央行的控制解釋了外儲減少的危害。“從 2015 年年底，央行就加強了對各種資本外流的控制。這個管制是逐步加強的，最早只管美元跨境的外流，然後開始擴展到所有的幣種。”
“從類型來看，首先是管跨境信貸，然後是證券投資、對外直接投資、地下錢莊、服務貿易，幾乎國際收支表上所有存在顯著流出的項目都被嚴格監管了，可以說資本的強管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如果不進行遏制，一旦中國發生大規模資本外流的時候，市面上流通的人民幣將會減少，從而引發人民幣對外貶值。
長期而言，進口成本就會上升。而且如果短期內資本大量外流，甚至可能引發央行或者國內其他商業銀行外幣儲備枯竭的情形，導致進一步的危機。
同時，外匯儲備的大量減少也會導致中國在海外專案投資上的進展緩慢。
根據外管局的資料顯示， 2017 年 1-10 月，中國境內投資者新增的對外直接投資，為 863.1 億美元，同比下降 40.9%。
因外匯儲備減少，從企業海外並購到個人境外提現的監管都加強了“高中那會兒，我真的以為我得學日語才能找個科技相關的工作。”這是矽谷大投資人、讓互聯網流覽器普及起來的技術先驅馬克·安德森事後對於 1980 年代的記憶。
馬克·安德森有這印象不太奇怪，三菱在 1989 年斥資 8.46 億美元控股洛克菲勒中心，《紐約時報》的報導標題是《日本收購紐約中心》。那篇文章還提到“日本公司已經擁有洛杉磯市中心的 30%”。同一年，索尼 50 億美元買下哥倫比亞影業。
那個時候，美國人普遍相信日本將買下美國。從《機械戰警 2》到《回到未來 2》，好萊塢科幻電影裡描繪的未來，美國人甚至美國政府都在給日本財閥打工。
2012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買下美國似乎再次發生。這一次主角是中國，特別是萬達、海航、安邦、複星這幾個公司 —— 在中資企業 2016 年的 1870 億美元巨額海外投資中，它們是最大買家。
萬達 26 億美元收購美國第二大院線 AMC，又 35 億美元拿下傳奇影業，仿佛要買下好萊塢。2016 年萬達在洛杉磯辦活動，洛杉磯市長致辭捧場，台下眾多明星聽著王健林的教誨“靠技術講好故事不可持續。我們得讓好萊塢回歸敘事”。
安邦 65 億美元入股希爾頓集團，又買下紐約地標之一的華爾道夫酒店，並將其停業——計畫將 3/4 的客房改造成高端公寓。
這些大手筆都在 2017 年停了下來，外管局要求金額超過 500 萬的並購交易要事先審批。諮詢公司 Acuris 的一份報告顯示，中企 2017 年海外並購金額為 1371 億美元，同比減少 32.8%。
政策收緊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外匯儲備快速減少，從 2014 年的 4 萬億美元跌到 2017 年 1 月的 3 萬億美元。
幾個早先似乎能拿到無盡資金，代表中國買遍全世界的公司因為 180 度的政策變化遭遇危機。萬達、海航、安邦放棄了執行中的交易，折價拋售買來只有幾個月的資產。王健林直接從中國首富跌到第五。
危機持續到了 2018 年。上週末，王健林在萬達年會上稱“採用一切資本手段降低企業負債”，還要逐步清償全部海外有息負債。海航集團則是包括海航、首都航空、祥鵬航空在內的多家子公司拖欠飛機租賃款，董事長陳峰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承認“集團短期流動性受到影響”。
中國公司的大手筆收購潮持續了不到 5 年就因為政策變化而消散。這是 2017 商業大新聞第 8 篇。
外匯收緊影響的並不只是企業。個人購匯一年不超過 5 萬美元的限額在 2017 年被嚴格執行，辦香港銀行卡、買美元保險難度陡增。個人資金不再能用於海外購房、炒股。
從王健林到準備投資、留學的普通人都受到了外匯儲備管制的影響。這個動輒萬億美元的龐大數字是為什麼而存在？它是不是越多越好……
我們列出 12 個問題，試圖通過一系列採訪和分析給出答案。
中國企業在海外買買買為什麼會減少外儲，它們又受到了何種限制？商務部發佈了中國 2017 年全年對外投資合作情況，對外投資累計 1200.8 億美元，同比下降 29.4%。
和一年前相比，這個資料發生了截然不同的變化。2016年，對外投資達到了歷史最高的 1700 億美元，同比增幅 30%。
對於企業海外並購態度 180 度轉向是央行以及中國政府去年最大的 變化。
2016 年 11 月，國家外匯管理局要求，企業資本帳戶下超過 500 萬美元的海外支付，包括組合投資或海外並購等直接投資，必須上報市外管局批准。之前已經獲批的大型投資項目尚未轉帳的外匯部分也適用此規。原來的報批限度是 5000 萬美元。
12 月份又有一份檔出臺，要求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對跨境超過 20 萬元人民幣的交易，銀行需要上報給央行。
央行及多個監管部門對企業境外投資的限制：
20161127
外管局要求境內企業等值 500 萬美元以上的交易要先得到批准。
20161128
外管局表示有六種形式的境內企業投資可能被禁止。
20161129
央行要求境內企業不得使用境內資金為境外企業融資。
20161202
商務部要求新增辦理境外投資手續需提交的材料加強審核。
20161205
國家發改委要求調整境外投資資訊報告新格式以加強真實性審核。
20170607
銀監會要求各大型國有商業銀行排查包括萬達、安邦、海航集團在內數家企業的境外授信及風險分析。
20170718
國家發改委表示將繼續關注房地產、酒店、體育俱樂部等領域非理性對外投資傾向，防範對外投資風險，“建議有關企業審慎決策”。
2017 年 6 月，銀監會要求各大型國有商業銀行排查包括萬達、安邦、海航集團在內數家企業的境外授信及風險分析。
據今年 7 月《新京報》從消息人士處證實，國務院要求銀監會對萬達六個海外投資專案進行監管，單筆投資在數十億美元級別，網上流傳過相關指示檔。
流覽過該檔的《華爾街日報》表示，監管措施包括：萬達在海外並購的公司不能從中國金融機構融資；也不能以這些公司作為抵押從金融機構融資；被收購企業不能注入萬達境內上市公司。
並且，如果海外並購企業出現經營困難，萬達也不可以從境內轉錢給它們。如果萬達要賣這些公司給中國企業，監管機構（比如商務部）不得備案、批准。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海航、安邦、複星等中國企業身上。
但與此同時，也有阿裡巴巴、騰訊、中國恒大等中國公司能在境外募集 50 億美元以上的融資，很多時候這些金額遠高於海航、安邦在海外借到的錢。
理論上，像騰訊、阿裡巴巴這樣每個季度穩定盈利、能從境外金融機構募集到美元借款的企業，無論是美元經營現金流還是融資後把錢搬回國內經營，都相當於在充盈中國的外匯儲備。
外匯儲備的監管對個人又有什麼影響？外儲快速流失之後，監管部門除了嚴格控制企業的海外投資，對個人的外匯管制同期也在加強。
5 個以上不同個人，同日、隔日或連續多日分別購匯後，將外匯匯給境外同一個人或機構，就會觸發外匯監管，相關帳戶的換匯額度可能會被關閉。
中國外匯管制條例規定每名中國居民每年可以換取等值 5 萬美元的外匯。但信用卡的美元消費（取現）額度不被計算在內。由此不少人在境外 ATM 機刷中國境內銀行卡提取外幣、再用人民幣還款，以此變相增加換匯額度。
這項規定原本是每卡每日境外取現不超 1 萬。因此理論上個人可以每年取現 5 萬美元加等值 365 萬元的等值外匯。
但外管局後來要求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每卡每年境外累計取現不得超過等值 10 萬元人民幣。再到今年元旦起，個人不管有 1 張卡還是 10 張卡，加起來一年只能取 10 萬元。每次加強監管的理由幾乎都是遏制部分持卡人在境外大額取現、防範洗錢風險。
期間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也在配合中央政府調整。
2016 年 12 月，澳門將銀聯卡每次取款額度降至五千澳元，每日額度保持不變。香港金管局則在 2017 年 7 月開始要求轄區銀行上報前六個月的銀聯卡取現記錄。
這其中一些監管措施是一直有的，比如不許購匯用於境外證券投資。但之前各個銀行網點審核力度不統一，有時候換幾個網點還是有機會將款項匯出，新規頒佈後審核和申報手續比之前嚴格且複雜。
甚至不在每人每年 5 萬美元購匯額度內的海外學費匯付也可能出問題。《第一財經》的採訪對象透露其在美就讀的朋友就抱怨過，家裡有一次給他打學費的時候出了問題，學費沒能及時到賬。
之前個人換匯可能出於多元化的投資需求，但隨著資本管制政策一再升級，可能會促使更多人有更強烈的換匯避險需求。
外匯儲備變化導致了企業和個人的錢受限，但最終決定它的不是企業和個人投資，甚至也不是央行對匯率的控制美聯儲的一份研究報告稱，中國旅遊者的人均支出從 2013 年的 1300 美元提高到了 2016 年的 2600 美元。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人民幣貶值時，人們通常會減少此類開支之時。
美聯儲駐華盛頓資深新興市場經濟學家 Anna Wong 認為這可能是虛假的旅遊交易，“它們更有可能是資本外流，而不是對商品和服務的消費“。根據她的計算，2016 年前九個月，經過偽裝的資本外流可能達到 1900 億美元。
這一數字跟中資企業海外並購金額數相當。這兩個數字相加跟中國用於穩定匯率消耗的萬億美元相比仍是小數。
隨著美國政府的調控和歐美經濟復蘇，美元、歐元等外幣升值，對應的是人民幣匯率下跌。儘管中國央行在 2015-2017 多個場合說退出常態化匯率干預，或者貶值幅度尚在預期、央行有信心人民幣升值。
但當人民幣匯率連著跌破 6.5、6.6 甚至 6.9 整數關口後，央行還是在以美元計價的離岸人民幣市場，拋售美元買入人民幣以穩定匯率。2017 年 1 月初，離岸人民幣報價一夜漲幅超過 10%，使做空人民幣的交易員面臨巨額虧損。
反對央行這種做法的聲音一直存在。《金融時報》社評稱，政策制定者或許希望同時擁有資金的自由流動、對國內利率的掌控以及穩定的匯率，“但三者不可兼得“。因為資本總是會追求最高的回報，從而將利率或匯率兩者之一推至平衡所需水準。但如果中國央行為了維持某一匯率水準，而忽略人民幣的真實價值，在貶值預期之下，它要耗費外匯儲備穩定匯率以阻止資金外流。
但影響匯率變化，讓央行花費鉅資干預的原因不只局限在數字。
從早幾年在中國人、中國公司在國內做生意、購房置業，管制寬鬆的時候也不轉移，到現在想著把錢往外轉移，個人和企業投資趨向的變化代表著人們對經濟未來預期的改變。
對經濟預期的變化除了讓錢流出去，也減少了進來的投資。再擠上政策變化、當地競爭等一系列原因，導致了流入中國的資金在變少、少過了出去的錢。
對於外商來說，要麼搞清楚如何繼續參與，要麼就是撤離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7 年我們看到的是跨國公司接連退出中國市場、外資製造業關閉中國工廠。
還有出口下滑、貿易順差的下滑。太多更大的、遍及整個社會的力量影響了外匯的匯率變化，推動了央行的決策。
最終，這些力量不是央行管管企業管管個人可以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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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資了多少外匯，央行就會按照匯率多發行相應數量的人民幣。央行購入外商手中的外匯就形成了外匯儲備。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資料，外商直接投資資料（FDI）從 2007 年的 747.68 億美元，增長到 2015 年的 1262.7 億美元，但之後開始下滑。並且從 2015 年開始，中國引入外資金額首次低於對外投資金額。
2014-2015 年中國持續上漲的股市也吸引外資通過 QFII 或者滬股通等管道進入中國，包括阿布達比投資局、摩根士丹利、新加坡淡馬錫都開立了 A 股帳戶。
這些機構在一定規定和限制下匯入一定額度的外匯資金，並轉換為人民幣，通過受到嚴格監管的專門帳戶投資當地證券市場。
同時，由於 2005 年 7 月 21 日，央行宣佈人民幣匯率不再盯住美元，從而開啟參考市場供求和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的浮動匯率制度。人民幣匯率一路上漲到最高的 6.09 元/美元。
受到人民幣升值的吸引，大量外部金融性投資的引入也成為了外匯儲備中不太穩定的一部分。
這 3 萬億能用來幹什麼？平時又是怎麼管理的？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王勳表示，中國持有外匯儲備主要目的在於應付未來經常專案逆差和干預外匯市場。
比如當出現國際收支逆差時，央行賣出外匯儲備買入人民幣，增加對國內的投資，資金流入彌補逆差。
但超過 3 萬億美元一直放著不打理不現實，外儲也有保值兼顧穩健增值的管理需求。因此投資收益高過銀行存款、風險低於股票期貨，同時還能快速變現的美國國債成了最合適的投資標的。目前中國外匯儲備超過三分之一是以持有美國國債的形式存在，最近十年期美國國債年化收益率約為 2.66%。
中國還成立三支主權財富基金用於管理外匯儲備。包括國務院設立的中投公司、外管局管理的華安公司分別以 9000 億和 4440 億美元的資產規模，列全球第二和第七大主權財富基金。
中資銀行海外分行的資本金也是外匯儲備的一部分。除了它們各自的投行部門進行多元化投資外，還通過信貸支持中國公司對外投資。比如在中國家電製造企業美的並購德國機器人公司庫卡的交易中，美的向工商銀行法國和巴黎分行借入的 37 億歐元五年期借款。
香港成功抵禦住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前香港金融管理局總裁任志剛解釋原因是稱“我們擁有龐大的外匯儲備。這些是政府遵守嚴格的理財原則，形成連年盈餘，以及審慎投資的成果。目前儲備額達 884 億美元，在全球排行第三大，僅次於日本和中國內地”。
同樣是擁有巨額外匯儲備的日本，在外匯儲備的使用上則和中國不同，由於日本外匯儲備是通過財政收入來購入外匯的，所以可以將外儲用於國內經濟。
而德國，以及挪威等發達的歐洲國家，外匯儲備的積累還有一部分作用是來解決未來勞動力緊缺的問題。例如挪威央行就是按管理外匯儲備的模式運營著政府養老基金基金。
日本 1980 年代的買買買是為什麼失敗了？1980 年代，日本國內採用低息、量化寬鬆的方式應對日元的快速升值，大量投資開始湧入日本。
和中國一樣，日本當時也積累了龐大的外匯儲備，到八十年代末，日本官方外匯儲備已接近 1000 億美元，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國。
當時日本人覺得經濟強國的象徵一定是資本輸出，輸出最好的國家就是美國。
賓漢麥卡勤律師事務所合夥人村瀨悟（Satoru Murase）總結了日本 1980 年代在美投資的理由和最終失敗的經驗。
首先是將對外投資作為促進國內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手段。
日本對外直接投資主要通過海外直接投資轉移紡織、鋼鐵等國內已經或即將失去比較優勢的產業，為國內汽車、電子資訊等產業升級和更新換代騰出了資源和發展空間。
同時海外投資收益也被視為維護外匯儲備增長的有效保障。通過投資海外企業和專案，讓順差的結構從貿易轉變投資收益，這有助於解決勞動力減少等老齡化問題。
按中國來說，如果未來中國出口還將繼續增長，但勞動力成本上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以及伴隨人口老齡化的進展和儲蓄率的下降等問題，一旦貿易出現逆差，海外投資可以提供收益保障。
其實對於企業來說，跨國並購的確可以利用海外資源彌補自身短板。
日本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方式主要以綠地投資（新建企業），有助於減少東道國產業保護政策的制約，更大程度維持企業技術、管理等方面的優勢。
但由於日本當時僅僅是因為成為“世界工廠”，從而在經濟上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整體實力並沒有當時的美國高。
大量炫耀式交易的結果是，很多交易都集中在溢價極高的地標性地產上。隨著日本地產經濟泡沫的不斷加大，在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陷入了長達 10 年的經濟衰退。
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教授Sam Chandan 表示，日本當時來美收購主要為不動產項目，尤其在洛杉磯跟紐約。但現在中國企業在美國買房建樓曝出之前，其實早就在美國能源、金融、建築或其他實業上進行了投資。“中國企業在美投資商態度是謹慎小心的。但不排除中國企業之間的競爭開始激烈。”
外匯儲備為什麼三年不到驟降 1 萬億美元？最大的開支還是保匯率“外匯儲備沖高到了 4 萬億左右。其實沒有必要搞那麼多。”這是央行行長周小川 2017 年 3 月對如何看待中國外儲減少 1 萬億的回答。話是這麼說，實際外管局對企業和個人的外匯監管已經加強。
外儲減少 1 萬億美元的確是一個巨大的數字。全球外儲排名第二的日本總共“只有” 1.26 萬億美元。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張明認為，外匯儲備快速下降的直接原因是近兩年來，一直存在人民幣貶值預期、並且人民幣也的確從 2014 年最低 6 塊出頭兌 1 美元，貶到最低 6.9 塊兌 1 美元。這導致大量資金流出中國。
為了防止人民幣匯率快速貶值，央行在外匯市場買入被不斷拋售的人民幣、賣出美元以穩定人民幣匯率。央行副行長易綱也表示，央行 2016-2017 年動用超過 1 萬億美元外儲來防止人民幣過度貶值。
同時，外匯儲備的重要來源，貿易順差自 2015 年達到最高值 3.68 萬億元人民幣之後，在 2016 年減少 9.1%、2017 年進一步減少 14.1%。
按照商務部研究院李健的說法，貿易順差的收窄也和人民幣匯率貶值有很直接的聯繫。“從外貿競爭優勢來看，機電產品、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仍為中國出口主力。隨著人民幣貶值和生產綜合成本不斷上升，傳統外貿競爭優勢持續減弱，從而影響了中國出口的規模。”
除了在人民幣匯率市場的消耗和中國企業海外並購之外，外商直接投資減少甚至撤出，也讓外匯儲備進一步下降。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 2016 年估計稱全球金融性資金有 4.2 萬億美元。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湧入中國。當中國經濟增速放緩、股市低迷，大量外資開始以各種方式從境內轉移。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金融室副主任肖立晟有一個等式：對外淨資產=外匯儲備+居民對外淨資產。
2014 年第二季度末至 2016 年末，中國對外淨資產增長 6500 億美元，如果外匯儲備減少 1 萬億美元，為了等式成立，居民對外淨資產應該增長 1.65 萬億美元。
但實際上，這個數字只有 9000 億美元。肖立晟認為中間的 7500 億美元對外淨資產很大可能就是資本外逃導致。
一批公司大舉投資海外加重了外儲的流失。根據胡潤研究院的資料，2016 年，中國企業海外並購多達 438 筆，總額約 2158 億美元。這兩個資料分別較上年增長 21%、148%。
涉及個人的螞蟻搬家式的轉移外匯也是外儲縮水的原因之一。
所謂的螞蟻搬家，就是多人用自己的換匯額度將超過 5 萬美元一年的資金轉入同一個海外帳戶。比如 100 人一年內可以幫一個人搬出去 500 萬美元。
對於試圖通過外匯投資的方式來進行移民的家庭來說，通常都會採用這種方式轉移至少幾十萬的外匯出去。
而由於之前對於這種行為監管較松，螞蟻搬家已經成為轉移小額外匯的常用方式了。
外匯儲備是不是越多越好？多了有什麼代價？龐大的外匯儲備的確可以在外匯市場調節人民幣匯率變化幅度來減少對於市場的衝擊。同時也可以幫助企業進行對外投資，獲得更多的進口外匯融資。
但這並不意味著外匯儲備的數字越龐大就越是一件好事。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中國很久以前就到達了儲備充足的水準。在這個水準之上的外匯儲備，價值就變得相當有限，且規模越大，成本也越高。”
由於外儲主要選擇收益較少的美國國債來保管，2004 年以後，整體外匯儲備的投資回報率均不超過 5%。如此大規模的外匯儲備所帶來的投資回報率卻很低。
而隨著外匯儲備的增長，央行需要超發的人民幣也被迫增加。外匯占款過多，人民幣投放量過大，最直接的問題就是引起國內的通貨膨脹。
雖然央行也通過不斷地增發票據來降低通貨膨脹率，但是增發的速度遠遠跟不上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速度。根據央行資料估計，央行對於外匯占款的對沖率大約達到 70%，而餘下的約 30% 的外匯儲備兌換的人民幣直接增加在廣義貨幣供應量（M2）中，對於我們生活來說，最直接的就是物價快速上漲。
美國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貿易政策教授埃斯瓦·普拉薩德（Eswar Prasad）提到，當外匯儲備越來越高的時候，還會引起貨幣升值和外儲擴張的惡性循環。
當外匯儲備規模十分巨大的時候，中國外匯市場上的外匯供應量就會變得非常充足，導致人民幣存在升值壓力。人民幣升值會削弱中國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導致出口下降。
為了緩解這種壓力，穩定人民幣幣值，央行就要被迫在外匯市場上購入多餘的外匯，這樣卻進一步加劇外匯儲備規模的擴張。外匯儲備規模的不斷擴大，必然導致更大的人民幣升值壓力。這樣便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
那麼外匯儲備在多少規模比較合適？目前很難給出答案對於衡量外匯儲備規模是否適度，國際上有幾個主要的衡量指標。
第一種是由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提出， 國際貨幣組織 IMF 廣泛支援的外匯儲備標準：外匯儲備量最低必須足以支付在下一年內要到期支付的外債總量。該指標旨在應對短期資本流動衝擊，並對預防貨幣危機發生也提供了一定的指導。
按此標準，中國所需外匯儲備規模遠低於 1 萬億美元。
第二種是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特裡芬提出的，在佈雷頓森林體系下，國家的合理外匯儲備規模是外匯儲備對年度進口額的比率不少於 30%，或者滿足 3-4 個月的進口額。
按此標準，中國所需的外匯儲備規模大概在 5000 億美元。
第三種則是將外匯儲備與 M2 比率保持 10-20%。該指標適用于資本自由流動的同時實行釘住匯率制的國家，可以測度本國居民對外國資產的潛在需求。
按照這個標準，中國所需的外匯儲備規模是 2-4 萬億美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新的研究報告指出，中國的外匯儲備規模遠超出了所需水準。IMF 的分析認為，中國目前擁有的 3 萬億美元外匯儲備，遠超出了繼續緩步轉向浮動匯率制這一進程所需的水準。
但實際上需要多少儲備，可能不是那麼簡單能夠回答，因為缺少一些別的資訊。
2010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Christopher Antoniou Pissarides 對我們表示，“對於短期政策來說，人民幣的國際化的話，也不需要那麼多外匯儲備，就讓人民幣在開放市場裡做它該做的。但是不同國家外匯儲備目的不同，使用的目的不同，對於外匯儲備的合理標準也不能一概而論。”
他認為對於中國政府而言，比如一帶一路可能會需要消耗比較多的外匯，但是海外基礎設施的建設也會有回報，也可能以外匯的形式回歸到我們的外匯儲備中。這也意味著需要大量的外匯儲備來進行投資。
“試圖分析中國外匯儲備應該在什麼規模上，需要政府在累積外匯的目的上保持透明。”他補充說，“在知道這個之前，我也沒法告訴你什麼才是一個比較合適的量。”
外儲下滑最近停下來了，是政策同時限制企業、金融機構和個人的結果想要省錢，無非就是開源節流。
對於央行來說，想要減少外匯儲備的消耗，最主要的問題是不用外匯儲備來讓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
2017 年 5 月，央行調整了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定價公式，讓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在市場浮動的基礎上，增加了由報價銀行自行設定係數來影響的“逆週期因數”。
就操作而言，“逆週期因數”使央行通過設定中間價向報價銀行發出政策指引，繼而影響匯率變化，而不再像前幾年那樣僅通過消耗外儲來干預市場這一個方法。
於此同時，隨著全球經濟的復蘇，日本、歐洲、美國經濟開始好轉，一方面對於中國進出口商品的需求不斷增大，保證了貿易順差；另一方面，央行持有的這幾個國家的資產升值，也使得外儲數字提高。
復旦大學泛海國際金融學院教授沈建光表示，“今年以來美元整體偏弱，人民幣匯率不降反升，減緩了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壓力，另外資本外流風險得到了有效控制也是停止下滑的原因。”
2016 年年底，央行就開始加大了對於資本外流的風險管理，這也就是節流的措施。
公安部當時稱，在打擊非法地下銀行的行動中逮捕 600 多人，收繳地下錢莊內 9 千億元人民幣；並表示為阻止資金外流的趨勢，將繼續開展打擊利用離岸公司和地下錢莊轉移贓款的專項行動。
中國的銀行監管機構則在悄悄地暫停美元結算理財產品在境內的銷售。
《紐約時報》報導稱一家中國銀行駐香港的高管承認，北京方面還命令各個銀行的香港分支機搆限制人民幣借貸，使得交易商及投資者更難以在金融市場上做空中國貨幣。
“我們確實在年初的時候收到了北京方面的通知，要求我們在批准以人民幣結算的貸款時更嚴格一些。”
為什麼外匯儲備減少會引起央行的反應？主要還是擔心沒錢控制匯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員王勳告訴我們，外匯儲備在短期內急劇下降的最大影響在於加劇人民幣貶值預期和影響市場信心。
“如果人民幣貶值預期加劇，將造成資本進一步外流，甚至形成外匯儲備下降與人民幣貶值相互加強的惡性循環。”他補充說道。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經政所研究員張明則從央行的控制解釋了外儲減少的危害。“從 2015 年年底，央行就加強了對各種資本外流的控制。這個管制是逐步加強的，最早只管美元跨境的外流，然後開始擴展到所有的幣種。”
“從類型來看，首先是管跨境信貸，然後是證券投資、對外直接投資、地下錢莊、服務貿易，幾乎國際收支表上所有存在顯著流出的項目都被嚴格監管了，可以說資本的強管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如果不進行遏制，一旦中國發生大規模資本外流的時候，市面上流通的人民幣將會減少，從而引發人民幣對外貶值。
長期而言，進口成本就會上升。而且如果短期內資本大量外流，甚至可能引發央行或者國內其他商業銀行外幣儲備枯竭的情形，導致進一步的危機。
同時，外匯儲備的大量減少也會導致中國在海外專案投資上的進展緩慢。
根據外管局的資料顯示， 2017 年 1-10 月，中國境內投資者新增的對外直接投資，為 863.1 億美元，同比下降 40.9%。
因外匯儲備減少，從企業海外並購到個人境外提現的監管都加強了“高中那會兒，我真的以為我得學日語才能找個科技相關的工作。”這是矽谷大投資人、讓互聯網流覽器普及起來的技術先驅馬克·安德森事後對於 1980 年代的記憶。
馬克·安德森有這印象不太奇怪，三菱在 1989 年斥資 8.46 億美元控股洛克菲勒中心，《紐約時報》的報導標題是《日本收購紐約中心》。那篇文章還提到“日本公司已經擁有洛杉磯市中心的 30%”。同一年，索尼 50 億美元買下哥倫比亞影業。
那個時候，美國人普遍相信日本將買下美國。從《機械戰警 2》到《回到未來 2》，好萊塢科幻電影裡描繪的未來，美國人甚至美國政府都在給日本財閥打工。
2012 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買下美國似乎再次發生。這一次主角是中國，特別是萬達、海航、安邦、複星這幾個公司 —— 在中資企業 2016 年的 1870 億美元巨額海外投資中，它們是最大買家。
萬達 26 億美元收購美國第二大院線 AMC，又 35 億美元拿下傳奇影業，仿佛要買下好萊塢。2016 年萬達在洛杉磯辦活動，洛杉磯市長致辭捧場，台下眾多明星聽著王健林的教誨“靠技術講好故事不可持續。我們得讓好萊塢回歸敘事”。
安邦 65 億美元入股希爾頓集團，又買下紐約地標之一的華爾道夫酒店，並將其停業——計畫將 3/4 的客房改造成高端公寓。
這些大手筆都在 2017 年停了下來，外管局要求金額超過 500 萬的並購交易要事先審批。諮詢公司 Acuris 的一份報告顯示，中企 2017 年海外並購金額為 1371 億美元，同比減少 32.8%。
政策收緊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外匯儲備快速減少，從 2014 年的 4 萬億美元跌到 2017 年 1 月的 3 萬億美元。
幾個早先似乎能拿到無盡資金，代表中國買遍全世界的公司因為 180 度的政策變化遭遇危機。萬達、海航、安邦放棄了執行中的交易，折價拋售買來只有幾個月的資產。王健林直接從中國首富跌到第五。
危機持續到了 2018 年。上週末，王健林在萬達年會上稱“採用一切資本手段降低企業負債”，還要逐步清償全部海外有息負債。海航集團則是包括海航、首都航空、祥鵬航空在內的多家子公司拖欠飛機租賃款，董事長陳峰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承認“集團短期流動性受到影響”。
中國公司的大手筆收購潮持續了不到 5 年就因為政策變化而消散。這是 2017 商業大新聞第 8 篇。
外匯收緊影響的並不只是企業。個人購匯一年不超過 5 萬美元的限額在 2017 年被嚴格執行，辦香港銀行卡、買美元保險難度陡增。個人資金不再能用於海外購房、炒股。
從王健林到準備投資、留學的普通人都受到了外匯儲備管制的影響。這個動輒萬億美元的龐大數字是為什麼而存在？它是不是越多越好……
我們列出 12 個問題，試圖通過一系列採訪和分析給出答案。
中國企業在海外買買買為什麼會減少外儲，它們又受到了何種限制？商務部發佈了中國 2017 年全年對外投資合作情況，對外投資累計 1200.8 億美元，同比下降 29.4%。
和一年前相比，這個資料發生了截然不同的變化。2016年，對外投資達到了歷史最高的 1700 億美元，同比增幅 30%。
對於企業海外並購態度 180 度轉向是央行以及中國政府去年最大的 變化。
2016 年 11 月，國家外匯管理局要求，企業資本帳戶下超過 500 萬美元的海外支付，包括組合投資或海外並購等直接投資，必須上報市外管局批准。之前已經獲批的大型投資項目尚未轉帳的外匯部分也適用此規。原來的報批限度是 5000 萬美元。
12 月份又有一份檔出臺，要求自 2017 年 7 月 1 日起，對跨境超過 20 萬元人民幣的交易，銀行需要上報給央行。
央行及多個監管部門對企業境外投資的限制：
20161127
外管局要求境內企業等值 500 萬美元以上的交易要先得到批准。
20161128
外管局表示有六種形式的境內企業投資可能被禁止。
20161129
央行要求境內企業不得使用境內資金為境外企業融資。
20161202
商務部要求新增辦理境外投資手續需提交的材料加強審核。
20161205
國家發改委要求調整境外投資資訊報告新格式以加強真實性審核。
20170607
銀監會要求各大型國有商業銀行排查包括萬達、安邦、海航集團在內數家企業的境外授信及風險分析。
20170718
國家發改委表示將繼續關注房地產、酒店、體育俱樂部等領域非理性對外投資傾向，防範對外投資風險，“建議有關企業審慎決策”。
2017 年 6 月，銀監會要求各大型國有商業銀行排查包括萬達、安邦、海航集團在內數家企業的境外授信及風險分析。
據今年 7 月《新京報》從消息人士處證實，國務院要求銀監會對萬達六個海外投資專案進行監管，單筆投資在數十億美元級別，網上流傳過相關指示檔。
流覽過該檔的《華爾街日報》表示，監管措施包括：萬達在海外並購的公司不能從中國金融機構融資；也不能以這些公司作為抵押從金融機構融資；被收購企業不能注入萬達境內上市公司。
並且，如果海外並購企業出現經營困難，萬達也不可以從境內轉錢給它們。如果萬達要賣這些公司給中國企業，監管機構（比如商務部）不得備案、批准。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海航、安邦、複星等中國企業身上。
但與此同時，也有阿裡巴巴、騰訊、中國恒大等中國公司能在境外募集 50 億美元以上的融資，很多時候這些金額遠高於海航、安邦在海外借到的錢。
理論上，像騰訊、阿裡巴巴這樣每個季度穩定盈利、能從境外金融機構募集到美元借款的企業，無論是美元經營現金流還是融資後把錢搬回國內經營，都相當於在充盈中國的外匯儲備。
外匯儲備的監管對個人又有什麼影響？外儲快速流失之後，監管部門除了嚴格控制企業的海外投資，對個人的外匯管制同期也在加強。
5 個以上不同個人，同日、隔日或連續多日分別購匯後，將外匯匯給境外同一個人或機構，就會觸發外匯監管，相關帳戶的換匯額度可能會被關閉。
中國外匯管制條例規定每名中國居民每年可以換取等值 5 萬美元的外匯。但信用卡的美元消費（取現）額度不被計算在內。由此不少人在境外 ATM 機刷中國境內銀行卡提取外幣、再用人民幣還款，以此變相增加換匯額度。
這項規定原本是每卡每日境外取現不超 1 萬。因此理論上個人可以每年取現 5 萬美元加等值 365 萬元的等值外匯。
但外管局後來要求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每卡每年境外累計取現不得超過等值 10 萬元人民幣。再到今年元旦起，個人不管有 1 張卡還是 10 張卡，加起來一年只能取 10 萬元。每次加強監管的理由幾乎都是遏制部分持卡人在境外大額取現、防範洗錢風險。
期間香港、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也在配合中央政府調整。
2016 年 12 月，澳門將銀聯卡每次取款額度降至五千澳元，每日額度保持不變。香港金管局則在 2017 年 7 月開始要求轄區銀行上報前六個月的銀聯卡取現記錄。
這其中一些監管措施是一直有的，比如不許購匯用於境外證券投資。但之前各個銀行網點審核力度不統一，有時候換幾個網點還是有機會將款項匯出，新規頒佈後審核和申報手續比之前嚴格且複雜。
甚至不在每人每年 5 萬美元購匯額度內的海外學費匯付也可能出問題。《第一財經》的採訪對象透露其在美就讀的朋友就抱怨過，家裡有一次給他打學費的時候出了問題，學費沒能及時到賬。
之前個人換匯可能出於多元化的投資需求，但隨著資本管制政策一再升級，可能會促使更多人有更強烈的換匯避險需求。
外匯儲備變化導致了企業和個人的錢受限，但最終決定它的不是企業和個人投資，甚至也不是央行對匯率的控制美聯儲的一份研究報告稱，中國旅遊者的人均支出從 2013 年的 1300 美元提高到了 2016 年的 2600 美元。在中國經濟增速放緩、人民幣貶值時，人們通常會減少此類開支之時。
美聯儲駐華盛頓資深新興市場經濟學家 Anna Wong 認為這可能是虛假的旅遊交易，“它們更有可能是資本外流，而不是對商品和服務的消費“。根據她的計算，2016 年前九個月，經過偽裝的資本外流可能達到 1900 億美元。
這一數字跟中資企業海外並購金額數相當。這兩個數字相加跟中國用於穩定匯率消耗的萬億美元相比仍是小數。
隨著美國政府的調控和歐美經濟復蘇，美元、歐元等外幣升值，對應的是人民幣匯率下跌。儘管中國央行在 2015-2017 多個場合說退出常態化匯率干預，或者貶值幅度尚在預期、央行有信心人民幣升值。
但當人民幣匯率連著跌破 6.5、6.6 甚至 6.9 整數關口後，央行還是在以美元計價的離岸人民幣市場，拋售美元買入人民幣以穩定匯率。2017 年 1 月初，離岸人民幣報價一夜漲幅超過 10%，使做空人民幣的交易員面臨巨額虧損。
反對央行這種做法的聲音一直存在。《金融時報》社評稱，政策制定者或許希望同時擁有資金的自由流動、對國內利率的掌控以及穩定的匯率，“但三者不可兼得“。因為資本總是會追求最高的回報，從而將利率或匯率兩者之一推至平衡所需水準。但如果中國央行為了維持某一匯率水準，而忽略人民幣的真實價值，在貶值預期之下，它要耗費外匯儲備穩定匯率以阻止資金外流。
但影響匯率變化，讓央行花費鉅資干預的原因不只局限在數字。
從早幾年在中國人、中國公司在國內做生意、購房置業，管制寬鬆的時候也不轉移，到現在想著把錢往外轉移，個人和企業投資趨向的變化代表著人們對經濟未來預期的改變。
對經濟預期的變化除了讓錢流出去，也減少了進來的投資。再擠上政策變化、當地競爭等一系列原因，導致了流入中國的資金在變少、少過了出去的錢。
對於外商來說，要麼搞清楚如何繼續參與，要麼就是撤離全球第二大經濟體。2017 年我們看到的是跨國公司接連退出中國市場、外資製造業關閉中國工廠。
還有出口下滑、貿易順差的下滑。太多更大的、遍及整個社會的力量影響了外匯的匯率變化，推動了央行的決策。
最終，這些力量不是央行管管企業管管個人可以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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