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原野
核心提示：長期以來， 中國東西發展失衡問題突出， 西部地區始終缺乏有力的領軍者。 近年來， 以重慶、成都等為代表的部分城市的崛起， 成為西部經濟發展的主引擎， 帶動和活躍了整個西部地區的經濟形勢。
1月24日， 重慶發佈宏觀經濟資料。 2017年， 全市實現地區生產總值19500.27億元， 按可比價格計算， 比上年增長9.3%。
在此之前， 另一直轄市天津已公佈了去年的各項經濟資料， 經過擠水分後， 2017年， 天津GDP總量為18595.38億元。
由此， 重慶完成了對天津的超越， 成為中國第5城， 領跑新一線城市競爭戰。
考慮到重慶的身份、位置和使命， 此番山城的彎道超車意義非凡。
長期以來， 中國東西發展失衡問題突出， 西部地區始終缺乏有力的領軍者。
近年來， 以重慶、成都等為代表的部分城市的崛起， 成為西部經濟發展的主引擎， 帶動和活躍了整個西部地區的經濟形勢。
尤其是重慶，
重慶是怎麼做到的？
原因很多， 無法一一詳述， 但以下這幾點應該能引起一些城市的思考。
投資強勁 釋放巨大增長潛能
在很長一段時期， 投資、出口和消費被稱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 其中尤以投資為重， 這也是多年來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密碼。
自步入經濟新常態後， 大部分地區投資開始乏力。 相比之下， 重慶卻依然保持了高強度的投資規模， 2013——2017年， 重慶固定資產投資近75000億元的規模， 占GDP的比重超過了90%。
再橫向對比一下， 2013——2017年， 天津市固定資產投資規模僅60000億元的水準， 遠低於重慶。
這表明重慶經濟的快速增長與高強度的投資驅動密不可分。
當然， 話要分兩頭說， 一方面， 重慶經濟增長確實還比較依賴政府主導下的投資驅動。
另一方面， 重慶投資並非過去傳統模式的簡單複製， 其涉及工商業的比重很大， 另有大量“補短板”性質的基礎設施建設， 而且在經過投融資體制改革後， 民間投資日益活躍， 改變了長期以來國有投資的單一格局。
抱團發展 產業集群風生水起
所謂產業集群， 就是特定產業的群體集中於一定區域內， 彼此之間具有分工合作關係， 他們通過縱橫交錯的網路緊密聯繫在一起。
以汽車產業為例， 搞研發的、做設計的、負責零配件的、維修的等相關企業、機構聚在一起， 推動上中下游產業鏈集群發展， 並形成抱團效應。
目前， 重慶已經形成一批大體量、高能級產業集群。
以重慶的兩大王牌產業汽車和電子為例。 2016年， 這兩大產業對於工業增長的貢獻率就占了一半以上。
說起汽車產業， 很多人第一反應可能是上海、或者北京， 甚至長春。
但重慶率先成為了中國第一個年汽車產量超過300萬的城市，
除此之外， 重慶還前瞻性地佈局了積體電路、新型顯示、物聯網、機器人及智慧裝備、新材料、節能環保、生物醫藥、新能源汽車及智慧汽車、葉岩氣、節能環保等十大戰略性新興產業， 培育未來主力產業集群。
借力打力 傳統短板成為優勢
和大多數西部地區一樣， 交通一直是山城的劣勢。
缺乏開放通道、物流成本過高等問題長期是制約重慶招引外商的短板， 很長一段時間， 重慶的貨物出口都是運到上海， 再從海路發送到歐洲。
因此， 物流成本常常超過了貨物價值， 豬肉價運出了鹿肉價。
於是， 重慶就打起了鐵路的主意， 即通過蘭渝鐵路， 由新疆阿拉山口出境， 經哈薩克-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德國-鹿特丹港通達大西洋。
這就是渝新歐的雛形。
事實上，蘭渝鐵路一直存在。那為何通過鐵路出關運輸長期沒有進展呢？
根本是這條線路要經過六個國家，通關繁瑣，手續繁雜，“聯通”看上去很美，實際上很難，絕對不是重慶一個城市能夠完成的任務。
但敢想敢幹的重慶卻千方百計爭取到相關國家部委的支持，最終開闢了渝新歐線路。
2012年4月，渝新歐(重慶)物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由中國鐵路、俄羅斯鐵路、德國鐵路、哈薩克鐵路、重慶市政府“四國五方”共同組建而成。
由此，各方形成了利益分享機制，跨國線路跨國公司管理。渝新歐令重慶從一個閉塞的城市一舉成為內陸開放的高地。
又如，重慶利用當地勞動力的優勢，成功地放大了產業梯度拉動效應，大力招引勞動密集型產業。
因為重慶雖貴為直轄市，但下屬區縣大多並不發達，加之山區地形，耕地資源緊張，擁有大量農村勞動力。
2017年之前，在重慶38個區縣中，有14個是國家級貧困縣，去年有5個區縣成功摘帽，依然還有9個沒有脫貧。
重慶很好地利用了這一勞動力資源的優勢，成功招鳳築巢，一方面建立了新的產業優勢，另一方面又成功將很多外流人口吸引回家鄉就業。
除了這“三板斧”之外，重慶還引領了近年來一系列的改革，城鄉統籌、地票制度、金融改革、農民工戶籍改革……這些開拓性的探索都成為重慶制度創新的標籤。
與之相比，天津則略顯尷尬，儘管自21世紀以來，天津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高速增長，但高增長背後的深層問題也日益凸顯。
根本的一個問題就是產業結構調整相對滯後，傳統優勢工業偏重，對冶金、石化等重工業依賴過大，新的增長動能嚴重不足，由此拖累了調結構、轉方式的進度。
當經濟形勢發生變化時，舊的產業不靈了，新的產業又跟不上，經濟發展的斷檔就不可避免。
因此，2016年時，天津的經濟增長速度還有9%，到了2017年，一下子下降到了3.6%，可謂斷崖式下滑。
也正因如此，不久前結束的天津市委十一屆三次全會暨全市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結構偏重偏舊、新動能增長點青黃不接、資源環境難以為繼、計劃經濟觀念根深蒂固長期困擾天津經濟發展。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被重慶超越還不是最壞的結果，它至少為天津敲響了警鐘。因為後面的成都、杭州等同樣勢頭正猛。
所以，天津該奮起了！
這就是渝新歐的雛形。
事實上，蘭渝鐵路一直存在。那為何通過鐵路出關運輸長期沒有進展呢？
根本是這條線路要經過六個國家，通關繁瑣，手續繁雜，“聯通”看上去很美，實際上很難，絕對不是重慶一個城市能夠完成的任務。
但敢想敢幹的重慶卻千方百計爭取到相關國家部委的支持，最終開闢了渝新歐線路。
2012年4月，渝新歐(重慶)物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由中國鐵路、俄羅斯鐵路、德國鐵路、哈薩克鐵路、重慶市政府“四國五方”共同組建而成。
由此，各方形成了利益分享機制，跨國線路跨國公司管理。渝新歐令重慶從一個閉塞的城市一舉成為內陸開放的高地。
又如，重慶利用當地勞動力的優勢，成功地放大了產業梯度拉動效應，大力招引勞動密集型產業。
因為重慶雖貴為直轄市，但下屬區縣大多並不發達，加之山區地形，耕地資源緊張，擁有大量農村勞動力。
2017年之前，在重慶38個區縣中，有14個是國家級貧困縣，去年有5個區縣成功摘帽，依然還有9個沒有脫貧。
重慶很好地利用了這一勞動力資源的優勢，成功招鳳築巢，一方面建立了新的產業優勢，另一方面又成功將很多外流人口吸引回家鄉就業。
除了這“三板斧”之外，重慶還引領了近年來一系列的改革，城鄉統籌、地票制度、金融改革、農民工戶籍改革……這些開拓性的探索都成為重慶制度創新的標籤。
與之相比，天津則略顯尷尬，儘管自21世紀以來，天津一直保持著兩位數的高速增長，但高增長背後的深層問題也日益凸顯。
根本的一個問題就是產業結構調整相對滯後，傳統優勢工業偏重，對冶金、石化等重工業依賴過大，新的增長動能嚴重不足，由此拖累了調結構、轉方式的進度。
當經濟形勢發生變化時，舊的產業不靈了，新的產業又跟不上，經濟發展的斷檔就不可避免。
因此，2016年時，天津的經濟增長速度還有9%，到了2017年，一下子下降到了3.6%，可謂斷崖式下滑。
也正因如此，不久前結束的天津市委十一屆三次全會暨全市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結構偏重偏舊、新動能增長點青黃不接、資源環境難以為繼、計劃經濟觀念根深蒂固長期困擾天津經濟發展。
其實，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被重慶超越還不是最壞的結果，它至少為天津敲響了警鐘。因為後面的成都、杭州等同樣勢頭正猛。
所以，天津該奮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