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施一公， 清華大學副校長
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 連我最好的學生， 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 老師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 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 我認為出了大問題。
管理學在清華、在北大、在整個中國都很熱， 這是違背教育規律的一件事情。 專科學校辦學的理念， 是培養專業人才， 為行業輸送螺絲釘， 但大學是培養大家之才， 培養國家各個行業精英和領袖的地方， 不能混淆。
當所有的精英都想幹金融
如今我們的 GDP已經全球第二， 但是看技術革新和基礎研究的創新能力，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排在 20名開外。
有的人或許會懷疑， 認為我說的不對， 會說我們都上天攬月、下海捉鱉了， 怎麼可能創新不夠， 我們都高鐵遍佈祖國大地了， 怎麼可能科技實力排在 20名開外。
我想說的是，
我在海外的時候， 只要有人說我的祖國的壞話， 我會拼命去爭論， 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
四月份， 我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 晚宴時， 與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 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 他很不屑一顧， 我覺得很委屈、很憤懣， 但是我輕描淡寫地說了一句：不管怎麼說， 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實現了， 你們在哪兒?但他回敬了一句， 讓我說不出話。
他說：施教授， 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 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並安全回來。
在國內， 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 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
首先我想講， 大學是核心。 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 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 從來不該在大學裡談就業。 就業只是一個出口， 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 怎麼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
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 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 跟大學沒有直接關係。
大學， 尤其是研究型大學， 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 是培養國家棟樑和國家領袖的地方。 讓學生進去後就想就業， 會造成什麼結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鑽。
清華 70%至 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
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 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 我認為出了大問題。
管理學在清華、在北大、在整個中國都很熱， 這是違背教育規律的一件事情。 專科學校辦學的理念， 是培養專業人才， 為行業輸送螺絲釘， 但大學是培養大家之才， 培養國家各個行業精英和領袖的地方， 不能混淆。
學不以致用。 你們沒聽錯， 我們以前太強調學以致用。 我上大學的時候都覺得， 學某一門課沒什麼用， 可以不用去上。 其實在大學學習， 尤其是本科的學習， 從來就不是為了用。
但這並不意味著用不上， 因為你無法預測將來，
大學裡的導向出了大問題， 那麼怎麼辦?其實很簡單， 大學多樣化， 不要一刀切， 不要每個學校都就業引導， 每個學校都用就業這個指標考核， 這對大學有嚴重干擾。
我對基礎研究也有一個看法。 我們國家非常強調成果轉化， 現在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加強轉化”。 但我想問一句， 轉化從哪兒來?
我們的大學是因為有很多高新技術沒有轉化成生產力呢， 還是我們根本就不存在這些高新技術?我認為是後者。 我們的大學現在基礎研究能力太差， 轉化不出來， 不是缺乏轉化， 是沒有可以轉化的東西。
當一個大學教授有了一個成果， 無論是多麼基礎的發明，只要有應用前景和產業轉化的可能，就會有跨國公司蜂擁而來，我就是個例子。
我十四五年前，有個簡單的、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發現，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動來找我。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樣不停在聞，在看，在聽，他們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個有意義的發現。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後覺得心情很沉重。
術業有專攻，我只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
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諮詢的方式、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舉個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獲得 1985年的諾貝爾獎。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後控制者，包括輝瑞，現在非常富有，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
Joseph Leonard Goldstein
他兩年之前在《科學》週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抨擊特別強調轉化。他說轉化是來自於基礎研究，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的時候，如何能轉化。
他說，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麼重要的時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礎研究，轉化是水到渠成的，當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揠苗助長。
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製藥史的過程，很有意思。
我們一定要看看歷史，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史，也要去看科學發展史，看看各個國家強大的地方是如何起來的，而不是想當然地揠苗助長。
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與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什麼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後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重視教育。他笑眯眯地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 Shimon Peres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只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
我聽了以後歎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但我想說我並不是悲觀，其實我很樂觀，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尤其是過去兩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
現在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教育領域深層次的思考和變革，這個大潮真正的開始了。
在這樣的大潮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實事求是的講出自己的觀點，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們的貢獻。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
我們缺什麼?
我出生在河南鄭州，但成長在河南省駐馬店。為什麼我要特別提駐馬店呢?因為這個地方特別具有代表性。
駐馬店相對于河南，就像河南相當於中國，就像中國相對於世界。從地理，從經濟，從科技，從文化，都是這樣。我恰好是在開始有記憶、對社會有感觸的時候成長在駐馬店。
我在駐馬店小學升初中的時候，當時的小學常識老師對我說了一句話：施一公啊，你長大了一定得給咱駐馬店人爭光!
大家可能想不到，這句很簡單的話我刻骨銘心記憶至今。從那以後，每次得到任何榮譽，我都會在心裡覺得是在為駐馬店人爭光。
今天，我同樣想說：老師您好!我還在為咱駐馬店爭光。我中學去了鄭州，大學到了清華大學。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駐馬店的父老鄉親，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鄉親在過什麼樣的生活?過什麼樣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對我衝擊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觀幾乎全部打亂了。在此之前，雖然我受到了傳統教育，雖然我的父親告訴我要做一個科學家、工程師，其實我心裡並不知道自己將來想幹什麼、能幹什麼。
1987年 9月 21日，我的父親被疲勞駕駛的計程車在自行車道上撞倒，當司機把我父親送到河南省人民醫院的時候，他還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鐘 62次，血壓 130/80 。
但是他在醫院的急救室裡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施救，因為醫院說，需要先交錢，再救人。
待肇事司機籌了 500塊錢回來的時候，我父親已經沒有血壓，也沒有心跳了，沒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醫院的急救室。這件事對我影響極大，直到現在，夜深人靜時我還是抑制不住對父親的思念。
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的變化，我曾經怨恨過，曾經想報復這家醫院和見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當值醫生：為什麼不救我父親?
但是後來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經歷著像我父親一樣的悲劇。如果我真有抱負、真有擔當，那就應該去改變社會、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
2012年的清明節，我回駐馬店參加小學同學聚會，很感慨。同班同學中兩個已經不在了，一個患心血管疾病，另一個是癌症。當時還有一位同學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療，現在也不在了。
我常常想：同樣是人，我真幸運，不愁吃、不愁穿，受過高等教育、出過國、留過學，擁有一份鍾愛的工作;可是我們中國有很多人沒有我這麼幸運。
我的父老鄉親和他們的孩子也沒有我這麼幸運。儘管他們不像我這麼幸運，他們卻一直很為我自豪，他們為我鼓勁。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執著的科學家們不一樣。哪點不一樣?他們因為興趣驅使在做科學研究。我有興趣，但最初並沒有那麼強烈的興趣做研究，我的興趣是很晚才培養起來的，驅使我的更多的是責任和義務。
我成長于駐馬店，是地地道道的駐馬店人，那裡的鄰里鄉親也從沒有把我當外人，這種親情常常讓我感動;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創造回報我的父老鄉親，哪怕是取得成績讓他們為我驕傲呢。這是我從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報。
不知不覺間，我的觀念似乎很落伍了。我想不明白當今的社會為什麼會變得這樣物欲橫流，為什麼這麼多人會一致向錢看。
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氣。當大學畢業生以收入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價、選擇出價稍微多一點的公司就業的時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邊的世界變得陌生。
我有時候想，是不是世界變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趟兒了。我怎麼就不理解，連我身邊的人，連我一些同事、同學、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這個社會怎麼了，我們關注點太不可思議的狹窄了!
中國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們一樣幸運，他們很需要我們的説明，需要每一個幸運的人關注他們的生存環境，需要我們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學生做形式化的社會實踐，但很支援他們選擇中國欠發達的地區去看看、去體驗，比如去支教。
在這兒我舉一個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職在清華工作，我的一個本科生從陝西農村的一所希望小學支教回來。
在我的辦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說：施老師，您知道嗎，儘管是希望小學，那裡的孩子，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很瘦，一天只有兩頓飯，早上十點一頓，下午四點一頓。
為啥?沒錢!
他們沒有肉吃，只能吃飽兩頓飯;他們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儘量早點睡，因為要節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之間上課的時間。
但他們都很滿足、很開心……
我不曉得，我們做基礎研究的，我們能做什麼，我們能改變什麼。我受中國傳統教育很深，作為一個敢擔當的讀書人，不僅應該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也需要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只可惜自己的時間精力實在太有限，總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點事情，總想有機會回家鄉給父老鄉親做點什麼。我挺慚愧的，其實我既沒有照顧好我的母親，也沒有照顧好妻子和孩子。
我們缺什麼?我們缺這份對社會的責任感，我們缺這份回報父老鄉親的行動。
在清華大學，我每次給生命科學學院的新生做入學教育的時候，我都告訴他們：你千萬不要忘了，你來到清華，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個人，你也同時代表一個村，一個縣，一個地區，一群人，一個民族。你千萬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擔了這份責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學生，還是我的同道，我們每個人真的要承擔一點社會責任，為那些不像我們一樣幸運的人們和鄉親盡一點義務。
這是我除了對科學本身興趣之外的所有動力，也是我今後往前走最重要的一點支撐。
全文出自尚友留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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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多麼基礎的發明，只要有應用前景和產業轉化的可能，就會有跨國公司蜂擁而來，我就是個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個簡單的、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發現，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動來找我。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樣不停在聞，在看，在聽，他們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個有意義的發現。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後覺得心情很沉重。
術業有專攻，我只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
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諮詢的方式、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舉個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獲得 1985年的諾貝爾獎。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後控制者，包括輝瑞，現在非常富有，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
Joseph Leonard Goldstein
他兩年之前在《科學》週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抨擊特別強調轉化。他說轉化是來自於基礎研究，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的時候，如何能轉化。
他說，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麼重要的時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礎研究，轉化是水到渠成的，當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揠苗助長。
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製藥史的過程，很有意思。
我們一定要看看歷史，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史，也要去看科學發展史，看看各個國家強大的地方是如何起來的，而不是想當然地揠苗助長。
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與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什麼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後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重視教育。他笑眯眯地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
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 Shimon Peres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只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
我聽了以後歎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但我想說我並不是悲觀，其實我很樂觀，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尤其是過去兩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
現在無論是在政治領域，還是在教育領域深層次的思考和變革，這個大潮真正的開始了。
在這樣的大潮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實事求是的講出自己的觀點，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們的貢獻。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
我們缺什麼?
我出生在河南鄭州，但成長在河南省駐馬店。為什麼我要特別提駐馬店呢?因為這個地方特別具有代表性。
駐馬店相對于河南，就像河南相當於中國，就像中國相對於世界。從地理，從經濟，從科技，從文化，都是這樣。我恰好是在開始有記憶、對社會有感觸的時候成長在駐馬店。
我在駐馬店小學升初中的時候，當時的小學常識老師對我說了一句話：施一公啊，你長大了一定得給咱駐馬店人爭光!
大家可能想不到，這句很簡單的話我刻骨銘心記憶至今。從那以後，每次得到任何榮譽，我都會在心裡覺得是在為駐馬店人爭光。
今天，我同樣想說：老師您好!我還在為咱駐馬店爭光。我中學去了鄭州，大學到了清華大學。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駐馬店的父老鄉親，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鄉親在過什麼樣的生活?過什麼樣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對我衝擊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觀幾乎全部打亂了。在此之前，雖然我受到了傳統教育，雖然我的父親告訴我要做一個科學家、工程師，其實我心裡並不知道自己將來想幹什麼、能幹什麼。
1987年 9月 21日，我的父親被疲勞駕駛的計程車在自行車道上撞倒，當司機把我父親送到河南省人民醫院的時候，他還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鐘 62次，血壓 130/80 。
但是他在醫院的急救室裡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施救，因為醫院說，需要先交錢，再救人。
待肇事司機籌了 500塊錢回來的時候，我父親已經沒有血壓，也沒有心跳了，沒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醫院的急救室。這件事對我影響極大，直到現在，夜深人靜時我還是抑制不住對父親的思念。
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的變化，我曾經怨恨過，曾經想報復這家醫院和見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當值醫生：為什麼不救我父親?
但是後來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經歷著像我父親一樣的悲劇。如果我真有抱負、真有擔當，那就應該去改變社會、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
2012年的清明節，我回駐馬店參加小學同學聚會，很感慨。同班同學中兩個已經不在了，一個患心血管疾病，另一個是癌症。當時還有一位同學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療，現在也不在了。
我常常想：同樣是人，我真幸運，不愁吃、不愁穿，受過高等教育、出過國、留過學，擁有一份鍾愛的工作;可是我們中國有很多人沒有我這麼幸運。
我的父老鄉親和他們的孩子也沒有我這麼幸運。儘管他們不像我這麼幸運，他們卻一直很為我自豪，他們為我鼓勁。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執著的科學家們不一樣。哪點不一樣?他們因為興趣驅使在做科學研究。我有興趣，但最初並沒有那麼強烈的興趣做研究，我的興趣是很晚才培養起來的，驅使我的更多的是責任和義務。
我成長于駐馬店，是地地道道的駐馬店人，那裡的鄰里鄉親也從沒有把我當外人，這種親情常常讓我感動;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創造回報我的父老鄉親，哪怕是取得成績讓他們為我驕傲呢。這是我從小受到的教育，我真的很感恩、想回報。
不知不覺間，我的觀念似乎很落伍了。我想不明白當今的社會為什麼會變得這樣物欲橫流，為什麼這麼多人會一致向錢看。
人不是商品，人活一口氣。當大學畢業生以收入為唯一衡量、把自己作價、選擇出價稍微多一點的公司就業的時候，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身邊的世界變得陌生。
我有時候想，是不是世界變化太快，我老了、真的跟不上趟兒了。我怎麼就不理解，連我身邊的人，連我一些同事、同學、朋友我都理解不了，我不知道這個社會怎麼了，我們關注點太不可思議的狹窄了!
中國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們一樣幸運，他們很需要我們的説明，需要每一個幸運的人關注他們的生存環境，需要我們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我不希望自己的學生做形式化的社會實踐，但很支援他們選擇中國欠發達的地區去看看、去體驗，比如去支教。
在這兒我舉一個支教的例子。2008年我全職在清華工作，我的一個本科生從陝西農村的一所希望小學支教回來。
在我的辦公室，他痛哭流涕。他說：施老師，您知道嗎，儘管是希望小學，那裡的孩子，從一年級到五年級，都很瘦，一天只有兩頓飯，早上十點一頓，下午四點一頓。
為啥?沒錢!
他們沒有肉吃，只能吃飽兩頓飯;他們早上不能起得太早，晚上又要儘量早點睡，因為要節省能量，要把能量用在上午十點到下午四點之間上課的時間。
但他們都很滿足、很開心……
我不曉得，我們做基礎研究的，我們能做什麼，我們能改變什麼。我受中國傳統教育很深，作為一個敢擔當的讀書人，不僅應該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也需要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
只可惜自己的時間精力實在太有限，總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點事情，總想有機會回家鄉給父老鄉親做點什麼。我挺慚愧的，其實我既沒有照顧好我的母親，也沒有照顧好妻子和孩子。
我們缺什麼?我們缺這份對社會的責任感，我們缺這份回報父老鄉親的行動。
在清華大學，我每次給生命科學學院的新生做入學教育的時候，我都告訴他們：你千萬不要忘了，你來到清華，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個人，你也同時代表一個村，一個縣，一個地區，一群人，一個民族。你千萬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擔了這份責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學生，還是我的同道，我們每個人真的要承擔一點社會責任，為那些不像我們一樣幸運的人們和鄉親盡一點義務。
這是我除了對科學本身興趣之外的所有動力，也是我今後往前走最重要的一點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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