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國按：
這年頭， 放棄一個很有影響力的文化媒體主編不做， 而一心要做一個詩人的人， 不知有幾個？
鳳凰讀書創辦人嚴彬，
分享下面這篇文章， 不妨透過嚴彬自己的詩文， 一起來認識下這位元任性的詩人。
我的悲傷， 我的詩， 我所說的生活
文：嚴彬
她是孤獨的
坐在門頭歎氣
是一本小說的中間部分
有時候她給我錢， 給我飯盒
有時候罵我——
她的憂傷看不到盡頭
月月坐在門口等我回來
遠處的草綠了
遠處的草黃了
遠處的草枯了
我認得她和木門構成的影子
她從不說孤獨， 不說窮困
她只說每個月沒有錢
她的頭又痛起來了
——《年輕時給母親的十四行詩》， 2004
二零零九年秋天，
我的女兒也出生了。 我帶母親下樓， 從二棟走到四棟， 經過一道鐵門， 去對面的社區空地上走動， 妻子推著嬰兒車， 車裡躺著不足一歲的女兒， 她已經睜開眼睛， 可以看世界了。
過了些日子， 在我們上班的時候， 母親可以抱著女兒， 在社區裡轉轉。 母親有些驚惶， 女兒咿呀叫著， 她們兩個人都對以城市北京為代表的世界不熟， 有時候我看見母親坐在場球的長椅上發呆， 就像從前那樣。
那年九月， 母親回湖南， 我去機場送她， 看著她背著黑色大包、斜挎我給她那我不想再用的紅色運動包， 去登機。 電梯將人們一個一個往下送， 母親不熟悉自動扶梯， 她伸出腳， 害怕找不准位置， 要掉下去， 就那樣試了幾次，
❖
我又回來了
推開門
跳進自己的身體
參觀他的地下室
帶走幾件舊衣服
——《死後》， 2012
我的悲傷是從母親那裡得來的。
在我很小的時候， 大概懂事不久， 就開始設想死。 我開始設想死， 就對死充滿了恐懼。 我沒有經過死亡教育， 我奶奶死時， 我已經九歲， 我並不痛苦， 留在我心裡的是她在屋後扒柴（湖南鄉下的話，
應該是在我懂得了死的恐懼， 並親眼見到奶奶的死後， 又過了一些時候， 才產生對死之來臨的悲傷。 爺爺是要死的， 父親母親是要死的， 我是要死的， 所有我見到的人都是要死的。 我對這些產生了恐懼。
我很早就產生兩種感受：自己死時的痛， 親人死時的悲。 它們都給我恐懼， 符合我的個性——一個膽小懦弱的人。
這些， 是我寫詩之前的一部分經驗。
上了大學， 我都沒有設想過以後的生活， 我會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像父親那樣無所不能而又充滿失敗嗎？我沒有想過，
大二， 二零零二年， 我很幸運， 命中註定的人來了。 我遇到了我的語文老師， 她美麗、脫俗， 給我最初關於文藝和美的想像。 最初上課， 她給我們帶來兩部電影：《死亡詩人俱樂部》、《愛比死更冷》；她給我們佈置作業：寫一首詩。
我寫出了最初的詩——《死亡詩組》。 回想起來， 也很好笑， 我的詩裡充滿了尼采式的張狂、破壞和不安。 那一組詩， 我不敢念了， 但我知道， 它為我的懦弱、困頓， 為我矮小瘦弱的身體找到了第一個神父。 我在祂面前說出我的希望和絕望、我的孤獨、不安和不幸， 即便是臆想的、誇張的， 都說了出來。
在那樣的狀態下， 我寫了三年詩， 產量很大， 臨到畢業時， 我將它們整理出來， 給它們取了個可笑的名字，叫做《靈魂的邊緣》。
即便是那樣，我也不認為自己會成為詩人。
我讀到過萊蒙托夫十六歲時寫出的“六塊木板中的孤獨”，我感到自己的孤獨已經太遲了，來不及了；我讀到過顧城八歲左右寫的“松塔”、十五歲左右寫的“太陽是我的縴夫，它拉著我，用強光的繩索”……我有什麼？想像力不足。
在我二十三四歲的時候，我幻想過詩人最好的死亡時間，二十七歲。我會如約，像濟慈、雪萊那樣死掉嗎？二零零五年，我二十四歲，來到北京，沒有死的跡象；二零零八年，我結婚了，女兒出生了，我還活著。我感覺到，成為傑出詩人的夢已經破碎了。
二零零二年，我從餘傑那本文采很好的、給了我最早才子佳人教育的《香草山》那裡，知道有本廖亦武編的《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至少有三四年，它成為我的詩歌燈塔。我從網上零星下載書中的章節，我被黃翔、食指、芒克、根子等等那樣一些人給迷住了，芒克那死後會衰老的人的墳頭長出的白髮太迷人了，根子龜裂的土地的、滿眼所見都是殺我的兇手的悲哀和壯烈太迷人了，白樺英國式的褲線、柵欄後的歌聲太迷人了……
《沉淪的聖殿》不久，我在圖書館陸續讀到北島在《收穫》上連載的專欄，“時間的玫瑰”，我又被葉賽寧的槍、曼德爾施塔姆的列寧格勒給迷住了。那些死亡，那些沉重的生活。
❖
我是個孤獨的人
常常被自己驚醒
一個人去外面
看見一個又一個人經過
——我收藏他們
包括秋末燃燒的草皮
被燒掉的白蟻和它們的魂魄
我的紀念碑是個多面手
它對俄羅斯人的冷漠感興趣
去一個真實的俄國農村做秘密訪談
它在夜裡偷偷寫日記
——死掉的人都瘋狂過
我對母親的懷念也是假的
將內心繼續隱藏吧
——《族長的秋天》，2015
這麼多年來，我努力成為詩人。
然而好笑的是，二零零六年，在我聽說過有人說我的詩歌好過西川的詩後，我找來西川的《深淺》，我讀不懂他的“深淺”；我去西單圖書大廈二樓找詩人們的詩讀，我在中國當代詩人的詩歌裡昏昏欲睡——他們寫了什麼？我覺得那是另一個世界。二零零六年，我在詩裡寫的是八一電影製片廠孤獨的貓，是我的同事、那些隔壁的姑娘們，我寫了西三環六裡橋北裡通用大廈底下一堆一堆找活幹的農民工，寫隔壁城中村的妓女，妓女響亮的床……
我覺得自己離書裡寫的詩，還有十萬八千里啊！
二零零八年，我已經認識了真正的詩人叢治辰。他是北大著名的青年詩人，成為我的同事，帶我參加未名詩歌節，告訴我那個在臺上念詩的人叫做何不言——我曾以一本《博爾赫斯詩集》，交換到一本冒牌的何不言的詩。我看見叢治辰在北大百年講堂，他非常熟悉的臺階上，帶著那一群不能擠進詩歌節的年輕人朗誦詩歌。他何等英武！我將我的詩給他，請他為我留意，哪裡可以發表我的詩。
也就是那樣的日子，又過去幾年，他將他眼中“中國詩歌鑒賞水準最好的詩歌編輯（之一）”彭敏介紹給我。後來我們成為朋友，互相奚落各自的愛和懦弱、生活的苦悶。我的第一組公開發表的詩，果真出自彭敏之手，出現在《詩刊》上。而那時，已經是二零一四年，我三十三歲了。
❖
生活在十七世紀
人們更容易昏厥
在喪事從簡的習俗中
默哀後人們儘早回家
合衣睡在自己的床上
一本書上記載著這些
每位元夫人都擁有好名聲
我的祖母也是如此
——《虛無》，2015
以上的部分，是今年（2015）十月我為《人民文學》“新浪潮詩會”準備的發言稿。二零一五年，我以“北京詩人代表”的身份，參加了這次詩會，遇到十幾位來自中國各地的年輕詩人。那是一周好時光。
不管如何，我是打算將自己介紹給他們的——儘管後來這篇稿子並沒有派上用場，我仍然在大多數人眼裡留下了“憂鬱”的印象，這符合我長期以來的樣子，儘管我知道，“憂鬱”並不是一種多麼好的品格。
在此之前，也是十月，我和詩人陳家坪同車往安徽參加一個詩歌節。一路上，同車人說話，他們聊得很熱烈。因為我也坐在車上，離得太近了——那是我唯一一次見到家坪，實際上他給了我很好的印象，我認為他是個善良可靠的人——家坪用問其他人的問題也問我，“有沒有好朋友”。我說，沒有，我不知道什麼樣的朋友才算好朋友。
我得回答太讓人不滿意了——我沒有好朋友（當然，這個答案並不可靠）。
事實上，這種印象是可靠的。我的朋友曾對我說，我是一個“寡情”的人。
也許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在北京十年了，我沒有去過任何一個“北京人”家裡做客。我的“寡情”是有緣由的。我沒有歸屬，既不屬於北京人，也不認為自己是“異鄉人”——我甚至將“異鄉”之外的“家鄉”也給捨棄了。
沒有什麼是一定要擁有的。自從我母親去世後，這種感覺時常出現。去年的“北京青年詩會”，我知道，雖然似乎沒有接受邀請，我也不打算參加，原因很簡單——詩會的地點太遠了。
沒有什麼是我一定要擁有的。我坐在家裡，或者在別的什麼地方，將時間耗過去了。
一個看上去非常輕浮的詞常常可以描述我：虛無。
我常常這樣活著（現在我或許誇大了這種感覺，但，為什麼不可以呢，“沒有什麼是我一定要擁有的”，沒有什麼是我一定不能去表達的）。
我的一首詩可以作為本文結尾：
她推開窗
我選擇的時代就在外面
我的同伴住進為民新村
和我一起吃飯的人
變成大人物
如今月光多麼好
我要說到的地方擁有吊蘭
人們在街上走來走去
金虎餐廳的營業時間又延遲了
現在是晚上
我選擇的時代進來一個青衣女人
小說家沉迷于敘事
深夜的敲門聲響起
被帶走的人越來越少
國王學院的天文教授以與人絕交為生
——《我們的時代》，2015
2015年12月11日二稿
2016年6月8日三稿
北京，望京
嚴彬，1981年生於湖南瀏陽，詩人，前鳳凰網讀書頻道主編，飄飄蕩蕩的理想主義者。
嚴彬是處女座。他曾經寫作一首詩《處女座》來紀念詩人攝影家任航（1987～2017），實際上這是一個人的精神自審--這甚至違背了神的示諭“不可使他認識自己”。正如湖水照亮了那喀索斯（Narcissus）俊美無比的白弱臉龐，同時湖水中的影子也成了吸附 詩人的深淵。
嚴彬的詩歌以及“詩人形象”讓我有些不明所以地想到了兩個奇怪的但印象極其深刻的“太宰治的臉”和“孔雀肺”。太宰治的臉相信沒幾個人見過，“有的臉莫名其妙地難以忘記。有一種臉不知為什麼深深銘刻心裡，不斷地迫你思索……有這種悲戚而高貴的臉的人一世紀頂多一個或兩個罷”（橋川文三《太宰治的臉》）。
——《“雙生”：太宰治的臉，或孔雀肺 | 霍俊明論嚴彬及其詩歌》
有好幾位熟悉或不太熟悉的朋友，問過我同樣一個問題：你覺得嚴彬怎麼樣？對這個問題，我是這樣回答的：在我認識的八零後詩人裡，嚴彬是唯一一個隨時隨地活在詩歌狀態裡的詩人，他對詩歌的熱情超過了他對現實生活的熱情，令人感動！
從生活上而言，嚴彬是怯懦的，他在堅持，而他的善良本性幫助他找到了詩歌的憂傷底色和詞語輕歎。當很多年輕詩人還在和詞語糾結的時候，嚴彬已經走在自然而然的語言道路上了。
鳳凰詩刊是嚴彬創辦起來的，其在詩歌界的專業精神和影響力有目共賭，而嚴彬在鳳凰詩刊這個詩歌平臺上是無私的，他擔任主編，推廣了很多很多詩人的作品，不計個人得失，只因他有一顆純潔的詩歌之心。
——蔣一談（小說家，詩人，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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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它們取了個可笑的名字，叫做《靈魂的邊緣》。即便是那樣，我也不認為自己會成為詩人。
我讀到過萊蒙托夫十六歲時寫出的“六塊木板中的孤獨”，我感到自己的孤獨已經太遲了，來不及了；我讀到過顧城八歲左右寫的“松塔”、十五歲左右寫的“太陽是我的縴夫，它拉著我，用強光的繩索”……我有什麼？想像力不足。
在我二十三四歲的時候，我幻想過詩人最好的死亡時間，二十七歲。我會如約，像濟慈、雪萊那樣死掉嗎？二零零五年，我二十四歲，來到北京，沒有死的跡象；二零零八年，我結婚了，女兒出生了，我還活著。我感覺到，成為傑出詩人的夢已經破碎了。
二零零二年，我從餘傑那本文采很好的、給了我最早才子佳人教育的《香草山》那裡，知道有本廖亦武編的《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至少有三四年，它成為我的詩歌燈塔。我從網上零星下載書中的章節，我被黃翔、食指、芒克、根子等等那樣一些人給迷住了，芒克那死後會衰老的人的墳頭長出的白髮太迷人了，根子龜裂的土地的、滿眼所見都是殺我的兇手的悲哀和壯烈太迷人了，白樺英國式的褲線、柵欄後的歌聲太迷人了……
《沉淪的聖殿》不久，我在圖書館陸續讀到北島在《收穫》上連載的專欄，“時間的玫瑰”，我又被葉賽寧的槍、曼德爾施塔姆的列寧格勒給迷住了。那些死亡，那些沉重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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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個孤獨的人
常常被自己驚醒
一個人去外面
看見一個又一個人經過
——我收藏他們
包括秋末燃燒的草皮
被燒掉的白蟻和它們的魂魄
我的紀念碑是個多面手
它對俄羅斯人的冷漠感興趣
去一個真實的俄國農村做秘密訪談
它在夜裡偷偷寫日記
——死掉的人都瘋狂過
我對母親的懷念也是假的
將內心繼續隱藏吧
——《族長的秋天》，2015
這麼多年來，我努力成為詩人。
然而好笑的是，二零零六年，在我聽說過有人說我的詩歌好過西川的詩後，我找來西川的《深淺》，我讀不懂他的“深淺”；我去西單圖書大廈二樓找詩人們的詩讀，我在中國當代詩人的詩歌裡昏昏欲睡——他們寫了什麼？我覺得那是另一個世界。二零零六年，我在詩裡寫的是八一電影製片廠孤獨的貓，是我的同事、那些隔壁的姑娘們，我寫了西三環六裡橋北裡通用大廈底下一堆一堆找活幹的農民工，寫隔壁城中村的妓女，妓女響亮的床……
我覺得自己離書裡寫的詩，還有十萬八千里啊！
二零零八年，我已經認識了真正的詩人叢治辰。他是北大著名的青年詩人，成為我的同事，帶我參加未名詩歌節，告訴我那個在臺上念詩的人叫做何不言——我曾以一本《博爾赫斯詩集》，交換到一本冒牌的何不言的詩。我看見叢治辰在北大百年講堂，他非常熟悉的臺階上，帶著那一群不能擠進詩歌節的年輕人朗誦詩歌。他何等英武！我將我的詩給他，請他為我留意，哪裡可以發表我的詩。
也就是那樣的日子，又過去幾年，他將他眼中“中國詩歌鑒賞水準最好的詩歌編輯（之一）”彭敏介紹給我。後來我們成為朋友，互相奚落各自的愛和懦弱、生活的苦悶。我的第一組公開發表的詩，果真出自彭敏之手，出現在《詩刊》上。而那時，已經是二零一四年，我三十三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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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十七世紀
人們更容易昏厥
在喪事從簡的習俗中
默哀後人們儘早回家
合衣睡在自己的床上
一本書上記載著這些
每位元夫人都擁有好名聲
我的祖母也是如此
——《虛無》，2015
以上的部分，是今年（2015）十月我為《人民文學》“新浪潮詩會”準備的發言稿。二零一五年，我以“北京詩人代表”的身份，參加了這次詩會，遇到十幾位來自中國各地的年輕詩人。那是一周好時光。
不管如何，我是打算將自己介紹給他們的——儘管後來這篇稿子並沒有派上用場，我仍然在大多數人眼裡留下了“憂鬱”的印象，這符合我長期以來的樣子，儘管我知道，“憂鬱”並不是一種多麼好的品格。
在此之前，也是十月，我和詩人陳家坪同車往安徽參加一個詩歌節。一路上，同車人說話，他們聊得很熱烈。因為我也坐在車上，離得太近了——那是我唯一一次見到家坪，實際上他給了我很好的印象，我認為他是個善良可靠的人——家坪用問其他人的問題也問我，“有沒有好朋友”。我說，沒有，我不知道什麼樣的朋友才算好朋友。
我得回答太讓人不滿意了——我沒有好朋友（當然，這個答案並不可靠）。
事實上，這種印象是可靠的。我的朋友曾對我說，我是一個“寡情”的人。
也許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在北京十年了，我沒有去過任何一個“北京人”家裡做客。我的“寡情”是有緣由的。我沒有歸屬，既不屬於北京人，也不認為自己是“異鄉人”——我甚至將“異鄉”之外的“家鄉”也給捨棄了。
沒有什麼是一定要擁有的。自從我母親去世後，這種感覺時常出現。去年的“北京青年詩會”，我知道，雖然似乎沒有接受邀請，我也不打算參加，原因很簡單——詩會的地點太遠了。
沒有什麼是我一定要擁有的。我坐在家裡，或者在別的什麼地方，將時間耗過去了。
一個看上去非常輕浮的詞常常可以描述我：虛無。
我常常這樣活著（現在我或許誇大了這種感覺，但，為什麼不可以呢，“沒有什麼是我一定要擁有的”，沒有什麼是我一定不能去表達的）。
我的一首詩可以作為本文結尾：
她推開窗
我選擇的時代就在外面
我的同伴住進為民新村
和我一起吃飯的人
變成大人物
如今月光多麼好
我要說到的地方擁有吊蘭
人們在街上走來走去
金虎餐廳的營業時間又延遲了
現在是晚上
我選擇的時代進來一個青衣女人
小說家沉迷于敘事
深夜的敲門聲響起
被帶走的人越來越少
國王學院的天文教授以與人絕交為生
——《我們的時代》，2015
2015年12月11日二稿
2016年6月8日三稿
北京，望京
嚴彬，1981年生於湖南瀏陽，詩人，前鳳凰網讀書頻道主編，飄飄蕩蕩的理想主義者。
嚴彬是處女座。他曾經寫作一首詩《處女座》來紀念詩人攝影家任航（1987～2017），實際上這是一個人的精神自審--這甚至違背了神的示諭“不可使他認識自己”。正如湖水照亮了那喀索斯（Narcissus）俊美無比的白弱臉龐，同時湖水中的影子也成了吸附 詩人的深淵。
嚴彬的詩歌以及“詩人形象”讓我有些不明所以地想到了兩個奇怪的但印象極其深刻的“太宰治的臉”和“孔雀肺”。太宰治的臉相信沒幾個人見過，“有的臉莫名其妙地難以忘記。有一種臉不知為什麼深深銘刻心裡，不斷地迫你思索……有這種悲戚而高貴的臉的人一世紀頂多一個或兩個罷”（橋川文三《太宰治的臉》）。
——《“雙生”：太宰治的臉，或孔雀肺 | 霍俊明論嚴彬及其詩歌》
有好幾位熟悉或不太熟悉的朋友，問過我同樣一個問題：你覺得嚴彬怎麼樣？對這個問題，我是這樣回答的：在我認識的八零後詩人裡，嚴彬是唯一一個隨時隨地活在詩歌狀態裡的詩人，他對詩歌的熱情超過了他對現實生活的熱情，令人感動！
從生活上而言，嚴彬是怯懦的，他在堅持，而他的善良本性幫助他找到了詩歌的憂傷底色和詞語輕歎。當很多年輕詩人還在和詞語糾結的時候，嚴彬已經走在自然而然的語言道路上了。
鳳凰詩刊是嚴彬創辦起來的，其在詩歌界的專業精神和影響力有目共賭，而嚴彬在鳳凰詩刊這個詩歌平臺上是無私的，他擔任主編，推廣了很多很多詩人的作品，不計個人得失，只因他有一顆純潔的詩歌之心。
——蔣一談（小說家，詩人，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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