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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束永不消逝的“鐳射”

人物小傳:高伯龍, 我國著名物理學專家、鐳射陀螺技術領域創始人、國防科技大學軍用光學專業學科帶頭人, 中國工程院院士, 國家863高技術專家組成員, 曾獲全軍首屆專業技術重大貢獻獎, 兩次榮立二等功。

2017年12月10日, 長沙城南郊明陽山殯儀館薄霧茫茫。 銘德廳外的走廊上, 人來人往, 他們每人胸前戴著一朵小白花, 專程從外地趕來送高伯龍院士最後一程。

12月6日, 我國鐳射陀螺研究領域的泰斗級人物——國防科技大學教授高伯龍院士因病于長沙離世, 享年89歲。

高院士離世的消息立刻刷爆了“國防科大”人的朋友圈,

大家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表達對這位元老科學家的敬仰。

猶如一束絢麗的鐳射劃過長空, 搞了一輩子鐳射的高院士, 靜靜地走了……

沒有高伯龍, 就沒有中國的鐳射陀螺

沒有高伯龍, 我國鐳射陀螺事業的發展可能還要推後十幾年甚至更久。

導彈、飛機、艦船、戰車等各種作戰平臺有一個制約其精確打擊、快速反應和精確控制的關鍵部分, 叫慣性導航系統。 這個系統的作用是使這些作戰平臺在不依賴GPS、北斗導航系統的情況下自主完成導航、制導、定位、定向和姿態控制等功能。 如果沒有高精度的慣性導航系統, 現代作戰平臺和武器彈藥就是有手無眼的“瞎子”, 任你有一身力氣也無法使用。

而慣性導航系統的核心部件,

是其中的陀螺儀。 它誕生至今, 已過去半個世紀, 目前世界上只有美、中、法、俄等少數國家掌握其研製和生產技術。 為了它, 高伯龍奮鬥了40多年。

上世紀60年代初, 美國研製出世界上第一台鐳射陀螺儀的原理樣機, 引發了一場世界光學領域的革命。 將鐳射陀螺用於導航與精確制導的設想, 讓國際上許多科研機構紛紛開始了研製工作。

直到1971年, 在國際上原理機和一些關鍵技術都取得重要進展以後, 時任國防科工委副主任的錢學森將鐳射陀螺的大致技術原理寫在兩張小紙片上, 交給長沙工學院(國防科技大學前身)領導, 加緊開展對鐳射陀螺的研製。

接到任務後, 學院迅速組建起以高伯龍為骨幹的課題組,

緊鑼密鼓地開始了鐳射陀螺的研製。 正當他們躊躇滿志的時候, 國內外許多開展此項研究的科研機構紛紛中止了研製工作。

原來, 鐳射陀螺研製不僅是一個全新的領域, 更是一個世界性難題, 以當時的科研條件與工藝水準, 想研製成功簡直比登天還難。

對於研製鐳射陀螺的難度, 高伯龍是清楚的。 這位新中國建立初期畢業于清華大學的高材生, 自信在理論方面不比外國人遜色, 但研究涉及諸多核心工藝, 讓他心有餘而力不足。

“如果我們不幹, 就會給國家留下空白, 將來可能因此受制於人;要幹, 就要幹好這個世界性難題。 ”高伯龍下定決心向鐳射陀螺的研製攻關發起衝鋒。

憑著深厚的理論功底、非凡的數學物理分析能力,

高伯龍通過理論推導和計算, 終於弄清了鐳射陀螺的原理, 並根據當時我國工藝水準, 提出了與美國不同的技術路線。

研究的初步進展, 給鐳射陀螺的研製工作帶來了一線希望。 就在這個時候, 幾家合作單位又因難度太大、前景不明選擇退出。

“別人不幹了, 我們卻不能放棄。 ”高伯龍和課題組每個人都清楚, 如果就此放棄, 我國鐳射陀螺研製任務就會半路夭折。

在困難面前退縮, 決不是軍隊科技工作者的職業素養。 高伯龍以咬定青山不放鬆的韌勁, 在這個寂寞的領域裡繼續戰鬥、奮力前行。

但凡經歷磨難, 驚喜總是不期而至。 1978年, 高伯龍率領課題組經過不懈努力, 終於成功研製出我國第一代鐳射陀螺實驗室原理樣機。

這一成果解決了大量理論和技術問題, 為進一步研製、生產鐳射陀螺奠定了基礎。

一路“奔跑”, 終於見到成功的曙光

實驗室原理樣機的研製成功, 無疑是一項重大突破, 但它僅僅是一個簡單的鐳射陀螺雛形。

從原理樣機過渡到實用階段, 需要解決鍍膜及其相關的一系列技術與工藝難題, 根據當時我國設備和工藝水準, 要想邁過這些“溝溝坎坎”是難上加難。 要知道, 美國光在解決鍍膜問題上就花了近30年的時間。

有人對此產生畏難情緒:“工藝上不去, 我們幹也白乾, 不如趁早體面收場。 ”

高伯龍說:“開弓哪有回頭箭?我們能幹到今天這一步多麼不容易, 怎麼說退就退呢?困難再大, 也要研製出中國的鐳射陀螺。 ”

低損耗的反射鏡片是決定鐳射陀螺性能的關鍵。 我國當時工藝水準落後,要突破這道難關,談何容易? 一批批膜片被加工出來,又一批批地報廢,研製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高伯龍沒有退縮。他毅然決定,暫時放下多年的理論研究,轉入到鐳射陀螺全閉環工藝研究中。

走別人沒走過的路,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能真正體會到底有多難——

當時手工打磨一個鐳射環形器上的小孔,就需要半個多月時間;一項關鍵技術難題,徘徊了一年多才找到解決方法;缺少鐳射高精度檢測設備,他們就自己動手造……每走一步,都是步履艱辛。

高伯龍把實驗室當成第二個家,幾乎每天在實驗室工作達15個小時。他長年患有哮喘疾病,疲勞後常常發作。為了不影響工作,高伯龍需要長期服用定喘藥品。

汗水在無聲中流淌,時針在寂靜中跳躍。在經歷了無數次挫折與失敗後,他們用了6年時間將前進道路上的“絆腳石”一一搬開:成功研製我國第一台鐳射高精度測量設備,解決了多層介質膜的檢測問題,並提出了一套全新的鍍膜方案,攻克了低損耗鍍膜的關鍵技術。

1994年11月8日,我國第一台鐳射陀螺工程化樣機誕生。這一消息,向全世界宣告:繼美、法、俄之後,我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個能夠獨立研製鐳射陀螺的國家。

如果實現不了批量化生產,鐳射陀螺就無法在部隊推廣使用。緊接著,高伯龍團隊打響了第二場戰鬥,這一干又是20多年。

鐳射陀螺是諸多高精尖極限技術的組合。批量化生產,就是要將這些高精尖極限技術“固化”。一路“奔跑”,他們終於見到成功的曙光——首條鐳射陀螺生產線在他們手中建成,產品的精度和可靠性達到世界先進水準。

如今,團隊研製的鐳射陀螺已形成批量生產能力,產品應用範圍已覆蓋陸、海、空、火箭軍主要武器作戰平臺,有效提升了我軍的快速反應能力、遠程突防能力、精確打擊能力,為部隊戰鬥力建設做出重大貢獻。

至純至強光依舊,世間已無高伯龍

追思會儉樸而莊重,人們擠滿了整個大廳,許多人哭成了淚人。待眾人散去後,高伯龍的夫人曾遂珍顫顫巍巍地從輪椅上站起來,伏在靈柩上失聲痛哭,怎麼勸都不肯離去。她送的花圈擺在高伯龍院士靈柩的正前方,挽聯上只寫了一句話:謝謝你對我一生的呵護,該休息了老頭子,安心去吧。

愛因斯坦曾說,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後者,它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許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

是的,技術可以被超越、被淘汰,甚至被顛覆。唯獨品德的力量催人奮進,歷久彌新。對於從事科學研究,高伯龍曾這樣評價自己:“搞科研,我是個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只要問題沒有研究清楚,不解決,我就丟不下,成天想,做夢還想。”

那些年,為了攻克鐳射陀螺研製技術,高伯龍幾乎沒有按時吃過飯,有時甚至一天只吃兩頓飯。高伯龍的老伴說:“結婚幾十年,我就是天天在家為他熱飯,熱了又涼,涼了又熱。”

十年前,長沙遭遇罕見雨雪冰凍災害,電力供應緊張,學校白天不能正常供電,高伯龍就把實驗調整到晚上做。博士生張文回憶說:“那段時間,校園裡積雪很深,老師穿著解放鞋小心翼翼地走著,每晚都來實驗室,一干就是一整夜,直到清晨停電後,才步履蹣跚地返回宿舍,我們看著既欽佩又心疼。”

在國防科技大學,許多人都說高伯龍是個“倔老頭”,對待科研工作極其較真。

有一次,高伯龍邀請宇航學會一位院士來校進行學術講座。在課堂上,他對這位院士的一個學術問題有不同觀點,當即站起來與之辯論。講到激動時,高伯龍走上講臺,拿起粉筆,將公式和運算直接寫在黑板上,有理有據地講起來。

氣氛一下變得尷尬起來。但這位院士並不介意,兩人相互交流,不時碰撞出思想火花,討論越來越深入,氣氛也變得輕鬆活躍起來。參加聽課的人都說,這是印象最深、收穫最大的一次講座。

“高院士就是這樣,直率較真,學風嚴謹。”一位熟悉高伯龍的教授說。

高伯龍先後帶了30多名博士生,按時畢業的卻很少。一位博士生按照他的要求選擇了“磁鏡研製及相關技術”研究。有人說,單單完成磁鏡研製就可以獲得博士學位,但高院士並不這麼看,要求與磁鏡研製的相關技術也必須有所突破。這名博士生又跟著他幹了3年,最終突破相關技術,歷時7年才完成了博士學業。

嚴師出高徒。如今,高伯龍帶出的學生大多都成為我國雷射技術領域的知名專家。

斯人遠去,風骨長存。高伯龍走了,但他的精神品質如同他癡迷的鐳射一樣,依然綻放出奪目光芒,照亮著新時代的強軍征程,激勵著後繼者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不懈奮鬥。

我國當時工藝水準落後,要突破這道難關,談何容易? 一批批膜片被加工出來,又一批批地報廢,研製工作再次陷入困境。

高伯龍沒有退縮。他毅然決定,暫時放下多年的理論研究,轉入到鐳射陀螺全閉環工藝研究中。

走別人沒走過的路,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能真正體會到底有多難——

當時手工打磨一個鐳射環形器上的小孔,就需要半個多月時間;一項關鍵技術難題,徘徊了一年多才找到解決方法;缺少鐳射高精度檢測設備,他們就自己動手造……每走一步,都是步履艱辛。

高伯龍把實驗室當成第二個家,幾乎每天在實驗室工作達15個小時。他長年患有哮喘疾病,疲勞後常常發作。為了不影響工作,高伯龍需要長期服用定喘藥品。

汗水在無聲中流淌,時針在寂靜中跳躍。在經歷了無數次挫折與失敗後,他們用了6年時間將前進道路上的“絆腳石”一一搬開:成功研製我國第一台鐳射高精度測量設備,解決了多層介質膜的檢測問題,並提出了一套全新的鍍膜方案,攻克了低損耗鍍膜的關鍵技術。

1994年11月8日,我國第一台鐳射陀螺工程化樣機誕生。這一消息,向全世界宣告:繼美、法、俄之後,我國成為世界上第四個能夠獨立研製鐳射陀螺的國家。

如果實現不了批量化生產,鐳射陀螺就無法在部隊推廣使用。緊接著,高伯龍團隊打響了第二場戰鬥,這一干又是20多年。

鐳射陀螺是諸多高精尖極限技術的組合。批量化生產,就是要將這些高精尖極限技術“固化”。一路“奔跑”,他們終於見到成功的曙光——首條鐳射陀螺生產線在他們手中建成,產品的精度和可靠性達到世界先進水準。

如今,團隊研製的鐳射陀螺已形成批量生產能力,產品應用範圍已覆蓋陸、海、空、火箭軍主要武器作戰平臺,有效提升了我軍的快速反應能力、遠程突防能力、精確打擊能力,為部隊戰鬥力建設做出重大貢獻。

至純至強光依舊,世間已無高伯龍

追思會儉樸而莊重,人們擠滿了整個大廳,許多人哭成了淚人。待眾人散去後,高伯龍的夫人曾遂珍顫顫巍巍地從輪椅上站起來,伏在靈柩上失聲痛哭,怎麼勸都不肯離去。她送的花圈擺在高伯龍院士靈柩的正前方,挽聯上只寫了一句話:謝謝你對我一生的呵護,該休息了老頭子,安心去吧。

愛因斯坦曾說,第一流人物對於時代和歷史進程的意義,在道德品質方面,也許比單純的才智成就方面還要大,即使是後者,它們取決於品格的程度,也許超過通常所認為的那樣。

是的,技術可以被超越、被淘汰,甚至被顛覆。唯獨品德的力量催人奮進,歷久彌新。對於從事科學研究,高伯龍曾這樣評價自己:“搞科研,我是個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只要問題沒有研究清楚,不解決,我就丟不下,成天想,做夢還想。”

那些年,為了攻克鐳射陀螺研製技術,高伯龍幾乎沒有按時吃過飯,有時甚至一天只吃兩頓飯。高伯龍的老伴說:“結婚幾十年,我就是天天在家為他熱飯,熱了又涼,涼了又熱。”

十年前,長沙遭遇罕見雨雪冰凍災害,電力供應緊張,學校白天不能正常供電,高伯龍就把實驗調整到晚上做。博士生張文回憶說:“那段時間,校園裡積雪很深,老師穿著解放鞋小心翼翼地走著,每晚都來實驗室,一干就是一整夜,直到清晨停電後,才步履蹣跚地返回宿舍,我們看著既欽佩又心疼。”

在國防科技大學,許多人都說高伯龍是個“倔老頭”,對待科研工作極其較真。

有一次,高伯龍邀請宇航學會一位院士來校進行學術講座。在課堂上,他對這位院士的一個學術問題有不同觀點,當即站起來與之辯論。講到激動時,高伯龍走上講臺,拿起粉筆,將公式和運算直接寫在黑板上,有理有據地講起來。

氣氛一下變得尷尬起來。但這位院士並不介意,兩人相互交流,不時碰撞出思想火花,討論越來越深入,氣氛也變得輕鬆活躍起來。參加聽課的人都說,這是印象最深、收穫最大的一次講座。

“高院士就是這樣,直率較真,學風嚴謹。”一位熟悉高伯龍的教授說。

高伯龍先後帶了30多名博士生,按時畢業的卻很少。一位博士生按照他的要求選擇了“磁鏡研製及相關技術”研究。有人說,單單完成磁鏡研製就可以獲得博士學位,但高院士並不這麼看,要求與磁鏡研製的相關技術也必須有所突破。這名博士生又跟著他幹了3年,最終突破相關技術,歷時7年才完成了博士學業。

嚴師出高徒。如今,高伯龍帶出的學生大多都成為我國雷射技術領域的知名專家。

斯人遠去,風骨長存。高伯龍走了,但他的精神品質如同他癡迷的鐳射一樣,依然綻放出奪目光芒,照亮著新時代的強軍征程,激勵著後繼者為全面建成世界一流軍隊不懈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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