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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建陽書坊主餘象鬥

當我們論及明代通俗小說的編創時, 不可避免要提到熊大木。 若論及明代書坊主的通俗小說評點, 則很自然會想到餘象鬥。 余象鬥是建陽書坊重要的刻書家, 集書商、編輯、評點家身份於一身, 是晚明建陽刻書史上最具影響力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所在的餘氏家族自宋以來, 世代為刻書大族。 餘象鬥的出版活動, 最活躍的時間是萬曆時期。 綜觀他所刻之書, 有科舉備考用書、詩詞韻律大全、詩文精選、歷史地理書、日用類書、通俗小說以及醫療保健類書, 品種多樣, 而整體面貌呈現為通俗化、大眾化的特色。

他常把“評注”“評林”“注解”“詳訂”“訓解”“纂注”“選注”“題評”直接冠名於出版物卷首。 萬曆十九年, 餘象鬥所刻《新鋟朱狀元芸窗匯輯百大家評注史記品粹》十卷卷首有一個“書目”, 在他推出的“品粹”系列中, 再三說明是“系申、汪、錢三方注釋”, 或“湯會元選集”“朱殿元補注”“字字句句注釋分明”。 聲稱選注之人是大家。 由於有注釋, 亦是精選, 自然暢銷。

余象鬥在編輯大眾圖書方面有著自己的行銷和編輯理念, 這樣的理念自然也運用到他所編輯的通俗小說中。 餘象鬥慣用的評點形態便成為他編輯通俗小說的一種重要形式。

餘氏刻書, 以通俗小說最為著名。 余象鬥與其餘姓家族成員一起, 在明中後期以至清初, 長時間引領著通俗小說的出版潮流。

很顯然, 餘象鬥對通俗文學的市場需求非常敏感。 在《三國》《水滸》等講史類小說盛行的嘉靖、萬曆年間, 他不惜成本, 對於暢銷的講史小說一版再版。 例如, 余象鬥於《三國志演義》有《新刻按鑒全像批評三國志傳》和《新刊校正演義全像三國志萬曆年間出版的傳評林》。 萬曆年間出版的《水滸傳》有《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和《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慶忠義水滸全傳》。 此外, 《大宋中興通俗演義》, 餘氏家族也先後刊印了《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八卷、《精忠錄》二卷, 以及《新刊按鑒演義全像大宋中興岳王傳》八卷兩種不同版本。 《南北宋志傳》, 有《全像按鑒演義南北宋志傳》二十卷, 《新刊出像補訂參史鑒南宋傳通俗演義題評》十卷五十回、《北宋志傳通俗演義》十卷五十回等不同版本。
在此, 不禁使人心生疑問:既是同一部小說, 為何不一版多印, 而要重新刊刻成另外一種版本形態問世?如果將餘象鬥所刊同一部小說不同的版本仔細比照, 便能夠發現, 不同版本編輯體例不盡相同, 其中卻定有評點本。 《三國》《水滸》一目了然, 在其刊行的《大宋中興通俗演義》的兩個版本中, 《新刊大宋中興通俗演義》被認為是用萬卷樓的書版挖改重印的。 其版本特色在於有較多的釋音注, 凡“表曰”“評曰”“論曰”“史評曰”等用方框標示, 文字均錯行刊刻, 以示與正文相區別。 有句讀、圈點符號。 而《新刻按鑒演義全像大宋中興岳王志傳》雖然評注與上本大多相同, 但釋音注較少,
所引史鑒文字的版識也不明顯, 無點讀符號。 《南北宋志傳》的“題評”本也是從江南“原板”引進。 這些足以見出餘象鬥對通俗小說市場的關注度和敏銳度, 他與江南金陵等地書坊的交流頗多, 並不失時機地引進“名公評點”的形式, 哪怕並不是名副其實的“名公評點”。

余象鬥對通俗文學題材的敏感度, 還體現在他編纂《新刻芸窗匯爽萬錦情林》, 神魔小說《五顯靈官大帝華光天王傳》《北方真武祖師玄天上帝出身志傳》以及公案小說《皇明諸司公案》《廉明公案》等;不僅在小說題材上有所開拓, 而且在編撰的兩部公案小說中, 首創“書判體”“三詞”結構, 並且大量擴充自評性質的“按語”, 雖然這些小說沒有脫離法律文書的印跡, 也因此受到文學性不夠的譏評,

但顯然得到了大眾的關注和追捧。 就這一點來說, 餘象鬥的小說創作與評點, 是與他書坊主兼編輯的身份不可分割的。

若仔細考察餘象鬥出版評點本、並參與小說評點的目的, 似乎並不能完全歸之于書商的重金牟利。 余象鬥首先是一個儒生, 他自述于萬曆十九年才輟儒業而從事出版商業活動。 建陽餘氏家族, 其先人亦由仕宦轉而從事刻書業, 雖非顯赫之族, 也堪稱書香門第。 余象鬥的祖父曾建造清修寺, 作為子孫講學之所, 亦為印書藏版之地。 餘象鬥就算稱不上專業的小說創作者、評點者, 也是一名稱職的出版編輯。 他將士子精英的閱讀活動推向“天下四民”、芸芸大眾, 本人也收穫了傳播文化和商業利益的雙重喜悅。 評點固然是他的書業廣告中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字,而他自己的名字也赫然刻印在圖書的卷首;餘象鬥也從單純刊行者的身份,變成“編集”者、“評梓”者、“編述”者。“仰止子”作為參訂者出現在書名中,“餘仰止”的詩歌出現在小說正文中,“餘仰止”也成為小說《列國前編十二朝》的評點者。此外,余象鬥用大量不同形態的插畫作為招徠讀者的重要方式,他居然冠冕堂皇地將自己的肖像畫刻印在出版的圖書中。可以說,餘象鬥在他的圖書編輯、小說創作與評點活動中找到了文人“立德、立言、立名”的人生價值。以此來觀照他在《八仙出處東遊記》前《八仙傳引》中的那段話:“不佞鬥自刊《華光》等傳,皆出予心胸之編集,其勞鞅掌矣,其費弘钜矣。乃多為射利者刊甚,諸傳照本堂樣式,踐人轍跡而逐人塵後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無恥,與異方之浪棍、遷徙之逃奴,專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襲人唾餘,得無垂首而汗顏,無恥之甚乎!”餘象鬥所在書坊也挖改、翻印過別家的書版,他此處痛心唾駡的,更多是針對別家書坊對他帶有原創性質的小說原樣翻刻,甚至並不署名的現象。用語尖銳,足以見出身為山林文人,余象鬥對自己編創作品,如愛惜羽毛一般的珍視,也顯露他在小說編輯和評點活動中用情之深。

作者:劉海燕(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光明日報》( 2018年01月26日 16版)

責編:產娟娟

評點固然是他的書業廣告中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字,而他自己的名字也赫然刻印在圖書的卷首;餘象鬥也從單純刊行者的身份,變成“編集”者、“評梓”者、“編述”者。“仰止子”作為參訂者出現在書名中,“餘仰止”的詩歌出現在小說正文中,“餘仰止”也成為小說《列國前編十二朝》的評點者。此外,余象鬥用大量不同形態的插畫作為招徠讀者的重要方式,他居然冠冕堂皇地將自己的肖像畫刻印在出版的圖書中。可以說,餘象鬥在他的圖書編輯、小說創作與評點活動中找到了文人“立德、立言、立名”的人生價值。以此來觀照他在《八仙出處東遊記》前《八仙傳引》中的那段話:“不佞鬥自刊《華光》等傳,皆出予心胸之編集,其勞鞅掌矣,其費弘钜矣。乃多為射利者刊甚,諸傳照本堂樣式,踐人轍跡而逐人塵後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無恥,與異方之浪棍、遷徙之逃奴,專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襲人唾餘,得無垂首而汗顏,無恥之甚乎!”餘象鬥所在書坊也挖改、翻印過別家的書版,他此處痛心唾駡的,更多是針對別家書坊對他帶有原創性質的小說原樣翻刻,甚至並不署名的現象。用語尖銳,足以見出身為山林文人,余象鬥對自己編創作品,如愛惜羽毛一般的珍視,也顯露他在小說編輯和評點活動中用情之深。

作者:劉海燕(福建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光明日報》( 2018年01月26日 16版)

責編:產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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