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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河北文壇回眸(三)

新時代背景下的審美流變

——2017年河北散文掃描

與往年相比, 2017年河北散文創作出現較為明顯的特徵。 從現象上看, 圍繞雄安新區的設立和塞罕壩創造的生態奇跡誕生了一批散文佳作, 作家深入生活現場, 與書寫對象保持“零距離”, 在新時代背景下抒寫個人情感、反映時代精神;從文本上看, 在散文“雞湯化”日甚的今天, 一些作家不被流俗裹挾, 堅持有深度和有難度的寫作, 敢於呈現對生命意義和歷史本質的思索, 同時注重文本的藝術完成度和飽和度;從創作主體看,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出生的一批青年作家在這一領域取得不俗的成績,

他們以散文這一文體作為行走文壇的主要標記, “散文作家”的身份或許應得到確認。 上述特徵不僅在新時代的審美流變中顯示了主體的個性, 更展示出河北散文紛繁腴健的整體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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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與“小”的互證

作為一種看起來沒有技術門檻的文體, 散文比小說、詩歌和戲劇更適合表達直接的、即時的和分散的生活感受。 它甚至不需要顧及時間和空間的系統性, 也無須刻意於敘事的秩序感——當下散文的文體規範也體現為當代生活對藝術的邀約。 歷史和時代碩大無朋, 但它們是一個相對概念, 並不具有完整的、可稱量意義上的實體感, 其“大”要通過對身在其中的“小”的個體影響力來體現。

社會世俗化的一個表像, 是歷史感在生活中的退卻, 時代與個人命運的聯繫變得不那麼緊密。 但實質上, 無論過去的顛沛流離與現在的祥和安定, 時代對人的影響俱在, 正是“小”的感受映射著“大”的狀態, 二者成為互證的關係。 散文之美, 恰在觸角探入的時代與人的結合處;它對時代最直接的意義, 在於以毫不隱蔽的方式完成“互證”的過程。

今年河北散文創作出現兩個突出的主題, 即對雄安新區和“塞罕壩精神”的書寫。 這不是偶然現象, 它們以審美化的方式回應了當代中國最重要的兩個時代話題:發展和環保。 在對雄安新區的書寫中, 關仁山《仰望雄安》以風景之美建立基礎, 敘事、抒情都被置於個人審美視域中;在澎湃的感情支配下,

對白洋澱風光的渲染不吝辭藻, 唯美、雅致、豔麗, 猶如打開一幅重彩畫。 一個“仰”字顯示出作者的視角, 既揭示了對美景的讚賞之情, 又體現著對未來的憧憬。 儘管以景為框架, 但人作為風景中最美的元素沒有被疏遠, 從風光漫步到歷史場景中, 找到了當代白洋澱人與歷史精神的隱秘聯繫, 從而為未來的想像奠定了文化的基礎。 由景而人, 從今而古, 又從現實進入想像, 有一種虛實相生的靈動。 孟醒石《雄安筆記》通篇對歷史敬慕有加, 且視野兼及雄安三縣。 作者由當下的風物入手, 通過詭譎的歷史和被歷史決定命運的人物, 寫出了燕趙交匯之地深厚的歷史積澱和文化內涵。 作者顯然深諳“精神是散文的靈魂”這一創作中至高的審美原則,
由地域精神而擴大為民族精神, 並以此統合民間傳說、史籍、講述等材料, 使文章在駁雜的氣韻中透射出一以貫之的氣脈。 作者將視點聚焦於某種事物, 從而賦予其象徵意義, 是一種詩意的呈現。

因為不需要在文本中重建真實世界的秩序, 散文處理現實生活的能力比其他體裁更為容易;而基於現實的書寫又與我們的切身體驗緊密相關, 更有利於抒發情感。 馮小軍的兩篇短文《塞罕壩情愫》和《塞罕壩新一代》, 儘管寫法偏傳統, 但呈現出俊逸疏朗的風格, 值得一讀。 前者圍繞一個“情”字, 寫“我”置身塞罕壩時的個人感受, 並以個人的回憶和對地貌風景的講述佐證塞罕壩人的精神。 後者圍繞“人”字,

用具體的人和事寫塞罕壩人如何創造人間奇跡, 敘述散逸自然。 薛梅《一種生命儀式的存在》仍然以“情”主導全篇, 但情、事、象三者相得益彰。 作者從人和大地兩個方向上看塞罕壩, 人的精神和大地的精神被凝結在“生命”這個詩性的意象中。 開篇即說“追溯灤河的源頭, 我們找到了生命豐沛之象”, 用資料和概括性的描述為塞罕壩畫像, 之後將情賦予“以植樹造林為使命, 以護林愛山為職責, 將短暫的生命拓寬、拓深”的具體人物身上。 而這一過程中, 始終伴隨著作者熾熱的抒情。

2

從情到智的昇華

當代散文寫作的問題之一, 是失去了對文體的自覺意識, 寫作在真情實感的大纛下淪為對個人感受的淺白表達。 比如對親情、愛情、友情這些人類最基本的情感, 人和人之間的體會有諸多相似之處,創作難免同質化。或許楊朔、秦牧等那一代散文家對文體的自覺是當代文學中的特例,但現在看來他們的局限性也顯而易見,這才有了後來者的探索。寫作者趨於成熟,首先在於能夠反思文體中的藝術規範,並在創作中顯現出個性化的藝術理解。在這個意義上,一批河北年輕散文作家的創作擺脫了自髮式的激情寫作,進入到了藝術的自覺,從而寫出了新意盎然的文本。如果總結他們共有的特點,就是由抒情、敘事進入到智性寫作層面,真正昇華為對生存和生命本質的體驗。綠窗(宋利萍)、劉雲芳、劉萌萌等年度內的新作能夠代表各自的創作高度,甚至已經初步顯現出個人的辨識度。

綠窗《桃花馬上》和《耕稼的聖母》是寫人的作品,面對熟悉且親近的喬西和馬麗奶奶,“我”的情感被理性約束,以對人物命運的智性思索把抒情節制到有限的範圍內。有節奏的敘述跳躍、魅性十足的語詞運用、人物自身跌宕的命運使日常經驗被解構後再建構,人物不屈服於苦難,不忌憚流俗,不辜負內心的性格鮮活動人。可貴的是,作者的情感轉化為潛藏的敬意,從讀者角度看,精神引領取代了情感按摩,文章顯現出堅硬的骨感,與人物自身的性格和燕趙文化的地域品格形成了同構關係。劉萌萌《小徑分岔的敘述》選取家族兩代人作為敘述的物件,梳理家族複雜的倫理關係和家族史,單靠情感已經無法支撐。作者從個人的親情體驗中脫離出來,從祖父一輩跌宕起伏的命運落筆,“分岔”到父親、母親和大伯一輩在困頓生活裡的堅韌,然後再回到對祖父的懷念中。作品一方面以冷峻的邏輯分析遮蔽住個人的情感流瀉,含蓄的抒情向理智攀升;另一方面始終貫穿著“人是歷史的產物”這一命題,寫出了時代對人物在命運和性格上的雙效影響,作品已經超越了個人意義,而擴大為對時代和人類命運的反思。趙海萍《我的母親》在司空見慣的題材中超拔而出,對情感的深度表達在同類寫作中是少有的。深刻並非氾濫,作者體味到日常與命運和靈魂的關係,用理智把握生活與母親雙向度的影響,彰顯了本體意義上的母親形象。

劉雲芳的寫作從另外的角度抵制散文私語化、平庸化的趨勢。在《奔跑的兔子》中通過兔子與人的視角轉換,使兩者之間形成對應關係,透過兔子被人類圍堵揭示人類被現實捆縛的命運,二者皆無可遁逃。在物與象的關係中,作者並不以情系之,而施以寓言化的重構,使文意出現哲理化的效果,這是智思的結果。在《夢的幾種招式》中,這種特徵愈加明顯,“夢”被擬人化,與“我”的敘述交相雜陳,講親人間的思念、日常的艱辛,以及存在於個人頭腦裡的冥冥之意,甚至借“夢”的招式重新排布一個人可能的命運。作品富於情感,但濃情被寓言手段拆解,理性浮出感覺的地表。葉猛《小的城與島上書店》由一座小書店的變化表達個人思索,從書店這座“小城”到所在城市的那座“大城”,用象徵抒寫由知識而到精神再到思想的個人享受,個體的“思享”再現的是“小城”對“大城”日常品質的影響,個人經驗感受上升為一種知識。

3

回味從前與品鑒日常

商業消費時代,與歷史感在生活中的退場相對應的是“日常”的崛起。人浸淫於實在的、常態化的、物質性的現實狀態中,表現在散文裡,是嚴肅和崇高被懸置,日常和俗世成為最主要的審美對象。這些作品或直抒胸臆,表現生活中的甜美與憂傷;或因境因事起意,表達個人對生活現象的見解等。偶有對從前的回憶,但回憶的內容常被當作敘事和抒情的材料或工具,本身並不被作為書寫的主體。這類作品在散文現場中最為豐富,它們散佈在報紙副刊、大眾刊物和網路中,有指導人生、撫慰心靈、怡情養性、傳佈哲理等效果,深受讀者喜愛。這一作品整體上的缺陷在於,由於人對生活的體驗有共通之處,相似題材的作品很容易陷入套路,所以在堪稱海量的龐大基數中真正能寫出新意並不容易。

雖然(李亞)《裡城道的傳說》由九個小節組成,每一小節都單獨成為一個故事。語言活潑,格調清新,內容卻從深厚的中國民間文化中擷取而來。以擬人化的、寓言式的寫法講述家鄉動植物的故事,以及一些民間神秘的傳說,情節有傳奇性,不僅能激發兒童閱讀的興趣,且能在潛移默化中起到教育作用,讓人聯想到過去農村常見的老人向孩子“講古”或“講曲兒”的場景。王義合《賣紙花》回憶過去的生活,通過一次賣紙花的過程,表面寫與生活的抗爭,暗含的則是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一路艱難的表像下有作者倔強的精神,也飽含對愛人的情感,在現實中有積極意義。甯雨(郭文嶺)《八月黍成》從泥河灣人類史前文明的大處放眼,以“黍”這種遠古遺存至今的北方農作物為敘述的脈絡,最後通過具體的人與事將文意歸攏到當下鄉村的衰變上,個人情感放大為歷史的情感,激情與智性合一,文章具有磅礴的氣象。

王繼穎《意象三題》是一組懷鄉作品,作者由懷人而漸至懷念鄉下生活,進而追念人物品格代表著的傳統道德。其中《風聲》回憶和懷念姥姥,《紙錢》寫一個叫“老圈”的遠房親戚,《蔬菜》由同事種菜聯想自己的人生經歷。作者回憶的內容是被記憶定格的時間切片,“故鄉的景物人事,都如我少年時”,文章有很強的畫面感,語言和意境優美。龐永力《厚酒、薄牌、煙嫋嫋》是典型的日常審美,面對生活中喝酒、打牌這樣常見的事,作者沒有以清規戒律批判它們的庸俗性,而是施以哲思的品鑒,從世俗中看到參與者不同的性格和觀念。作者在其中進行思辨,使之有了“隨筆”式的解析風格,不乏明清以來小品文的性靈,傳達著恬淡的凡人心境。

進入新時代,文藝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散文的源頭在於火熱的生活,更在於創作者的自覺。回顧河北散文2017年的收穫,無疑是作家們深入生活、紮根人民的結果。 (桫欏)

人和人之間的體會有諸多相似之處,創作難免同質化。或許楊朔、秦牧等那一代散文家對文體的自覺是當代文學中的特例,但現在看來他們的局限性也顯而易見,這才有了後來者的探索。寫作者趨於成熟,首先在於能夠反思文體中的藝術規範,並在創作中顯現出個性化的藝術理解。在這個意義上,一批河北年輕散文作家的創作擺脫了自髮式的激情寫作,進入到了藝術的自覺,從而寫出了新意盎然的文本。如果總結他們共有的特點,就是由抒情、敘事進入到智性寫作層面,真正昇華為對生存和生命本質的體驗。綠窗(宋利萍)、劉雲芳、劉萌萌等年度內的新作能夠代表各自的創作高度,甚至已經初步顯現出個人的辨識度。

綠窗《桃花馬上》和《耕稼的聖母》是寫人的作品,面對熟悉且親近的喬西和馬麗奶奶,“我”的情感被理性約束,以對人物命運的智性思索把抒情節制到有限的範圍內。有節奏的敘述跳躍、魅性十足的語詞運用、人物自身跌宕的命運使日常經驗被解構後再建構,人物不屈服於苦難,不忌憚流俗,不辜負內心的性格鮮活動人。可貴的是,作者的情感轉化為潛藏的敬意,從讀者角度看,精神引領取代了情感按摩,文章顯現出堅硬的骨感,與人物自身的性格和燕趙文化的地域品格形成了同構關係。劉萌萌《小徑分岔的敘述》選取家族兩代人作為敘述的物件,梳理家族複雜的倫理關係和家族史,單靠情感已經無法支撐。作者從個人的親情體驗中脫離出來,從祖父一輩跌宕起伏的命運落筆,“分岔”到父親、母親和大伯一輩在困頓生活裡的堅韌,然後再回到對祖父的懷念中。作品一方面以冷峻的邏輯分析遮蔽住個人的情感流瀉,含蓄的抒情向理智攀升;另一方面始終貫穿著“人是歷史的產物”這一命題,寫出了時代對人物在命運和性格上的雙效影響,作品已經超越了個人意義,而擴大為對時代和人類命運的反思。趙海萍《我的母親》在司空見慣的題材中超拔而出,對情感的深度表達在同類寫作中是少有的。深刻並非氾濫,作者體味到日常與命運和靈魂的關係,用理智把握生活與母親雙向度的影響,彰顯了本體意義上的母親形象。

劉雲芳的寫作從另外的角度抵制散文私語化、平庸化的趨勢。在《奔跑的兔子》中通過兔子與人的視角轉換,使兩者之間形成對應關係,透過兔子被人類圍堵揭示人類被現實捆縛的命運,二者皆無可遁逃。在物與象的關係中,作者並不以情系之,而施以寓言化的重構,使文意出現哲理化的效果,這是智思的結果。在《夢的幾種招式》中,這種特徵愈加明顯,“夢”被擬人化,與“我”的敘述交相雜陳,講親人間的思念、日常的艱辛,以及存在於個人頭腦裡的冥冥之意,甚至借“夢”的招式重新排布一個人可能的命運。作品富於情感,但濃情被寓言手段拆解,理性浮出感覺的地表。葉猛《小的城與島上書店》由一座小書店的變化表達個人思索,從書店這座“小城”到所在城市的那座“大城”,用象徵抒寫由知識而到精神再到思想的個人享受,個體的“思享”再現的是“小城”對“大城”日常品質的影響,個人經驗感受上升為一種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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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味從前與品鑒日常

商業消費時代,與歷史感在生活中的退場相對應的是“日常”的崛起。人浸淫於實在的、常態化的、物質性的現實狀態中,表現在散文裡,是嚴肅和崇高被懸置,日常和俗世成為最主要的審美對象。這些作品或直抒胸臆,表現生活中的甜美與憂傷;或因境因事起意,表達個人對生活現象的見解等。偶有對從前的回憶,但回憶的內容常被當作敘事和抒情的材料或工具,本身並不被作為書寫的主體。這類作品在散文現場中最為豐富,它們散佈在報紙副刊、大眾刊物和網路中,有指導人生、撫慰心靈、怡情養性、傳佈哲理等效果,深受讀者喜愛。這一作品整體上的缺陷在於,由於人對生活的體驗有共通之處,相似題材的作品很容易陷入套路,所以在堪稱海量的龐大基數中真正能寫出新意並不容易。

雖然(李亞)《裡城道的傳說》由九個小節組成,每一小節都單獨成為一個故事。語言活潑,格調清新,內容卻從深厚的中國民間文化中擷取而來。以擬人化的、寓言式的寫法講述家鄉動植物的故事,以及一些民間神秘的傳說,情節有傳奇性,不僅能激發兒童閱讀的興趣,且能在潛移默化中起到教育作用,讓人聯想到過去農村常見的老人向孩子“講古”或“講曲兒”的場景。王義合《賣紙花》回憶過去的生活,通過一次賣紙花的過程,表面寫與生活的抗爭,暗含的則是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一路艱難的表像下有作者倔強的精神,也飽含對愛人的情感,在現實中有積極意義。甯雨(郭文嶺)《八月黍成》從泥河灣人類史前文明的大處放眼,以“黍”這種遠古遺存至今的北方農作物為敘述的脈絡,最後通過具體的人與事將文意歸攏到當下鄉村的衰變上,個人情感放大為歷史的情感,激情與智性合一,文章具有磅礴的氣象。

王繼穎《意象三題》是一組懷鄉作品,作者由懷人而漸至懷念鄉下生活,進而追念人物品格代表著的傳統道德。其中《風聲》回憶和懷念姥姥,《紙錢》寫一個叫“老圈”的遠房親戚,《蔬菜》由同事種菜聯想自己的人生經歷。作者回憶的內容是被記憶定格的時間切片,“故鄉的景物人事,都如我少年時”,文章有很強的畫面感,語言和意境優美。龐永力《厚酒、薄牌、煙嫋嫋》是典型的日常審美,面對生活中喝酒、打牌這樣常見的事,作者沒有以清規戒律批判它們的庸俗性,而是施以哲思的品鑒,從世俗中看到參與者不同的性格和觀念。作者在其中進行思辨,使之有了“隨筆”式的解析風格,不乏明清以來小品文的性靈,傳達著恬淡的凡人心境。

進入新時代,文藝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散文的源頭在於火熱的生活,更在於創作者的自覺。回顧河北散文2017年的收穫,無疑是作家們深入生活、紮根人民的結果。 (桫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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