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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雲的善舉能免除“冰花男孩”上學的奔波之苦嗎?

民營資本的善意捐助確實慷慨、暖人, 但仍顯得杯水車薪、隔靴搔癢, 離興辦教育還有光年的距離, 而讓體制外資源遠離教育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圖片1:為鄉村教育慷慨解囊的馬雲

2018年1月21日, 第三屆“馬雲鄉村教師獎”典禮在暖意融融的三亞舉行, 一擲千金的馬老闆也讓上百位鄉村教師得到了實實在在的溫暖——每人10萬元人民幣的獎金!

而就在此時, 被媒體曝光的雲南昭通的一個“冰花男孩”還在徒步近10裡山路輾轉到魯甸縣新街鎮轉山包小學上課, 在寒冷的冬季, 滇東北地區潮濕的水汽凝結在男生的頭髮上、睫毛上, 他搓著凍得皴裂的雙手、氣喘吁吁地跑進了教室。

100位獲獎教師的身後, 是中國300萬辛勤工作在貧困地區的鄉村教師;一個“冰花男孩”的背後, 是中國4000萬艱苦求學在落後地區的鄉村兒童。

馬雲所謂“拆校並校機制”的觀點被中華教育改進社理事虹野老師(《馬雲,

您可明白“寄宿學校”對鄉村教育是“飲鴆止渴”?》)和俞敏洪(《這次我要“懟”馬雲一下》)善意地批評指正, 這個在實踐中已經被證明是錯誤的機制, 反映了民營資本與鄉村教育的距離感。

圖片2:“冰花男孩”

按理說, 民營資本的善意捐助已經算是仁至義盡、慷慨暖人,

但仍顯得杯水車薪、隔靴搔癢, 公益也好, 慈善也罷, 離興辦教育還有光年的距離。

馬老闆創立的湖畔大學充其量只是商界、企業界的EMBA班, 而俞敏洪建立的新東方學校也僅僅是外語(或預科)培訓班, 這些還談不上“教育”。

其實, 馬雲、俞敏洪等一大批中國民營企業家都是有教育情懷的, 但為什麼沒有興辦教育呢?

首先, 可持續的長期投入, 民營資本吃得消嗎?我們耳邊總是響起“錢不是問題”的豪言壯語, 的確, 阿裡巴巴、新東方等也是“不差錢”的潛在投資人, 但對於教育而言, 這不是EMBA班, 也不是英語短訓營, 不一定掙得到錢。

場地、設備、師資、教材等, 常常是“幾十年如一日”地投入, 即使像哈佛這樣世界上最有錢的私立大學,

也主要靠品牌美譽度換取社會捐助, 把募集的錢做進一步的金融運作, “錢生錢、利滾利”地維持大學的運營。 顯然, 辦教育是花錢的買賣, 不是每一個資本家都能辦得起的。

圖片3:哈佛大學

另外, 更關鍵的是體制和政策的限制, 讓民營資本不能安心投入。

民辦大學的地位還不如民營企業。 在製造、貿易、商業等多個領域的細分市場, 民企的影響力舉足輕重, 風頭甚至壓過國企。 而在教育行業, 民辦教育受到的限制超過了民企的制度瓶頸。

2016年8月刊載在《南方都市報》的《追尋中國私立大學的歷史傳統》一文, 追憶了民國時期中國民辦高等教育的發展歷程。 如今的復旦大學、南開大學、廈門大學都是彪炳史冊的著名私立大學演變而來的, 而馬相伯、張伯苓、陳嘉庚等一大批民國時期的大教育家彙集社會資本興辦教育的大環境雖然是多事之秋, 但教育當局對私立大學的限制較少, 反而從某種程度上符合學術自由的發展前提, 於是吸引了胡適、徐志摩、呂思勉、黃炎培等知名學人參與教學和研究工作, 將當時的高等教育推向了新的歷史高度。

圖片4:廈門大學

當然,公立教育是當前中國社會教育體制的主導力量,各級教育主管部門責無旁貸。在2020年基本消除貧困的大目標驅動下,農村教育,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的教育,應該納入脫貧的總戰略之中。也就是說,教育脫貧也應該是消除貧困的一部分。

民營資本沒有責任和義務實施教育扶貧,教育主管部門也不能要求(更不能攤派)民營資本成為教育扶貧的主力,儘管馬老闆們的善舉仍然是全社會都應該珍視、贊許的美德。

如此一來,政府要麼加大對鄉村教育的投入,要麼為吸引民營資本、甚至國際資本拓寬教育管道而出臺扶植政策。

作為20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的大學畢業生,我不由得想起教育產業化發展的基本套路:當時剛剛興起的市場經濟馬上作用於教育,雖然我是最後一屆公費生(每年個人負擔學費500元),但還是在畢業前被母校強行徵收了2000元的莫須有費用,換取了畢業證和學位證。

在城市,教育主管部門以“全民辦教育”、“教育市場化”的旗號多收費、向學生和家長攤派,也就算是改革的“陣痛”了。而今,在鄉村教育的問題上不作為、甩包袱,恐怕就很難找到藉口了。

作者簡介:趙剛(Andrew)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MBA,國際教育知名專家,常年擔任英國大學中國區總監;十幾年來一直從事中英教育交流、文化傳播工作,著有《留學的邏輯》《到英國去》《歐洲情調之旅》等;資深自媒體人,獲評騰訊教育“2017年度最具價值自媒體”、搜狐“2016年度留學類自媒體人”,同時得到新浪教育、一點資訊教育頻道、網易自媒體平臺的關注和支持。

將當時的高等教育推向了新的歷史高度。

圖片4:廈門大學

當然,公立教育是當前中國社會教育體制的主導力量,各級教育主管部門責無旁貸。在2020年基本消除貧困的大目標驅動下,農村教育,特別是“老少邊窮”地區的教育,應該納入脫貧的總戰略之中。也就是說,教育脫貧也應該是消除貧困的一部分。

民營資本沒有責任和義務實施教育扶貧,教育主管部門也不能要求(更不能攤派)民營資本成為教育扶貧的主力,儘管馬老闆們的善舉仍然是全社會都應該珍視、贊許的美德。

如此一來,政府要麼加大對鄉村教育的投入,要麼為吸引民營資本、甚至國際資本拓寬教育管道而出臺扶植政策。

作為20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的大學畢業生,我不由得想起教育產業化發展的基本套路:當時剛剛興起的市場經濟馬上作用於教育,雖然我是最後一屆公費生(每年個人負擔學費500元),但還是在畢業前被母校強行徵收了2000元的莫須有費用,換取了畢業證和學位證。

在城市,教育主管部門以“全民辦教育”、“教育市場化”的旗號多收費、向學生和家長攤派,也就算是改革的“陣痛”了。而今,在鄉村教育的問題上不作為、甩包袱,恐怕就很難找到藉口了。

作者簡介:趙剛(Andrew)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MBA,國際教育知名專家,常年擔任英國大學中國區總監;十幾年來一直從事中英教育交流、文化傳播工作,著有《留學的邏輯》《到英國去》《歐洲情調之旅》等;資深自媒體人,獲評騰訊教育“2017年度最具價值自媒體”、搜狐“2016年度留學類自媒體人”,同時得到新浪教育、一點資訊教育頻道、網易自媒體平臺的關注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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