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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省“兩會”|21名“好人”代表委員繪成安徽兩會靚麗風景

“大家好, 我是‘中國好人’朱曉麗。 ”“我是‘中國好人’李玲利。 ”“我是‘安徽好人’董思記。 ”“我是‘安慶好人’盧萍。 ”

正在召開的安徽省兩會, 有這樣一道靚麗的風景和發言吸引了記者們的注意。

他們中有農民、有教師、有駕駛員、有民警、有投遞員, 還有環衛工人;他們來自基層, 帶來很多關係民生的意見建議;他們有個共同的名字——“好人”。

根據安徽省文明辦提供的資訊, 新一屆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協委員中, 各級好人、模範代表共有21人, 他們在省兩會的各個場合, 積極傳遞最基層群眾心聲, 踐行著“履職為民”的莊嚴承諾。

朱曉麗

“中國好人”朱曉麗:增加皖北地區公安編制數

“一直在基層打交道, 當選人大代表使命光榮。 ”身著一身帥氣警服, 紮著幹練的馬尾辮, 來自利辛縣公安局橋南派出所的女所長朱曉麗率先亮出自己的“身份”。 她去年當選“中國好人”, 如今履職人大代表,

兩會上, 她每次提到“好人”一詞時, 都能瞬間吸引眾多代表們的目光。 她說, 現在亳州乃至全省給予“好人”很大的榮譽和便利, 去年亳州市印發了《亳州市禮遇、幫扶道德模範和身邊好人實施意見》, 加大禮遇力度, 已累計發放好人獎勵金676萬餘元。

朱曉麗代表此次帶來的建議案是增加皖北地區公安編制數。 她希望能參照皖南地區民警數和戶籍人口數量比例, 增加皖北地區民警編制數量, 儘量做到不空編、不留編。

李玲利

“中國好人”李玲利:關注農村環保和農業醫療

記者採訪發現, 此次“兩會”湧現了眾多“中國好人”身影。 從“中國好人”到人大代表的他們, 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社會發展各方面,也把這股道德力量融入到人大代表的職責使命中。

來自蒙城縣的“中國好人”李玲利在會場中毫不顯眼。 但這個十年堅守, 用心呵護癱瘓在床男友的臨泉縣85後女孩用自己的鄉村愛情故事感動了全國人民的心。 第一次當選省人大代表, 李玲利說目前還處於摸索階段。 她比較關注農村問題,

對農村環保和農業醫療比較關心。 她覺得現在家鄉變化日新月異, 脫貧攻堅成效顯著, 也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能和愛人一起在2020年創業脫貧, 早日致富奔小康。

董思記

“安徽好人”董思記:提升農村教育品質, 縮小城鄉教育差距

來自蒙城縣二中的董思記一直在會場奮筆疾書。

作為高中教師, 他對自己身上的“好人”標籤感到由衷自豪。 他告訴記者, 現在在亳州, 好人身份不再只停留在口頭允諾上, 而是化作真真切切、實實在在的物質獎勵。 好人之風成風化人, 好人品牌凝心聚力, “好人有好報”, “好人不吃虧”。 他希望政府下一步能加大對貧困好人的幫扶力度。

這次的省兩會, 董思記一口氣帶來了三個方面的建議案。 建議雖多, 但都與“教育”緊密相關。 董思記表示, 現在年輕教師少, “民師”多, 教師隊伍老齡化現象嚴重, 音體美英教師缺乏。 城鄉義務教育差距的存在, 影響了鄉村學校學生德智體美的全面發展, 影響了教育公平。 他希望, 全面推動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教師無校籍改革, 深入開展“支教、送教”活動,職稱評定向鄉村教師傾斜力度加大,吸引教師到農村,做到“下的去,留的住,教的好”,真正提升農村教育的品質,縮小城鄉教育的差距。

“安慶好人”盧萍:加強信息化技術優化社區管理

在安慶代表團,迎江區先鋒社區黨委書記盧萍也是一個“好人”代表。“好人盧萍”不僅是她身上一個閃亮的標籤,更成為基層工作中特殊的識別符號。

“居民的事情要當做頭等大事來做,因為我們社區工作者本身就是為居民服務的。”盧萍代表關注的問題來自基層,她建議利用資訊化技術優化社區管理,做到“小事不出社區、大事不出街道”。

盧萍表示,隨著城市化快速發展,流動人口不斷增加,實有人口、實有房屋、重點人群等服務管理物件底數難清、情況難明。資訊的不明、不暢,使得社區管理難度越來越大,也導致各類社會矛盾事件居高不下。

盧萍建議,社區要打造基於資訊化、智慧化社會管理與服務的新型管理模式,實現對“人、地、事、物、組織、輿情”六要素資訊常態化採集上報、流轉跟蹤,及時化解各類社會矛盾。

周東紅

“中國好人”周東紅:一顆匠心,情系非遺傳承

省政協委員周東紅是一名宣紙撈紙師傅,這位常被人稱作“大國工匠”的勞動者並不覺得自己有多麼特殊。“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和其他的勞動者沒有什麼區別。稱呼都是次要的,我覺得只要能兢兢業業把自己工作做好,為社會多做貢獻,就已經很好了。”

在三十多年的工作中,原本巧合入行的周東紅逐漸感悟到了這份工作的苦與甜。宣紙制紙十分辛苦,由於基本上是手工作業,所以對技術要求高,且體力消耗大,環境也比較艱苦,冬天泡水池,夏天烤火爐都是家常便飯。但也正是經歷了這些苛刻的條件,宣紙才有了獨一無二的上乘品質,成為中華民族的瑰寶、書畫大家們的不二之選。周東紅高興地說:“看到那些用宣紙創作出來的藝術品,我心裡的成就感真的是什麼東西都比不上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是周東紅最專注的話題,周東紅呼籲政府能夠為非遺傳承者設立職稱及配套的獎勵制度。“職稱是對一個人工作能力的證明和肯定,比提高收入更能激勵人。以此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非遺傳承的隊伍,為我熱愛的事業注入活力,讓它更長久地傳承下去。”

餘竹雲

省政協委員余竹雲:發展裝配式建築產業 促進安徽經濟發展

省政協委員、全國道德模範提名獎獲得者、安徽省中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余竹雲今年帶來的提案與裝配式建築產業相關。在他看來,裝配式建築具有低碳環保、快捷高效等優點,地方政府應引導傳統建築企業升級,推進裝配式建築發展。

因為工作,餘竹雲免不了經常去工地,慰問農民工對他而言是家常便飯。“一個農民工兄弟曾告訴我,過去在農村種田,一年只能收入幾千塊錢,現在到城市裡打工,一年能掙3萬多塊錢。錢是掙得比起前多了,但是總覺得自己低人一等,沒有地位。”這位農民工的感慨讓餘竹雲思索了很久。

2009年冬,合肥市氣溫驟降,身在上海的餘竹雲打電話讓人連夜為農民工宿舍採購230多套空調;2014年夏天,餘竹雲再次拿出將近40萬元為工地上的建設者們裝空調送清涼。除了在硬體設施上改善農民工的生活環境,餘竹雲還帶領中環集團組織了“關愛農民工志願服務”,為全市農民工開展健康體檢;為農民工子弟學校捐贈了100萬元的教學設備;組織了全市大建設重點專案工地68個優秀農民工家庭免費遊覽世博……

“大力發展裝配式建築,有利於促進農民工向技術型工人轉變,”余竹雲說,近年來安徽省裝配式建築市場雖迅猛發展,2016年就完成裝配式建築500萬平方米,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因為利潤空間有限、企業能力有限等因素,導致出現發展不均衡、市場主體不足的現象。

餘竹雲建議,政府應對總建築面積達到一定規模、預製裝配率達到一定占比的裝配式項目給予補貼;企業自發採用裝配式建築技術的,達到一定規模比例給予獎勵;新建裝配式構建工廠也應當享受稅費減免、土地供給等優惠政策。“上海規定總建築面積達到3萬平方米以上,且預製裝配率達到45%及以上的裝配式住宅項目,補貼100元/平方米,單個項目最高補貼1000萬元。蚌埠市也規定政府統籌用於支援裝配式建築的以獎代補資金,原則上每年不少於200萬元。好的做法我們就應該推廣下去。”餘竹雲說。

深入開展“支教、送教”活動,職稱評定向鄉村教師傾斜力度加大,吸引教師到農村,做到“下的去,留的住,教的好”,真正提升農村教育的品質,縮小城鄉教育的差距。

“安慶好人”盧萍:加強信息化技術優化社區管理

在安慶代表團,迎江區先鋒社區黨委書記盧萍也是一個“好人”代表。“好人盧萍”不僅是她身上一個閃亮的標籤,更成為基層工作中特殊的識別符號。

“居民的事情要當做頭等大事來做,因為我們社區工作者本身就是為居民服務的。”盧萍代表關注的問題來自基層,她建議利用資訊化技術優化社區管理,做到“小事不出社區、大事不出街道”。

盧萍表示,隨著城市化快速發展,流動人口不斷增加,實有人口、實有房屋、重點人群等服務管理物件底數難清、情況難明。資訊的不明、不暢,使得社區管理難度越來越大,也導致各類社會矛盾事件居高不下。

盧萍建議,社區要打造基於資訊化、智慧化社會管理與服務的新型管理模式,實現對“人、地、事、物、組織、輿情”六要素資訊常態化採集上報、流轉跟蹤,及時化解各類社會矛盾。

周東紅

“中國好人”周東紅:一顆匠心,情系非遺傳承

省政協委員周東紅是一名宣紙撈紙師傅,這位常被人稱作“大國工匠”的勞動者並不覺得自己有多麼特殊。“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工人,和其他的勞動者沒有什麼區別。稱呼都是次要的,我覺得只要能兢兢業業把自己工作做好,為社會多做貢獻,就已經很好了。”

在三十多年的工作中,原本巧合入行的周東紅逐漸感悟到了這份工作的苦與甜。宣紙制紙十分辛苦,由於基本上是手工作業,所以對技術要求高,且體力消耗大,環境也比較艱苦,冬天泡水池,夏天烤火爐都是家常便飯。但也正是經歷了這些苛刻的條件,宣紙才有了獨一無二的上乘品質,成為中華民族的瑰寶、書畫大家們的不二之選。周東紅高興地說:“看到那些用宣紙創作出來的藝術品,我心裡的成就感真的是什麼東西都比不上的。”

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是周東紅最專注的話題,周東紅呼籲政府能夠為非遺傳承者設立職稱及配套的獎勵制度。“職稱是對一個人工作能力的證明和肯定,比提高收入更能激勵人。以此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非遺傳承的隊伍,為我熱愛的事業注入活力,讓它更長久地傳承下去。”

餘竹雲

省政協委員余竹雲:發展裝配式建築產業 促進安徽經濟發展

省政協委員、全國道德模範提名獎獲得者、安徽省中環投資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余竹雲今年帶來的提案與裝配式建築產業相關。在他看來,裝配式建築具有低碳環保、快捷高效等優點,地方政府應引導傳統建築企業升級,推進裝配式建築發展。

因為工作,餘竹雲免不了經常去工地,慰問農民工對他而言是家常便飯。“一個農民工兄弟曾告訴我,過去在農村種田,一年只能收入幾千塊錢,現在到城市裡打工,一年能掙3萬多塊錢。錢是掙得比起前多了,但是總覺得自己低人一等,沒有地位。”這位農民工的感慨讓餘竹雲思索了很久。

2009年冬,合肥市氣溫驟降,身在上海的餘竹雲打電話讓人連夜為農民工宿舍採購230多套空調;2014年夏天,餘竹雲再次拿出將近40萬元為工地上的建設者們裝空調送清涼。除了在硬體設施上改善農民工的生活環境,餘竹雲還帶領中環集團組織了“關愛農民工志願服務”,為全市農民工開展健康體檢;為農民工子弟學校捐贈了100萬元的教學設備;組織了全市大建設重點專案工地68個優秀農民工家庭免費遊覽世博……

“大力發展裝配式建築,有利於促進農民工向技術型工人轉變,”余竹雲說,近年來安徽省裝配式建築市場雖迅猛發展,2016年就完成裝配式建築500萬平方米,但也存在一些缺陷,因為利潤空間有限、企業能力有限等因素,導致出現發展不均衡、市場主體不足的現象。

餘竹雲建議,政府應對總建築面積達到一定規模、預製裝配率達到一定占比的裝配式項目給予補貼;企業自發採用裝配式建築技術的,達到一定規模比例給予獎勵;新建裝配式構建工廠也應當享受稅費減免、土地供給等優惠政策。“上海規定總建築面積達到3萬平方米以上,且預製裝配率達到45%及以上的裝配式住宅項目,補貼100元/平方米,單個項目最高補貼1000萬元。蚌埠市也規定政府統籌用於支援裝配式建築的以獎代補資金,原則上每年不少於200萬元。好的做法我們就應該推廣下去。”餘竹雲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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