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何亞非
中國國務院僑辦原副主任， 外交部原副部長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引領了歷史發展的方向，
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把世界各國的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起， 有助於各國在面臨三大嚴峻挑戰時做出睿智的選擇。
首先， 世界面臨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選擇。 各國齊心協力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有助於克服“逆全球化”潮流， 推動全球化和全球治理向更加普惠、公平、包容的方向發展。
目前， 全球化進入了新時期， 突出表現在全球化與“逆全球化”博弈加劇， 世界範圍的民粹主義、狹隘的民族主義和政治極端化日趨嚴重。
這主要源於全球特別是西方國家貧富差距不斷擴大， 財富向少數人集中， 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 資本主義發展到金融資本階段， 唯資本馬首是瞻， 內在的資本與勞動矛盾， 即市場效率與社會公平失衡持續激化， 社會不公現象嚴重， 成為“逆全球化”主要推手。 據美前財政部長勞倫斯估算， 由於財富集中在極少數人手中， 美國最高收入1%的人需要每年支付1萬億美元額外稅收才有可能緩解收入的極端不平衡。
這些矛盾的積累和爆發， 導致不少極右、排外、崇尚狹隘民族主義的西方政黨紛紛走近政治中心，
其次， 世界面臨偏向追求狹隘的民族主義， 還是追求國際社會利益與各國利益相一致的選擇。 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並付諸實踐有助於尋求各國的共同利益。
作為現有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體系主導方， 個別國家認為全球化偏離了自身利益軌道， 不願繼續提供全球公共產品， 開始重新制定國際規則。 而中國， 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從1949年成立到1978年改革開放， 再到如今進入習近平新時代， 正以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引領， 宣導共同發展、合作共贏的先進全球治理思想，
中國在聯合國和G20等範疇內積極推動發展議程的落實， 無論是聯合國2015千年發展目標（MDGs）還是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 中國都帶頭實踐。 事實上， 中國的脫貧成績占了聯合國MDG脫貧目標的80%。 習近平主席在2018年新年致辭中指出， 到2020年中國將實現徹底擺脫絕對貧困的目標， 這在中國5000年歷史中是第一次， 對全球的脫貧努力也是巨大的激勵和促進。
再則， 世界面臨文明衝突還是文明融合的選擇。 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有助於各國在利益共同體基礎上，
當今的國際體系， 用基辛格的話來說， “正在經歷四百年來未有之大變局”。 這是指1648年歐洲締結《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來“世界島”或者“中心—邊緣”世界格局的終結， 地緣政治進入力量重新平衡的新時期。
地緣政治複雜敏感給大國關係帶來極大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 美俄對抗有增無減， 再次進入冷戰的可能性凸現；關於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必然衝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之說不絕於耳， 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裡森（Graham Allison）新著《戰爭命運註定—美中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嗎？》就是其中的典型。
大國關係緊張既影響世界和平， 也阻礙經濟發展，根本性問題在於世界面臨文明衝突，還是文明融合，這兩者之間的抉擇。
以亨廷頓教授文明衝突論為代表，西方主流思想一直以此指導其對外戰略，對美國主導的西方文明始終有著與生俱來的強烈“優越感”，認為其衍生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也最好，因而極力推廣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並把各種衝突都歸咎于“文明衝突”。米爾海默斯教授《大國政治的悲劇》則進一步將此拓展為進攻性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提出“離岸平衡”的戰略來遏制對付新興大國崛起。個別國家最新制定的《國家安全戰略》則直指“戰略競爭者”，再次驗證了其對外戰略的“零和思維”。
大國關係需要加強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邏輯思維，努力建設“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堅定不移的繼續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
在世界陷入更大不確定性的今天，各國合作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人民的殷切期盼。
責編：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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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阻礙經濟發展，根本性問題在於世界面臨文明衝突，還是文明融合，這兩者之間的抉擇。以亨廷頓教授文明衝突論為代表，西方主流思想一直以此指導其對外戰略，對美國主導的西方文明始終有著與生俱來的強烈“優越感”，認為其衍生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也最好，因而極力推廣西方自由民主思想並把各種衝突都歸咎于“文明衝突”。米爾海默斯教授《大國政治的悲劇》則進一步將此拓展為進攻性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提出“離岸平衡”的戰略來遏制對付新興大國崛起。個別國家最新制定的《國家安全戰略》則直指“戰略競爭者”，再次驗證了其對外戰略的“零和思維”。
大國關係需要加強命運共同體建設的邏輯思維，努力建設“不對抗、不衝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堅定不移的繼續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
在世界陷入更大不確定性的今天，各國合作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界人民的殷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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