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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學生7成受過性騷擾,6000份問卷揭開暗瘡

“校園性騷擾,

一個亟待被揭開的新傷口”

2017年3月8日, 國際婦女節。

這份報告並沒有變成熱搜, 也沒有獲得數十萬的轉發量。 但在羅茜茜以及她獲得階段性勝利的北航教授性騷擾案件後,

這份40多頁的調查結果仍然是網路上眾多調研及口述實錄中資料羅列最清晰、樣本數量最多的中國高校性騷擾調查報告。

它的發起者和製作者名叫韋婷婷, 同時也是廣州性別教育中心的創辦者。 不過, 用韋婷婷自己的話說, 儘管取了個“打雞血似的大名字”, 其實她卻是個“光杆司令”。 這份報告是她和十多位志願者花了半年時間、在一筆微薄的基金支持下做出來的。 項目結束後, 她又成了她自己創辦的機構裡僅剩的唯一員工。

“6529份年輕人的問卷,

7成受過性騷擾”

韋婷婷曾在武漢大學學習的社會學, 研究生轉向了人類學研究。

“我從小是個家庭暴力的見證者。 讀書期間其實也有過被性騷擾的經歷,

所以我明白一個女性在當下想要獲得和男性同等的東西, 所要付出的是非常多的。 ”韋婷婷在電話中說。

2016年7月, 曾在北京性別平權非營利性公益組織工作的韋婷婷隨搬到了廣州, 成了名自由職業者。 借著這個新的開始, 她想為自己一直關注的性騷擾議題做一些實質性的推進。 她想在建立一個正式註冊的機構或平臺之前, 先做一次調查問卷用作基礎資料收集, 再以此制定更為具體的平臺建設計畫。 10月9日, 韋婷婷借助線上調查系統發佈了這份問卷, 並找到了幾個不同領域的媒體朋友幫忙轉發。

出乎意料的是, 僅僅過了兩周, 數千份回復紛至遝來。

所有的問卷回收差不多用了一個月時間完成,

韋婷婷收到了來自11個中國大陸省份及直轄市、港澳臺地區和海外的6529份有效問卷。

其中, 近 7成受訪者受到過不同形式的性騷擾。 580名受訪者留下了郵箱, 表示願意接受進一步的回訪和進一步採訪。 最後, 調研團隊收集到了約上百份口述實錄。

同時, 韋婷婷和志願者們還向全國 113 所高校寄送了政府資訊公開申請, 詢問了各高校是否接到關於性騷擾的投訴和舉報、校園是否有防治性騷擾的培訓教育和處理機制等問題。 收到了來自32所學校回復, 其中的19所學校給出了針對申請中問題的明確答覆。

韋婷婷的這份報告主要由資料圖表, 資料分析, 以及作者根據分析結果提出的一些建議;報告中還穿插著受訪者的口述案例。

在報告的最後, 還附有10位性騷擾受害者的完整故事。

填寫報告的年輕人, 71%來自18-22歲這個年齡階段, 其次是23-27歲, 占到總問卷數的22%。 這也反映出了現在年輕人對於自己的遭遇呈現出一種比較開放性的態度, 他們正在尋求合理的傾訴管道。

通過報告可以看出, 女性依然是校園性騷擾的主要受害者。 近7成的性騷擾受害者中, 女性遭受更高騷擾的比例為 75%;而4542名受訪者的回答中, 90%的性騷擾實施者為男性。

在實施者和受訪者的關係中陌生人超過 6 成, 其次為同學校友, 近1成為學校上級。 在實施者為校友的827個案例中, 發生比例最高的一項性騷擾行為是:未經同意和你講性有關的玩笑或話題,展示猥褻文字 / 圖片。

“另外, 根據我們向高校發出的公開信息申請所得到的結果來看,

目前沒有一所高校設有專門處理性騷擾問題的部門和流程(其中8所高校回復有保衛部等部門可處理)。 ”韋婷婷說。

有一組資料值得注意:超過80%的雙性戀受調查者都有過被性騷擾的經歷。 異性戀遭受 2 次以上性騷擾的比例為 44.9%, 而同性戀和雙性戀的比例分別為 64.9% 和 63.2%, 均明顯高於異性戀。

“我有一個口述案例是關於一個男生高中的時候被另一個男生強吻。 他就感到非常不舒服和痛苦, 感到困惑。 ”韋婷婷說:“因為有些人是因為‘騷擾’這個舉動不舒服, 有些人是因為‘性’本身不舒服, 這兩件事情是要分開來看的。 ”

報告中提到男性其實也正遭受著性騷擾的困擾, 其中接近4成的男性受訪者曾有過被性騷擾的經歷。 事實上,根據中國計生協會在2016年發佈的《大學生性與生殖健康調查報告(2015)》調查結果顯示,35.6%的男學生曾有過性騷擾經歷,曾有過性騷擾經歷的女學生比例為34.8%。

“其實要推進性騷擾這個議題困難重重。我的這份報告只顯示了其中的一個側面。”韋婷婷在採訪中表示:“這個報告從學術的角度來講也被朋友和媒體批評過,因為關於性騷擾的界定是不同的,這樣一來,關於性騷擾資料的各種判定、數位和比例都存在爭議。從抽樣方法來講,也不是一個最嚴謹的抽樣方法。”

“羅茜茜用了12年,

其她的羅茜茜我們看不見”

在很多學校裡發生的性騷擾事件中,即使受害者確認自己受到了性騷擾,他們的陳情往往需要背負二次傷害或無法得到外界認同的“高額”風險。由於教學環境以及老師所形成的絕對權威,受害者有時候會因為壓力而再度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受到了性騷擾。

韋婷婷舉了個例子:“有一個我們受訪者的例子。她所在的技校裡有一個課程是教女生怎麼按摩的。受訪者告訴我們她覺得她在課上被老師猥褻了,並描述了一些具體的細節。她還補充說道,並不僅是她有這種感受,班上很多女生也有同樣感覺。因為這節按摩課是需要女學生們把衣服脫到只剩下內衣內褲,而老師需要現場教授按摩的動作,難免要發生不同程度的肢體碰觸。

因此,即使有很多女生覺得有被猥褻的不適感,但她們同時又會說服自己這是這類課程無法避免的一種情況。這樣一來就更說不清,而且她們作為學生也不敢去挑戰老師的權威。所以我們研究下來,覺得這個案例很難取證,無法為此做更多事情。”

“還有一些其他情況,比如在東北一個學校,有女生因為考試作弊被老師抓住了,於是老師就以作弊這件事情為威脅,讓女生在性方面為其提供一些滿足。後來被該老師騷擾過的另外一個女生找到我,告訴我這件事,我就問她敢不敢站出來說,她就說她敢,但是她沒有證據。

而另外一個女生則完全不願意站出來,因為她才大二,她擔心她畢業的時候老師會以這件事情為難她,甚至在沒有畢業的時候就給她穿小鞋之類。況且她也沒有更具體的證據。”

截圖來自《中國大學在校和畢業生遭遇性騷擾情況調查》

韋婷婷認為,北航事件的羅茜茜之所以能夠申訴成功,也與申訴人本身具有一些條件優勢有關——人在國外,高學歷,已婚,當時性騷擾所產生的心理影響已經淡去,這些情況説明她擁有更好的狀態和環境站出來講述自己的遭遇。

“在更多人看到的羅茜茜以外,還有很多個羅茜茜。這個羅茜茜用了12年,其她的羅茜茜我們看不見。”

“還有,經過我們的調查和研究也發現,被性騷擾程度越深的女性,就越難站出來。當她嘗試訴說自己的經歷的時候,會面對強烈的性的汙名和道德的審判。”

“不知道自己正在性騷擾的騷擾者”

在4524名回答受過性騷擾的答題者問卷中,有46.6%的人選擇了“沉默、忍耐”一項,報案率則不到4%,而這將近半數的沉默人士中,55.4%的人選擇沉默是因為認為“報告了也沒用”。

“所以,性教育、性別平等意識真的很重要。”韋婷婷在採訪的過程中好幾次說:“什麼是性騷擾,如何定義性騷擾,應該被拿出來反復討論。”

截圖來自《中國大學在校和畢業生遭遇性騷擾情況調查》

現在,人們認為普遍意義上的性騷擾是指不受歡迎的性舉措、性要求以及其他涉性的語言、非語言或肢體動作。美國性騷擾方面的研究學者LouiseF. Fitzgerald博士將性騷擾分為性別騷擾(gender harassment),不受歡迎的性企圖(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和性強迫 (sexual coercion)三種。

根據這個分類法則,韋婷婷在她的問卷裡又分別設計了不同問題來進行測量,幫助受訪者更為清楚地界定自己是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性騷擾。

截圖來自《中國大學在校和畢業生遭遇性騷擾情況調查》

儘管如此,性騷擾還是沒那麼容易被界定。

“答應了朋友的朋友一起出去看一場電影,然後就被他強吻了。因為對方認為我願意和他出去看電影,也就應該理所應當地願意和他接吻。”韋婷婷告訴我她自己的親身經歷。在學校裡,以騷擾女生為榮的男生也並不少見。

性教育的缺乏會導致一些性騷擾者根本不認為自己在實施性騷擾。微信公眾號KnowYourself最新的一篇有關性騷擾的文章中就指出“這個社會中的流傳著一整套強暴文化的不實話語……比如‘拒絕性’只是好女人的正常表現而已。”

2018年1月,包括法國著名女演員Catherine Deneuve 在內的100名女性公眾人物發表公開信批判美國的#MeToo運動,試圖呼籲人們能夠在洗刷性侵受害者汙名的同事,能夠區分開性犯罪和調情之間的本質區別。

這封公開信在一開頭寫道:“強姦是犯罪,但試圖勾引別人,不管如何笨拙或加持,都不能算是犯罪。”

這也是韋婷婷自己對自己的調研報告感到困惑的地方。她告訴我,她也知道自己的這份報告若是拿到性態度更為開放自由的學術氛圍被討論,保不定是要受到批評的。

“但是我現在推動的這個議題,並不是想要把其塑造成一種清教徒式的教條或標準。”韋婷婷解釋:“但我想強調的是,如果是在一個性別不平等的權利結構之下,即便我們將某種男女接觸定義為‘調情’,那也是以滿足權力掌握者單方面情欲的行為。”

完成這份報告後,最近韋婷婷又在幫忙北航事件的推動者之一、女記者黃雪琴轉發了後者發起的關於女記者性騷擾調查的報告,二人也是因為這份報告二相互結識的。韋婷婷說,她為女性能夠通過這些事件站到了相同的戰線上而感到欣慰。

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韋婷婷表示她正在猶豫是否要趁著眼下這個時機繼續推進性騷擾平臺的項目。採訪結束的2天后,我看到她已經在自己的公眾號上發起了一項眾籌,她將會用籌到的錢將這份調查報告列印出來,寄往各個高校,並附上一份建議信,以及支付一位工作人員的工資。

那麼,祝願她一切順利。

編輯:佳辰

插畫來自網路

事實上,根據中國計生協會在2016年發佈的《大學生性與生殖健康調查報告(2015)》調查結果顯示,35.6%的男學生曾有過性騷擾經歷,曾有過性騷擾經歷的女學生比例為34.8%。

“其實要推進性騷擾這個議題困難重重。我的這份報告只顯示了其中的一個側面。”韋婷婷在採訪中表示:“這個報告從學術的角度來講也被朋友和媒體批評過,因為關於性騷擾的界定是不同的,這樣一來,關於性騷擾資料的各種判定、數位和比例都存在爭議。從抽樣方法來講,也不是一個最嚴謹的抽樣方法。”

“羅茜茜用了12年,

其她的羅茜茜我們看不見”

在很多學校裡發生的性騷擾事件中,即使受害者確認自己受到了性騷擾,他們的陳情往往需要背負二次傷害或無法得到外界認同的“高額”風險。由於教學環境以及老師所形成的絕對權威,受害者有時候會因為壓力而再度懷疑自己是否真的受到了性騷擾。

韋婷婷舉了個例子:“有一個我們受訪者的例子。她所在的技校裡有一個課程是教女生怎麼按摩的。受訪者告訴我們她覺得她在課上被老師猥褻了,並描述了一些具體的細節。她還補充說道,並不僅是她有這種感受,班上很多女生也有同樣感覺。因為這節按摩課是需要女學生們把衣服脫到只剩下內衣內褲,而老師需要現場教授按摩的動作,難免要發生不同程度的肢體碰觸。

因此,即使有很多女生覺得有被猥褻的不適感,但她們同時又會說服自己這是這類課程無法避免的一種情況。這樣一來就更說不清,而且她們作為學生也不敢去挑戰老師的權威。所以我們研究下來,覺得這個案例很難取證,無法為此做更多事情。”

“還有一些其他情況,比如在東北一個學校,有女生因為考試作弊被老師抓住了,於是老師就以作弊這件事情為威脅,讓女生在性方面為其提供一些滿足。後來被該老師騷擾過的另外一個女生找到我,告訴我這件事,我就問她敢不敢站出來說,她就說她敢,但是她沒有證據。

而另外一個女生則完全不願意站出來,因為她才大二,她擔心她畢業的時候老師會以這件事情為難她,甚至在沒有畢業的時候就給她穿小鞋之類。況且她也沒有更具體的證據。”

截圖來自《中國大學在校和畢業生遭遇性騷擾情況調查》

韋婷婷認為,北航事件的羅茜茜之所以能夠申訴成功,也與申訴人本身具有一些條件優勢有關——人在國外,高學歷,已婚,當時性騷擾所產生的心理影響已經淡去,這些情況説明她擁有更好的狀態和環境站出來講述自己的遭遇。

“在更多人看到的羅茜茜以外,還有很多個羅茜茜。這個羅茜茜用了12年,其她的羅茜茜我們看不見。”

“還有,經過我們的調查和研究也發現,被性騷擾程度越深的女性,就越難站出來。當她嘗試訴說自己的經歷的時候,會面對強烈的性的汙名和道德的審判。”

“不知道自己正在性騷擾的騷擾者”

在4524名回答受過性騷擾的答題者問卷中,有46.6%的人選擇了“沉默、忍耐”一項,報案率則不到4%,而這將近半數的沉默人士中,55.4%的人選擇沉默是因為認為“報告了也沒用”。

“所以,性教育、性別平等意識真的很重要。”韋婷婷在採訪的過程中好幾次說:“什麼是性騷擾,如何定義性騷擾,應該被拿出來反復討論。”

截圖來自《中國大學在校和畢業生遭遇性騷擾情況調查》

現在,人們認為普遍意義上的性騷擾是指不受歡迎的性舉措、性要求以及其他涉性的語言、非語言或肢體動作。美國性騷擾方面的研究學者LouiseF. Fitzgerald博士將性騷擾分為性別騷擾(gender harassment),不受歡迎的性企圖(unwanted sexual attention)和性強迫 (sexual coercion)三種。

根據這個分類法則,韋婷婷在她的問卷裡又分別設計了不同問題來進行測量,幫助受訪者更為清楚地界定自己是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性騷擾。

截圖來自《中國大學在校和畢業生遭遇性騷擾情況調查》

儘管如此,性騷擾還是沒那麼容易被界定。

“答應了朋友的朋友一起出去看一場電影,然後就被他強吻了。因為對方認為我願意和他出去看電影,也就應該理所應當地願意和他接吻。”韋婷婷告訴我她自己的親身經歷。在學校裡,以騷擾女生為榮的男生也並不少見。

性教育的缺乏會導致一些性騷擾者根本不認為自己在實施性騷擾。微信公眾號KnowYourself最新的一篇有關性騷擾的文章中就指出“這個社會中的流傳著一整套強暴文化的不實話語……比如‘拒絕性’只是好女人的正常表現而已。”

2018年1月,包括法國著名女演員Catherine Deneuve 在內的100名女性公眾人物發表公開信批判美國的#MeToo運動,試圖呼籲人們能夠在洗刷性侵受害者汙名的同事,能夠區分開性犯罪和調情之間的本質區別。

這封公開信在一開頭寫道:“強姦是犯罪,但試圖勾引別人,不管如何笨拙或加持,都不能算是犯罪。”

這也是韋婷婷自己對自己的調研報告感到困惑的地方。她告訴我,她也知道自己的這份報告若是拿到性態度更為開放自由的學術氛圍被討論,保不定是要受到批評的。

“但是我現在推動的這個議題,並不是想要把其塑造成一種清教徒式的教條或標準。”韋婷婷解釋:“但我想強調的是,如果是在一個性別不平等的權利結構之下,即便我們將某種男女接觸定義為‘調情’,那也是以滿足權力掌握者單方面情欲的行為。”

完成這份報告後,最近韋婷婷又在幫忙北航事件的推動者之一、女記者黃雪琴轉發了後者發起的關於女記者性騷擾調查的報告,二人也是因為這份報告二相互結識的。韋婷婷說,她為女性能夠通過這些事件站到了相同的戰線上而感到欣慰。

在接受我們的採訪時,韋婷婷表示她正在猶豫是否要趁著眼下這個時機繼續推進性騷擾平臺的項目。採訪結束的2天后,我看到她已經在自己的公眾號上發起了一項眾籌,她將會用籌到的錢將這份調查報告列印出來,寄往各個高校,並附上一份建議信,以及支付一位工作人員的工資。

那麼,祝願她一切順利。

編輯:佳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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