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鈴鈴鈴……”
2015年11月4日下午16點半， 上海華山醫院OPO（人體器官獲取組織）秘書長張明的電話突然響起， 是他的老同事、已退休的護士長蔡國瑋打來的。
“這是浦東醫院上報的第一例（器官捐獻）。 ”
死者是高血壓導致的突發性腦溢血。 兩個多小時以前， 蔡國瑋獲得了消息， 趕到了醫院。 她花了四個半小時， 反復與死者家屬解釋和溝通， 19點時， 家屬終於同意捐獻死者器官。 等到她華山醫院的同事冒著大雨趕到現場時， 已經是當晚22點半。 2天后， 這位死者捐獻的肝臟和腎臟， 挽救了3個人的生命。
蔡國瑋
蔡國瑋今年57歲， 是華山醫院的一名器官捐獻協調員。
上海目前像她這樣的協調員有100多名， 百分之八十分佈在11家有器官移植資質的醫院， 其餘的在上海紅十字會。 他們隸屬的OPO， 全稱是“人體器官獲取組織”（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 類似於疾控中心， 是世界範圍內廣泛存在的一個組織， 是連接器官捐贈者和器官移植者的紐帶。
進行人體器官移植手術時， 需要涉及到方方面面。 僅以這一案例為例， 華山醫院調動的部門包括醫務處、麻醉科、神經內科、神經外科、普外科等等， 協調員只是其中小小的一個環節。
然而， 正是協調員促成了器官的捐獻。 他們的工作是所有工作的前提。 畢竟， 沒有捐獻， 就沒有移植， 也就沒有新生。
協調員的誕生
可能我們需要先瞭解一下我國器官移植的現狀， 才能理解協調員這個職業有多麼重要。
從絕對數量上來看， 到2017年10月， 中國人體器官年捐獻量居亞洲第一， 世界第二， 僅次於美國。 預計到2020年， 中國將成為世界器官移植第一大國。
然而， 經過人口的稀釋之後， 中國每百萬人捐獻率僅為2.98， 全世界排名第51， 落後於絕大多數發達國家。 美國的這一資料是28.2， 全世界排名第一的西班牙， 百萬人捐獻率是43.4。
日本的器官捐獻志願表
2017年， 中國有5000餘例器官捐獻， 捐出的器官完成了一萬五千例手術， 然而， 仍然在等待手術的患者有30萬人。 這個供需缺口是1：20。
2016年熱播的醫療紀錄片《人間世》， 第三集一開頭就講了這樣一個案例：一位腎衰竭的病人， 一邊做腹膜透析， 一邊等腎源， 已經等了十年。
上海仁濟醫院OPO協調員陳小松， 是肝臟外科ICU的醫生。 對於肝硬化的病人來說， 時間更為緊迫， 一般只能等待幾個月， 如果是肝衰竭，
危重病人最後基本都進了ICU， 陳小松眼睜睜地看著他們因為等不到器官， 只能無奈離世。
“今年， 我們的肝移植已經做了750例了， 是全世界最大的肝移植中心。 但是肝移植要發展， 沒有臟器的來源是不可能的。 ”2013年， 他主動申請， 成為了一名器官捐獻協調員。
陳小松在肝移植門診
器官緊缺的狀況，也與我國的器官獲取政策有關。2009年以前，我國移植所使用的器官基本都來自于死囚，這甚至形成了某種非法產業利益鏈，也導致後來人們對捐獻器官存在許多偏見和誤解。
2015年1月1日開始，中國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公民自願捐獻成為唯一合法來源。其中，除了極少數的三代以內直系血親的捐獻之外，絕大部分捐獻都要依靠逝世公民。
當時有人說，器官移植的冬天要來了。因為他們認為，沒有人願意捐獻。
當年，一部電視劇《永不瞑目》，給人們普及了角膜捐獻的概念。然而對於什麼是器官捐獻，國人還存在大片的認知空白。
協調員這一職業應運而生。他們的任務，是要普及器官捐獻的概念，爭取更多的人同意器官捐獻，把器官移植的冬天變成春天。
2015年，捐獻人數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比前一年的1500例將近翻了一番，增長到2766例。2016年，增長到4080例，2017年，達到了將近5000例。
這個數字增長的背後，是在全國各地奔波的約2000名器官捐獻協調員。他們的手機24小時隨時待命，一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路上，為的就是盡最大可能，抓住挽救生命的最後一線希望。
陳小松的器官捐獻協調員證書
奔走在生死之間
器官捐獻界流傳的一句話是：沒有死亡，就沒有捐獻。
美劇《週一清晨》裡，把協調員比作“徘徊在死者身邊的禿鷲”。很多人不待見他們，因為他們站得離死神太近，帶來的盡是死亡的消息。
陳小松說：“協調員就是在家屬最不想讓你出現的時候，必須要出現在家屬面前，把親人已經死亡的噩耗告訴給家屬，而且還要向家屬提出器官捐獻的建議，這是一個不怎麼討人喜歡的角色。”
而且器官捐獻相當殘酷的一點是，協調員介入的死亡案例，基本上都是突發性死亡，對於死者家庭來說，都是飛來橫禍的意外打擊。
因為捐獻的目的是為了成功移植，對器官的品質要求很高，“我們都是頂著（標準）上限來的，”邢磊說，他是瑞金醫院的一名器官捐獻協調員。
這樣一來，高齡、嚴重感染、或者癌症患者的器官，基本都不能使用，即便有意願，也不能參與捐獻。最理想的器官捐獻者，恰恰是那些遭遇意外死亡的健康的年輕人。
導致他們死亡的，“第一類是外傷，比如車禍、墜樓等等，第二類是腦出血，包括高血壓導致的顱內血管的破裂和動脈瘤，也叫動脈畸形。”
對於這些死者的家屬來說，首先，接受親人死亡的現實，在情感上就相當困難，基本上都是沒有心理準備的狀態。
另一方面，協調員介入器官捐獻的時候，病人往往處於腦死亡的狀態，失去了自主呼吸和基本的生理反射，而心跳還在外力的作用下繼續維持。一般人心理上都會覺得，心跳停止、呼吸消失，人才是真的死了。心跳不停，人就沒有死。普通人很難接受“腦死亡即等於死亡”的概念。
但是，唯有在這個階段介入，才有可能取出可用於移植的器官。否則，全身的血液迴圈一停止，主要器官30分鐘內會因為缺血而功能受損，就會導致移植失敗。
陳小松記得，最早的時候，連醫護人員也不太理解腦死亡的概念，“我們第一次在手術室取臟器的時候，所有的護士都跑出去了，不願意做手術，當時我就趕緊給他們解釋了半天，我說腦死亡就是已經死了。”
“還有的家屬會問，他疼不疼啊，我要跟他們講，腦死亡就是死亡，他沒有任何疼痛的反應。”
蔡國瑋用另一種通俗的方式給家屬解釋。“我說他的心跳其實是靠呼吸機來維持的，只要呼吸機一拿，心跳就沒有了，那麼這就叫腦死亡，他沒有自主呼吸了，再怎麼救，也救不過來了。還有一個簡單的方法，我說他的瞳孔已經很大了，只有臨死的人才會這樣。那麼家屬就比較容易理解腦死亡就是死亡。”
“協調員在家屬接受病人已經死亡之後，才可以提出器官捐獻的請求。如果家屬拒不接受腦死亡就是死亡，那麼就絕對不能跟家屬提這個器官捐獻的請求。”陳小松說。
協調員們都不止一次地遇到這樣一種情況，一開始家屬想不通，不同意捐獻，等到家屬想通了，同意了，結果由於時間原因，器官已經失去移植的價值了。
看到家屬們難過，蔡國瑋也難過。她退休前是華山醫院乳腺外科和中西結合科的護士長，碰到的病人死因基本都是慢性疾病或者腫瘤，很少接觸突發的、24小時內的死亡。
“（突然死亡）給人的感受完全不一樣的。家屬會說，昨天還和他一起吃飯呢，今天就……這也是我們工作的難點，一般我們介入的時候，都是很急、很急的。”
“其實協調員這個工作，內心要很強大。因為面對死亡，你也非常難受，但你還要繼續去想辦法和家屬溝通。就算最後捐獻成功了，心裡也並沒有多開心，因為一個生命已經去世了。”
“如果溝通失敗，就更不用說了，連去拯救其他病人的生命的機會都沒有了。”蔡國瑋說。
“我們各種各樣的綽號都有，死神、禿鷲、豺狼，什麼都有。也有一些褒義的，比如說，我們也是天使對不對？站在不同的角度，都會有一個說法。其實我們只是大自然中一個小小的環節。”邢磊說。
把死亡變成新生
邢磊做協調員的工作兩年有餘。談過多少案例他已經記不清楚了，“平均三五天、五六天可能就要去談一次”。迄今為止，成功的有15例，十個裡能成功一兩個。
據估計，中國未來幾年還需要1萬名器官捐獻協調員。
與國外不同，在中國，決定是否能夠進行器官捐獻的，不取決於死者本人的意願，取決於死者家屬。
2012年，武漢一個年輕的協調員徐哲，為了完成一起器官捐獻，說服了死者的200位家屬。“死者是一個20歲的小夥子，出生在一個大家族，從中午12點到晚上12點，一刻不歇（地做工作），直到每一個家屬都同意捐獻。”
邢磊
邢磊曾經遇到過一個案例，一個45歲的安徽人，因為行車事故，頭磕到路邊臺階導致腦出血，送到醫院後迅速呼吸衰竭，兩天之後，醫院診斷腦死亡。他趕到醫院時，發現死者有20多位家屬，都已從安徽趕到上海。對器官捐獻，他和家屬反復解釋了三遍，第三遍時，有十位家屬在場，聽完後，家屬表示，必須徵求家裡四位老人的意見。
“當場就拿出了四個手機，分別給四位老人打電話。那邊足足沉默了兩分鐘，然後老人的第一句話就是說，真的沒救了嗎？真的沒救了嗎？這句話重複了起碼有五遍。”
電話這邊，醫院裡一片安靜，電話那邊，因為開了免提，能聽見隱隱約約的哭聲。
又過了兩三分鐘，死者的父親決定了，答覆是，如果能做好事，那我是同意的。“其實相當於把整個家裡面幾十人的壓力都挑下了。”
最後，這位死者捐獻了一肝兩腎，救了三個人。
“其實應該說，他是挽救了三個家庭，救了起碼是十個人，讓十個人的生活走上了正軌。”
陳小松在腎移植門診
陳小松經手過的一個捐獻案例，主角是一個24歲的年輕姑娘。
2016年9月6日晚，這位姑娘在下班回家途中遭歹徒搶劫，被掐暈後棄於人跡稀少的通道，由於沒有監控，被發現時，已經是將近36小時之後，儘管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但送到醫院搶救後，很快就被確診為腦死亡。
陳小松和姑娘父親的第一次溝通，其實是失敗的。對方表示，要盡全力搶救到最後一刻，暫不考慮器官捐獻。“因為他堅決不相信他的女兒已經離他而去了。”
3天以後，姑娘的父親給陳小松打電話。“他說陳醫生你來吧，我們家裡人想通了，我們願意做這件事情。”
“後來我問他為什麼，她爸爸跟我說了一句話，他說讓她的生命能延續下去，這就是對她年輕生命最大的尊重。”
這位父親讓陳小松受到很大觸動。“他是一個樸實的農村人，可能也不像我們受過高等教育，但他對生命的認識的高度，我覺得是在我之上的。”
蔡國瑋在醫院走廊
蔡國瑋每次去見死者家屬時，都要穿上白大褂，這樣顯得比較專業。“要做通家屬的工作，最短一個小時也肯定要有的。最多的時候要等一天。有的時候，在場的家屬基本同意，但是還要等待另外一個家屬到場。那我就只能先回去，明天一早再過來。”
“家屬哪怕是同意了，我還會一直陪伴他們，有時候到半夜三四點。”
有一次，她碰到一個家屬，要求在捐獻器官後為死者點香燒紙，表達紀念。那個時候已經淩晨四點多了，為了滿足他的願望，又不至於違反醫院規定，蔡國瑋帶著他找了一個角落，燒了一點紙。
“我就一直陪著他把紙燒完，然後一起走。”
《人間世》裡，有這樣一個故事：24歲的腦血瘤患者焦俞因病情突然惡化，從成都送入上海市華山醫院搶救，結果還是不幸去世。在器官捐獻協調員的溝通之下，焦俞父母同意捐獻兒子“所有可以用的器官“。
最後，年輕的焦俞捐出了肝臟、腎臟、肺臟和角膜，救了六個人的生命，讓兩個人重見光明。
片中，父母含淚向兒子的遺體告別。焦俞的父親是在青藏高原當了20多年兵的軍人，這位硬漢哽咽著對兒子說：
“本來這次來上海是來給你做手術，但是你自己的手術沒有做成，反過來把你有用的器官都要捐獻給我們的病友。這也是爸爸媽媽做出的選擇，就沒有徵求兒子你的意見了。請你原諒爸爸媽媽。你沒有為我們養老送終，反過來是爸爸媽媽送你了。”
協調員默默陪伴著焦俞父母，好言勸慰道：“你就想他現在變成一顆種子，又到新的生命當中發芽了。”
你願意嗎？
2017年年初，45歲的陳小松做了一個決定，他去器官捐獻的官方網站登記了個人姓名、身份證號，成為了一名器官捐獻的志願者。
此時，距離2013年8月他正式開始從事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工作，過去了三年半。
“我也是做了這個工作之後，慢慢地更加理解這個事情，所以我就做了一個決定，在我達到捐獻狀態的時候，我可以毫不猶豫地捐出我身上能用的任何一個臟器。”他說。
邢磊查看接受完移植手術的病人
據統計，平均一個潛在的捐獻者可以挽救3.5個患者的生命。
截至2017年12月24日，中國大陸的器官捐獻者志願登記人數超過37萬人，而這一數字，在2016年底時，還不到8萬人。
扭轉這一局面的，是2016年12月22日開始，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和支付寶合作，在支付寶上開通了器官捐獻登記的功能。符合要求的用戶可一鍵登記，登記過程不超過10秒，也可以隨時取消。
“知乎”上有好幾個關於“願不願意捐獻器官”、“器官捐獻值不值”的話題討論，幾百條回答裡，大家排著隊，曬自己登記為器官捐獻志願者的認證頁面。其中，大部分都是80後、90後，還有人把這樣一次登記，作為送給自己的成人禮。
邢磊在辦公室
邢磊自己是80後，他覺得，短短幾年內，器官捐獻的知曉率確實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是接受率還是很低，局面要真正得到扭轉，“我們這一代是看不到了。”
“因為我們這代人上面都有老人，老人的接受率還是很低很低。等過個20、30年，到我們下一代成長成可以有決定權的那代人的時候，他們就會知道，這是一件好事情，捐獻率才能提升上來。”
談到未來，他還是充滿希望。
圖片攝影：金子彥
部分圖片來源於網路
陳小松在肝移植門診
器官緊缺的狀況，也與我國的器官獲取政策有關。2009年以前，我國移植所使用的器官基本都來自于死囚，這甚至形成了某種非法產業利益鏈，也導致後來人們對捐獻器官存在許多偏見和誤解。
2015年1月1日開始，中國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公民自願捐獻成為唯一合法來源。其中，除了極少數的三代以內直系血親的捐獻之外，絕大部分捐獻都要依靠逝世公民。
當時有人說，器官移植的冬天要來了。因為他們認為，沒有人願意捐獻。
當年，一部電視劇《永不瞑目》，給人們普及了角膜捐獻的概念。然而對於什麼是器官捐獻，國人還存在大片的認知空白。
協調員這一職業應運而生。他們的任務，是要普及器官捐獻的概念，爭取更多的人同意器官捐獻，把器官移植的冬天變成春天。
2015年，捐獻人數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比前一年的1500例將近翻了一番，增長到2766例。2016年，增長到4080例，2017年，達到了將近5000例。
這個數字增長的背後，是在全國各地奔波的約2000名器官捐獻協調員。他們的手機24小時隨時待命，一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路上，為的就是盡最大可能，抓住挽救生命的最後一線希望。
陳小松的器官捐獻協調員證書
奔走在生死之間
器官捐獻界流傳的一句話是：沒有死亡，就沒有捐獻。
美劇《週一清晨》裡，把協調員比作“徘徊在死者身邊的禿鷲”。很多人不待見他們，因為他們站得離死神太近，帶來的盡是死亡的消息。
陳小松說：“協調員就是在家屬最不想讓你出現的時候，必須要出現在家屬面前，把親人已經死亡的噩耗告訴給家屬，而且還要向家屬提出器官捐獻的建議，這是一個不怎麼討人喜歡的角色。”
而且器官捐獻相當殘酷的一點是，協調員介入的死亡案例，基本上都是突發性死亡，對於死者家庭來說，都是飛來橫禍的意外打擊。
因為捐獻的目的是為了成功移植，對器官的品質要求很高，“我們都是頂著（標準）上限來的，”邢磊說，他是瑞金醫院的一名器官捐獻協調員。
這樣一來，高齡、嚴重感染、或者癌症患者的器官，基本都不能使用，即便有意願，也不能參與捐獻。最理想的器官捐獻者，恰恰是那些遭遇意外死亡的健康的年輕人。
導致他們死亡的，“第一類是外傷，比如車禍、墜樓等等，第二類是腦出血，包括高血壓導致的顱內血管的破裂和動脈瘤，也叫動脈畸形。”
對於這些死者的家屬來說，首先，接受親人死亡的現實，在情感上就相當困難，基本上都是沒有心理準備的狀態。
另一方面，協調員介入器官捐獻的時候，病人往往處於腦死亡的狀態，失去了自主呼吸和基本的生理反射，而心跳還在外力的作用下繼續維持。一般人心理上都會覺得，心跳停止、呼吸消失，人才是真的死了。心跳不停，人就沒有死。普通人很難接受“腦死亡即等於死亡”的概念。
但是，唯有在這個階段介入，才有可能取出可用於移植的器官。否則，全身的血液迴圈一停止，主要器官30分鐘內會因為缺血而功能受損，就會導致移植失敗。
陳小松記得，最早的時候，連醫護人員也不太理解腦死亡的概念，“我們第一次在手術室取臟器的時候，所有的護士都跑出去了，不願意做手術，當時我就趕緊給他們解釋了半天，我說腦死亡就是已經死了。”
“還有的家屬會問，他疼不疼啊，我要跟他們講，腦死亡就是死亡，他沒有任何疼痛的反應。”
蔡國瑋用另一種通俗的方式給家屬解釋。“我說他的心跳其實是靠呼吸機來維持的，只要呼吸機一拿，心跳就沒有了，那麼這就叫腦死亡，他沒有自主呼吸了，再怎麼救，也救不過來了。還有一個簡單的方法，我說他的瞳孔已經很大了，只有臨死的人才會這樣。那麼家屬就比較容易理解腦死亡就是死亡。”
“協調員在家屬接受病人已經死亡之後，才可以提出器官捐獻的請求。如果家屬拒不接受腦死亡就是死亡，那麼就絕對不能跟家屬提這個器官捐獻的請求。”陳小松說。
協調員們都不止一次地遇到這樣一種情況，一開始家屬想不通，不同意捐獻，等到家屬想通了，同意了，結果由於時間原因，器官已經失去移植的價值了。
看到家屬們難過，蔡國瑋也難過。她退休前是華山醫院乳腺外科和中西結合科的護士長，碰到的病人死因基本都是慢性疾病或者腫瘤，很少接觸突發的、24小時內的死亡。
“（突然死亡）給人的感受完全不一樣的。家屬會說，昨天還和他一起吃飯呢，今天就……這也是我們工作的難點，一般我們介入的時候，都是很急、很急的。”
“其實協調員這個工作，內心要很強大。因為面對死亡，你也非常難受，但你還要繼續去想辦法和家屬溝通。就算最後捐獻成功了，心裡也並沒有多開心，因為一個生命已經去世了。”
“如果溝通失敗，就更不用說了，連去拯救其他病人的生命的機會都沒有了。”蔡國瑋說。
“我們各種各樣的綽號都有，死神、禿鷲、豺狼，什麼都有。也有一些褒義的，比如說，我們也是天使對不對？站在不同的角度，都會有一個說法。其實我們只是大自然中一個小小的環節。”邢磊說。
把死亡變成新生
邢磊做協調員的工作兩年有餘。談過多少案例他已經記不清楚了，“平均三五天、五六天可能就要去談一次”。迄今為止，成功的有15例，十個裡能成功一兩個。
據估計，中國未來幾年還需要1萬名器官捐獻協調員。
與國外不同，在中國，決定是否能夠進行器官捐獻的，不取決於死者本人的意願，取決於死者家屬。
2012年，武漢一個年輕的協調員徐哲，為了完成一起器官捐獻，說服了死者的200位家屬。“死者是一個20歲的小夥子，出生在一個大家族，從中午12點到晚上12點，一刻不歇（地做工作），直到每一個家屬都同意捐獻。”
邢磊
邢磊曾經遇到過一個案例，一個45歲的安徽人，因為行車事故，頭磕到路邊臺階導致腦出血，送到醫院後迅速呼吸衰竭，兩天之後，醫院診斷腦死亡。他趕到醫院時，發現死者有20多位家屬，都已從安徽趕到上海。對器官捐獻，他和家屬反復解釋了三遍，第三遍時，有十位家屬在場，聽完後，家屬表示，必須徵求家裡四位老人的意見。
“當場就拿出了四個手機，分別給四位老人打電話。那邊足足沉默了兩分鐘，然後老人的第一句話就是說，真的沒救了嗎？真的沒救了嗎？這句話重複了起碼有五遍。”
電話這邊，醫院裡一片安靜，電話那邊，因為開了免提，能聽見隱隱約約的哭聲。
又過了兩三分鐘，死者的父親決定了，答覆是，如果能做好事，那我是同意的。“其實相當於把整個家裡面幾十人的壓力都挑下了。”
最後，這位死者捐獻了一肝兩腎，救了三個人。
“其實應該說，他是挽救了三個家庭，救了起碼是十個人，讓十個人的生活走上了正軌。”
陳小松在腎移植門診
陳小松經手過的一個捐獻案例，主角是一個24歲的年輕姑娘。
2016年9月6日晚，這位姑娘在下班回家途中遭歹徒搶劫，被掐暈後棄於人跡稀少的通道，由於沒有監控，被發現時，已經是將近36小時之後，儘管人還有微弱的呼吸，但送到醫院搶救後，很快就被確診為腦死亡。
陳小松和姑娘父親的第一次溝通，其實是失敗的。對方表示，要盡全力搶救到最後一刻，暫不考慮器官捐獻。“因為他堅決不相信他的女兒已經離他而去了。”
3天以後，姑娘的父親給陳小松打電話。“他說陳醫生你來吧，我們家裡人想通了，我們願意做這件事情。”
“後來我問他為什麼，她爸爸跟我說了一句話，他說讓她的生命能延續下去，這就是對她年輕生命最大的尊重。”
這位父親讓陳小松受到很大觸動。“他是一個樸實的農村人，可能也不像我們受過高等教育，但他對生命的認識的高度，我覺得是在我之上的。”
蔡國瑋在醫院走廊
蔡國瑋每次去見死者家屬時，都要穿上白大褂，這樣顯得比較專業。“要做通家屬的工作，最短一個小時也肯定要有的。最多的時候要等一天。有的時候，在場的家屬基本同意，但是還要等待另外一個家屬到場。那我就只能先回去，明天一早再過來。”
“家屬哪怕是同意了，我還會一直陪伴他們，有時候到半夜三四點。”
有一次，她碰到一個家屬，要求在捐獻器官後為死者點香燒紙，表達紀念。那個時候已經淩晨四點多了，為了滿足他的願望，又不至於違反醫院規定，蔡國瑋帶著他找了一個角落，燒了一點紙。
“我就一直陪著他把紙燒完，然後一起走。”
《人間世》裡，有這樣一個故事：24歲的腦血瘤患者焦俞因病情突然惡化，從成都送入上海市華山醫院搶救，結果還是不幸去世。在器官捐獻協調員的溝通之下，焦俞父母同意捐獻兒子“所有可以用的器官“。
最後，年輕的焦俞捐出了肝臟、腎臟、肺臟和角膜，救了六個人的生命，讓兩個人重見光明。
片中，父母含淚向兒子的遺體告別。焦俞的父親是在青藏高原當了20多年兵的軍人，這位硬漢哽咽著對兒子說：
“本來這次來上海是來給你做手術，但是你自己的手術沒有做成，反過來把你有用的器官都要捐獻給我們的病友。這也是爸爸媽媽做出的選擇，就沒有徵求兒子你的意見了。請你原諒爸爸媽媽。你沒有為我們養老送終，反過來是爸爸媽媽送你了。”
協調員默默陪伴著焦俞父母，好言勸慰道：“你就想他現在變成一顆種子，又到新的生命當中發芽了。”
你願意嗎？
2017年年初，45歲的陳小松做了一個決定，他去器官捐獻的官方網站登記了個人姓名、身份證號，成為了一名器官捐獻的志願者。
此時，距離2013年8月他正式開始從事器官捐獻協調員的工作，過去了三年半。
“我也是做了這個工作之後，慢慢地更加理解這個事情，所以我就做了一個決定，在我達到捐獻狀態的時候，我可以毫不猶豫地捐出我身上能用的任何一個臟器。”他說。
邢磊查看接受完移植手術的病人
據統計，平均一個潛在的捐獻者可以挽救3.5個患者的生命。
截至2017年12月24日，中國大陸的器官捐獻者志願登記人數超過37萬人，而這一數字，在2016年底時，還不到8萬人。
扭轉這一局面的，是2016年12月22日開始，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和支付寶合作，在支付寶上開通了器官捐獻登記的功能。符合要求的用戶可一鍵登記，登記過程不超過10秒，也可以隨時取消。
“知乎”上有好幾個關於“願不願意捐獻器官”、“器官捐獻值不值”的話題討論，幾百條回答裡，大家排著隊，曬自己登記為器官捐獻志願者的認證頁面。其中，大部分都是80後、90後，還有人把這樣一次登記，作為送給自己的成人禮。
邢磊在辦公室
邢磊自己是80後，他覺得，短短幾年內，器官捐獻的知曉率確實得到了大幅提升，但是接受率還是很低，局面要真正得到扭轉，“我們這一代是看不到了。”
“因為我們這代人上面都有老人，老人的接受率還是很低很低。等過個20、30年，到我們下一代成長成可以有決定權的那代人的時候，他們就會知道，這是一件好事情，捐獻率才能提升上來。”
談到未來，他還是充滿希望。
圖片攝影：金子彥
部分圖片來源於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