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顧“父親” 新文化記者 郭亮 攝
“Fighting”為父親喂流食 本組圖片 新文化記者 郭亮 攝
“Fighting”為“父親”製作流食
▲“Fighting”收拾爺爺奶奶拾回來的廢品
劉世陶的博士學位證書
“那個男人， 太了不起了”
40歲， 博士畢業的他， 被腦血栓按在床上
只能眨眨眼睛， 不能說出一句話“了不起”的他
更無法告訴你———他曾“收養”三個孩子、資助兩個貧困家庭
幸好， 一個高中生的作文把這一切告訴了我們！
“爸， 張嘴， 啊……爸， 再來一口。 我是一個長春市的小男孩， 一個曾經被遺棄的孤兒。 時光重新回到15年前的那一天， 就在那一天我變成了一個孤兒……八歲的時候我上學了，
長春市民崔先生經營著一個微信公眾號，
主要是面向高中生的。
1月17日，
他在公眾號裡發出一則有獎投稿的徵集，
20日，
一位高中生的作文引起了他的注意，
生硬的措辭、流水帳一般的行文，
從文學角度來看基本不及格，
但文中提及的故事與高中生的父親讓他決定，
無論如何也要幫這個孩子一把。
崔先生說， 自徵集發出後已經陸陸續續接到30多篇投稿，
作文提及的內容不僅僅是一個悲傷的故事， 重點在於作者提到其“父親”劉世陶的善舉。 崔先生說， 這篇作文提到， 習慣了孤獨的他被“父親”突如其來的關心弄得措手不及， 父親不只是在照顧他， 還照顧著兩個小女孩， 同時供養著兩個困難家庭。 2014年父親突發腦血栓之後， 一切幸福都遠離了父親， “Fighting”剛剛得到的“家”也岌岌可危……
根據崔先生的瞭解， “Fighting”參加這次徵集的目的很明確， 也很現實———為了得到一等獎的200元獎金幫助爺爺奶奶， “我覺得無論如何應該幫這個孩子一把，不是沖這個孩子，更多的是沖他的父親，那個男人，太了不起了。”
現在，走進這個故事男孩和“陌生人”組成的“家”
據瞭解，“Fighting”今年16歲，目前就讀于省孤兒學校，他的學生證上還掛著13歲時的照片。24日，“臘八”，室外近-30℃的低溫，他的“家”裡也沒好到哪去。因為條件不好，他的爺爺（收養人的父親）沒有能力繳納供暖費。在這間兩室一廳的屋子內，住著他們一家四口,祖孫三代，爺爺、奶奶、父親和他，其實一點血緣關係沒有，但他的作文中提到過，有他們的地方就是“家”。
中午，他正準備給患腦血栓的父親喂午飯，所謂的飯也就是用榨汁機弄出來的糊糊。由於學校是封閉式管理，他一年能回“家”的次數也就兩三次，能看見父親的機會也就兩三次，“回家才能看到父親，我想他，我想照顧他。”
此時他的“父親”僵直地躺在床上，他與“奶奶”一起配合，把床板支撐起大概30度，在父親脖子橫豎墊上兩個圓柱形靠墊，只有這樣才能給父親餵飯。“我爸他腦血栓復發之後，就只能以這樣的姿勢躺在床上，叫他他也不會答應，好像什麼都不懂了一樣，脖子始終向右歪著。”
他小心翼翼地從碗中取出一勺糊糊，緩緩地送進父親的嘴中……已經臥床兩年的父親，如今基本只剩下本能，眨眼睛、痛苦地呻吟和機械式的咀嚼。他根本不知道，眼前忙碌的小孩是誰，無論誰喊他，他都是以呆滯的目光回應。餵飯時，一勺與一勺之間的時間間隔有時幾秒鐘，有時幾分鐘，這完全取決於父親是否會噴飯。“我爸他吃飯的時候總會嗆到，一嗆到就得使勁咳嗽，嘴裡的東西就會噴得到處都是。這都無所謂了，重要的是父親嗆到的時候，咳嗽得有點喘不上氣的感覺，看著揪心。”
餵飯對於他來說既是一種幸福，也是一種痛苦。右手托著父親的頭部，感受著父親的重量，心裡默默祈禱，“別咳了，爸，別咳了。”平時他在學校的時候，這些都是爺爺奶奶做，只要他回到家，他就一定要做。通過長期的“訓練”，“右撇子”的他，如今已經可以熟練地用左手使勺子，因為這樣方便給父親餵飯。
兒子做的好事是聽別人說的爺爺劉家昌說，自從孫子放寒假回家後，自己和老伴兒終於可以專心“掙錢了”。“我和老伴兒都70多了，孫子不在家的時候，只能是我們老兩口照顧，我兒子這個情況，家裡根本離不開人，每天三頓飯、按摩、喂藥……事情太多了。”除了照顧兒子劉世陶，劉家昌和老伴兒還經常在社區內的各個垃圾桶處流連，翻找紙殼之類的東西，然後賣掉換取生活費，“收成”好的時候一個月能有400元。說起這個數字，劉家昌的老伴兒林元珍一臉的自豪，因為現在紙殼降價，已經賣不上這些錢了，“社區有22家人照顧我們，會主動給我們攢著紙殼，每一個人我都記得，物業也很照顧我們，要不是大家你一桶油他一袋米的，我倆這生活……”林元珍一邊背著這些人家的姓名和住址，一邊說著。
“我這大孫子跟我們沒有血緣關係，是我兒子領養的，其實也不能說是領養，因為沒辦手續，正準備辦的時候，他就病倒了，就再也沒有起來過。我兒子今年40歲，一直沒結婚，但特別喜歡小孩。”劉家昌說，2014年2月6日，劉世陶患上腦血栓。關於兒子的事，許多還是通過兒子的朋友才知道的，比如“領養孩子”、接濟貧困家庭等等。在兒子住院期間，老兩口才知道兒子居然有那麼多朋友，多年來幾十萬的醫療費有不少都是兒子的朋友支付的，至今也沒有人找他們要錢。劉家昌只知道兒子是開公司做買賣的，有許多生意上往來的朋友，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我兒子幫助了三個小孩，這個孫子算一個，還有一對雙胞胎女孩，我都見過，還接濟過兩個貧困家庭。兒子住院後，其中一個貧困家庭還來看望過。”劉家昌老兩口至今也不太清楚兒子曾經做過哪些好事，但說起這些已知的事，兩人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父親深深地影響著他2012年2月，“Fighting”在學校第一次看到了劉世陶，自此這個男人就總出現在他的生活中。“剛開始的時候我都是叫他叔叔，他經常會來看我、給我買東西，給我花錢他從來不吝嗇，後來就總接我回家，爺爺’奶奶會給我做好吃的，那是我第一次吃到家裡做的飯。”直到劉世陶生病的時候，“父子”二人相識不過兩年，但劉世陶已經走進了“Fighting”的內心。父親的言行無時無刻影響不著他，要學好英語、要努力學習、不要熬夜、要堅強、要學會照顧家人……
如今，“Fighting”選擇了文科方向，6科總分約在450分左右，最優秀的一科就是英語，120分滿分他可以考到110分左右。在學校的日子他很早就會休息，但每天不到6點就會起床學習。父親曾經說過一段豪言壯語，這是他永遠都無法忘記的。“你們的親生父母不要你們了，以後我就是你們的父親。好好學習，將來我要送你們去最好的學校念書，去美國哈佛大學！”在他的眼裡，父親是那麼的善良、堅強、正直，也是這麼要求他的。
兒子口中的牽掛有多少份？2016年8月8日是劉世陶第二次發病的日子，之後，這個男人再也說不出一句話、動不了一下。回想起兒子生病時的事，身為母親的林元珍已經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她曾說過，絕不在“孫子”面前哭，如今算是食言了。“我兒子剛得病不久，情況很不樂觀，在許多家醫院看過，大家都說希望不大。有一次兒子非讓我推著他的輪椅去找主治醫生，要跟人家商量。”林元珍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天，70多歲的她一點一點地推著兒子的輪椅前進，去尋找那個不存在的希望，路走得很慢、也很吃力，她感覺到兒子瘦了許多。一見到醫生，兒子撲通一聲跪下了。“醫生，求求你，救救我。我還有很多事要做，我還有很多牽掛。”在林元珍的眼裡，兒子始終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從不示弱，她也不太清楚兒子口中的牽掛究竟有多少份。
往事總是令人淚眼婆娑，“祖孫”三人三雙淚目，屋子裡一下安靜了下來，只剩下病床上傳來的呻吟聲。如今，老兩口多了一個習慣，沒事翻翻數碼相機，裡面都是兒子的照片。有身穿西裝的，有旅遊的，還有一張身穿“校服”的———2012年6月21日，劉世陶在吉林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學科通過博士學位課程考試和論文答辯。“我兒子，這一切的驕傲、榮譽、善良，都過去了。”劉家昌盯著相機喃喃自語道。
他們仍記得他，那個好心人通過“Fighting”，新文化記者獲得了兩個聯繫方式，一個是劉世陶曾經幫助過的貧困家庭，一個是劉世陶的朋友。“我永遠都記得他，他是好心人。”電話中，郭女士總是聽不清記者的聲音，但提起劉世陶三個字，她一下就激動了。“他曾經給我家送過許多東西，米麵油之類的，主要是給我姑娘，我都不知道他從哪聽說了我姑娘的事，就帶著東西來看我們。”郭女士說，女兒因事故致雙目失明，在得知劉世陶重病之後，母女二人曾醫院看望，“他是好人，特別熱心的一個人，你說這麼一個好人怎麼就變成這樣了？”
李女士與劉世陶認識有七八年了。“我在市場工作，經常能遇見他，有一次我倆就聊上了天，正好聊到我兒子的事，我就順口問他的孩子怎麼樣，他說他有三四個孩子呢，我不信，他就說有機會帶我去看看。”隨口一說的事，劉世陶當真了，李女士也當真了，只不過她沒想到，劉世陶的孩子都在孤兒學校。也是那一天，李女士見到了三個孩子，他們都叫劉世陶“爸爸”。“從那以後，我就經常去看這幾個孩子，劉世陶經常會把孩子帶回自己家照顧。他是特別簡單的人，不張揚，就是悶頭做好事，唉，咋會這樣？”
新文化記者 馬玉軒 實習生 陳孟瑾
“我覺得無論如何應該幫這個孩子一把，不是沖這個孩子，更多的是沖他的父親，那個男人，太了不起了。”現在，走進這個故事男孩和“陌生人”組成的“家”
據瞭解，“Fighting”今年16歲，目前就讀于省孤兒學校，他的學生證上還掛著13歲時的照片。24日，“臘八”，室外近-30℃的低溫，他的“家”裡也沒好到哪去。因為條件不好，他的爺爺（收養人的父親）沒有能力繳納供暖費。在這間兩室一廳的屋子內，住著他們一家四口,祖孫三代，爺爺、奶奶、父親和他，其實一點血緣關係沒有，但他的作文中提到過，有他們的地方就是“家”。
中午，他正準備給患腦血栓的父親喂午飯，所謂的飯也就是用榨汁機弄出來的糊糊。由於學校是封閉式管理，他一年能回“家”的次數也就兩三次，能看見父親的機會也就兩三次，“回家才能看到父親，我想他，我想照顧他。”
此時他的“父親”僵直地躺在床上，他與“奶奶”一起配合，把床板支撐起大概30度，在父親脖子橫豎墊上兩個圓柱形靠墊，只有這樣才能給父親餵飯。“我爸他腦血栓復發之後，就只能以這樣的姿勢躺在床上，叫他他也不會答應，好像什麼都不懂了一樣，脖子始終向右歪著。”
他小心翼翼地從碗中取出一勺糊糊，緩緩地送進父親的嘴中……已經臥床兩年的父親，如今基本只剩下本能，眨眼睛、痛苦地呻吟和機械式的咀嚼。他根本不知道，眼前忙碌的小孩是誰，無論誰喊他，他都是以呆滯的目光回應。餵飯時，一勺與一勺之間的時間間隔有時幾秒鐘，有時幾分鐘，這完全取決於父親是否會噴飯。“我爸他吃飯的時候總會嗆到，一嗆到就得使勁咳嗽，嘴裡的東西就會噴得到處都是。這都無所謂了，重要的是父親嗆到的時候，咳嗽得有點喘不上氣的感覺，看著揪心。”
餵飯對於他來說既是一種幸福，也是一種痛苦。右手托著父親的頭部，感受著父親的重量，心裡默默祈禱，“別咳了，爸，別咳了。”平時他在學校的時候，這些都是爺爺奶奶做，只要他回到家，他就一定要做。通過長期的“訓練”，“右撇子”的他，如今已經可以熟練地用左手使勺子，因為這樣方便給父親餵飯。
兒子做的好事是聽別人說的爺爺劉家昌說，自從孫子放寒假回家後，自己和老伴兒終於可以專心“掙錢了”。“我和老伴兒都70多了，孫子不在家的時候，只能是我們老兩口照顧，我兒子這個情況，家裡根本離不開人，每天三頓飯、按摩、喂藥……事情太多了。”除了照顧兒子劉世陶，劉家昌和老伴兒還經常在社區內的各個垃圾桶處流連，翻找紙殼之類的東西，然後賣掉換取生活費，“收成”好的時候一個月能有400元。說起這個數字，劉家昌的老伴兒林元珍一臉的自豪，因為現在紙殼降價，已經賣不上這些錢了，“社區有22家人照顧我們，會主動給我們攢著紙殼，每一個人我都記得，物業也很照顧我們，要不是大家你一桶油他一袋米的，我倆這生活……”林元珍一邊背著這些人家的姓名和住址，一邊說著。
“我這大孫子跟我們沒有血緣關係，是我兒子領養的，其實也不能說是領養，因為沒辦手續，正準備辦的時候，他就病倒了，就再也沒有起來過。我兒子今年40歲，一直沒結婚，但特別喜歡小孩。”劉家昌說，2014年2月6日，劉世陶患上腦血栓。關於兒子的事，許多還是通過兒子的朋友才知道的，比如“領養孩子”、接濟貧困家庭等等。在兒子住院期間，老兩口才知道兒子居然有那麼多朋友，多年來幾十萬的醫療費有不少都是兒子的朋友支付的，至今也沒有人找他們要錢。劉家昌只知道兒子是開公司做買賣的，有許多生意上往來的朋友，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我兒子幫助了三個小孩，這個孫子算一個，還有一對雙胞胎女孩，我都見過，還接濟過兩個貧困家庭。兒子住院後，其中一個貧困家庭還來看望過。”劉家昌老兩口至今也不太清楚兒子曾經做過哪些好事，但說起這些已知的事，兩人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
父親深深地影響著他2012年2月，“Fighting”在學校第一次看到了劉世陶，自此這個男人就總出現在他的生活中。“剛開始的時候我都是叫他叔叔，他經常會來看我、給我買東西，給我花錢他從來不吝嗇，後來就總接我回家，爺爺’奶奶會給我做好吃的，那是我第一次吃到家裡做的飯。”直到劉世陶生病的時候，“父子”二人相識不過兩年，但劉世陶已經走進了“Fighting”的內心。父親的言行無時無刻影響不著他，要學好英語、要努力學習、不要熬夜、要堅強、要學會照顧家人……
如今，“Fighting”選擇了文科方向，6科總分約在450分左右，最優秀的一科就是英語，120分滿分他可以考到110分左右。在學校的日子他很早就會休息，但每天不到6點就會起床學習。父親曾經說過一段豪言壯語，這是他永遠都無法忘記的。“你們的親生父母不要你們了，以後我就是你們的父親。好好學習，將來我要送你們去最好的學校念書，去美國哈佛大學！”在他的眼裡，父親是那麼的善良、堅強、正直，也是這麼要求他的。
兒子口中的牽掛有多少份？2016年8月8日是劉世陶第二次發病的日子，之後，這個男人再也說不出一句話、動不了一下。回想起兒子生病時的事，身為母親的林元珍已經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她曾說過，絕不在“孫子”面前哭，如今算是食言了。“我兒子剛得病不久，情況很不樂觀，在許多家醫院看過，大家都說希望不大。有一次兒子非讓我推著他的輪椅去找主治醫生，要跟人家商量。”林元珍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天，70多歲的她一點一點地推著兒子的輪椅前進，去尋找那個不存在的希望，路走得很慢、也很吃力，她感覺到兒子瘦了許多。一見到醫生，兒子撲通一聲跪下了。“醫生，求求你，救救我。我還有很多事要做，我還有很多牽掛。”在林元珍的眼裡，兒子始終是一個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從不示弱，她也不太清楚兒子口中的牽掛究竟有多少份。
往事總是令人淚眼婆娑，“祖孫”三人三雙淚目，屋子裡一下安靜了下來，只剩下病床上傳來的呻吟聲。如今，老兩口多了一個習慣，沒事翻翻數碼相機，裡面都是兒子的照片。有身穿西裝的，有旅遊的，還有一張身穿“校服”的———2012年6月21日，劉世陶在吉林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學科通過博士學位課程考試和論文答辯。“我兒子，這一切的驕傲、榮譽、善良，都過去了。”劉家昌盯著相機喃喃自語道。
他們仍記得他，那個好心人通過“Fighting”，新文化記者獲得了兩個聯繫方式，一個是劉世陶曾經幫助過的貧困家庭，一個是劉世陶的朋友。“我永遠都記得他，他是好心人。”電話中，郭女士總是聽不清記者的聲音，但提起劉世陶三個字，她一下就激動了。“他曾經給我家送過許多東西，米麵油之類的，主要是給我姑娘，我都不知道他從哪聽說了我姑娘的事，就帶著東西來看我們。”郭女士說，女兒因事故致雙目失明，在得知劉世陶重病之後，母女二人曾醫院看望，“他是好人，特別熱心的一個人，你說這麼一個好人怎麼就變成這樣了？”
李女士與劉世陶認識有七八年了。“我在市場工作，經常能遇見他，有一次我倆就聊上了天，正好聊到我兒子的事，我就順口問他的孩子怎麼樣，他說他有三四個孩子呢，我不信，他就說有機會帶我去看看。”隨口一說的事，劉世陶當真了，李女士也當真了，只不過她沒想到，劉世陶的孩子都在孤兒學校。也是那一天，李女士見到了三個孩子，他們都叫劉世陶“爸爸”。“從那以後，我就經常去看這幾個孩子，劉世陶經常會把孩子帶回自己家照顧。他是特別簡單的人，不張揚，就是悶頭做好事，唉，咋會這樣？”
新文化記者 馬玉軒 實習生 陳孟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