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崔東匯
一
小鎮在我們村東南方向， 約五六裡路。
不刻意比較， 小鎮與周邊其它村子並無多大區別， 同樣是在夏秋綠茫茫一片， 在冬春灰濛濛一堆。 我之所以稱這個村為鎮， 最主要的原因它是公社所在地， 而且有集市。
當然， 我有記憶的時候， 只有東西走向的主幹街道兩旁， 零星散佈著的破舊門面和偶爾東張西望的商販還在昭示著集市的存在。 小鎮的街道和我們村一樣坎坷不平， 一樣是排列著土坯房， 小鎮的人一樣在生產隊的鐘聲裡勞作。 可在我視野極其狹窄的少年眼光裡， 小鎮儼然就是大城市了。
是公社所在地， 小鎮就多了一些一般村子所沒有的東西。 小鎮主幹街道東頭頂端橫著一條南北走向的街， 這條小街雖鬆散， 卻是小鎮最核心所在， 幾乎囊括了小鎮的精華。 沖著主幹街道的供銷社是起端， 依次向南延伸：棉花加工場， 衛生院，
五六裡路不算遠， 可在初中畢業之前， 我到這裡很少， 第一次到小鎮是小學三年級時， 到公社戲院前進行全公社學校廣播體操比賽。 四年級時在這裡看過縣劇團演出的樣板戲《沙家浜》。 我年少時樣板戲看得不少， 但都是電影， 雖然很直觀生動， 可與戲裡的人物總有“隔”的感覺， 看戲就不一樣， 活蹦亂跳的人和舞臺的景都在眼前， 身臨其境， 那時就想， 啥時候能經常坐在露天戲院的磚臺上看戲， 那可真是幸福的事情。
讀初一那年我在小鎮趕了一次社會主義大集很能說明問題， 名曰“社會主義大集”， 可商品交換的法則是鐵定的事實， 沒有錢， 你思想再社會主義， 人家也不會平白無故給你所需要的東西。
集市散盡， 我們離開小鎮的時候公社的大喇叭還在播放《社員都是向陽花》。 而餓得前胸貼後背的我們在炎炎烈日下已呈枯萎狀。
二
真正走進小鎮是我在這裡讀高中。
這是一所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修建的老學校， 一直是初中， 後來大辦高中時升格了。 我們進校的時候， 教室已經很破舊了。
在我們之前的高中每屆都是招兩個班， 到我們這一屆擴招為三個班， 教室不夠， 臨時騰出已經作倉庫多年的教室。 課桌不夠， 本來兩個人一張桌子， 只好三四個人擠一張桌子。 我們報到時教室的門窗還沒修理好。
學校的老師大多很負責， 比如教語文的趙老師。 趙老師的教學水準當時在我們縣也是數得著的， 他講課認真， 說話風趣甚至有時有點尖刻， 可對學生比較愛護， 經常在自習時間給我們讀報紙，講一些時政新聞，記得中央剛開了一個什麼重要會議，提出建成多少個油田和糧食基地，趙老師講的很興奮，我們也很受鼓舞，仿佛不遠的將來就會實現四個現代化。
全國科技大會召開，趙老師激情洋溢地給我們讀郭沫若的《科學的春天》；讀徐遲寫陳景潤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時趙老師最是感慨，教育我們刻苦學習，爭取像陳景潤那樣；陶思亮《一封終於發出的信》，趙老師讀的非常深情，以至於有的同學流了淚。趙老師總是通過一些文章來激勵我們努力學習。我的作文興趣就得益于趙老師，趙老師常常給我的作文寫下很長的批語，用紅筆把好的句子勾出來，還多次作為範文粘貼在小黑板掛在教室前小樹上供大家看。
教物理的王老師水準也相當好，我的物理那會兒還學得不錯，一次考了高分，王老師專門叫進辦公室對我鼓勵，這大概是我第一年報考理科的主要因素。閻老師的化學也很好，可我的化學卻一塌糊塗，我就是搞不明白化學分子構成和反應。
高一時教數學的是個中年男老師，脾氣古怪，對學生的問題也是待理不理的，一次這個老師上課前與校長鬧彆扭，沒地方撒氣，沉著臉進教室就在黑板上寫數學公式，寫完往下看我們學生，我們趕緊抄寫。寫滿黑板，老師擦掉，再寫。至於這些公式如何利用，老師不說，整整一堂課，這個老師連一句話也沒說。這是我一生中遇到最古怪的老師，也是一生裡遇到的最奇怪的一堂課。高二時，數學換為王德明老師，王老師教學認真，對學生相當重視，我學數學的熱情大增，成績很快就趕了上來，受到王老師的表揚。
主課之外，我也喜歡體育，可鄉村中學條件太差，下雨了操場盡是泥，晴天都是塵土，學生排隊跑步常常塵土飛揚。體育器材更可憐，學校總共兩個破籃球，經常跑氣，像個蔫茄子，打球之前先用氣筒猛打一陣子；有一個排球，經常當籃球玩，在操場投籃。那時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還有足球，鄉下中學從來沒有，直到讀師專時見同學把一個球踢過來踢過去，認為同學調皮，對另一個同學說：他們這樣把球踢著玩，不弄壞才怪呢。
這個同學告訴我，這是足球，足球就是用腳踢的。那時中學體育老師沒有給我們講過這些知識，不過這個體育老師喊號子很有特點，他的嗓音靠後，一二一，從他嘴裡出來就是：爺兒爺。
教政治的是個老教師，脾氣很隨和，講課也很隨意，政治課本來枯燥，可這個老師卻受歡迎，原因是他的講課不按課本來，剛開頭就信馬由韁拐了彎，講火車原理，講城市人喜歡跑步，講手錶的構造，都與政治課無關，下課的鐘聲響了，他看看課本，嘿嘿一笑：課本內容下課後同學們自己看。
校長個子瘦高，臉瘦長，一笑就滿臉皺紋，春秋天戴一頂藍帽子，冬天裹一塊白毛巾，講話時經常一條腿斜著一抖一抖地顫，兩隻手插在褲腰。校長脾氣好，說話慢聲細語，老師們有點不把校長放在眼裡。一次一個女老師上課，走上講臺後看見校長坐在最後面聽課。校長聽課，這事兒要是放到現在是最平常不過的事情，也是天經地義。可當時那個女老師看見校長沒有打招呼就私自來聽課，認為是對自己的不尊重，就很惱火，對學生們說：今天不講新課，自己複習。校長很尷尬。不一會就提著凳子走出教室。
儘管那時高考已經恢復，可許多同學調皮頑劣，不安心學習，上著課趁老師不留神就竄出去到街上遊蕩。一個同學自習時間練習從地上往課桌上原地起跳，老師進教室，這個同學慌忙拿起課本作看書狀，老師到他跟前，發現他的課本拿顛倒了。
同學之間打鬧搞惡作劇不算，還捉弄老師，那個教政治的老教師一條腿瘸，在一個春末的晚上檢查學生宿舍，此時冬天生火取暖的爐子拆掉了，而漏爐渣的煤坑沒填，就有搗蛋同學在煤坑上虛虛搭上麥秸，政治老師進屋一腳陷了下去，氣的老師直罵：王八蛋，你們還想把我這條腿弄瘸啊？
那時電視在鄉下是稀罕物品，年底公社拖拉機站買了一台黑白十四吋電視，我們經常吃過晚飯就偷偷溜出教室去看電視，老師著急，就去拖拉機站往回趕學生，可老師也好奇，有時把學生趕回學校後自己留下來看電視，有時竟忘記使命，站在學生後面津津有味地看。
記得有一次看了日本電視連續劇《望鄉》，裡面有描寫一群士兵蜂擁進妓院鏡頭，因為擁擠，妓院把門的人高喊：不要擠不要擠，每人五塊，每人五塊。回學校進宿舍時同學們也擁擠，就有同學在後面就學著妓院把門人的腔調高喊：不要擠不要擠，每人五塊，每人五塊。老師也忍俊不禁。
學校條件差，都是農家子弟的學生也不講究，也講究不起，比如入廁。那時男生進廁所大便，都是用土坷垃和廢棄的磚頭“料理自己後事”。操場西邊的新廁所建成，男同學就懶得再從別的地方找磚頭，進去時就從廁所牆上掀一塊磚大便後備用。
原來廁所磚牆高大，不長時間磚牆就矮了下來，只能遮住腰部以下，廁所在操場西邊，調皮的男聲站著一邊小便一邊與操場上打球的同學開玩笑。班主任看不下去了，在教室教訓：幸虧是手工磚，要是機制磚，棱角跟刀子一樣，你屁股拉破了，要是得了破傷風，誰負責啊。
高中二年制，四個學期有三個是在這裡度過的。直到上年級有一個同學考上了農大，有幾個考進了師範，我才正經八百有了緊迫感。第一年報考理科，結果高考落榜，後來複習一年，總算湊成了高中三年制。
有幾個同學屢敗屢戰，後來自嘲“本科四年高中”，其中一個同學連續複讀六年，其實他平時成績很好，就是心理素質差，一考試就緊張，滿頭出汗直想上廁所，所以成績每每不理想，最後一年他豁了出來：這次考不上就回家擼鋤把。結果放鬆了，成績也好了。
一個同學高考無望，別的同學在教室學習，他沒事幹，大冬天也沒地方去玩，就在宿舍蒙頭睡覺。當時學校把一架準備修蓋教室的楊木梁放在學生宿舍。這個同學睡足，閑得手癢，把宿舍的火爐弄旺，把捅爐子的鐵杵燒紅後在楊木梁鑽眼，本來一架好端端的梁，硬是讓這個同學從頭到尾鑽滿了窟窿。
校長和班主任很生氣，叫來家長進行賠償，班主任還在全體學生大會上批評。班主任趙老師說話很藝術，沉著臉走上講臺，先發問：同學們知道我們祖先是怎麼來的嗎？同學回答：猿人變的。趙老師說：對。接著又問：同學們知道人與猿人區別嗎？有人回答人能直立行走，有人回答人學會了用火。趙老師對後者進行了肯定：對。又問：知道誰發明的火嗎？同學齊聲回答：燧人氏。
趙老師微微一笑：對，我們班個別同學身上出現了返祖現象，今天我們班也出了個燧人氏，不過，燧人氏鑽木取火是發明，是進步。而我們班的這個燧人氏是胡鬧，是破壞。至此同學明白趙老師不是讓大家複習歷史。全班的目光齊齊盯向那個同學燧人氏。
1996年一個夏夜我到火車站送一個外地朋友，意外地與這個燧人氏同學碰面，當時他正摟著一個女人的脖子在火車站廣場轉悠。儘管多年不見，可我知道他在老家已經成家。他很驚奇，也有些尷尬，忙支開那個女人與我說話，告訴我他在建築工地打工，隨即又說：你鬧好了，我沒出息。我開玩笑說：現在不鑽木頭啦？他哈哈大笑。也真難得他精力過剩，每天搬磚和泥，居然情調不減。
三
我們高中畢業後第二年，這個鄉村中學又還原了為初中，而我也在師專畢業後又迂回到了母校。所以說，我走向社會的第一步也是從小鎮開始的。
學校還是老樣子，身材瘦長的校長依舊頂著那張瘦長的臉，似乎悠閒地背著手在校園轉悠，見到我們，校長瘦長的臉笑意彌漫地打著招呼：回來好，回來好。與我一起分來的五個，年輕教師多了，沉悶的校園也活潑起來。
剛走上講臺，我們這些新教師銳氣正足，備課，上課，輔導學生，課餘與學生一起做遊戲，在縣裡統一考試中學生成績也名列前茅。學校名氣很快傳開，許多家居較遠的也都找人想法讓孩子來這裡讀書。鑒於以往經驗，我很注意做落後學生的轉變工作，尤其是那些調皮學生，都很聽話。以至多年後學生見了我還說：崔老師，那會兒我們都怕你，你太嚴厲。
那陣子的學校與剛推行責任制的農村一樣欣欣向榮，一派歡歌。那也是我人生中較為愜意時光之一。春天校園外是一望無際的綠油油的麥田，晚飯後我和幾個同事在麥田裡行走，提著答錄機聽蔣大為的奔放，聽鄧麗君的纏綿。累了就坐在田埂，春風微拂，夕陽西下，視野遼闊，心胸暢快。
第一次聽鄧麗君的歌就是在一個學兄辦公室，他有一個雙喇叭的答錄機，那時是很新潮的玩意兒。在他的床頭的桌子上放著，磁帶不少，民歌居多，鄧麗君的磁帶不輕易示人，人少時他放進去鄧麗君的磁帶，打開後跟著哼唱。一旦放《路邊的野花你不要采》，他就很陶醉。當時他留著長髮大鬢角，衣著時髦，夜裡經常到不遠一個村子學習武術，加上說話口無遮攔，在校長眼裡是刺頭。校長也時不時敲打他幾句。當時他正為自己的“家花”發愁，搞了幾個物件，都因為他是教師而告吹。
我們這些剛吃上商品糧的農家子弟，知道農民的艱難，找物件也都儘量找非農業戶口。而那時有工作的女孩子找物件首選目標是機關人員，最沒辦法才考慮教師。我的那個學兄，由於物件嫌他是教師，沒有前途，就吹了。他很受打擊，走後門找關係要求轉行，臨走時很悲傷對我說：走吧兄弟，現在社會上沒人看起當老師的。
這個學兄成為我們的榜樣，後來我們相繼找理由離開了這裡。學校年輕的女老師少，即使有，大多也不願在同行裡找物件，也是覺得吃粉筆面的老師沒出息。師專畢業一同分來的兩個男老師，都追一個女老師，結果兩人鬧起了彆扭，彼此互相擠兌，最後兩人都沒有成功。
那時，小鎮的供銷社，糧站，農機站，衛生院等單位的許多人都是一些沒有多少文化的臨時工，可這些單位裡那些並沒有多少姿色的女孩子，也都神氣的很，見了我們這些當教師的，別說搞物件，眼睛都長到了頭頂上，都不正眼看我們。
學校附近農戶的豬羊雞狗在校園內亂竄，一次上體育課，學生在前面跑，一頭豬憨頭憨腦地跟在後面轉，一個學生用磚頭把豬砸跑，可豬的主人找到學校大吵大鬧。知道得罪不起，對竄進學校的家畜，學校只好小心翼翼驅趕出去。
村裡一個精神病患者，據說喜歡寫詩，其實就是一些就是順口溜，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屢遭批鬥，精神出了毛病。這個精神病人經常深更半夜扯著嗓子在學生宿舍外唱《沙家浜》，嚇得女生直哭，有時他還在學校操場飛快地騎著自行車一圈圈地繞著轉，搞特技大撒把，兩手做打槍狀---叭勾，叭勾。學校派人到這個精神病人家做工作，管一管，可這個家人卻說：他腦子有毛病，你腦子也有毛病？
電視連續劇《霍元甲》如火如荼，學校有一台十七英寸的黑白電視機，晚飯後附近村民就迫不及待地搬著凳子理直氣壯地擠在前面。校長生氣，也沒辦法，強龍不壓地頭蛇。
夜裡常有村民挑著茅罐到學校的男女廁所偷糞便，運到自家的責任田裡，學校的菜地也需要，可學校不敢制止。最可氣的是，常常讓學生和老師不敢夜裡去廁所，生怕冷不丁從外面進來個挑著茅罐的，別說學生，就是老師也發怵的提著褲子緊跑。
現在想來，當時的農民也確實沒法把教師當回事，除了教書，這些教師在社會上的能力就極其有限了。農民的糧食想賣個好價錢，就得去求糧站那些人；農民賣棉花，就得去求棉站的人；買平價柴油，去求機站的；買輛名牌自行車縫紉機，去求供銷社的。
老師沒有這些現實的權力，只要孩子考試成績合格，你就得讓人家上學，即使考試不合格又想上學，人家也是去找校長，一個普通教師只有教書的份兒。所以那會兒就是讀個普通中專，也不願意讀師範。一個本家的叔叔曾對我說：你這個學算是白上了，除了轉個戶口，跟個農民也沒啥區別。那時我年輕氣盛，哪受得了這樣的奚落嘲弄，就想方設法離開了三尺講臺。一起分到這個學校的年輕教師與我一樣先後離開了教師崗位。
若干年後，當我疲憊於工作和人事掙扎時，也時常想起在鄉下中學那段自由自在的日子，留戀小鎮那份清靜。比起城市的隔膜、是非和兇險，小鎮的那點頑劣又算得了什麼。
如今，小鎮與人到中年的我一樣，都發福了，房子都是寬敞明亮的磚房，街道也硬化了，原來低矮猥瑣的臨街門市都已變得高大堂皇。
因為鄉鎮合併，原來在小鎮東南區域的公家部門大多已經撤去，原來的公社機關、拖拉機站、戲院、衛生院和棉花加工廠已經被農家小院瓜分；糧站的糧倉和院子已空空如也，從洞開的大門瞅去，當年林立的糧垛和熙攘的人群已經匿跡，只有許多跳來跳去的麻雀，似乎在尋找著曾經的輝煌；供銷社的房子還是老樣子，但已歸個人承包經營，在周圍林立的個體商店包圍下，也失去了當年的氣勢。唯有我曾經就讀和工作過的中學從外表看還算興旺，高大的校門，嚴嚴實實的院牆，教學樓已經替代了破舊的教室，一切都今非昔比。
今年春回老家我從中學門前路過，想下車到學校看看，可最終還是在校門前止步，因為這裡已經沒有我所熟悉的人了，不去也罷。
後來縣裡一個負責管理這一片學校的一個高中同學告訴我，現在學校條件是不錯，就是學生少。談及原因，我的同學說：家庭條件好的到縣城和外地學校上學，家庭條件不好的早早就輟學打工了，再說現在就是考上大學也不好就業，所以小學一畢業，好多家長乾脆就不讓孩子讀書了。聽了同學的話，我心裡很不是滋味，當初這個中學可是縣城以北最有影響力的學校啊。
這麼多年過去，也許我對小鎮真的陌生了。
經常在自習時間給我們讀報紙，講一些時政新聞，記得中央剛開了一個什麼重要會議，提出建成多少個油田和糧食基地，趙老師講的很興奮，我們也很受鼓舞，仿佛不遠的將來就會實現四個現代化。全國科技大會召開，趙老師激情洋溢地給我們讀郭沫若的《科學的春天》；讀徐遲寫陳景潤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時趙老師最是感慨，教育我們刻苦學習，爭取像陳景潤那樣；陶思亮《一封終於發出的信》，趙老師讀的非常深情，以至於有的同學流了淚。趙老師總是通過一些文章來激勵我們努力學習。我的作文興趣就得益于趙老師，趙老師常常給我的作文寫下很長的批語，用紅筆把好的句子勾出來，還多次作為範文粘貼在小黑板掛在教室前小樹上供大家看。
教物理的王老師水準也相當好，我的物理那會兒還學得不錯，一次考了高分，王老師專門叫進辦公室對我鼓勵，這大概是我第一年報考理科的主要因素。閻老師的化學也很好，可我的化學卻一塌糊塗，我就是搞不明白化學分子構成和反應。
高一時教數學的是個中年男老師，脾氣古怪，對學生的問題也是待理不理的，一次這個老師上課前與校長鬧彆扭，沒地方撒氣，沉著臉進教室就在黑板上寫數學公式，寫完往下看我們學生，我們趕緊抄寫。寫滿黑板，老師擦掉，再寫。至於這些公式如何利用，老師不說，整整一堂課，這個老師連一句話也沒說。這是我一生中遇到最古怪的老師，也是一生裡遇到的最奇怪的一堂課。高二時，數學換為王德明老師，王老師教學認真，對學生相當重視，我學數學的熱情大增，成績很快就趕了上來，受到王老師的表揚。
主課之外，我也喜歡體育，可鄉村中學條件太差，下雨了操場盡是泥，晴天都是塵土，學生排隊跑步常常塵土飛揚。體育器材更可憐，學校總共兩個破籃球，經常跑氣，像個蔫茄子，打球之前先用氣筒猛打一陣子；有一個排球，經常當籃球玩，在操場投籃。那時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還有足球，鄉下中學從來沒有，直到讀師專時見同學把一個球踢過來踢過去，認為同學調皮，對另一個同學說：他們這樣把球踢著玩，不弄壞才怪呢。
這個同學告訴我，這是足球，足球就是用腳踢的。那時中學體育老師沒有給我們講過這些知識，不過這個體育老師喊號子很有特點，他的嗓音靠後，一二一，從他嘴裡出來就是：爺兒爺。
教政治的是個老教師，脾氣很隨和，講課也很隨意，政治課本來枯燥，可這個老師卻受歡迎，原因是他的講課不按課本來，剛開頭就信馬由韁拐了彎，講火車原理，講城市人喜歡跑步，講手錶的構造，都與政治課無關，下課的鐘聲響了，他看看課本，嘿嘿一笑：課本內容下課後同學們自己看。
校長個子瘦高，臉瘦長，一笑就滿臉皺紋，春秋天戴一頂藍帽子，冬天裹一塊白毛巾，講話時經常一條腿斜著一抖一抖地顫，兩隻手插在褲腰。校長脾氣好，說話慢聲細語，老師們有點不把校長放在眼裡。一次一個女老師上課，走上講臺後看見校長坐在最後面聽課。校長聽課，這事兒要是放到現在是最平常不過的事情，也是天經地義。可當時那個女老師看見校長沒有打招呼就私自來聽課，認為是對自己的不尊重，就很惱火，對學生們說：今天不講新課，自己複習。校長很尷尬。不一會就提著凳子走出教室。
儘管那時高考已經恢復，可許多同學調皮頑劣，不安心學習，上著課趁老師不留神就竄出去到街上遊蕩。一個同學自習時間練習從地上往課桌上原地起跳，老師進教室，這個同學慌忙拿起課本作看書狀，老師到他跟前，發現他的課本拿顛倒了。
同學之間打鬧搞惡作劇不算，還捉弄老師，那個教政治的老教師一條腿瘸，在一個春末的晚上檢查學生宿舍，此時冬天生火取暖的爐子拆掉了，而漏爐渣的煤坑沒填，就有搗蛋同學在煤坑上虛虛搭上麥秸，政治老師進屋一腳陷了下去，氣的老師直罵：王八蛋，你們還想把我這條腿弄瘸啊？
那時電視在鄉下是稀罕物品，年底公社拖拉機站買了一台黑白十四吋電視，我們經常吃過晚飯就偷偷溜出教室去看電視，老師著急，就去拖拉機站往回趕學生，可老師也好奇，有時把學生趕回學校後自己留下來看電視，有時竟忘記使命，站在學生後面津津有味地看。
記得有一次看了日本電視連續劇《望鄉》，裡面有描寫一群士兵蜂擁進妓院鏡頭，因為擁擠，妓院把門的人高喊：不要擠不要擠，每人五塊，每人五塊。回學校進宿舍時同學們也擁擠，就有同學在後面就學著妓院把門人的腔調高喊：不要擠不要擠，每人五塊，每人五塊。老師也忍俊不禁。
學校條件差，都是農家子弟的學生也不講究，也講究不起，比如入廁。那時男生進廁所大便，都是用土坷垃和廢棄的磚頭“料理自己後事”。操場西邊的新廁所建成，男同學就懶得再從別的地方找磚頭，進去時就從廁所牆上掀一塊磚大便後備用。
原來廁所磚牆高大，不長時間磚牆就矮了下來，只能遮住腰部以下，廁所在操場西邊，調皮的男聲站著一邊小便一邊與操場上打球的同學開玩笑。班主任看不下去了，在教室教訓：幸虧是手工磚，要是機制磚，棱角跟刀子一樣，你屁股拉破了，要是得了破傷風，誰負責啊。
高中二年制，四個學期有三個是在這裡度過的。直到上年級有一個同學考上了農大，有幾個考進了師範，我才正經八百有了緊迫感。第一年報考理科，結果高考落榜，後來複習一年，總算湊成了高中三年制。
有幾個同學屢敗屢戰，後來自嘲“本科四年高中”，其中一個同學連續複讀六年，其實他平時成績很好，就是心理素質差，一考試就緊張，滿頭出汗直想上廁所，所以成績每每不理想，最後一年他豁了出來：這次考不上就回家擼鋤把。結果放鬆了，成績也好了。
一個同學高考無望，別的同學在教室學習，他沒事幹，大冬天也沒地方去玩，就在宿舍蒙頭睡覺。當時學校把一架準備修蓋教室的楊木梁放在學生宿舍。這個同學睡足，閑得手癢，把宿舍的火爐弄旺，把捅爐子的鐵杵燒紅後在楊木梁鑽眼，本來一架好端端的梁，硬是讓這個同學從頭到尾鑽滿了窟窿。
校長和班主任很生氣，叫來家長進行賠償，班主任還在全體學生大會上批評。班主任趙老師說話很藝術，沉著臉走上講臺，先發問：同學們知道我們祖先是怎麼來的嗎？同學回答：猿人變的。趙老師說：對。接著又問：同學們知道人與猿人區別嗎？有人回答人能直立行走，有人回答人學會了用火。趙老師對後者進行了肯定：對。又問：知道誰發明的火嗎？同學齊聲回答：燧人氏。
趙老師微微一笑：對，我們班個別同學身上出現了返祖現象，今天我們班也出了個燧人氏，不過，燧人氏鑽木取火是發明，是進步。而我們班的這個燧人氏是胡鬧，是破壞。至此同學明白趙老師不是讓大家複習歷史。全班的目光齊齊盯向那個同學燧人氏。
1996年一個夏夜我到火車站送一個外地朋友，意外地與這個燧人氏同學碰面，當時他正摟著一個女人的脖子在火車站廣場轉悠。儘管多年不見，可我知道他在老家已經成家。他很驚奇，也有些尷尬，忙支開那個女人與我說話，告訴我他在建築工地打工，隨即又說：你鬧好了，我沒出息。我開玩笑說：現在不鑽木頭啦？他哈哈大笑。也真難得他精力過剩，每天搬磚和泥，居然情調不減。
三
我們高中畢業後第二年，這個鄉村中學又還原了為初中，而我也在師專畢業後又迂回到了母校。所以說，我走向社會的第一步也是從小鎮開始的。
學校還是老樣子，身材瘦長的校長依舊頂著那張瘦長的臉，似乎悠閒地背著手在校園轉悠，見到我們，校長瘦長的臉笑意彌漫地打著招呼：回來好，回來好。與我一起分來的五個，年輕教師多了，沉悶的校園也活潑起來。
剛走上講臺，我們這些新教師銳氣正足，備課，上課，輔導學生，課餘與學生一起做遊戲，在縣裡統一考試中學生成績也名列前茅。學校名氣很快傳開，許多家居較遠的也都找人想法讓孩子來這裡讀書。鑒於以往經驗，我很注意做落後學生的轉變工作，尤其是那些調皮學生，都很聽話。以至多年後學生見了我還說：崔老師，那會兒我們都怕你，你太嚴厲。
那陣子的學校與剛推行責任制的農村一樣欣欣向榮，一派歡歌。那也是我人生中較為愜意時光之一。春天校園外是一望無際的綠油油的麥田，晚飯後我和幾個同事在麥田裡行走，提著答錄機聽蔣大為的奔放，聽鄧麗君的纏綿。累了就坐在田埂，春風微拂，夕陽西下，視野遼闊，心胸暢快。
第一次聽鄧麗君的歌就是在一個學兄辦公室，他有一個雙喇叭的答錄機，那時是很新潮的玩意兒。在他的床頭的桌子上放著，磁帶不少，民歌居多，鄧麗君的磁帶不輕易示人，人少時他放進去鄧麗君的磁帶，打開後跟著哼唱。一旦放《路邊的野花你不要采》，他就很陶醉。當時他留著長髮大鬢角，衣著時髦，夜裡經常到不遠一個村子學習武術，加上說話口無遮攔，在校長眼裡是刺頭。校長也時不時敲打他幾句。當時他正為自己的“家花”發愁，搞了幾個物件，都因為他是教師而告吹。
我們這些剛吃上商品糧的農家子弟，知道農民的艱難，找物件也都儘量找非農業戶口。而那時有工作的女孩子找物件首選目標是機關人員，最沒辦法才考慮教師。我的那個學兄，由於物件嫌他是教師，沒有前途，就吹了。他很受打擊，走後門找關係要求轉行，臨走時很悲傷對我說：走吧兄弟，現在社會上沒人看起當老師的。
這個學兄成為我們的榜樣，後來我們相繼找理由離開了這裡。學校年輕的女老師少，即使有，大多也不願在同行裡找物件，也是覺得吃粉筆面的老師沒出息。師專畢業一同分來的兩個男老師，都追一個女老師，結果兩人鬧起了彆扭，彼此互相擠兌，最後兩人都沒有成功。
那時，小鎮的供銷社，糧站，農機站，衛生院等單位的許多人都是一些沒有多少文化的臨時工，可這些單位裡那些並沒有多少姿色的女孩子，也都神氣的很，見了我們這些當教師的，別說搞物件，眼睛都長到了頭頂上，都不正眼看我們。
學校附近農戶的豬羊雞狗在校園內亂竄，一次上體育課，學生在前面跑，一頭豬憨頭憨腦地跟在後面轉，一個學生用磚頭把豬砸跑，可豬的主人找到學校大吵大鬧。知道得罪不起，對竄進學校的家畜，學校只好小心翼翼驅趕出去。
村裡一個精神病患者，據說喜歡寫詩，其實就是一些就是順口溜，因為在文化大革命中屢遭批鬥，精神出了毛病。這個精神病人經常深更半夜扯著嗓子在學生宿舍外唱《沙家浜》，嚇得女生直哭，有時他還在學校操場飛快地騎著自行車一圈圈地繞著轉，搞特技大撒把，兩手做打槍狀---叭勾，叭勾。學校派人到這個精神病人家做工作，管一管，可這個家人卻說：他腦子有毛病，你腦子也有毛病？
電視連續劇《霍元甲》如火如荼，學校有一台十七英寸的黑白電視機，晚飯後附近村民就迫不及待地搬著凳子理直氣壯地擠在前面。校長生氣，也沒辦法，強龍不壓地頭蛇。
夜裡常有村民挑著茅罐到學校的男女廁所偷糞便，運到自家的責任田裡，學校的菜地也需要，可學校不敢制止。最可氣的是，常常讓學生和老師不敢夜裡去廁所，生怕冷不丁從外面進來個挑著茅罐的，別說學生，就是老師也發怵的提著褲子緊跑。
現在想來，當時的農民也確實沒法把教師當回事，除了教書，這些教師在社會上的能力就極其有限了。農民的糧食想賣個好價錢，就得去求糧站那些人；農民賣棉花，就得去求棉站的人；買平價柴油，去求機站的；買輛名牌自行車縫紉機，去求供銷社的。
老師沒有這些現實的權力，只要孩子考試成績合格，你就得讓人家上學，即使考試不合格又想上學，人家也是去找校長，一個普通教師只有教書的份兒。所以那會兒就是讀個普通中專，也不願意讀師範。一個本家的叔叔曾對我說：你這個學算是白上了，除了轉個戶口，跟個農民也沒啥區別。那時我年輕氣盛，哪受得了這樣的奚落嘲弄，就想方設法離開了三尺講臺。一起分到這個學校的年輕教師與我一樣先後離開了教師崗位。
若干年後，當我疲憊於工作和人事掙扎時，也時常想起在鄉下中學那段自由自在的日子，留戀小鎮那份清靜。比起城市的隔膜、是非和兇險，小鎮的那點頑劣又算得了什麼。
如今，小鎮與人到中年的我一樣，都發福了，房子都是寬敞明亮的磚房，街道也硬化了，原來低矮猥瑣的臨街門市都已變得高大堂皇。
因為鄉鎮合併，原來在小鎮東南區域的公家部門大多已經撤去，原來的公社機關、拖拉機站、戲院、衛生院和棉花加工廠已經被農家小院瓜分；糧站的糧倉和院子已空空如也，從洞開的大門瞅去，當年林立的糧垛和熙攘的人群已經匿跡，只有許多跳來跳去的麻雀，似乎在尋找著曾經的輝煌；供銷社的房子還是老樣子，但已歸個人承包經營，在周圍林立的個體商店包圍下，也失去了當年的氣勢。唯有我曾經就讀和工作過的中學從外表看還算興旺，高大的校門，嚴嚴實實的院牆，教學樓已經替代了破舊的教室，一切都今非昔比。
今年春回老家我從中學門前路過，想下車到學校看看，可最終還是在校門前止步，因為這裡已經沒有我所熟悉的人了，不去也罷。
後來縣裡一個負責管理這一片學校的一個高中同學告訴我，現在學校條件是不錯，就是學生少。談及原因，我的同學說：家庭條件好的到縣城和外地學校上學，家庭條件不好的早早就輟學打工了，再說現在就是考上大學也不好就業，所以小學一畢業，好多家長乾脆就不讓孩子讀書了。聽了同學的話，我心裡很不是滋味，當初這個中學可是縣城以北最有影響力的學校啊。
這麼多年過去，也許我對小鎮真的陌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