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8日下午，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實施國家大資料戰略進行第二次集體學習。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 大資料發展日新月異， 我們應該審時度勢、精心謀劃、超前佈局、力爭主動， 深入瞭解大資料發展現狀和趨勢及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分析我國大資料發展取得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 推動實施國家大資料戰略， 加快完善數位基礎設施， 推進資料資源整合和開放共用， 保障資料安全， 加快建設數位中國， 更好服務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互聯網技術的快速發展，
這些過程將更加突出資料資產在統領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核心作用， 更加強化了資料驅動的全民創新活力、政府治理體系變革和經濟發展模式創新， 更加彰顯開放共用的資料思維和社會的多元協同發展。
準確把握國家大資料戰略概念
當前， 全球新一代資訊產業加速變革， 大資料技術和應用快速創新突破， 大資料市場需求急劇增長，
經由雲計算、物聯網、人工智慧等資訊技術的助力， 企業級、行業級、領域級的大資料開發應用為驅動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 其成果為國家層面大資料戰略的推進奠定了基礎， 但同時也暴露了大資料生態自發成長不可回避的一系列現實問題。
一是內部發展不充分， 如數據資源集成應用水準不高且難以滿足現實需求、資料資源開發利用的經濟驅動效應尚未完全發揮、資料價值挖掘程度有限、資料技術自主創新能力不強、資料安全以及使用者隱私保障處在低水準階段、抵禦資料風險能力薄弱。
我國既要主動應對網路社會數位治理國際秩序的缺失， 也需要充分考慮國家資料安全與數位主權等問題。 推動實施國家大資料戰略， 就應該深刻瞭解其科學內涵。
推動實施國家大資料戰略必須堅持以創新驅動發展為宗旨。
我國既是世界上擁有線民數量最多的國家， 也是重要的大資料資源集散地， 構築在網路技術與資料開發利用基礎上的新技術、新產品、新服務以及新產業、新業態， 為吸引企業、社會組織以及公眾的參與提供了巨大的資料空間和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發展平臺。 堅持創新驅動發展的大資料戰略不僅能夠成功激發企業和全社會運用大資料的創新活力， 為經濟社會發展釋放潛能和創造力， 而且有助於借用民智， 營造跨地域、跨領域、跨行業集成融合的大資料應用生態， 進而實現大資料驅動全社會創新發展的良好局面， 增強大資料集成創新能力與國家大資料競爭力。
推動實施國家大資料戰略必須堅持政府數位治理體系變革與經濟社會發展方式整體改革相協調。
大資料是數位時代的新型戰略資源，其開發利用水準取決於大資料與政府公共管理、企業生產經營與社會自我培育的深度融合。換句話說，既要高度重視大資料技術與政府資料治理雙重遞進、疊加作用而帶來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政府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充分運用互聯網、大資料、人工智慧等手段擴大資料開放、優化政府流程、改進行政方式、提高決策科學化精准化；也要統籌推進大資料戰略與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的無縫對接。只有堅持政府、企業和社會大資料戰略的整體化推進和資料治理的國家統籌，才能形成完整的大資料開發利用合力。單獨強調某一方面，都會帶來資料治理的碎片化與資料綜合效用的衰減。
推動實施國家大資料戰略必須堅持速度、結構與品質效益相統一。
英美等發達國家緊緊抓住網路資訊技術革命的戰略機遇，紛紛將國家資料資源的統籌規劃與資料治理結構的適應性調整，作為實施大資料戰略的前提基礎。從中不難發現，推進大資料戰略必須立足國情，從我國資訊化建設的實際出發，妥善協調處理大資料開發利用中的速度、結構與品質效益的內在矛盾。一方面，要強化頂層設計，進一步規範大資料應用內容、層級與作用邊界，促進區域、行業資料開放共用的協調發展，積極穩妥地引導傳統經濟向數字經濟、傳統社會向數位社會的結構轉型；另一方面，品質是深化大資料應用的生命線，垃圾資料、資料陷阱等品質問題已成為當前我國大資料開發利用的瓶頸。規範資料格式、建立資料標準、開展資料品質監管與品質評價是保障資料準確性、完整性、可用性的有效手段。
推動實施國家大資料戰略必須堅持安全性與開放性的內在均衡。
安全是大資料戰略實施的前提，沒有資料安全就沒有可持續的大資料開發利用。面對國家治理體系從物理空間向網際空間的開放延伸，各國都在增強對本國資料的控制力與他國資料的影響力，充分利用技術優勢和法律法規強化資料風險防範，保障本國資料主權。實施大資料戰略，必須客觀正視大資料跨界流動、跨境流程與開放關聯中所帶來的資料洩露、資料侵害等資料風險，進一步增強國家抵禦資料風險的能力，實現資料開放與資料安全的平衡，建設安全中國。
引領數位化變革與創新
數字中國建設是推動實施國家大資料戰略、提升綜合國力的必然產物。從概念內涵出發，數字中國建設把握了大資料發展規律，立足於國家高度，以建設資料強國為目標，通過國家戰略引領和資訊法律制度保障，整合資料資源，營造資料生態，探索覆蓋政府、企業和社會的數位化變革與創新。
資訊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使人類社會進入了物理空間、社會空間和資訊空間交叉融通、映射關聯的三元世界。其中，物理空間承載著社會形成和演變的主要職能，建築、交通、氣象等是社會規劃管理的核心領域，當前物理空間探索的主要內容為地理空間構建，即通過地理資訊系統實現物理世界的數位化。社會空間則涵蓋了人以及包括國家、民族、機構在內的各種社會組織和複雜的社會關係，構成人類社會流動與循環體系的基本內核，承載具體的社會運行職責，伴隨著人際知識網路、人際交互網路的擴展，人類社會所產生的資料量級急劇增長，內涵不斷豐富。資訊空間的基礎狀態是各領域自發生成的原始資料的序化組織和語義融合，即在現有資訊化水準承載之下，涵蓋物理資訊、社會資訊、資訊平臺及其交互融合的社會資訊空間。
隨著資訊與物理系統得到進一步融會貫通，網路與人類社會無縫連結，形成更為複雜的人、機器、資訊融於一體的系統，即資訊-物理-社會融合系統，物理空間、社會空間、資訊空間三元世界的聯通與融合成為大資料應用的重要特徵與主要趨勢。
基於三元世界理論的數字中國建設，其核心思想是在大資料戰略背景下，系統解構類比我國物理空間、社會空間、資訊空間的資料畫像，在三者資料化認知之上，勾畫涵蓋從地理山川到民俗生態、從城市到農村、從國家意志到公民訴求的國家網際空間的巨幅圖景，以國家網際空間為載體，構建國家治理、運行、發展的新場域。
數字中國建設在本質上就是在全面推進國家大資料戰略的過程中，通過萬物互聯、人機交互和智慧計算實現三元世界的融合，構建自主可控、主動運行、智慧治理的國家網際空間，並以其為載體運行國家職能、促進國家發展，其目的是全面提升國家的治理水準和國家競爭力，其核心是大資料的獲取、序化和計算。
杭州市政府為城市構建的人工智慧中樞城市資料大腦，採用人工智慧技術對城市運行動態進行全域即時分析，調配公共資源，修正城市運行軌跡，通過資料實現自我調節和自我運行，充分體現了物理空間、社會空間、資訊空間在人工智慧技術的支援下集成於數位城市空間，進而助力城市治理。武漢大學時空大資料聯合實驗室所開展的城市資料畫像工程，以城市時空大資料為基礎搭建城市空間框架結構，融合事件資料鏈條形成城市空間脈絡，以城市治理體系為依託劃分城市空間主體功能區間並定義資料脈絡流向，甄別城市大資料在不同功能區間運行的作用，進而服務城市規劃與治理。兩者從不同的角度探索了以城市為物件的網際空間構建路徑和應用，也為數字中國的宏觀整體建設提供了有價值的示範和借鑒。
大資料價值鏈在社會經濟各個領域已經凸顯出其戰略意義。當前階段的數字中國建設核心範疇是經濟領域和民生領域，同時也是承載大資料戰略價值的主體。
在經濟領域，主要產業的上下游關係在大資料應用中得到深化和拓展，技術、知識、管理領域的分工合作得到重組和優化，資料流程程和業務流程從融合到剝離，資料資源價值不斷提升，已直接服務於工業生產、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面。統計資料表明，在對受益主體的影響力中，資料時代受益主體更多元，小微數字經濟體迸發出新的活力，僅阿裡平臺零售平臺賣家1000萬人，產生就業機會3300萬個。在資料引擎的驅動下，電子商務、網路約車、O2O生活、互聯網金融等數字經濟形態的出現，充分體現了新的價值鏈組配方式和數字經濟小微主體的新組合形式，資料價值鏈延伸到個人和小微用戶，價值鏈網組配更加靈活自由。
在民生保障方面，從大資料戰略出發建設數位中國，其隱含的社會價值在於能夠在建設之初便將全民普惠作為目標。大資料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可具體描述為連接、傳播、賦能、聚合、協同，公益平臺、精准扶貧、眾創眾籌等平臺在資料集成應用的基礎之上，對保障和促進改善民生已經開始起到積極的作用，政府主導的民生服務平臺和社會公益平臺一起，描繪了數位中國人人可享的未來。一些中小城市也在推進國家大資料戰略的背景下，積極建設集成式政務服務平臺，如廣東江門市建設邑門式網上預約與導航服務系統，湖北宜昌市推動建立“城市大資料運營中心”，為政府、企業、市民提供智慧化大資料服務，“讓群眾少跑腿、讓資料多跑路”，用資料服務民生、保障民生。
建設互聯共治的網際空間
推動實施國家大資料戰略的新征程中，應繼續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建設安全、和諧、穩定的數字中國。通過立足數位中國服務于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建設、服務于建設網路強國的戰略部署、服務於經濟發展與國計民生，在國際網路空間命運共同體構建過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與世界各國一道，奠定互聯互通、共用共治的人類網際空間格局。
強化大資料資源觀，健全大資料法規制度。大資料資源的應用是技術與管理的緊密結合，面向國家治理體系的大資料戰略需要著力凸顯資料的資源屬性和資產屬性。不僅要在宏觀上將大資料視為國家公共資產和戰略資源，而且還應將資料資源建設理念貫穿于資料開發利用全過程，更加強調大資料資源培育和價值實現能力。同時需要從法規體系上健全資料資源確權、開放、流通、交易相關制度，完善資料產權保護制度。
營造大資料生態體系，維護網際空間秩序。大資料資源具有海量異構、類型多、存取速度快、潛在應用價值高等特點，資料生態自身生長天然地存在著脆弱性、無序性與不均衡性的問題。由於資料擁有量與應用能力是決定數位化競爭的關鍵要素，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社會資料資源向公共資料壟斷部門、企業資料寡頭集中以及數位鴻溝加劇等現象，需要從資料戰略、組織模式、內容架構等方面進行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構建開放、公正、平等、有序的大資料生態體系，強化國家在數字虛擬世界治理中的主導作用。
國家主導大資料生態體系的主要功能表現在：一是明晰權責，將大資料資源納入國家資源統籌管理，明確資料生態的管理體系、應用層級、權力配置、責任意識，使各類社會主體能夠在大資料生態系統的參與建設中各得其所；二是基礎鋪陳，搭建天地一體的數位基礎設施，引導產學研攻克關鍵技術，避免資料資源開發的低效重複，在高品質資料獲取共用與開發利用中整體化解決資料管理與開放問題；三是疏導監督，引導資料流程向，規範資料存量，優化資料結構，啟動資料跨層級流動，通過監督治理構建清朗的網路網際空間。在治理網路造謠方面，《刑法修正案（九）》中增加了相關內容，同時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也發佈了司法解釋，利用互聯網進行誹謗等行為被納入依法治理的範圍。針對現狀的規範體系在不斷完善，但正面引導生態體系的構建顯然更具價值。
揭示大資料脈動規律，助力科學精准決策。跨來源、跨模態、跨時空的大資料資源有其特定的生成和演繹規律，動態演變是大資料區別于傳統資訊資源的重要屬性。研究、捕捉、呈現大資料的脈動規律，是有效應用大資料資源的必要路徑。實現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准化，需在大資料脈動規律認知揭示基礎之上，輔以趨勢預測和精准識別，用動態演變的資料支撐複雜但力求精准的科學決策和社會治理中。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活動中，挖掘隱藏于大資料資源背後的群眾訴求，精准識別關聯群體，決策於問題產生之前，能夠將大資料的社會服務功效最大化。
孵化智慧資料，實現智慧治理和全民普惠。資料科學中關於“資料—資訊—知識—智慧”鏈條的闡釋，體現了資料資源在增值過程中的嬗變，資訊管理和電腦領域著重關注如何以一種可擴展和高效率的方式對資料進行儲存、交換和計算，然而只有對資料的智慧也給予同等程度的重視，大資料才能轉化為真正有用的知識和可被採納的資訊。值得重視的是，大資料情景下資料資源本身通過機器學習、人工智慧技術能夠擁有智慧屬性，智慧資料業已成為社會及企業提升大資料管理和分析水準的有效途徑。
建設數位中國，是國家大資料戰略的目標和落地之舉，將大資料戰略落實於網際空間構建、落實于治理體系延伸、落實於經濟體系與民生保障體系建設，在資料資源整合與資料生態構建基礎之上，孵化智慧資料、構建價值鏈網，實現智慧治理、發展數字經濟，通過消解資料壁壘、普及資料應用，將宏觀決策精准對接國計民生，讓數字中國建設成效惠及全民。數位中國民生保障體系是通過大資料資源應用，讓惠民服務直達指尖，用資料凝聚社會向心力。
建設數字中國離不開安全中國。國家安全是國家發展的任何階段不容忽視的頂層戰略問題，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求我們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
安全中國的第一個層面指的是國家資料安全。國家資料安全包括國家資料生態安全、國家資料資源建設及應用保障、國家關鍵資料資源保護以及資料產權保護。國家資料生態安全是從基礎層保護資料基礎設施安全，從資源層保護資料資源不被非法篡改和入侵，從宏觀應用層保障資料生態體系治理層級暢通、網狀結構牢靠合理、資源價值鏈網高效、接入路徑安全可控。在更深層面上說，安全中國還意味著國家網際空間安全。構建網際空間治理體系已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網際空間是現實社會的延伸，從技術保障、行為保障、利益保障、法律保障的角度維護國家網際空間良好運行，要構建網際空間安全預警方案，對重要事態和安全性漏洞及時預警，是國家網際空間建設的重要內容。
（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課題“國家安全大資料綜合資訊集成與分析方法”的研究成果之一〔課題號：71790612〕）
推動實施國家大資料戰略必須堅持政府數位治理體系變革與經濟社會發展方式整體改革相協調。
大資料是數位時代的新型戰略資源，其開發利用水準取決於大資料與政府公共管理、企業生產經營與社會自我培育的深度融合。換句話說，既要高度重視大資料技術與政府資料治理雙重遞進、疊加作用而帶來的國家治理體系與政府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充分運用互聯網、大資料、人工智慧等手段擴大資料開放、優化政府流程、改進行政方式、提高決策科學化精准化；也要統籌推進大資料戰略與經濟發展、社會治理的無縫對接。只有堅持政府、企業和社會大資料戰略的整體化推進和資料治理的國家統籌，才能形成完整的大資料開發利用合力。單獨強調某一方面，都會帶來資料治理的碎片化與資料綜合效用的衰減。
推動實施國家大資料戰略必須堅持速度、結構與品質效益相統一。
英美等發達國家緊緊抓住網路資訊技術革命的戰略機遇，紛紛將國家資料資源的統籌規劃與資料治理結構的適應性調整，作為實施大資料戰略的前提基礎。從中不難發現，推進大資料戰略必須立足國情，從我國資訊化建設的實際出發，妥善協調處理大資料開發利用中的速度、結構與品質效益的內在矛盾。一方面，要強化頂層設計，進一步規範大資料應用內容、層級與作用邊界，促進區域、行業資料開放共用的協調發展，積極穩妥地引導傳統經濟向數字經濟、傳統社會向數位社會的結構轉型；另一方面，品質是深化大資料應用的生命線，垃圾資料、資料陷阱等品質問題已成為當前我國大資料開發利用的瓶頸。規範資料格式、建立資料標準、開展資料品質監管與品質評價是保障資料準確性、完整性、可用性的有效手段。
推動實施國家大資料戰略必須堅持安全性與開放性的內在均衡。
安全是大資料戰略實施的前提，沒有資料安全就沒有可持續的大資料開發利用。面對國家治理體系從物理空間向網際空間的開放延伸，各國都在增強對本國資料的控制力與他國資料的影響力，充分利用技術優勢和法律法規強化資料風險防範，保障本國資料主權。實施大資料戰略，必須客觀正視大資料跨界流動、跨境流程與開放關聯中所帶來的資料洩露、資料侵害等資料風險，進一步增強國家抵禦資料風險的能力，實現資料開放與資料安全的平衡，建設安全中國。
引領數位化變革與創新
數字中國建設是推動實施國家大資料戰略、提升綜合國力的必然產物。從概念內涵出發，數字中國建設把握了大資料發展規律，立足於國家高度，以建設資料強國為目標，通過國家戰略引領和資訊法律制度保障，整合資料資源，營造資料生態，探索覆蓋政府、企業和社會的數位化變革與創新。
資訊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廣泛應用，使人類社會進入了物理空間、社會空間和資訊空間交叉融通、映射關聯的三元世界。其中，物理空間承載著社會形成和演變的主要職能，建築、交通、氣象等是社會規劃管理的核心領域，當前物理空間探索的主要內容為地理空間構建，即通過地理資訊系統實現物理世界的數位化。社會空間則涵蓋了人以及包括國家、民族、機構在內的各種社會組織和複雜的社會關係，構成人類社會流動與循環體系的基本內核，承載具體的社會運行職責，伴隨著人際知識網路、人際交互網路的擴展，人類社會所產生的資料量級急劇增長，內涵不斷豐富。資訊空間的基礎狀態是各領域自發生成的原始資料的序化組織和語義融合，即在現有資訊化水準承載之下，涵蓋物理資訊、社會資訊、資訊平臺及其交互融合的社會資訊空間。
隨著資訊與物理系統得到進一步融會貫通，網路與人類社會無縫連結，形成更為複雜的人、機器、資訊融於一體的系統，即資訊-物理-社會融合系統，物理空間、社會空間、資訊空間三元世界的聯通與融合成為大資料應用的重要特徵與主要趨勢。
基於三元世界理論的數字中國建設，其核心思想是在大資料戰略背景下，系統解構類比我國物理空間、社會空間、資訊空間的資料畫像，在三者資料化認知之上，勾畫涵蓋從地理山川到民俗生態、從城市到農村、從國家意志到公民訴求的國家網際空間的巨幅圖景，以國家網際空間為載體，構建國家治理、運行、發展的新場域。
數字中國建設在本質上就是在全面推進國家大資料戰略的過程中，通過萬物互聯、人機交互和智慧計算實現三元世界的融合，構建自主可控、主動運行、智慧治理的國家網際空間，並以其為載體運行國家職能、促進國家發展，其目的是全面提升國家的治理水準和國家競爭力，其核心是大資料的獲取、序化和計算。
杭州市政府為城市構建的人工智慧中樞城市資料大腦，採用人工智慧技術對城市運行動態進行全域即時分析，調配公共資源，修正城市運行軌跡，通過資料實現自我調節和自我運行，充分體現了物理空間、社會空間、資訊空間在人工智慧技術的支援下集成於數位城市空間，進而助力城市治理。武漢大學時空大資料聯合實驗室所開展的城市資料畫像工程，以城市時空大資料為基礎搭建城市空間框架結構，融合事件資料鏈條形成城市空間脈絡，以城市治理體系為依託劃分城市空間主體功能區間並定義資料脈絡流向，甄別城市大資料在不同功能區間運行的作用，進而服務城市規劃與治理。兩者從不同的角度探索了以城市為物件的網際空間構建路徑和應用，也為數字中國的宏觀整體建設提供了有價值的示範和借鑒。
大資料價值鏈在社會經濟各個領域已經凸顯出其戰略意義。當前階段的數字中國建設核心範疇是經濟領域和民生領域，同時也是承載大資料戰略價值的主體。
在經濟領域，主要產業的上下游關係在大資料應用中得到深化和拓展，技術、知識、管理領域的分工合作得到重組和優化，資料流程程和業務流程從融合到剝離，資料資源價值不斷提升，已直接服務於工業生產、社會生活的主要方面。統計資料表明，在對受益主體的影響力中，資料時代受益主體更多元，小微數字經濟體迸發出新的活力，僅阿裡平臺零售平臺賣家1000萬人，產生就業機會3300萬個。在資料引擎的驅動下，電子商務、網路約車、O2O生活、互聯網金融等數字經濟形態的出現，充分體現了新的價值鏈組配方式和數字經濟小微主體的新組合形式，資料價值鏈延伸到個人和小微用戶，價值鏈網組配更加靈活自由。
在民生保障方面，從大資料戰略出發建設數位中國，其隱含的社會價值在於能夠在建設之初便將全民普惠作為目標。大資料在社會治理中的作用可具體描述為連接、傳播、賦能、聚合、協同，公益平臺、精准扶貧、眾創眾籌等平臺在資料集成應用的基礎之上，對保障和促進改善民生已經開始起到積極的作用，政府主導的民生服務平臺和社會公益平臺一起，描繪了數位中國人人可享的未來。一些中小城市也在推進國家大資料戰略的背景下，積極建設集成式政務服務平臺，如廣東江門市建設邑門式網上預約與導航服務系統，湖北宜昌市推動建立“城市大資料運營中心”，為政府、企業、市民提供智慧化大資料服務，“讓群眾少跑腿、讓資料多跑路”，用資料服務民生、保障民生。
建設互聯共治的網際空間
推動實施國家大資料戰略的新征程中，應繼續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建設安全、和諧、穩定的數字中國。通過立足數位中國服務于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建設、服務于建設網路強國的戰略部署、服務於經濟發展與國計民生，在國際網路空間命運共同體構建過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與世界各國一道，奠定互聯互通、共用共治的人類網際空間格局。
強化大資料資源觀，健全大資料法規制度。大資料資源的應用是技術與管理的緊密結合，面向國家治理體系的大資料戰略需要著力凸顯資料的資源屬性和資產屬性。不僅要在宏觀上將大資料視為國家公共資產和戰略資源，而且還應將資料資源建設理念貫穿于資料開發利用全過程，更加強調大資料資源培育和價值實現能力。同時需要從法規體系上健全資料資源確權、開放、流通、交易相關制度，完善資料產權保護制度。
營造大資料生態體系，維護網際空間秩序。大資料資源具有海量異構、類型多、存取速度快、潛在應用價值高等特點，資料生態自身生長天然地存在著脆弱性、無序性與不均衡性的問題。由於資料擁有量與應用能力是決定數位化競爭的關鍵要素，不可避免地會導致社會資料資源向公共資料壟斷部門、企業資料寡頭集中以及數位鴻溝加劇等現象，需要從資料戰略、組織模式、內容架構等方面進行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構建開放、公正、平等、有序的大資料生態體系，強化國家在數字虛擬世界治理中的主導作用。
國家主導大資料生態體系的主要功能表現在：一是明晰權責，將大資料資源納入國家資源統籌管理，明確資料生態的管理體系、應用層級、權力配置、責任意識，使各類社會主體能夠在大資料生態系統的參與建設中各得其所；二是基礎鋪陳，搭建天地一體的數位基礎設施，引導產學研攻克關鍵技術，避免資料資源開發的低效重複，在高品質資料獲取共用與開發利用中整體化解決資料管理與開放問題；三是疏導監督，引導資料流程向，規範資料存量，優化資料結構，啟動資料跨層級流動，通過監督治理構建清朗的網路網際空間。在治理網路造謠方面，《刑法修正案（九）》中增加了相關內容，同時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也發佈了司法解釋，利用互聯網進行誹謗等行為被納入依法治理的範圍。針對現狀的規範體系在不斷完善，但正面引導生態體系的構建顯然更具價值。
揭示大資料脈動規律，助力科學精准決策。跨來源、跨模態、跨時空的大資料資源有其特定的生成和演繹規律，動態演變是大資料區別于傳統資訊資源的重要屬性。研究、捕捉、呈現大資料的脈動規律，是有效應用大資料資源的必要路徑。實現政府決策科學化、社會治理精准化，需在大資料脈動規律認知揭示基礎之上，輔以趨勢預測和精准識別，用動態演變的資料支撐複雜但力求精准的科學決策和社會治理中。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活動中，挖掘隱藏于大資料資源背後的群眾訴求，精准識別關聯群體，決策於問題產生之前，能夠將大資料的社會服務功效最大化。
孵化智慧資料，實現智慧治理和全民普惠。資料科學中關於“資料—資訊—知識—智慧”鏈條的闡釋，體現了資料資源在增值過程中的嬗變，資訊管理和電腦領域著重關注如何以一種可擴展和高效率的方式對資料進行儲存、交換和計算，然而只有對資料的智慧也給予同等程度的重視，大資料才能轉化為真正有用的知識和可被採納的資訊。值得重視的是，大資料情景下資料資源本身通過機器學習、人工智慧技術能夠擁有智慧屬性，智慧資料業已成為社會及企業提升大資料管理和分析水準的有效途徑。
建設數位中國，是國家大資料戰略的目標和落地之舉，將大資料戰略落實於網際空間構建、落實于治理體系延伸、落實於經濟體系與民生保障體系建設，在資料資源整合與資料生態構建基礎之上，孵化智慧資料、構建價值鏈網，實現智慧治理、發展數字經濟，通過消解資料壁壘、普及資料應用，將宏觀決策精准對接國計民生，讓數字中國建設成效惠及全民。數位中國民生保障體系是通過大資料資源應用，讓惠民服務直達指尖，用資料凝聚社會向心力。
建設數字中國離不開安全中國。國家安全是國家發展的任何階段不容忽視的頂層戰略問題，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求我們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既重視發展問題，又重視安全問題；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
安全中國的第一個層面指的是國家資料安全。國家資料安全包括國家資料生態安全、國家資料資源建設及應用保障、國家關鍵資料資源保護以及資料產權保護。國家資料生態安全是從基礎層保護資料基礎設施安全，從資源層保護資料資源不被非法篡改和入侵，從宏觀應用層保障資料生態體系治理層級暢通、網狀結構牢靠合理、資源價值鏈網高效、接入路徑安全可控。在更深層面上說，安全中國還意味著國家網際空間安全。構建網際空間治理體系已成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網際空間是現實社會的延伸，從技術保障、行為保障、利益保障、法律保障的角度維護國家網際空間良好運行，要構建網際空間安全預警方案，對重要事態和安全性漏洞及時預警，是國家網際空間建設的重要內容。
（本文系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課題“國家安全大資料綜合資訊集成與分析方法”的研究成果之一〔課題號：7179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