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亮】
就如同一位長輩在歲末給我們講起——曾經有一位遠方的老祖母， 她家世顯赫， 留學美國， 曾是北平城最受人關注的女性學者。 她客廳裡的沙龍聚集著當時最受人膜拜的詩人、最得推崇的哲學家、最受喜愛的文學家。 但是， 當國難當頭， 她也會在簡陋沒電的山村為國守節， 面對學生們“若日本人打來怎麼辦”， 只是淡淡地一句“投江便是”。
《無問西東》對於當代人來說， 就是這樣一個脈脈的講述者， 告訴我們的前輩們都是怎樣的過去。 特別是在結尾長長的彩蛋中， 看到了那些大師的身影在此出現時，
作為一部拍攝於百年校慶之際的電影， 它所講述的故事一定是“世紀級”的， 它所表達的情懷也一定是“家國級”的。 事實上， 《無問西東》也是這麼做的。
不管四段故事講述得怎麼樣， 這種多線敘事、平行剪輯的手法， 穿插著四季變換的校園風物和歷史場景還原， 本身就能給人以歷史洪流的感覺。 雖然故事是散的， 但是主題卻非常的集中。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 故事裡幾乎所有的清華人， 都閃耀著自由、正義、執著、熱情的光輝， 每個故事的結局都是一次精神的勝利。 這樣“陽光”的作品， 在當下的中國電影市場， 習慣上被稱作“主旋律”、“正能量”。
這樣的作品， 喜歡的總會從中得到力量， 相信真善美的光輝會戰勝苦難；不喜歡的總會覺得是一碗雞湯，
“器識其先， 文藝其從。 立德立言， 無問西東。 ”從電影片名來看， 它所表現的主題似乎必然是清華精神的體現。 然而時隔6年後上映， 作為一部院線電影， 《無問西東》對於主題的處理顯然更“大眾化”。
但是， 至少《無問西東》讓人們再次有機會、有興趣探索清華精神。 當然， 這也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 在2001年清華90周年校慶之際， 就曾進行了長達一年的討論。 清華精神本身就是眾說紛紜的、見仁見智的。 “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校訓、“行勝於言”的校風， 以及陳寅恪先生所題的“獨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朱自清先生所說的“實幹”都是清華精神的體現。
“明恥與自強”是清華前行的歷史動力。 清華的歷史源頭是“庚款辦學”， 誕生于辛亥烽火中的清華學校，
“獨立與會通”是清華在各個歷史時期有著不同的表述。 馮友蘭先生所言：“清華大學的成長， 是中國近代學術獨立自主的發展過程的標誌。 ”這種獨立在早期並不是日後的“獨立精神”， 而是相對于東西方文化的獨立， 不崇洋不復古；而是在中外、古今、文理三大關係上加以“會通”。 時至今日， 清華新百年依舊以“東西融會、文理滲透”作為辦學特色。
“科學與實幹”是清華精神的“方法論”。 “清華精神就是實幹”這是早在朱自清先生就提出的論斷。 清華校友贈送的日晷上鐫刻“行勝於言”也是“實幹”精神的體現。在某些歷史時期，也衍化出“聽話、出活”的校風。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一建立，主任吳宓就宣稱本院與其它大學不同處在於重視“科學方法”，而工科背景的梅貽琦校長主政清華也更注重了科學方法。
在清華百年的歷史上，清華精神也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有兩個重要的特徵，一是清華始終主動和國家命運緊密結合；二是清華精神始終和當時所處時代的精神緊密結合。
“愛國”，一直是清華精神的關鍵字。早在五四運動中，清華國恥紀念會曾立下“清華學生從今以後願犧牲生命保護中華民國人民土地主權”的誓詞。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中國面臨民族危亡，梅貽琦校長在當年12月就職演講中要求清華師生“緊緊記住國家這種危急的情勢，刻刻不忘了救國的重責，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盡自己的力”。電影中“沈光耀”的原型，1932屆畢業生沈崇誨在上海吳淞口駕機撞向日本海軍旗艦，壯烈殉國。法學院學生張甲洲帶領東北籍同學打回東北老家，舉起了“東北人民抗日義勇軍”的大旗。在新中國成立後，蔣南翔校長特別提出“愛國”是要“愛新中國”。在同一時期，眾多清華人學成歸國投入到新中國的各項建設中。如今，在校史館門口進入展廳的看到的第一幅畫便是繪有“兩彈一星元勳”清華校友形象的《以身許國圖》，足見清華對於愛國的重視。
在新百年，QS全球畢業生就業競爭力排名上清華領跑亞洲，但是少有人知道，當時QS排名要求清華的就業資料刪除掉國企的部分，只保留外企和私企，被清華斷然拒絕。學校相關負責人講到，如果沒有清華對於國家的貢獻，那麼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也就失去了對中華民族的意義，就會淪為發達國家培養人才的世界一流大學。
從另一個方面看，清華始終都與當時所處的時代主流價值緊密契合。在北洋政府時期，中國的知識教育界掀起了空前的思想啟蒙，清華前校長梅貽琦曾將“明明德”、“新民”作為教育之根本。陳寅恪先生提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能反映當時的社會思潮。而到了西南聯大時期，“剛毅堅卓”的聯大精神成為了那一代學子的精神內核，他們有人投筆從戎有人學成報國，都不負時代使命。到了新中國時期，1957年3月，蔣南翔校長在清華學生代表會上發言中提到“先專後紅”，將“紅”“專”相提並論，較之毛主席1957年10月9日在《做革命的促進派》中關於“又紅又專”的提法早了半年多。在新百年以來，清華提出“更創新、更國際、更人文”的發展目標，也可以看出與新時代中國發展的契合。
但遺憾的是，清華精神中這些與時俱進的演變，以及不同時期呈現出的不同特點並沒有在電影中得到體現。當然，這也是大眾電影對於主題的取捨，畢竟最終選取的立意仍然是更為大眾熟悉的“理想”“堅守”“正義”“真實”“初心”等等。
在目前的影評中，鮮見對於故事讚不絕口或者對於剪輯拍手稱好的，觀眾們難忘的還是電影所重現的那個大師時代，以及對大師精神、清華精神的感動。
對於中國近現代知識份子，影片顯然採用了一種群像式的刻畫，雖然著墨不多，但是幾個場景就足見時代的風骨。縱觀中國近現代知識份子，有學者對其世代進行了分劃，有“三代說”“四代說”。而為了方便與歷史年代對應，李澤厚、許紀霖等人提出的“六代說”最為直觀。其中在1949年之前包括“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每一代知識份子都有獨特的社會來源和時代特徵。
“辛亥一代”是中國最後的士大夫，也是最早的新知識先驅者。代表者有晚清一代知識份子的梁啟超、嚴複、章太炎、蔡元培、王國維等人，他們都有深厚的國學基礎，曾經力圖變法圖強，重視西學但思想上仍舊是“中體西用”；“五四一代”是中國思想啟蒙運動中旗手的一代，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蔡元培、陳寅恪等名聲顯赫的代表人物，在那個燃情歲月，政治抱負、民族反思、文化自覺使他們成為了最批判也最引導的一代人；“大革命一代”是分流的一代，他們中有的從政，包括入閣的翁文灝、蔣廷黻、陳佈雷等人，有的投身革命洪流，比如“一二九知識份子群體”、“延安知識份子群體”；也有的潛心學術如錢鐘書、沈從文等，這代知識份子的影響力進一步下沉，成為了分工相當明確的專家，歷史學家傅斯年、顧頡剛、政治學家羅隆基、社會學家潘光旦、費孝通、文學家朱自清、聞一多、巴金、建築學家梁思成等等。而這一代人的學生也就是影片中表現的沈光耀這一代人，他們在山河破碎之時艱難求學，在民族最艱難的歲月裡為中華民族文化傳承保留下最後的根脈。
待到新中國成立後，政府開始在選派青年學生赴蘇聯留學。這一批青年學生同樣懷著一腔熱情。據中國工程院金湧院士回憶，當時蘇聯學生叫他們“麵包幹”，說他們的學習太枯燥，沒有娛樂。而當時只有成績全是5分（滿分）的學生才能得到紅色畢業證，中國留學生大部分都是紅色的。算是這個大師時代最後的晚霞餘輝了。
對於電影中的西南聯大，幾乎成為了中國人對於理想大學的全部想像。但是，我堅信，如果沒有西南聯大，清華、北大、南開也會培養出同樣燦若星河的一代學人。南遷昆明，絕不是中國大學的大發展，而是中國高等教育在民族存亡之際的艱難求生。那一代先賢，用篳路藍縷的合作為中國的復興保留下最後的根脈。
而那代知識份子也構成了電影中最令人難忘和懷念的“大師時代”。
最後，再說回到電影。
在這個檔期，中國電影似乎集體地開始追憶過去時代那些璀璨記憶。《芳華》再現了文工團的美好青春，《無問西東》再現了大師時代的人文風貌，甚至是《妖貓傳》再現了盛世大唐的宏偉氣度。在大螢幕上，這種重現，更是對我們文化基因中璀璨記憶的系列盛大祭奠——它們雖已遠逝，但是永被銘記。
對於這部電影，很多清華的師生校友在各種媒體上紛紛發表評論文章。與其說是對於電影故事本身的喜愛、對於電影技法本身的推崇，倒不如說是對於母校百年歷史積澱的認同與摯愛。
其實，即便是作為普通的觀影者，在這個理想匱乏的年代，這樣一部拋開所有人性的灰暗、對於理想主義報以熾熱歌頌的電影，也都是當下電影市場上絕對稀缺的作品。
《無問西東》對當下的意義，不僅僅在於電影中能看到那個時代，更重要的是我們這樣的時代，需要這樣的電影——
“讓一切善良的人們，手挽手的走在一起，讓他們舉起真善美的旗幟同為這世界謀求幸福吧。如果不道德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形成一股力量的話，那麼正直的人也應該這樣去做。”
清華校友贈送的日晷上鐫刻“行勝於言”也是“實幹”精神的體現。在某些歷史時期，也衍化出“聽話、出活”的校風。當年，清華國學研究院一建立，主任吳宓就宣稱本院與其它大學不同處在於重視“科學方法”，而工科背景的梅貽琦校長主政清華也更注重了科學方法。 在清華百年的歷史上，清華精神也是一個不斷演變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有兩個重要的特徵，一是清華始終主動和國家命運緊密結合；二是清華精神始終和當時所處時代的精神緊密結合。
“愛國”，一直是清華精神的關鍵字。早在五四運動中，清華國恥紀念會曾立下“清華學生從今以後願犧牲生命保護中華民國人民土地主權”的誓詞。1931年“九一八”事件後，中國面臨民族危亡，梅貽琦校長在當年12月就職演講中要求清華師生“緊緊記住國家這種危急的情勢，刻刻不忘了救國的重責，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盡自己的力”。電影中“沈光耀”的原型，1932屆畢業生沈崇誨在上海吳淞口駕機撞向日本海軍旗艦，壯烈殉國。法學院學生張甲洲帶領東北籍同學打回東北老家，舉起了“東北人民抗日義勇軍”的大旗。在新中國成立後，蔣南翔校長特別提出“愛國”是要“愛新中國”。在同一時期，眾多清華人學成歸國投入到新中國的各項建設中。如今，在校史館門口進入展廳的看到的第一幅畫便是繪有“兩彈一星元勳”清華校友形象的《以身許國圖》，足見清華對於愛國的重視。
在新百年，QS全球畢業生就業競爭力排名上清華領跑亞洲，但是少有人知道，當時QS排名要求清華的就業資料刪除掉國企的部分，只保留外企和私企，被清華斷然拒絕。學校相關負責人講到，如果沒有清華對於國家的貢獻，那麼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也就失去了對中華民族的意義，就會淪為發達國家培養人才的世界一流大學。
從另一個方面看，清華始終都與當時所處的時代主流價值緊密契合。在北洋政府時期，中國的知識教育界掀起了空前的思想啟蒙，清華前校長梅貽琦曾將“明明德”、“新民”作為教育之根本。陳寅恪先生提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也能反映當時的社會思潮。而到了西南聯大時期，“剛毅堅卓”的聯大精神成為了那一代學子的精神內核，他們有人投筆從戎有人學成報國，都不負時代使命。到了新中國時期，1957年3月，蔣南翔校長在清華學生代表會上發言中提到“先專後紅”，將“紅”“專”相提並論，較之毛主席1957年10月9日在《做革命的促進派》中關於“又紅又專”的提法早了半年多。在新百年以來，清華提出“更創新、更國際、更人文”的發展目標，也可以看出與新時代中國發展的契合。
但遺憾的是，清華精神中這些與時俱進的演變，以及不同時期呈現出的不同特點並沒有在電影中得到體現。當然，這也是大眾電影對於主題的取捨，畢竟最終選取的立意仍然是更為大眾熟悉的“理想”“堅守”“正義”“真實”“初心”等等。
在目前的影評中，鮮見對於故事讚不絕口或者對於剪輯拍手稱好的，觀眾們難忘的還是電影所重現的那個大師時代，以及對大師精神、清華精神的感動。
對於中國近現代知識份子，影片顯然採用了一種群像式的刻畫，雖然著墨不多，但是幾個場景就足見時代的風骨。縱觀中國近現代知識份子，有學者對其世代進行了分劃，有“三代說”“四代說”。而為了方便與歷史年代對應，李澤厚、許紀霖等人提出的“六代說”最為直觀。其中在1949年之前包括“辛亥一代、五四一代、大革命一代。每一代知識份子都有獨特的社會來源和時代特徵。
“辛亥一代”是中國最後的士大夫，也是最早的新知識先驅者。代表者有晚清一代知識份子的梁啟超、嚴複、章太炎、蔡元培、王國維等人，他們都有深厚的國學基礎，曾經力圖變法圖強，重視西學但思想上仍舊是“中體西用”；“五四一代”是中國思想啟蒙運動中旗手的一代，陳獨秀、李大釗、魯迅、胡適、蔡元培、陳寅恪等名聲顯赫的代表人物，在那個燃情歲月，政治抱負、民族反思、文化自覺使他們成為了最批判也最引導的一代人；“大革命一代”是分流的一代，他們中有的從政，包括入閣的翁文灝、蔣廷黻、陳佈雷等人，有的投身革命洪流，比如“一二九知識份子群體”、“延安知識份子群體”；也有的潛心學術如錢鐘書、沈從文等，這代知識份子的影響力進一步下沉，成為了分工相當明確的專家，歷史學家傅斯年、顧頡剛、政治學家羅隆基、社會學家潘光旦、費孝通、文學家朱自清、聞一多、巴金、建築學家梁思成等等。而這一代人的學生也就是影片中表現的沈光耀這一代人，他們在山河破碎之時艱難求學，在民族最艱難的歲月裡為中華民族文化傳承保留下最後的根脈。
待到新中國成立後，政府開始在選派青年學生赴蘇聯留學。這一批青年學生同樣懷著一腔熱情。據中國工程院金湧院士回憶，當時蘇聯學生叫他們“麵包幹”，說他們的學習太枯燥，沒有娛樂。而當時只有成績全是5分（滿分）的學生才能得到紅色畢業證，中國留學生大部分都是紅色的。算是這個大師時代最後的晚霞餘輝了。
對於電影中的西南聯大，幾乎成為了中國人對於理想大學的全部想像。但是，我堅信，如果沒有西南聯大，清華、北大、南開也會培養出同樣燦若星河的一代學人。南遷昆明，絕不是中國大學的大發展，而是中國高等教育在民族存亡之際的艱難求生。那一代先賢，用篳路藍縷的合作為中國的復興保留下最後的根脈。
而那代知識份子也構成了電影中最令人難忘和懷念的“大師時代”。
最後，再說回到電影。
在這個檔期，中國電影似乎集體地開始追憶過去時代那些璀璨記憶。《芳華》再現了文工團的美好青春，《無問西東》再現了大師時代的人文風貌，甚至是《妖貓傳》再現了盛世大唐的宏偉氣度。在大螢幕上，這種重現，更是對我們文化基因中璀璨記憶的系列盛大祭奠——它們雖已遠逝，但是永被銘記。
對於這部電影，很多清華的師生校友在各種媒體上紛紛發表評論文章。與其說是對於電影故事本身的喜愛、對於電影技法本身的推崇，倒不如說是對於母校百年歷史積澱的認同與摯愛。
其實，即便是作為普通的觀影者，在這個理想匱乏的年代，這樣一部拋開所有人性的灰暗、對於理想主義報以熾熱歌頌的電影，也都是當下電影市場上絕對稀缺的作品。
《無問西東》對當下的意義，不僅僅在於電影中能看到那個時代，更重要的是我們這樣的時代，需要這樣的電影——
“讓一切善良的人們，手挽手的走在一起，讓他們舉起真善美的旗幟同為這世界謀求幸福吧。如果不道德的人聚集在一起，可以形成一股力量的話，那麼正直的人也應該這樣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