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 扶貧脫貧作為2018年三大攻堅戰重要底線和基礎之一， 也同樣將在完成了2017年扶貧脫貧任務之後， 轉入到了脫貧攻堅品質提升的新階段和最為關鍵時期。 正如經濟工作會議所提出的未來三年脫貧攻堅“要保證現行標準下的脫貧品質， 既不降低標準， 也不吊高胃口， 瞄準特定貧困群眾精准幫扶， 向深度貧困地區聚焦發力， 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 加強考核監督”， 而核心就是提升扶貧脫貧的品質和水準。 提升扶貧脫貧品質和水準的重點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其一，
提升產業扶貧品質和水準是首要任務
提升產業扶貧脫貧品質和水準是提升扶貧脫貧整體品質和水準的關鍵。 實踐證明， 在一定程度上說， 產業扶貧品質決定著扶貧脫貧的品質和水準。 那麼， 如何做呢？我們認為， 首先， 產業扶貧結構上需進行調整和升級， 提升貧困地區特色產業增收的比例。 其次， 需要盡可能延長扶貧產業鏈， 提升產業附加值， 這是品質提升的基礎。 再次， 就是扶貧產業選擇上克服短期化行為，
進一步提升精准幫扶的品質和水準是重要保障
如何提升精准扶貧精准脫貧的品質和水準？精准扶貧精准脫貧是習近平新時代扶貧思想的精髓，
加大社會保障支援力度， 促進鄉村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基礎保障
精准扶貧實施以來， 扶貧脫貧的效果明顯提升和加快， 尤其是收入增長和 “兩不愁”水準大幅提升， 目前存在的主要問題還是集中在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品質和水準， 也就是鄉村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社會保障的公平化， 即未來一個時期扶貧脫貧品質的提高要轉化到提升這些公共服務的“軟體”方面，
提高鄉村治理水準，促進貧困鄉村振興是內在要求
貧困地區的扶貧脫貧更需要融合鄉村振興戰略。也就是說在目前駐村幫扶、村第一書記以及駐村工作隊等新機制條件下，從未來長遠角度出發，以鄉村振興戰略部署為遵循，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提升貧困地區扶貧脫貧品質和水準。為此就需要提升貧困村的治理能力，完善扶貧治理新機制，提升貧困村自我發展能力，培養一批貧困村的能人和村莊精英階層，提升村莊的凝聚力，利用實施貧困村整體提升工程的機會，增強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自我發展能力。鄉村振興戰略，精准脫貧是基礎，發展產業是鞏固成果，建設美麗和諧鄉村、強化鄉村自治能力是最終目的。這些都離不開人，要依靠農村自身，關鍵就是增強群眾發展生產的信心和參與治理積極性，因此未來在硬投資同時需要增加軟投資比例，在扶貧脫貧項目中提升對群眾培育自力更生的思想觀念文化意識等知識培訓，提高勞動脫貧致富傳統文化觀念意識傳承，注重知識教育與傳統文化等扶貧脫貧的內在動力機制培育。通過這些措施，群眾的思想觀念就會發生轉變，生產能力就會提高，脫貧就成為必然結果，貧困鄉村就能實現真正振興。
積極探索綠色減貧新路徑是提升扶貧脫貧品質的戰略選擇
積極探索綠色減貧新路徑是增強扶貧脫貧可持續性功能、提升扶貧脫貧品質的必然選擇。為此，建議：第一，積極探索綠色減貧財政獎勵政策試點。貧困地區往往是生態功能區，大多屬於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從而約束和限制了貧困地區扶貧脫貧方式路徑和效果，但與此同時，這些地區往往又是空氣水和綠色資源及環境較好地區，我們知道，綠色發展生態宜居是社會經濟發展進步到既定階段後的目標追求和必然選擇，可以說，構建起綠色減貧的財政獎勵制度是大勢所趨，積極開展和創新綠色減貧財政獎勵政策的新試點，很有必要。一種方法是確定對國家考核的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4種主要污染物，制定收費標準，例如按每噸3000元標準收取，然後，將此項收入主要用於對環境較好貧困地區的獎勵。另一種方法是根據不同縣域的空氣品質、水質和綠色程度如森林覆蓋率3項指標制定獎勵標準，凡是高於標準者，就要付費，優於標準的貧困縣則可以獲得財政獎勵，這不僅提升了扶貧脫貧的品質和水準，也大大提升了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程度。此外，同樣也可以國家統計局新近發佈的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指數為依據，結合綠色減貧指數應用，制定財政獎勵標準。第二，完善綠色資產定價體系，不斷放大綠色資源資產收益和扶貧效應。讓貧困地區綠水青山真正變成金山銀山。目前針對資產收益制度已經有了廣泛探索，但由於沒有較為完善的綠色資產定價體系，綠色資產收益還未充分凸顯。實踐中，綠色資源資產化和資本化的市場化程度不是很高。本來貧困地區通過綠色資源資產股份來分享其資產收益，但在實踐中“量化入股”異化趨勢明顯，部分綠色資源實現“資產量化”後，名義上是入股，但實際上是“放貸”，只能享受到設定的“利息”或“股息”，原因就是綠色資源資產化和資本化的定價體系和標準尚未建立，導致綠色扶貧產業的益貧性比較低，綠色資源的資產化和資本化收益較小。因此，只有完善綠色資源資產化和資本化定價制度，貧困地區綠色資源和綠色資產收益才能充分放大。因此，探索綠色資源定價機制，嘗試建立綠色資產交易平臺，開展綠色資產抵押、質押等金融制度，將會充分放大綠色減貧效應，提升扶貧脫貧的品質和水準。
第三，完善和構建貧困地區生態補償制度，提升綠色減貧效果。結合扶貧脫貧，構建和完善貧困地區生態補償體系,重點是完善以綠色減貧為核心的貧困縣考核機制，以綠色減貧指數評價為依據，建立相對完善的貧困地區生態補償制度體系，可在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探索，第一，在資金來源上，應當探索建立多元化的生態補償機制，從補償來源、補償形式、補償途徑、補償模式等進行創新，確保生態補償扶貧的有效性。第二，在補償物件上，在滿足生態補償式扶貧的條件下，基於公平的原則，補償資金使用可向貧困人口傾斜，對做出生態貢獻的貧困群體補償數額要高於正常補償數額。第三，在補償用途上，可設立專門補償資金帳戶，也可以成立綠色產業扶貧基金，提升扶貧脫貧的品質和水準。
（□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 張琦 北京師範大學博士 張濤）
同時加強培訓貧困地區和貧困村醫療衛生人員的技能和水準，探索老年群體的居家養老和集中供養等模式，使貧困人群就地就近享受同等醫療和養老服務。提高鄉村治理水準，促進貧困鄉村振興是內在要求
貧困地區的扶貧脫貧更需要融合鄉村振興戰略。也就是說在目前駐村幫扶、村第一書記以及駐村工作隊等新機制條件下，從未來長遠角度出發，以鄉村振興戰略部署為遵循，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提升貧困地區扶貧脫貧品質和水準。為此就需要提升貧困村的治理能力，完善扶貧治理新機制，提升貧困村自我發展能力，培養一批貧困村的能人和村莊精英階層，提升村莊的凝聚力，利用實施貧困村整體提升工程的機會，增強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自我發展能力。鄉村振興戰略，精准脫貧是基礎，發展產業是鞏固成果，建設美麗和諧鄉村、強化鄉村自治能力是最終目的。這些都離不開人，要依靠農村自身，關鍵就是增強群眾發展生產的信心和參與治理積極性，因此未來在硬投資同時需要增加軟投資比例，在扶貧脫貧項目中提升對群眾培育自力更生的思想觀念文化意識等知識培訓，提高勞動脫貧致富傳統文化觀念意識傳承，注重知識教育與傳統文化等扶貧脫貧的內在動力機制培育。通過這些措施，群眾的思想觀念就會發生轉變，生產能力就會提高，脫貧就成為必然結果，貧困鄉村就能實現真正振興。
積極探索綠色減貧新路徑是提升扶貧脫貧品質的戰略選擇
積極探索綠色減貧新路徑是增強扶貧脫貧可持續性功能、提升扶貧脫貧品質的必然選擇。為此，建議：第一，積極探索綠色減貧財政獎勵政策試點。貧困地區往往是生態功能區，大多屬於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從而約束和限制了貧困地區扶貧脫貧方式路徑和效果，但與此同時，這些地區往往又是空氣水和綠色資源及環境較好地區，我們知道，綠色發展生態宜居是社會經濟發展進步到既定階段後的目標追求和必然選擇，可以說，構建起綠色減貧的財政獎勵制度是大勢所趨，積極開展和創新綠色減貧財政獎勵政策的新試點，很有必要。一種方法是確定對國家考核的化學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4種主要污染物，制定收費標準，例如按每噸3000元標準收取，然後，將此項收入主要用於對環境較好貧困地區的獎勵。另一種方法是根據不同縣域的空氣品質、水質和綠色程度如森林覆蓋率3項指標制定獎勵標準，凡是高於標準者，就要付費，優於標準的貧困縣則可以獲得財政獎勵，這不僅提升了扶貧脫貧的品質和水準，也大大提升了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程度。此外，同樣也可以國家統計局新近發佈的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指數為依據，結合綠色減貧指數應用，制定財政獎勵標準。第二，完善綠色資產定價體系，不斷放大綠色資源資產收益和扶貧效應。讓貧困地區綠水青山真正變成金山銀山。目前針對資產收益制度已經有了廣泛探索，但由於沒有較為完善的綠色資產定價體系，綠色資產收益還未充分凸顯。實踐中，綠色資源資產化和資本化的市場化程度不是很高。本來貧困地區通過綠色資源資產股份來分享其資產收益，但在實踐中“量化入股”異化趨勢明顯，部分綠色資源實現“資產量化”後，名義上是入股，但實際上是“放貸”，只能享受到設定的“利息”或“股息”，原因就是綠色資源資產化和資本化的定價體系和標準尚未建立，導致綠色扶貧產業的益貧性比較低，綠色資源的資產化和資本化收益較小。因此，只有完善綠色資源資產化和資本化定價制度，貧困地區綠色資源和綠色資產收益才能充分放大。因此，探索綠色資源定價機制，嘗試建立綠色資產交易平臺，開展綠色資產抵押、質押等金融制度，將會充分放大綠色減貧效應，提升扶貧脫貧的品質和水準。
第三，完善和構建貧困地區生態補償制度，提升綠色減貧效果。結合扶貧脫貧，構建和完善貧困地區生態補償體系,重點是完善以綠色減貧為核心的貧困縣考核機制，以綠色減貧指數評價為依據，建立相對完善的貧困地區生態補償制度體系，可在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探索，第一，在資金來源上，應當探索建立多元化的生態補償機制，從補償來源、補償形式、補償途徑、補償模式等進行創新，確保生態補償扶貧的有效性。第二，在補償物件上，在滿足生態補償式扶貧的條件下，基於公平的原則，補償資金使用可向貧困人口傾斜，對做出生態貢獻的貧困群體補償數額要高於正常補償數額。第三，在補償用途上，可設立專門補償資金帳戶，也可以成立綠色產業扶貧基金，提升扶貧脫貧的品質和水準。
（□ 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 張琦 北京師範大學博士 張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