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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滿喜喜
《無問西東》最近熱映， 關於西南聯大的話題又再次獲得了熱度， 毋庸置疑，
而西南聯大中最讓我們念念不忘的， 恐怕還是那一位位可敬可愛的教授們， 他們遭逢亂世， 卻未曾被苦難摧折了腰， 憑著一派風骨， 在硝煙中談笑風生。
今天就讓我們通過重溫當年的故事， 來重新回憶起這些堪當“大師”之名的聯大教授們吧。
首先是發生在課堂之上的妙事：
金岳霖先生為人風趣， 常年戴著一頂呢帽， 進教室也不脫下；呢帽的前簷壓得比較低， 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戴的眼鏡一隻鏡片是白的， 一只是墨的， 他給新生上課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
可見， 其待人是多麼的坦誠、謙恭。
歷史系的教授雷海宗先生， 他開的一門課因為講授多年， 已經背得很熟， 上課前無需準備；下課了， 講到哪裡算哪裡， 他自己也不記得。
每回上課， 都要先問學生：“我上次講到哪裡了？”然後就滔滔不絕地接著講下去。
班上有個女同學， 筆記記得最詳細， 一句話不落， 雷先生有一次問她：“我上一課最後說的是什麼?”這位元女同學打開筆記來， 看了看， 說：“你上次最後說：‘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 我們下課。 ’”雷海宗默然， 心中應是五味雜陳。
聞一多先生講《楚辭》， 一開頭總是“痛飲酒熟讀《離騷》， 方稱名士”。
有人問汪曾祺， “是不是這樣？”是這樣。 他上課， 抽煙。
中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講唐詩的， 聞先生當為第一人。
他講《古代神話與傳說》非常“叫座”。 上課時連工學院的同學都穿過昆明城， 從拓東路趕來聽。 那真是“滿坑滿谷”， 昆中北院大教室裡裡外外都是人。
聞先生把自己在整張毛邊紙上手繪的伏羲女媧圖釘在黑板上， 把相當繁瑣的考證， 講得有聲有色， 非常吸引人。
沈從文先生上課更有特點， 那就是毫無系統， 天馬行空。 加上口語表達不暢， 聽起來很費勁。 這一“特色”在北大時就已名聲在外。
學生因為上課聽不懂， 漸漸就對課程興趣全無。 於是沈先生想到了一個辦法彌補， 那就是任由學生去寫， 愛寫什麼就寫什麼。
之後， 他逐一認真閱讀同學們的作文， 並在後面附上大段的讀後感。 很多讀後感， 甚至比學生的原作還要長。 歪打正著的是， 沈先生的這一教學法， 倒使學生們受益匪淺， 汪曾祺便是這受益群中的一員。
從這些往事中，
一方面是教學工作的一片祥和， 另一方面， 教員們當時的生活卻是異常拮据， 不說生活， 因為沒錢治病， 就連有些人的生存都成了問題。
在這戰亂年代， 聯大教授的月薪只夠半個月吃飯， 剩下的半個月只好另想辦法， 且多靠夫人們操勞。
教授夫人來自五湖四海， 為了吃飯， 在昆明這塊地盤上開始八仙過海， 各顯神通。 有的繡圍巾， 有的做帽子， 也有的做一些小食品拿到街上叫賣。
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一家的生活也十分艱苦。 當時， 梅校長家有五個子女都在求學讀書。 梅校長的夫人韓詠華沒有工作， 全家僅靠梅貽琦微薄的薪金來勉強糊口。
為了減輕家庭負擔，不讓丈夫分心憂慮，韓詠華與其他教授夫人合作，做出一種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出售。
她們別出心裁，把這種米糕取名為“定勝糕”，取抗戰一定勝利之意，並用紅糖漿在米糕表面寫上“定勝糕”的標籤。夫人們分頭行動，背著背簍，手提籃子直接在街上叫賣。
據韓詠華自己回憶：“賣糕時我穿藍布褂子，自稱姓韓而不說姓梅。儘管如此，還是誰都知道了梅校長夫人挎籃賣定勝糕的事。由於路走得多，鞋襪又不合腳，有一次把腳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腫起來。”
儘管如此，還是要風雨無阻地來往奔波，而換來的錢大都給孩子們添置了必需的生活、學習用品，至於自己的生活，“經常吃的是白飯拌辣椒，沒有青菜，有時吃菠菜豆腐湯，大家就很高興了”。
每抓到耗子便“剝皮去內臟，收拾得很乾淨，切塊紅燒”，全家人分而食之。這一話題若干年後得到了馮友蘭證實，馮氏說：“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傳一時。他的兄弟是個銀行家，在重慶，聽說他吃耗子肉，趕緊匯了一點錢來，叫他買豬肉吃。”
清高如聞一多，為了全家生計，也不得不掛牌治印，用給人刻章的零錢來補貼家用，而給他發傳單，賣力吆喝生意的人，則是梅貽琦、馮友蘭、朱自清、潘光旦、蔣夢麟、楊振聲、羅常培、沈從文等等學界名流。
朱自清有次外出時被一個乞丐跟上了，為了甩掉乞丐，他就說：“老弟，我是教授！”話音剛落，只見乞丐轉身就走了。可見聯大教授的清貧在當時的昆明城有多出名。
貧窮，從精神和肉體兩個層面，折磨著身處西南邊陲的師生們，由於通貨膨脹等原因，物價之吊詭，也著實令人哭笑不得。
1942年，聯大中文系教授王力應《中央週刊》之約寫過一篇《戰時物價》的小品文，說：
“這兩三年來，因為物價高漲的緣故，朋友一見面就互相報告物價，親戚通信也互相報告物價。
不過這種報告也得有報告的哲學，當你對你的朋友說你在某商店買了一雙新皮鞋價值四百元的時候，你應該同時聲明這是昨天下午七時三十五分的售價，以免今天他也去買一雙的時候硬要依照原價付錢，因而引起糾紛。”
戰時物價虛高到什麼程度，從陳存仁先生舉的的例子中可窺一斑：“……就是最不值錢的油炸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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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減輕家庭負擔，不讓丈夫分心憂慮，韓詠華與其他教授夫人合作，做出一種上海式的米粉碗糕出售。
她們別出心裁，把這種米糕取名為“定勝糕”，取抗戰一定勝利之意，並用紅糖漿在米糕表面寫上“定勝糕”的標籤。夫人們分頭行動，背著背簍，手提籃子直接在街上叫賣。
據韓詠華自己回憶：“賣糕時我穿藍布褂子，自稱姓韓而不說姓梅。儘管如此，還是誰都知道了梅校長夫人挎籃賣定勝糕的事。由於路走得多，鞋襪又不合腳，有一次把腳磨破，感染了，小腿全腫起來。”
儘管如此，還是要風雨無阻地來往奔波，而換來的錢大都給孩子們添置了必需的生活、學習用品，至於自己的生活，“經常吃的是白飯拌辣椒，沒有青菜，有時吃菠菜豆腐湯，大家就很高興了”。
每抓到耗子便“剝皮去內臟，收拾得很乾淨，切塊紅燒”，全家人分而食之。這一話題若干年後得到了馮友蘭證實，馮氏說：“潘光旦吃耗子肉的事，也盛傳一時。他的兄弟是個銀行家，在重慶，聽說他吃耗子肉，趕緊匯了一點錢來，叫他買豬肉吃。”
清高如聞一多，為了全家生計，也不得不掛牌治印，用給人刻章的零錢來補貼家用，而給他發傳單，賣力吆喝生意的人，則是梅貽琦、馮友蘭、朱自清、潘光旦、蔣夢麟、楊振聲、羅常培、沈從文等等學界名流。
朱自清有次外出時被一個乞丐跟上了，為了甩掉乞丐，他就說：“老弟，我是教授！”話音剛落，只見乞丐轉身就走了。可見聯大教授的清貧在當時的昆明城有多出名。
貧窮，從精神和肉體兩個層面，折磨著身處西南邊陲的師生們，由於通貨膨脹等原因，物價之吊詭，也著實令人哭笑不得。
1942年，聯大中文系教授王力應《中央週刊》之約寫過一篇《戰時物價》的小品文，說：
“這兩三年來，因為物價高漲的緣故，朋友一見面就互相報告物價，親戚通信也互相報告物價。
不過這種報告也得有報告的哲學，當你對你的朋友說你在某商店買了一雙新皮鞋價值四百元的時候，你應該同時聲明這是昨天下午七時三十五分的售價，以免今天他也去買一雙的時候硬要依照原價付錢，因而引起糾紛。”
戰時物價虛高到什麼程度，從陳存仁先生舉的的例子中可窺一斑：“……就是最不值錢的油炸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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