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 規劃師這個職業， 仿佛與城市化進程的從無到有、不斷推進共生共榮， 給人以“指點江山、氣度恢弘、高瞻遠矚”的印象。 而提起社區事務， 人們一定會聯想到“細碎繁瑣、眾口難調”等字眼。
這就難怪， 近來， 當楊浦區首創“社區規劃師制度”， 邀請12名來自同濟大學規劃、建築、景觀專業的專家一一對接轄域內12個街鎮；當浦東新區推出新一批36位“繽紛社區規劃導師”， 其中不乏大學教授、建築師、規劃師、景觀師、藝術家……兩大手筆的前後腳推出， 讓很多人不禁好奇：改變究竟從何時開始發生？是什麼原因， 讓以規劃師為代表的“高大上”專業人士們，
為此， 解放日報·上觀專訪了在上述兩份名單中“都有份”的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徐磊青。
浦東第一個推， 楊浦率先制度化
解放日報·上觀
徐磊青：其實， 在社區規劃或者說社區營造方面， 楊浦區是做得比較早的， 至少有兩年多的歷史， 和浦東開始這方面探索的時間差不多。 但楊浦此前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了四平街道和五角場的幾個點。
它做了什麼呢？比如， 一個街道邊上的小型口袋綠地， 對一些規模較小、不太被積極使用的空間的重新活化利用， 請一些藝術家設計了小型的城市雕塑， 等等。 後來， 街道層面專門給這一組探索起了一個名字， 叫做“四平社區創生空間”。
為什麼我說浦東做得最早呢？第一， 他們蠻早就想到了要在整個區的層面、成片地去推動這件事。 浦東新區首先在內城五個街道開展了“繽紛社區”試點， 然後在這些工作經驗的基礎上， 在全區層面推出“繽紛社區”建設工作。 第二， 浦東在創新工作機制上有所建樹， 做到了自上而下（兩級政府-街鎮管理者-社團組織、專家團隊-社區居民）與自下而上（共治、自治並舉， 設立針對社區微更新的“社區自治金”）的結合。
為什麼說是“吃螃蟹”呢？因為中國以前並不是沒有“社區規劃”，
這份試行中的“社區規劃師制度”包含了指導思想及工作目標、社區規劃師職責、社區規劃師選取和聘任方式、培訓和評價、責任分工、資金安排6大板塊的內容。 換言之， 如今這個“螃蟹”的主體已經大致形成， 接下來， 要看如何推進具體工作， 讓它的“細腳”一個個豐滿、茁壯起來。
社區規劃師的作用可大可小
解放日報·上觀：以前人們在提及規劃師的時候， 往往會泛稱他們為“城市規劃師”。 從“城市規劃師”到“社區規劃師”， 兩字之差， 究竟意味著怎樣的轉變？
徐磊青：就像我剛才說到，
“社區規劃”所要面對的， 往往是成熟社區、老舊社區， 需要做的工作包括但不限於停車難、買菜難、步行難等實際問題的解決， 甚至是一個出入口、一面圍牆移動一兩米這樣的“小事”。 規劃內容上的變化， 好比從目標性的宏觀藍圖， 到現實中的一磚一瓦。
準確來說， “社區規劃師”要面對的， 基本上屬於一個社區的發展規劃，
解放日報·上觀：您為何又說， 社區規劃師“這件事”可大可小？
徐磊青：社區規劃師可以做什麼？簡單來說， 可以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叫物質空間改善。 另一個部分， 叫做社區發展。
通常來說， 物質空間改善可以做三大事情。 第一個是公共空間改善， 比如口袋綠地。 第二大方面是交通優化。 尤其是慢行系統、停車問題等的優化。 第三個問題是公共設施，包括對菜場、醫院、睦鄰友好中心、老年服務中心衛生站的布點。至少在楊浦目前出臺的這個制度化方案中，我個人覺得，上述這些方面已經被全面覆蓋到了。但比之上述三大方面，社區發展這部分，其實要難得多。
對於一個社區的發展而言，有兩件事情非常重要。一件是社區內人口結構的變化。是老年人在增加，還是年輕人在增加，這是不一樣的。於是，在社區發展計畫中就要想好，我要吸引什麼樣的人口。另一件，就是社區內的發展機會與品質。
我們當然不希望一個社區越來越老。那麼，靠什麼吸引年輕人口呢？通常至少應該包括好的就業崗位和好的居住環境，工作機會在哪裡我去哪裡；好的居住環境在哪裡我也去哪裡。好的居住環境包括房子大、空氣新鮮、旁邊有公園，以及好的生活配套，生活便利，交通便利，周圍有好學校、好醫院。所以，作為一個社區規劃師，如果你已經把這個社區的物質空間改好了，應該能促進社區內的人口和結構變化。
好的社區發展計畫，既能發展人口，也能發展就業，能夠吸引到對這個社區的發展有幫助、能給這個社區的生活帶來活力的一些人。當然，這兩個目標是潛在的，在規劃裡一般也不會被明顯表述出來，因為要實現起來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解放日報·上觀：但有沒有考慮到這兩個潛在目標，一定會影響社區規劃師的選擇和工作內涵？
徐磊青：沒錯。社會發展規劃是一項社會性設計，它與過往的物質性設計註定不同。它也意味著一系列公共政策的落地。
當然，作為社區規劃師，絕不可以先入為主、自己搞一套，必須和街道的領導、書記、主任、居委會等各個方面溝通好，並細緻瞭解社區居民的具體需求和感受。大家經過溝通和協商，達成一定的默契和共識，這件事就成功了一大半，不管達成這些共識的過程有多難。社區規劃嚴格來說是社區和老百姓自己的規劃。
解放日報·上觀：如今上海多個區縣紛紛試水“社區規劃師”相關舉措。您怎麼看背後的信號意義？
徐磊青：在我看來，社區規劃的發展與完善，是創新社會治理一個非常重要的支點。然而，社會治理無處不在，靠什麼去切入？其實大部分情況下，第一個是靠公民的自覺，靠具體情境下的道德約束、規則約制。還有一大部分，就是靠你所隸屬於的這個空間。比如，社區。
無論你住在哪裡，你都是你所在社區的一部分。這種隸屬性雖然未必明確、強烈，你的朋友、同事也未必知道或者在意，但你自己必須在意，因為你在這個地方有切身利益。社區品質如果不好，你的房子會掉價，你所在的區域無法吸引到更優質的人口前來安居樂業。可如果這個社區的品質變好了，不僅所有居民都能從中獲益，你跟這個地理單元的關係也會更好、更緊密。
所以，創新社會治理，最後落實到哪裡？一定是落實到具體的社區空間單元上，一定是落實到，如何讓屬於這個社區的人，對這個空間產生自豪感和歸屬感。我覺得，這是我們當下應該追求的東西。
最難的不是一次性投入，而是持續投入
解放日報·上觀：問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現在這個領域的制度化探索剛剛開始，大家一定都很有勁頭。但專家學者的精力和時間終究有限，社區規劃師工作通常又意味著一個比較長的工作週期。怎樣確保精力的持續投入？
徐磊青：你說得太對了。我們自己內部也在說，最難的不是一次性投入而是持續投入。
社區的複雜性決定了社區規劃師通常都是以服務型的角色出現。按照楊浦區目前的制度安排，其實也並不是對接社區的每一個專案的規劃都需要我們去做。我們只是幫助社區制定一個社區發展的計畫，找到一些專案，連結一些資源，提供一些建議，然後和社區各個層面（包括管理部門、居委會、居民、機構、組織）一起協商、協調。
解放日報·上觀：在您看來，要做好社區規劃師這件事，哪些要素不可或缺？
徐磊青：我個人的切身體會，一個是街道和居委會層面給力；另外一個，就是居民也要給力。不過，居民這個事情比較複雜。
長期以來，我們國家的規劃建設體系都是自上而下的，造成了居民的主觀能動性弱、權利意識也較弱，不積極、不樂意、也不那麼善於參與到社區事務中。
發動居民這件事情是不太容易的。在我參與過的社區微更新專案中，我發現，發動群眾、走訪群眾、讓他們發表意見，還真需要一些技巧和策略。一個是開會，一個就是必須要找到他們有興趣的點。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能夠發動社區能人。
誰是社區能人？可能是社區裡一些非常能幹的媽媽，尤其是全職媽媽，媽媽通常在家裡有很大的發言權。還有就是一些社區活動積極分子。他們有的剛退休，有的可能本來就熱心公益。
我們現在也在探索，如何回饋這些願做奉獻的熱心居民？也許就是採用類似於“時間銀行”這樣的機制，讓他們可以在熱心公益之餘也兌換到他人給予的服務，或者可以兌換自己在社區裡的發言權，等等。這樣做的好處是，讓這個類似“愛心委員會”的組織，能夠在我們傳統社區治理意義上的“三駕馬車”（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公司）之外，更多代表居民自己的聲音和利益。
由此，我覺得，做社區培育也是社區規劃師應具備的能力之一。說到社區培育，可以做兩件事情：社區發展委員會和社區發展基金會。從整個社區的架構來看，政府為龍頭，街道和居委會為管理、為依託，與居民、企業和機構構成一個共同發展的平臺。
為什麼既要有社區發展委員會，又要有社區發展基金會？因為一旦有了這兩個居民自治組織，很多跟社區事務有關的事情，居民們都得去發言、去商量、去選擇。這時不是領導說了算，不是居委會說了算，不是專業人士說了算，也不是投資方說了算，而是社區發展委員會、基金會發動大家一起討論項目的合理性，討論如何融資、如何安排資金。
在經濟和社會主體日益多元的今天，總體來說，公眾的自我意識與維權意識大都逐漸增強，公眾參與城市決策與規劃的熱情與意識愈發高漲。一個好的社區規劃應該將“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種模式緊密結合，發揮兩者各自的優勢，共同實現社區規劃可持續發展的願景。作為政府和居民的“中間人”，社區規劃師應以自身的工作方式，帶動社區自治、共治能力的培育和社區決策權力的賦予，對空間正義和社區賦權起到價值表達的作用。
欄目主編：龔丹韻 文字編輯：龔丹韻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雍凱 第三個問題是公共設施，包括對菜場、醫院、睦鄰友好中心、老年服務中心衛生站的布點。至少在楊浦目前出臺的這個制度化方案中，我個人覺得，上述這些方面已經被全面覆蓋到了。但比之上述三大方面，社區發展這部分，其實要難得多。對於一個社區的發展而言，有兩件事情非常重要。一件是社區內人口結構的變化。是老年人在增加，還是年輕人在增加，這是不一樣的。於是，在社區發展計畫中就要想好，我要吸引什麼樣的人口。另一件，就是社區內的發展機會與品質。
我們當然不希望一個社區越來越老。那麼，靠什麼吸引年輕人口呢？通常至少應該包括好的就業崗位和好的居住環境，工作機會在哪裡我去哪裡；好的居住環境在哪裡我也去哪裡。好的居住環境包括房子大、空氣新鮮、旁邊有公園，以及好的生活配套，生活便利，交通便利，周圍有好學校、好醫院。所以，作為一個社區規劃師，如果你已經把這個社區的物質空間改好了，應該能促進社區內的人口和結構變化。
好的社區發展計畫，既能發展人口，也能發展就業，能夠吸引到對這個社區的發展有幫助、能給這個社區的生活帶來活力的一些人。當然，這兩個目標是潛在的，在規劃裡一般也不會被明顯表述出來，因為要實現起來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解放日報·上觀：但有沒有考慮到這兩個潛在目標，一定會影響社區規劃師的選擇和工作內涵？
徐磊青：沒錯。社會發展規劃是一項社會性設計，它與過往的物質性設計註定不同。它也意味著一系列公共政策的落地。
當然，作為社區規劃師，絕不可以先入為主、自己搞一套，必須和街道的領導、書記、主任、居委會等各個方面溝通好，並細緻瞭解社區居民的具體需求和感受。大家經過溝通和協商，達成一定的默契和共識，這件事就成功了一大半，不管達成這些共識的過程有多難。社區規劃嚴格來說是社區和老百姓自己的規劃。
解放日報·上觀：如今上海多個區縣紛紛試水“社區規劃師”相關舉措。您怎麼看背後的信號意義？
徐磊青：在我看來，社區規劃的發展與完善，是創新社會治理一個非常重要的支點。然而，社會治理無處不在，靠什麼去切入？其實大部分情況下，第一個是靠公民的自覺，靠具體情境下的道德約束、規則約制。還有一大部分，就是靠你所隸屬於的這個空間。比如，社區。
無論你住在哪裡，你都是你所在社區的一部分。這種隸屬性雖然未必明確、強烈，你的朋友、同事也未必知道或者在意，但你自己必須在意，因為你在這個地方有切身利益。社區品質如果不好，你的房子會掉價，你所在的區域無法吸引到更優質的人口前來安居樂業。可如果這個社區的品質變好了，不僅所有居民都能從中獲益，你跟這個地理單元的關係也會更好、更緊密。
所以，創新社會治理，最後落實到哪裡？一定是落實到具體的社區空間單元上，一定是落實到，如何讓屬於這個社區的人，對這個空間產生自豪感和歸屬感。我覺得，這是我們當下應該追求的東西。
最難的不是一次性投入，而是持續投入
解放日報·上觀：問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現在這個領域的制度化探索剛剛開始，大家一定都很有勁頭。但專家學者的精力和時間終究有限，社區規劃師工作通常又意味著一個比較長的工作週期。怎樣確保精力的持續投入？
徐磊青：你說得太對了。我們自己內部也在說，最難的不是一次性投入而是持續投入。
社區的複雜性決定了社區規劃師通常都是以服務型的角色出現。按照楊浦區目前的制度安排，其實也並不是對接社區的每一個專案的規劃都需要我們去做。我們只是幫助社區制定一個社區發展的計畫，找到一些專案，連結一些資源，提供一些建議，然後和社區各個層面（包括管理部門、居委會、居民、機構、組織）一起協商、協調。
解放日報·上觀：在您看來，要做好社區規劃師這件事，哪些要素不可或缺？
徐磊青：我個人的切身體會，一個是街道和居委會層面給力；另外一個，就是居民也要給力。不過，居民這個事情比較複雜。
長期以來，我們國家的規劃建設體系都是自上而下的，造成了居民的主觀能動性弱、權利意識也較弱，不積極、不樂意、也不那麼善於參與到社區事務中。
發動居民這件事情是不太容易的。在我參與過的社區微更新專案中，我發現，發動群眾、走訪群眾、讓他們發表意見，還真需要一些技巧和策略。一個是開會，一個就是必須要找到他們有興趣的點。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就是一定要能夠發動社區能人。
誰是社區能人？可能是社區裡一些非常能幹的媽媽，尤其是全職媽媽，媽媽通常在家裡有很大的發言權。還有就是一些社區活動積極分子。他們有的剛退休，有的可能本來就熱心公益。
我們現在也在探索，如何回饋這些願做奉獻的熱心居民？也許就是採用類似於“時間銀行”這樣的機制，讓他們可以在熱心公益之餘也兌換到他人給予的服務，或者可以兌換自己在社區裡的發言權，等等。這樣做的好處是，讓這個類似“愛心委員會”的組織，能夠在我們傳統社區治理意義上的“三駕馬車”（居委會、業委會、物業公司）之外，更多代表居民自己的聲音和利益。
由此，我覺得，做社區培育也是社區規劃師應具備的能力之一。說到社區培育，可以做兩件事情：社區發展委員會和社區發展基金會。從整個社區的架構來看，政府為龍頭，街道和居委會為管理、為依託，與居民、企業和機構構成一個共同發展的平臺。
為什麼既要有社區發展委員會，又要有社區發展基金會？因為一旦有了這兩個居民自治組織，很多跟社區事務有關的事情，居民們都得去發言、去商量、去選擇。這時不是領導說了算，不是居委會說了算，不是專業人士說了算，也不是投資方說了算，而是社區發展委員會、基金會發動大家一起討論項目的合理性，討論如何融資、如何安排資金。
在經濟和社會主體日益多元的今天，總體來說，公眾的自我意識與維權意識大都逐漸增強，公眾參與城市決策與規劃的熱情與意識愈發高漲。一個好的社區規劃應該將“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兩種模式緊密結合，發揮兩者各自的優勢，共同實現社區規劃可持續發展的願景。作為政府和居民的“中間人”，社區規劃師應以自身的工作方式，帶動社區自治、共治能力的培育和社區決策權力的賦予，對空間正義和社區賦權起到價值表達的作用。
欄目主編：龔丹韻 文字編輯：龔丹韻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雍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