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在很缺全科醫生， 至少， 紙面上是如此！
《“十三五”全國衛生計生人才發展規劃》提出， 到2020年， 全科醫生應達到30萬人以上。 截至2016年年底，
按照剛剛頒佈的《“健康中國2030”規劃綱要》要求， 到2030年， 城鄉每萬名居民擁有5名合格的全科醫生。 據國家衛計委統計， 截至2016年年底， 每萬人口有全科醫生1.51人。 所以這個缺口是50萬。
為何全科醫生如此之缺？主流的說法是吸引力不夠。 糾偏政策不是來了？中國政府網發佈《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改革完善全科醫生培養與使用激勵機制的意見 》， 對中國全科醫生的培養、執業、待遇、職稱評定等多方面提出了眾多扶持政策。
1月26日， 媒體們對這個激勵政策集體拍手叫好。
國務院發文， 基層全科醫生要火了！這是基層醫師公社提供的觀察角度。 看起來， 作者有點激動失態了。 可以理解，
上海澎湃新聞特約評論員撰寫文章《全科醫生擴容， 能解基層醫院門可羅雀的尷尬嗎？》， 指出單單醫生數位上的擴容還不夠， 還應當有功能上的發力， 謹防基層醫院冷清現象。 作者是一位醫生， 指出他從身邊目睹到的怪現象， 病人不去基層就醫。
《光明日報》的觀察角度是全科醫生培養再提速。 他們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個數字上的急劇變化——2020年達到30萬人， 2030年達到70萬人。 10年時間， 全科醫生規模供應要增加一倍多。
山西省政協委員馮玫將認識向前再推進一步——加強全科醫生培養， 保障分級診療實施。 她認為， 只有提高全科醫生的崗位勝任力和待遇， 通過規範化培訓、轉崗培訓、定向培養等措施增加全科醫生數量，
新華網截取的角度是編制， 重點強調它的吸引力。 標題可見一斑——全科醫生到基層就業優先納入編制管理。
經濟類媒體， 當然逃不離經濟視角。 《每日經濟新聞》說， 全科醫生缺口達50萬， 國辦發文鼓勵社會力量參與， 重點強調激勵社會辦醫帶來的機遇。
《人民日報》總是沉得住氣的那個， 他們發出告誡， 讓全科醫生沉得下留得住。
《科技日報》發言一般不會失控。 對此， 他們冷靜指出《激勵與培養並舉 全科醫生或成“吸睛”職業》。 這個“或”字， 意味深長， 表示一種中立態度， 既不過度樂觀但也拒絕悲觀。
現在是現身說法時間！《政策撒糖有多甜？全科醫生用十年經歷告訴你》，
最後一句話聽起來有點熟。 因為國家衛計委副主任曾益新剛剛表達過同樣的定位——“服務于基層並不代表全科醫生知識結構和專業素養不如專科醫生。 事實上， 全科醫生也屬於36種專科醫生類別中的一種， 是綜合程度較高的複合型臨床醫學人才， 對其崗位要求是知識結構要寬泛廣博， 根據患者症狀和簡單檢查就能比較準確地做出病情判斷，
他強調， 全社會都應該樹立尊重全科醫生的觀念， 營造關心支援全科醫生發展的氛圍， 特別是醫學同行。 為什麼會有醫學同行不尊重全科醫生？
深圳的全科醫生張瀟瀟分享自己聽過的惡毒詛咒——“我剛工作那會兒， 不努力就去當全科醫生 ， 是醫院領導用來敲打員工的一句口頭禪。 ”
“學校不重視、社會不理解、制度沒跟上。 ”全科醫生陳曉敏為全科醫生的發展現狀總結了三大難題。 “我的大學專業是臨床醫學全科醫學方向， 全班有100多人，畢業時只有我一人選擇了當全科醫生。”
屁股決定腦袋。在一篇媒體採訪的新聞中，“目前專科醫生對於轉崗到全科醫生的意願普遍不高，因為從收入水準來看，全科醫生相對更低一些。”一位元上海地區三甲醫院副院長直言。更低一些？當然是一句客套話。
市民潘璠投書《北京青年報》，稱因為優待全科醫生，實際更是方便乃至優待患者，特別是基層和偏遠地區罹患一般疾病的群眾。作者強調兩點——駐紮基層的醫生，看一般疾病。我相信，很多全科醫生看到這個定位，又要皺眉頭了，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行業隔閡，隔行如隔山。
2013年，廣東省衛生廳巡視員廖新波在《南方日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指出——全科醫生價值被低估。他分析，全科醫生直接關係到疾病的防控、民眾健康水準的提高和費用的合理控制，因而除了制度的保障之外，還要提高全科醫生的品質和全科醫生的收入。“赤腳醫生”和當今全科醫生的概念發生了質的變化，假如以過去的理念與今天的財力結合在一起，我們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赤腳醫生是當地工分值最高的這就是補償政策和考核制度了。如果制度偏差了，就會出現出勤不出力和造假的現象。他提醒，全科醫生的勞動價值如何衡量是很重要的。在美國，家庭醫生的收入應該說是比較低的，是三口之家平均年收入的2.5倍。舉個例子，賓夕法尼亞州的三口之家平均年收入是55006美元，那麼賓夕法尼亞州一個家庭醫生的年收入是14萬美元。中國呢?據衛生部的統計資料，北京市區的三口之家平均收入是65000元人民幣，北京市區的初級保健醫生的平均年收入達到2.5倍，也就是16萬元人民幣，事實上根本不能達到。可見，中國全科醫生的價值被低估了!（再提醒一下，16萬元是4年前的理想水準。）
即使時光到了2017年，廖新波依然不改初衷。他在某篇專欄文章中再次強調，政府應該給予全科醫生相應補貼，補貼程度不能低於一般公務員水準，甚至可以高過公務員水準。在國外，全科醫生的社會待遇都是處於中上水準，只有這樣家庭醫生才能做活，才能解決問題、留住人，讓他們覺得做家庭醫生是無上光榮。
蔡江南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衛生管理與政策中心主任、經濟學客座教授，美國麻省衛生福利部衛生政策高級研究員。他對醫療現象的觀察總是專業而深刻，一針見血指出現象背後隱藏的病灶。
在中國全科醫生問題上，2012年，蔡江南就第一個提出——“全科醫生缺乏雙重吸引力，最重要的是缺乏工作價值。”中國全科醫生缺乏五個基本權利——首診權、處方權、檢查權、治療權、發展權，使得他們缺乏作為全科醫生的價值。
他指出，解決問題的根本對策，首先要使得全科醫生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醫生，使其擁有更大的治療和醫療費用控制權，還要有職業發展的機會、合理的收入補償機制。首先，醫保要推行首診制，醫生的處方不受基本藥物限制，要建立獨立檢查中心；其次，治療權方面，全科醫生不應該承擔公共衛生職能；第三，發展權方面應提供科研、進修、晉升的機會；第四，收入方面，要醫生收入透明化，取消收支兩條線。
蔡江南認為，全科醫生的定義含有四個要素。首先，全科醫生是一個醫生。“全科醫生對病人沒有吸引力，是因為現在很多做法使得全科醫生慢慢變得不像醫生，他的臨床技能被抽掉了。”第二，全科醫生要有首診權。全科醫生最大的權威在於首診，如果沒有，全科醫生的力量就大大削弱了。第三，全科醫生在空間上的全面性，也就是說，全科醫生對病人不是針對某一個器官，而是對病人整體有一個瞭解，這和中醫傳統非常像。第四，時間上的連續性，全科醫生對病人不是一次性服務，而要有連續性的管理。“沒有以上四點要素，全科醫生就既沒有權利也沒有吸引力。”
終於聯想到，為什麼以前我在社區從事全科醫生，久不久，總會有一種被默默羞辱的感覺。但你又說不清楚它具體是什麼？ 這是一種對過去事物悄悄的、隱晦的否定和碾壓。過去舊模式培養的全科醫生不可信，以現在新規培的全科醫生為可靠，提升醫療品質其實就是醫生內部殘忍的淘汰。當下，在很多新聞媒體筆下，全科醫生群體成為老弱病殘的專門代名詞。
作為錯過全科規培的老全科醫生們，如果沒有編制，你會亞歷山大嗎？
有壓力的同樣包括新入行者。一位年輕女讀者，去年考取了全科醫學的研究生，但她顯得憂心忡忡，她覺得全科醫生不靠譜，害怕入錯行業,選錯職業。
儘管，從常識來判斷，這個國家很缺很缺全科醫生，新入行者趕上熊市，理應有一個靠譜和向上的美好未來。
中國媒體往往不可以全信，他們時常會成為浮誇的吹鼓手，報喜不報憂。將好的一面無限擴大，將壞的那一面殘忍隱藏。
全科醫生的問題很多，機遇也很多。這個選擇，不會是最好的選擇，但也不是糟糕的選擇。不要衝動得失去理智，但也不要悲觀到覺得抓了一手爛牌。
上一段僅代表我個人的立場。
全班有100多人，畢業時只有我一人選擇了當全科醫生。”屁股決定腦袋。在一篇媒體採訪的新聞中，“目前專科醫生對於轉崗到全科醫生的意願普遍不高，因為從收入水準來看，全科醫生相對更低一些。”一位元上海地區三甲醫院副院長直言。更低一些？當然是一句客套話。
市民潘璠投書《北京青年報》，稱因為優待全科醫生，實際更是方便乃至優待患者，特別是基層和偏遠地區罹患一般疾病的群眾。作者強調兩點——駐紮基層的醫生，看一般疾病。我相信，很多全科醫生看到這個定位，又要皺眉頭了，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行業隔閡，隔行如隔山。
2013年，廣東省衛生廳巡視員廖新波在《南方日報》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指出——全科醫生價值被低估。他分析，全科醫生直接關係到疾病的防控、民眾健康水準的提高和費用的合理控制，因而除了制度的保障之外，還要提高全科醫生的品質和全科醫生的收入。“赤腳醫生”和當今全科醫生的概念發生了質的變化，假如以過去的理念與今天的財力結合在一起，我們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赤腳醫生是當地工分值最高的這就是補償政策和考核制度了。如果制度偏差了，就會出現出勤不出力和造假的現象。他提醒，全科醫生的勞動價值如何衡量是很重要的。在美國，家庭醫生的收入應該說是比較低的，是三口之家平均年收入的2.5倍。舉個例子，賓夕法尼亞州的三口之家平均年收入是55006美元，那麼賓夕法尼亞州一個家庭醫生的年收入是14萬美元。中國呢?據衛生部的統計資料，北京市區的三口之家平均收入是65000元人民幣，北京市區的初級保健醫生的平均年收入達到2.5倍，也就是16萬元人民幣，事實上根本不能達到。可見，中國全科醫生的價值被低估了!（再提醒一下，16萬元是4年前的理想水準。）
即使時光到了2017年，廖新波依然不改初衷。他在某篇專欄文章中再次強調，政府應該給予全科醫生相應補貼，補貼程度不能低於一般公務員水準，甚至可以高過公務員水準。在國外，全科醫生的社會待遇都是處於中上水準，只有這樣家庭醫生才能做活，才能解決問題、留住人，讓他們覺得做家庭醫生是無上光榮。
蔡江南是中歐國際工商學院衛生管理與政策中心主任、經濟學客座教授，美國麻省衛生福利部衛生政策高級研究員。他對醫療現象的觀察總是專業而深刻，一針見血指出現象背後隱藏的病灶。
在中國全科醫生問題上，2012年，蔡江南就第一個提出——“全科醫生缺乏雙重吸引力，最重要的是缺乏工作價值。”中國全科醫生缺乏五個基本權利——首診權、處方權、檢查權、治療權、發展權，使得他們缺乏作為全科醫生的價值。
他指出，解決問題的根本對策，首先要使得全科醫生成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醫生，使其擁有更大的治療和醫療費用控制權，還要有職業發展的機會、合理的收入補償機制。首先，醫保要推行首診制，醫生的處方不受基本藥物限制，要建立獨立檢查中心；其次，治療權方面，全科醫生不應該承擔公共衛生職能；第三，發展權方面應提供科研、進修、晉升的機會；第四，收入方面，要醫生收入透明化，取消收支兩條線。
蔡江南認為，全科醫生的定義含有四個要素。首先，全科醫生是一個醫生。“全科醫生對病人沒有吸引力，是因為現在很多做法使得全科醫生慢慢變得不像醫生，他的臨床技能被抽掉了。”第二，全科醫生要有首診權。全科醫生最大的權威在於首診，如果沒有，全科醫生的力量就大大削弱了。第三，全科醫生在空間上的全面性，也就是說，全科醫生對病人不是針對某一個器官，而是對病人整體有一個瞭解，這和中醫傳統非常像。第四，時間上的連續性，全科醫生對病人不是一次性服務，而要有連續性的管理。“沒有以上四點要素，全科醫生就既沒有權利也沒有吸引力。”
終於聯想到，為什麼以前我在社區從事全科醫生，久不久，總會有一種被默默羞辱的感覺。但你又說不清楚它具體是什麼？ 這是一種對過去事物悄悄的、隱晦的否定和碾壓。過去舊模式培養的全科醫生不可信，以現在新規培的全科醫生為可靠，提升醫療品質其實就是醫生內部殘忍的淘汰。當下，在很多新聞媒體筆下，全科醫生群體成為老弱病殘的專門代名詞。
作為錯過全科規培的老全科醫生們，如果沒有編制，你會亞歷山大嗎？
有壓力的同樣包括新入行者。一位年輕女讀者，去年考取了全科醫學的研究生，但她顯得憂心忡忡，她覺得全科醫生不靠譜，害怕入錯行業,選錯職業。
儘管，從常識來判斷，這個國家很缺很缺全科醫生，新入行者趕上熊市，理應有一個靠譜和向上的美好未來。
中國媒體往往不可以全信，他們時常會成為浮誇的吹鼓手，報喜不報憂。將好的一面無限擴大，將壞的那一面殘忍隱藏。
全科醫生的問題很多，機遇也很多。這個選擇，不會是最好的選擇，但也不是糟糕的選擇。不要衝動得失去理智，但也不要悲觀到覺得抓了一手爛牌。
上一段僅代表我個人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