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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王紅茹｜北京報導
編輯：蔣莉莉
。 《報告》顯示， 2017 年， 北京大學校本部共有 2421 名畢業生與用人單位簽訂三方協定。 從簽約就業單位性質來看， 到各類企業就業的畢業生比例達到 52.34%（其中以國有企業為主， 占 30.44%， 民營企業占 11.90%， 三資企業占 8.84%）；到機關和其他事業單位工作的畢業生占簽約人數的 25.40%。
1月13日， 復旦大學發佈《復旦大學2017年度畢業生就業品質報告》， 結果與北京大學相似：按就業單位性質統計， 2017屆畢業生在各類企業（國有企業、民營企業、三資企業）就業的畢業生比例為67.34%。
如圖1統計顯示， 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的畢業生主要去向仍然是企業， 到機關和其他事業單位工作的比例相對穩定， 波動不大。
“國企用人數量相比機關單位大得多， 並不意味著公務員就不熱了。 公共機構有行政部門、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 國家機關每年的用人量也就是2萬左右， 大量的畢業生去向肯定還是國有企業、國有事業單位， 因為這兩個部門的用人量比較大。 此外， 到民營企業就業的畢業生人數也在增加。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不僅國家機關公務員熱沒有消退， 據竹立家調查所知， 在省城讀書之後到縣機關工作的大學生事實上非常多，
公務員辭職與薪酬有關？
一方面是公務員考試人數爆棚， 另一方面是公務員離職現象增多， 兩種現象在同一時段出現， 這一現象說明什麼？
在鄭州一家金融機構做期貨貿易的王先生， 一年前曾在河南一地級市的財稅系統工作。 他告訴記者， 自己是在大學畢業後考取的公務員， 之後仕途還比較順暢， 一路走到了單位中層領導職位。 但是， 在其位要謀其政， 他感覺自己所在的部門工作壓力很大， 幾乎每天都要加班， 再加上在體制內自身潛能發揮受影響，
這不是個案。 近幾年以來， 公務員離職變得越來越引人注目， 特別是一些地方官員的辭職在當地甚至全國都曾引起不小的轟動。
2013年7月， 四川瀘州古藺縣石寶鎮原副鎮長趙光華辭職；2014年11月， 湖南岳陽市平江原縣委書記田自力辭職；2015年3月， 國家發改委價格監督與反壟斷局法制工作處原副處長薛強加入美國一家律師事務所；2015年9月， 山東濟甯市原市長梅永紅辭職， 去了深圳一家做基因的民營科技公司；2016年， 80後博士貴州省遵義市鳳岡縣原常務副縣長吳奇淩辭職投身商海。
據媒體梳理統計顯示， 2013年至2016年8月期間， 全國已有36位“一行三會”官員離職下海， 涵蓋處長到副部級等各級別的官員， 以司級和處級幹部居多。
上述辭職的官員中， 山東濟甯市原市長梅永紅曾自曝“工資單”， 稱公務員工資低， 更引起了人們對公務員收入的關注。
胡祖虔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公務員辭職有各種具體原因， 有的是覺得在基層工資低， 有的認為工作壓力大， 還有的是因為行政生態的變化， 或者說從政受到的監督嚴、框框多， 有的危機感加強了。 從擇業看， 一部分公務員辭職以後選擇跨界經商， 自己創業；還有一部分選擇跳槽去了私企， 謀求高薪高職， 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出， 公務員本來就不是高薪職業。
隨著公務員辭職個案的曝光， 有人認為公務員已經不吃香了， 公務員這個“金飯碗”正在悄然褪色。
“事實並非人們想像得那麼誇張。
公務員辭職的原因眾多，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 薪酬確實成為公務員離職的主要原因之一。 此前有媒體進行的一項公務員離職調查顯示， 有超過七成的受調查者將公務員離職的原因歸於薪酬低和晉升空間狹窄。 因此， 有專家建議， 建立公務員正常的工資調整機制甚為必要。
竹立家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公務員薪酬制度是公務員制度完善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還要進一步推進，其增長應該與GDP的增長相適應，特別是基層公務員的薪酬福利增長更為重要。
“理論上講，公務員的工資每一年或者兩年都會上調一次，這樣做有益於穩定公務員隊伍。但是，對於公務員的工資改革，應該更加重視優化工資結構調整，應建立一套完整的工資增長機制，從而保證每一名公務員的工資都能夠得到合理增長。”竹立家說。
竹立家告訴《中國經濟週刊》記者，公務員薪酬制度是公務員制度完善的一個很重要的方面，還要進一步推進，其增長應該與GDP的增長相適應，特別是基層公務員的薪酬福利增長更為重要。
“理論上講，公務員的工資每一年或者兩年都會上調一次，這樣做有益於穩定公務員隊伍。但是，對於公務員的工資改革，應該更加重視優化工資結構調整，應建立一套完整的工資增長機制，從而保證每一名公務員的工資都能夠得到合理增長。”竹立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