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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現代社會， 技術無所不在， 既給我們帶來許多便利， 也讓我們對其產生深度依賴。 因此，
原文：新技術發展：人類“異化”症候乍現？
作者：北京外國語大學外國語言研究所教授 王馥芳
近年隨著人工智慧、大資料和虛擬實境等新技術的急速發展， 學界對新技術發展之于人類文化的解構性問題擔憂日盛。 伴隨著新技術對文化的漸進式解構， 人類的“異化”問題開始引起人文學者的強烈關注。 2017年伊始， 以色列歷史學家尤瓦爾·赫拉利的新書《未來簡史》出版， 更把對人類“異化”問題的思考提升到一個試圖以歷史分析為依據的新高度。 如果說21世紀之前， 人類的“異化”問題只是一個隱憂， 那麼， 到21世紀的今天，
人類“異化”問題：從隱憂變成近憂
人類的“異化”問題由來已久。 但在電腦商用技術快速發展之前， 其終究不過是我們的一個隱憂。 其從隱憂變成近憂是20世紀60、70年代的事情。 其時， 隨著機械化運動的推進以及電腦的商用趨勢開始顯現， 很多美國人開始對抗科技， 他們以冥想、成立公社或者回歸自然的方式逃避科技對生活的影響。 而人文學者則開始憂慮科技發展之于人性的解構問題。
美國存在心理學之父羅洛·梅是最早探討人性“異化”問題的學者之一。 他在其名著《權力與無知》中談到的“次人類”實質就是一類“異化人”。 他指出：“從心理學上講， 人們生活在次人類（subhuman,注：譯者將之譯為‘類人類’， 我將之譯為‘次人類’）層次的情境有無限多種。 ”在無限多種把人變成“次人類”的情境中， 羅洛·梅尤其關注暴力和無知與人性建構之間的關係。
羅洛·梅雖然提出了“次人類”的概念， 但是並未給出其定義。 從存在主義哲學出發， 筆者認為， 與“次人類”相對的概念當是“全人”。 “全人”本質上是一個理想化認知模型意義上的概念， 是一個在對人類最本質或者最本真特徵進行高度抽象和概括基礎之上獲取的一個理想化概念。 按照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的說法， “全人”當是一個未受到現代人所沾染的種種污穢所玷污的、冰封於人類“古老的早先”或者說“最初開端”之中的“未出生者”或者“未受孕育者”。 人類的純粹本質保留在這種“古老的早先”或者“最初的開端”之中。
相對於“全人”而言， “次人類”是“大地上的沉淪者”；是“現代文明病”患者；是“時代病”患者；是受到物質主義的誘惑而陷入物欲黑洞不能自拔的“物質人”；是生存空間受到多重擠壓而放棄精神堅守的“空殼人”；是被時代裹挾著漂流前行且放棄了獨立思考的隨大流者。 他們沾染了現代文明的種種不堪和污穢， 代表和凸顯了現代人日益墮落和腐敗的本質。 相較於“全人”終其一生向著“存在的本真居所”孜孜“漫遊”不停步，“次人類”終其一生甘於受其當下所處環境或情境的擠壓和操縱。
技術可以改變甚至建構社會和我們自身
從技術之於人類的“擺置性”角度而言，人類受其當下所處環境或情境的擠壓和操縱大致有兩種情況：
一是，基於自願交換基礎上的“被操縱”，即人類為了以最小的成本換取最大的利益，自願將自己的各種權力讓渡出去，以換取各種便利或者所需。比如，當我們在使用各種免費的互聯網資訊或者數位化服務的時候，我們實質是主動地把自己的隱私權力讓渡出去，以換取各種便利或所需。
二是，從“反操縱”一步步滑向“被操縱”。人類雖然自詡為“理性動物”，但可悲的是，人類本質上是“有限理性”而非“無限理性”動物。有鑑於此，人類無時不處在被其自身局限性擠壓或操縱的狀態之中。正因為如此，人類也無時不在思量如何突破自身理性局限而達到一個“自由理性”的狀態。在人類這種致力於突破自身“理性枷鎖”的不息努力中，技術素來是最為重要的力量推手。技術的發展幫助拓展或者說延展了人類的各種感覺感官能力，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在借助技術實現“反操縱”的過程中，卻也面臨被技術權力操縱的危險。
技術之所以對我們具有操縱性，關鍵在於技術本質上並非是一種客觀工具，而是一種權力。相對於國家和軍隊這種宏觀權力，“技術權力”是一種“軟權力”，是一種根植於技術運用或者技術信仰的、滲透於社會實踐主體之中的、可以被人們感知且無所不在的支配人體的技術力量。普通人談論技術的時候，多把它等同於工具、客體、手段、方法、信仰、追求和夢想等。當我們這樣談論技術的時候，我們實質是避重就輕。我們並未切中技術的本質或者要害。技術本質上是一種具有隱性操縱力的新型“軟權力”：技術可以改變，甚至建構生活、社會、世界和我們自身。
就權力的類型而言，技術權力是一種利他型的競爭性權力形式。利他型權力模式指的是：一種隨個體對他人之關愛而產生的、利他性的權力（如家長對孩子、友誼、愛情、教師對學生等）。技術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是利他性的，技術發展的動因多是希望憑藉技術力量給人類帶來便利、福利、希望和改變。而競爭型權力指的是：一個人反對另一個的權力（發生在學生、同事、商業對手之間）。這種權力是雙刃劍：一方面激發競爭雙方的活力和創造力；另一方面限制競爭雙方的視界（vision），導致狹隘性，並不斷縮小競爭雙方之間的社會共同體範圍。技術的競爭性有目共睹：在技術的世界裡，沒有最新，只有更新。作為利他型權力和競爭型權力的整合，我們可以把技術權力的本質概括為：一種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利他性基礎之上的競爭型權力形式。作為現代文明的助推器，技術權力這種新型權力類型的誕生和發展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具有很大的價值。
不能把獨立思考的能力讓渡給技術
根據《未來簡史》的觀點，21世紀人類的“異化”趨勢讓人不無憂慮：在未來，電腦演算法將取代人類的自由意志而成為人類的真正主宰。由此，人類將“異化”到足以毀滅其自身的境地：電腦演算法系統將人類解構為各種演算法的集合，由此，絕大部分人類將徹底喪失其自由意志而成為電腦演算法系統的奴隸。只有極少數社會精英能夠借助生物學技術將自己的基因進行編輯改造從而升級成為一種超人式的新物種，即所謂的“神人”。神人是定義電腦演算法的幕後控制人，是人類“異化”後能力最強的那部分人。
技術權力到底是如何導致人類“異化”的？技術自其誕生之日起，一直在不斷地耗損甚至是摧毀人類的原始生命力。羅洛·梅把“原始生命力”看成是一種“以全新的方式理解人類的生活與問題”的能力，“一種甚至比人們自身的生存需要更能控制他們的力量，用歌德的話說，是使人們敢於挑戰整個宇宙並與其對抗的力量”。原始生命力達到極致的是“全人”，而原始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蛻化或者減弱的則是“次人類”。人類的“異化”始於“原始生命力”的衰退。
技術到底是通過什麼方式不斷地耗損著我們的“原始生命力”呢？在筆者看來，人類對技術的日益深度依賴將最終導致我們的“原始生命力”不斷弱化。現代社會，技術無所不在。當技術被應用於各種生產和生活實踐之後，技術的形態就發生了變化，由複雜抽象的程式和計算或演算法變成了人類生活和社會實踐的一部分，技術由此被物化和實體化。技術一旦被物化或者實體化之後，技術表面上就成了現代人的“奴隸”。由於“技術奴隸”使用起來是如此得心應手並且能給我們帶來如此多的方便和便利，現代人遂慢慢對“技術奴隸”產生深度依賴。
“對於科技對人類意識所產生的影響，我們所瞭解的並不確切”（羅洛·梅）。但是，智慧手機正慢慢從很多方面改變我們的生活，甚至我們的性格，卻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羅洛·梅在其名著《權力與無知》中舉了一個軍官的例子以說明槍支對人類意識所產生的重要影響：“（軍官）說出門時若皮帶上沒有別著手槍，就感覺像沒有穿衣服一樣。”現代人對於智慧手機的依賴，又何嘗不是如此。很多人把手機比喻為人類的一個“移動器官”。技術物件一旦從日用品變身為人體的一個“移動器官”，技術之於我們就不僅僅是一種工具，而是一個具有思想主體性的技術主體，這個時候就是技術控制我們，而不是我們控制技術。當人類被技術權力隱性操縱的時候，人類的獨立思考能力勢必逐步減退，進而導致其“原始生命力”慢慢衰弱。而原始生命力的減弱是人類“異化”的肇始。
以下三種因技術所致的思維模式正在促使我們慢慢把獨立思考的能力讓渡給技術、資料和演算法：
（1）查詢性思維模式。隨著智慧手機以及各種應用型APP慢慢變成我們的日用品，人類正在養成一種新的思維習慣——查詢性思考。我們不但日益依賴網際網路搜索的查詢結果解決生活上的各種問題，如出外就餐的餐廳選擇、出行線路選擇、就醫時的醫生和醫院選擇、就讀學校的選擇以及入職行業和公司的選擇，等等，甚至有關一些人生大事，諸如是否該讀研、讀博？是否該結婚、生子？也有不少人開始依賴查詢結果作出決定。查詢性思維模式的日漸流行，意味著人類開始把獨立思考的能力讓渡給技術、資料和演算法。
（2）“指南化”思維模式。眾所周知，所有的技術或者科技產品都有詳細的使用指南。只要照著指南做，幸福生活似乎就是分分鐘的事情。基於技術產品指南的確定性，現代人開始炮製各種生活、工作指南，比如婚姻指南、交友指南、成功指南，等等。“指南化”思維模式的流行，意味著人類開始用程式或者流程代替獨立思考。
（3）標準化思維模式。社會發展到現今，標準化模式幾乎成了人類思維系統的最凸顯標誌之一。源於技術領域的標準化準則如今已經在社會管理、教育和人文這類“軟科學”領域大行其道。“標準化模式”本質上是對人類獨立思考能力的擠壓和排斥。
今天，上述三種思維模式已經在人類行為的方方面面留下了各種烙印。從存在主義哲學出發，當上述三種思維模式具有社會普遍性的時候，人類精神“漫遊”的源動力基本就消失殆盡了。而人類一旦喪失了精神“漫遊”的能力，其原始生命力也勢必衰弱殆盡。由此，大部分人類可能會如《未來簡史》所擔憂的那樣“異化”為“一無所用”的技術的“奴隸”！
探討新技術發展可能導致人類“異化”的主要目的在於提醒社會各界：新技術就像懸在我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我們要時刻謹防其掉落之後被其所傷。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53期第6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相較於“全人”終其一生向著“存在的本真居所”孜孜“漫遊”不停步，“次人類”終其一生甘於受其當下所處環境或情境的擠壓和操縱。技術可以改變甚至建構社會和我們自身
從技術之於人類的“擺置性”角度而言，人類受其當下所處環境或情境的擠壓和操縱大致有兩種情況：
一是，基於自願交換基礎上的“被操縱”，即人類為了以最小的成本換取最大的利益，自願將自己的各種權力讓渡出去，以換取各種便利或者所需。比如，當我們在使用各種免費的互聯網資訊或者數位化服務的時候，我們實質是主動地把自己的隱私權力讓渡出去，以換取各種便利或所需。
二是，從“反操縱”一步步滑向“被操縱”。人類雖然自詡為“理性動物”，但可悲的是，人類本質上是“有限理性”而非“無限理性”動物。有鑑於此，人類無時不處在被其自身局限性擠壓或操縱的狀態之中。正因為如此，人類也無時不在思量如何突破自身理性局限而達到一個“自由理性”的狀態。在人類這種致力於突破自身“理性枷鎖”的不息努力中，技術素來是最為重要的力量推手。技術的發展幫助拓展或者說延展了人類的各種感覺感官能力，這是不爭的事實。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在借助技術實現“反操縱”的過程中，卻也面臨被技術權力操縱的危險。
技術之所以對我們具有操縱性，關鍵在於技術本質上並非是一種客觀工具，而是一種權力。相對於國家和軍隊這種宏觀權力，“技術權力”是一種“軟權力”，是一種根植於技術運用或者技術信仰的、滲透於社會實踐主體之中的、可以被人們感知且無所不在的支配人體的技術力量。普通人談論技術的時候，多把它等同於工具、客體、手段、方法、信仰、追求和夢想等。當我們這樣談論技術的時候，我們實質是避重就輕。我們並未切中技術的本質或者要害。技術本質上是一種具有隱性操縱力的新型“軟權力”：技術可以改變，甚至建構生活、社會、世界和我們自身。
就權力的類型而言，技術權力是一種利他型的競爭性權力形式。利他型權力模式指的是：一種隨個體對他人之關愛而產生的、利他性的權力（如家長對孩子、友誼、愛情、教師對學生等）。技術的初衷在很大程度上是利他性的，技術發展的動因多是希望憑藉技術力量給人類帶來便利、福利、希望和改變。而競爭型權力指的是：一個人反對另一個的權力（發生在學生、同事、商業對手之間）。這種權力是雙刃劍：一方面激發競爭雙方的活力和創造力；另一方面限制競爭雙方的視界（vision），導致狹隘性，並不斷縮小競爭雙方之間的社會共同體範圍。技術的競爭性有目共睹：在技術的世界裡，沒有最新，只有更新。作為利他型權力和競爭型權力的整合，我們可以把技術權力的本質概括為：一種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利他性基礎之上的競爭型權力形式。作為現代文明的助推器，技術權力這種新型權力類型的誕生和發展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具有很大的價值。
不能把獨立思考的能力讓渡給技術
根據《未來簡史》的觀點，21世紀人類的“異化”趨勢讓人不無憂慮：在未來，電腦演算法將取代人類的自由意志而成為人類的真正主宰。由此，人類將“異化”到足以毀滅其自身的境地：電腦演算法系統將人類解構為各種演算法的集合，由此，絕大部分人類將徹底喪失其自由意志而成為電腦演算法系統的奴隸。只有極少數社會精英能夠借助生物學技術將自己的基因進行編輯改造從而升級成為一種超人式的新物種，即所謂的“神人”。神人是定義電腦演算法的幕後控制人，是人類“異化”後能力最強的那部分人。
技術權力到底是如何導致人類“異化”的？技術自其誕生之日起，一直在不斷地耗損甚至是摧毀人類的原始生命力。羅洛·梅把“原始生命力”看成是一種“以全新的方式理解人類的生活與問題”的能力，“一種甚至比人們自身的生存需要更能控制他們的力量，用歌德的話說，是使人們敢於挑戰整個宇宙並與其對抗的力量”。原始生命力達到極致的是“全人”，而原始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蛻化或者減弱的則是“次人類”。人類的“異化”始於“原始生命力”的衰退。
技術到底是通過什麼方式不斷地耗損著我們的“原始生命力”呢？在筆者看來，人類對技術的日益深度依賴將最終導致我們的“原始生命力”不斷弱化。現代社會，技術無所不在。當技術被應用於各種生產和生活實踐之後，技術的形態就發生了變化，由複雜抽象的程式和計算或演算法變成了人類生活和社會實踐的一部分，技術由此被物化和實體化。技術一旦被物化或者實體化之後，技術表面上就成了現代人的“奴隸”。由於“技術奴隸”使用起來是如此得心應手並且能給我們帶來如此多的方便和便利，現代人遂慢慢對“技術奴隸”產生深度依賴。
“對於科技對人類意識所產生的影響，我們所瞭解的並不確切”（羅洛·梅）。但是，智慧手機正慢慢從很多方面改變我們的生活，甚至我們的性格，卻是毋庸置疑的事實。羅洛·梅在其名著《權力與無知》中舉了一個軍官的例子以說明槍支對人類意識所產生的重要影響：“（軍官）說出門時若皮帶上沒有別著手槍，就感覺像沒有穿衣服一樣。”現代人對於智慧手機的依賴，又何嘗不是如此。很多人把手機比喻為人類的一個“移動器官”。技術物件一旦從日用品變身為人體的一個“移動器官”，技術之於我們就不僅僅是一種工具，而是一個具有思想主體性的技術主體，這個時候就是技術控制我們，而不是我們控制技術。當人類被技術權力隱性操縱的時候，人類的獨立思考能力勢必逐步減退，進而導致其“原始生命力”慢慢衰弱。而原始生命力的減弱是人類“異化”的肇始。
以下三種因技術所致的思維模式正在促使我們慢慢把獨立思考的能力讓渡給技術、資料和演算法：
（1）查詢性思維模式。隨著智慧手機以及各種應用型APP慢慢變成我們的日用品，人類正在養成一種新的思維習慣——查詢性思考。我們不但日益依賴網際網路搜索的查詢結果解決生活上的各種問題，如出外就餐的餐廳選擇、出行線路選擇、就醫時的醫生和醫院選擇、就讀學校的選擇以及入職行業和公司的選擇，等等，甚至有關一些人生大事，諸如是否該讀研、讀博？是否該結婚、生子？也有不少人開始依賴查詢結果作出決定。查詢性思維模式的日漸流行，意味著人類開始把獨立思考的能力讓渡給技術、資料和演算法。
（2）“指南化”思維模式。眾所周知，所有的技術或者科技產品都有詳細的使用指南。只要照著指南做，幸福生活似乎就是分分鐘的事情。基於技術產品指南的確定性，現代人開始炮製各種生活、工作指南，比如婚姻指南、交友指南、成功指南，等等。“指南化”思維模式的流行，意味著人類開始用程式或者流程代替獨立思考。
（3）標準化思維模式。社會發展到現今，標準化模式幾乎成了人類思維系統的最凸顯標誌之一。源於技術領域的標準化準則如今已經在社會管理、教育和人文這類“軟科學”領域大行其道。“標準化模式”本質上是對人類獨立思考能力的擠壓和排斥。
今天，上述三種思維模式已經在人類行為的方方面面留下了各種烙印。從存在主義哲學出發，當上述三種思維模式具有社會普遍性的時候，人類精神“漫遊”的源動力基本就消失殆盡了。而人類一旦喪失了精神“漫遊”的能力，其原始生命力也勢必衰弱殆盡。由此，大部分人類可能會如《未來簡史》所擔憂的那樣“異化”為“一無所用”的技術的“奴隸”！
探討新技術發展可能導致人類“異化”的主要目的在於提醒社會各界：新技術就像懸在我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我們要時刻謹防其掉落之後被其所傷。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53期第6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