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張悅然的這部小說是一部面對中國自身的歷史， 直面當代青年的思想觀念， 有著屬於自己的歷史觀、現實感和未來觀的一個文本。 她對於當代青年的書寫文化和閱讀文化而言， 是一個新的標杆和挑戰。
張悅然長篇小說《繭》研討會日前在中國作協召開。 中國作協副主席， 著名文學評論家李敬澤說， 很多年以後我們回頭看， 可能會發現過去的2016年， 中國文學正在經歷非常重要的變化， 我們這個時代對於文學、小說的想像域正在發生重要的調整， 而《繭》是在這期間出現的有代表性的、有指標意義的作品。
張悅然《繭》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6年8月
研討會由中國作協和人民文學出版社聯合主辦， 《繭》是由80後青年作家張悅然創作的長篇小說， 去年出版以來在讀者和評論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成為一個現象級作品。 李敬澤、胡平、張檸、梁鴻、張莉、楊慶祥等著名評論家均出席了研討會。
李敬澤說， 《繭》是2016年的一部很重要、很突出的作品。 “2016也許我們過一段時間再看， 還是有一些蠻重要的跡象， 諸如悅然、路內、葛亮等等這樣一批作家在文學閱讀中， 可以說站到了一線的位置。 說起來也不是多大的事， 但是放在中國文學、中國當代文學， 放在80年代以後這樣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來看， 我們確實正在經歷一些很重要的變化， 這種變化不僅僅是一般意義上的代際更替，
一代人的自我破繭
作為張悅然的長期讀者， 評論家張莉指出《繭》是其創作過程中的一部標誌性作品， “如果我們能夠把她一路的創作放在一起看的話， 就能夠感受到張悅然在《繭》中發生的巨大轉變， 也就能夠理解這位小說家怎樣自我設限、自我突破的。 ”她認為這部小說可以看作一代人的自我破繭， 重建了新一代青年歷史與自我的想像，
張莉指出， 與以往的作家對“文革”的書寫不同， 張悅然是逆流而上倒著往前寫， “張悅然在這部作品裡面找到屬於她的一個歷史挖掘機， 或者說寫作的挖掘機， 她通過這樣的寫作打開自我。 我們知道， 80後特別強調的是個人， 但是這次她在作品裡面把“我”和“個人”的理解力打開，
張悅然長篇小說《繭》研討會在中國作協召開
處理歷史的方式和50後作家完全不同
張悅然早期的創作被一些人認為是青春小說， 但是梁鴻認為卻有其積極的一面， “在中國的生活裡面， 個人還是未充分發育的一個人， 從來沒有發育過， 還不是充分發育， 我們還沒有個人， 或者說我們的個人是沒有完成的。 而80後這代作家他們把個人的內心， 不管以什麼樣的方式做了充分的呈現。 但是這個個人又有問題。 悅然在《繭》裡面， 她確實在處理個人的問題， 什麼是真正的個人？當一個作家拿起筆寫你自己的時候，
梁鴻指出， 這也是這一代年輕寫作者和老一輩作家對待歷史完全不同的視角， “她在追溯歷史、上溯歷史， 其實也是在歷史中尋找個人的定位， 至於歷史到底是什麼， 可能還沒有那麼重要， 這可能是跟50後作家特別不一樣的地方， 50後作家寫歷史本身， 我是被歷史裹脅進去， 但是年輕一代作家歷史為我所用， 我把歷史用在我的視角之下， 這是非常大的不一樣。 ”
《繭》是一個新的標杆和新的挑戰
張檸也認為《繭》是一部風格獨特的成長小說，“我們現在不大提成長小說，因為它是18世紀的東西，但是實際上每個時代都有它自身的成長故事，所以必須涉及到歷史，這樣的話就涉及到張悅然這個小說跟歷史記憶之間的關係，語言非常綿密，記憶非常獨特，語言的流暢感非常好。”
這樣的敘述讓他想到了普魯斯特對於青春年華的寫法，“普魯斯特的小說是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文學史的特殊節點上產生的，他要處理的問題不僅僅是個人記憶，也不僅僅是說他的文學性，還有文學史的意義。他的文學史的意義在於，文學對於歷史的總體性破碎之後怎麼辦，他要處理這個問題。他認為通過個人的記憶的整合，可以重建一種新的屬於個人經驗的完整性，所以歷史過去本身是否真實並不重要，而是在於文本本身重構了。張悅然是有重構完整性的意義，我們任何時代當下的歷史都是碎片，怎麼讓這個碎片整合在一個完整的敘事鏈條和結構裡面，這是講故事非常重要的一個任務。”
對於上輩歷史的追溯和理解，也有評論家表示還不夠深刻，部分細節可以更好，張檸有不同看法，“《繭》的歷史記憶，不是像一般的歷史小說那樣，好像自己身在歷史之中，或者假定自己從高處往下看，能夠穿透現實到遙遠的過去，20世紀的歷史小說已經不再這樣，只有大眾的歷史讀物才那樣寫，好像自己在歷史之中，偽造一種歷史現場感。張悅然的小說不是，她對於歷史的記憶非常謹慎，所以她一直在糾結要不要說這些事情，我怎麼說。對歷史記憶本身的嚴肅態度以及她的猶豫不決，都完全融合在她整個敘事過程之中。”
張悅然在《繭》分享會現場
“張悅然的這部小說是一部面對中國自身的歷史，直面當代青年的思想觀念，有著屬於自己的歷史觀、現實感和未來觀，同時又充分吸收了人文主義傳統的一個文本。她對於當代青年的書寫文化和閱讀文化而言，是一個新的標杆和新的挑戰。”張檸說，當然這部作品有自己的問題，但是只能靠時間去解決，而不是作家此時此刻的才能，“當你可以不考慮形式的時候，直接開始講述的時候，那時候你就成熟了，但是那時候也是很悲哀的。”
最動人的地方不是文革，而是由此帶出的生活實感
楊慶祥則指出，很多人都談到了歷史，但是這部作品的核心不僅僅在此，“張悅然最終處理的不僅僅是歷史問題，她處理的是一個生活問題。我甚至覺得這本書是一本陪伴的書。這個小說最動人的地方、最綿密的地方不是文革，也不是釘子，而是由這裡帶出來的生活實感，因為歷史是有變化歷史是有觀念的，但是生活不是，生活永遠在那裡，我們可以不理解歷史，但是我們必須面對每天的日常生活。”
對於小說的結構和語言，評論家們也給與了好評，胡平說，“她的文字不像過去那麼透明，不那麼宣洩，比較沉穩、含蓄，有弦外之音了。”張莉表示閱讀這部作品的過程非常沉浸，“作品沉穩扎實、元氣淋漓，有理解力，而且從語言的表達和文字的表述上面也能夠感覺出來作者的用心，能夠給人文學的和美的愉悅，它是一個有穿透力、有光澤的作品。”
歷史像一道光，只有打在人的身上，才能感到光的存在
在研討會的最後，張悅然除了表示感謝，也回應了大家對作品的一些疑問，比如有人提到小說最後部分的混亂，沒有一個絕對的向心力，張悅然說，“我的一個漢學家朋友也提過類似的意見，他出於特別現實的考慮，哪怕對外國的讀者和評論者來說，他們也會認為這個事情應該有一個絕對的向心力，這個向心力可能就是文革的那個事件。但是我會覺得，這個小說主要寫的並不是那段歷史和那個現場，後半部分的散它的意義可能在於這些孩子需要繼續往前走，他們需要他們的成長，而這個成長有可能是錯誤的，有可能是迷途，有可能是饑轆，但是很重要的是他們要往前走，這種必須往前走，這種離心的東西是需要的，這種混亂的東西是需要的。”
在張悅然的很多小說中都出現過動物的意象，在《繭》最初的寫作中，也有一隻狐狸，但是後來消失了，張悅然說，“狐狸的存在反映了我在寫作過程中把歷史特別渴望具像化的焦慮，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意識到，歷史更像是一道光，它只有打在一個人的身上，我們才能感覺到光的存在，如果去掉這個人，這個光我們沒有辦法去言說它。所以狐狸的消失反倒使人物獲得很大的自由，他們可以向他們自己應該去的方向奔跑，不再受到任何的束縛，到後來的時候他們的個人意志變得越來越強。到了小說結尾，男孩和女孩站在十字路口的時候，幫助程恭做人生重大選擇的，一定不是他對歷史的思考，也許就是等著他吃的熱騰騰的炸醬麵，這就是生活的意義最偉大吧。”
張檸也認為《繭》是一部風格獨特的成長小說，“我們現在不大提成長小說，因為它是18世紀的東西，但是實際上每個時代都有它自身的成長故事，所以必須涉及到歷史，這樣的話就涉及到張悅然這個小說跟歷史記憶之間的關係，語言非常綿密，記憶非常獨特，語言的流暢感非常好。”
這樣的敘述讓他想到了普魯斯特對於青春年華的寫法，“普魯斯特的小說是在一個非常特殊的文學史的特殊節點上產生的，他要處理的問題不僅僅是個人記憶，也不僅僅是說他的文學性，還有文學史的意義。他的文學史的意義在於，文學對於歷史的總體性破碎之後怎麼辦，他要處理這個問題。他認為通過個人的記憶的整合，可以重建一種新的屬於個人經驗的完整性，所以歷史過去本身是否真實並不重要，而是在於文本本身重構了。張悅然是有重構完整性的意義，我們任何時代當下的歷史都是碎片，怎麼讓這個碎片整合在一個完整的敘事鏈條和結構裡面，這是講故事非常重要的一個任務。”
對於上輩歷史的追溯和理解，也有評論家表示還不夠深刻，部分細節可以更好，張檸有不同看法，“《繭》的歷史記憶，不是像一般的歷史小說那樣，好像自己身在歷史之中，或者假定自己從高處往下看，能夠穿透現實到遙遠的過去，20世紀的歷史小說已經不再這樣，只有大眾的歷史讀物才那樣寫，好像自己在歷史之中，偽造一種歷史現場感。張悅然的小說不是，她對於歷史的記憶非常謹慎，所以她一直在糾結要不要說這些事情，我怎麼說。對歷史記憶本身的嚴肅態度以及她的猶豫不決，都完全融合在她整個敘事過程之中。”
張悅然在《繭》分享會現場
“張悅然的這部小說是一部面對中國自身的歷史，直面當代青年的思想觀念，有著屬於自己的歷史觀、現實感和未來觀，同時又充分吸收了人文主義傳統的一個文本。她對於當代青年的書寫文化和閱讀文化而言，是一個新的標杆和新的挑戰。”張檸說，當然這部作品有自己的問題，但是只能靠時間去解決，而不是作家此時此刻的才能，“當你可以不考慮形式的時候，直接開始講述的時候，那時候你就成熟了，但是那時候也是很悲哀的。”
最動人的地方不是文革，而是由此帶出的生活實感
楊慶祥則指出，很多人都談到了歷史，但是這部作品的核心不僅僅在此，“張悅然最終處理的不僅僅是歷史問題，她處理的是一個生活問題。我甚至覺得這本書是一本陪伴的書。這個小說最動人的地方、最綿密的地方不是文革，也不是釘子，而是由這裡帶出來的生活實感，因為歷史是有變化歷史是有觀念的，但是生活不是，生活永遠在那裡，我們可以不理解歷史，但是我們必須面對每天的日常生活。”
對於小說的結構和語言，評論家們也給與了好評，胡平說，“她的文字不像過去那麼透明，不那麼宣洩，比較沉穩、含蓄，有弦外之音了。”張莉表示閱讀這部作品的過程非常沉浸，“作品沉穩扎實、元氣淋漓，有理解力，而且從語言的表達和文字的表述上面也能夠感覺出來作者的用心，能夠給人文學的和美的愉悅，它是一個有穿透力、有光澤的作品。”
歷史像一道光，只有打在人的身上，才能感到光的存在
在研討會的最後，張悅然除了表示感謝，也回應了大家對作品的一些疑問，比如有人提到小說最後部分的混亂，沒有一個絕對的向心力，張悅然說，“我的一個漢學家朋友也提過類似的意見，他出於特別現實的考慮，哪怕對外國的讀者和評論者來說，他們也會認為這個事情應該有一個絕對的向心力，這個向心力可能就是文革的那個事件。但是我會覺得，這個小說主要寫的並不是那段歷史和那個現場，後半部分的散它的意義可能在於這些孩子需要繼續往前走，他們需要他們的成長，而這個成長有可能是錯誤的，有可能是迷途，有可能是饑轆，但是很重要的是他們要往前走，這種必須往前走，這種離心的東西是需要的，這種混亂的東西是需要的。”
在張悅然的很多小說中都出現過動物的意象，在《繭》最初的寫作中，也有一隻狐狸，但是後來消失了，張悅然說，“狐狸的存在反映了我在寫作過程中把歷史特別渴望具像化的焦慮，但是在這個過程中我意識到，歷史更像是一道光，它只有打在一個人的身上，我們才能感覺到光的存在，如果去掉這個人，這個光我們沒有辦法去言說它。所以狐狸的消失反倒使人物獲得很大的自由，他們可以向他們自己應該去的方向奔跑，不再受到任何的束縛，到後來的時候他們的個人意志變得越來越強。到了小說結尾，男孩和女孩站在十字路口的時候，幫助程恭做人生重大選擇的，一定不是他對歷史的思考，也許就是等著他吃的熱騰騰的炸醬麵，這就是生活的意義最偉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