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的基礎是收集資料， 有資料才有可能出貨， 沒有資料便不出貨。 司馬遷能夠撰寫彪炳千古的《史記》， “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便是其堅實的資料前提。 資料收集之難， 非親歷者莫敢知。 李延壽撰《南史》《北史》， 在史館“私為抄錄， 一十六年”， 沒有超乎尋常的毅力絕難成就其事。 可是， 有了充分的資料積累， 在實際研究與撰述時如何迅捷地找到所需史料， 又成為令史學家頭疼的另一道難題。 資料積累想“富”， 資料查找想“速”， 兩者之間存在難以彌合的矛盾。 但在大資料時代， 資訊技術的發展徹底解決了這一難題。
海量存儲和快捷檢索是大資料的兩個重要技術特徵， 其外在表現形態就是各種各樣的資料庫。 正因為如此， 加強資料庫建設成為當前史學界利用大資料來推動歷史研究的焦點。 大資料離不開資料庫， 但大資料卻不是簡單地等同於資料庫。 如果我們利用當代資訊技術把有限的歷史資料資料庫化就稱之為利用大資料開展歷史研究， 那麼， 所謂大資料的新瓶裡裝的還是傳統思維的舊酒。 事實上， 大資料時代的到來正在推動一場影響深遠的思維革命。
作為極其古老的認識活動， 史學一直是人類實現自我認知、達致群體認同的重要途徑。 在文字尚未發明的原始社會末期， 隨著部族聯合體及早期民族的出現， 大型史詩隨之創生並廣泛傳誦， 與神話一道建構群體內部的認同， 從而維繫了較大規模人類社會組織的存在與發展， 並最終促成文明時代的到來。 進入文明時代之後， 史學更是在促成民族認同、價值認同、文化認同等方面發揮著積極的社會作用。 司馬遷在《史記》中建構了以黃帝為中華民族共同祖先的起源話語體系，
大敘事需要宏大的形式和時空， 但這兩者都非其本質。 大敘事之“大”， 主要體現在史學家的人文情懷上。 希羅多德撰寫《歷史》， 兼記希臘人和異邦人的豐功偉績， 藉此頌揚乃至炫耀人類作為一個整體曾經煥發出的勇氣和榮光。 司馬遷撰寫《史記》， 更有著“究天人之際， 通古今之變”的宏大抱負。 經典之為經典， 除其事實詳核外， 更在於其文字之中處處滲透著對於人類命運的悲憫和關懷。 中西兩大歷史學之父早在兩千多年前，就為史學家樹立了偉大的人文情懷標杆。大資料時代，凡一切能夠量化的學術技能，都有可能由資訊技術全部或部分代勞，唯有人文情懷是人類主體性的最後營壘，技術無法染指。作為一門思考人類自身的人文學科，史學必須警惕資訊技術的廣泛運用所導致的工具性話語霸權。如果不想失去在本學科領域的話語權，史學家就必須借助大敘事高揚人文情懷。唯大情懷者才能駕馭好大資料、利用好大資料，書寫出真正關注人類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偉大敘事。
（作者為吉林大學教授）
責編：王煜
中西兩大歷史學之父早在兩千多年前，就為史學家樹立了偉大的人文情懷標杆。大資料時代，凡一切能夠量化的學術技能，都有可能由資訊技術全部或部分代勞，唯有人文情懷是人類主體性的最後營壘，技術無法染指。作為一門思考人類自身的人文學科，史學必須警惕資訊技術的廣泛運用所導致的工具性話語霸權。如果不想失去在本學科領域的話語權，史學家就必須借助大敘事高揚人文情懷。唯大情懷者才能駕馭好大資料、利用好大資料，書寫出真正關注人類過去、現在與未來的偉大敘事。（作者為吉林大學教授）
責編：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