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研究歷史的興趣和目的， 一是要獲得歷史的真相， 厘清歷史發展的脈絡， 這是從事歷史研究的基本任務；二是要總結歷史上人們從事各種活動的得失成敗、經驗教訓， 探尋歷史發展的規律， 以供今人和後人參考， 這是歷史研究的又一重要任務。 這就決定了歷史研究大都會涉及古今關係， 需要處理好“師古”（稽古）與“隨時”（從時）的辯證統一關係。 考察我國史學對古今關係的認識與處理， 對於深入認識歷史研究的本質、推進新時代我國史學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重視古今關係是我國史學的優良傳統
早在西漢時期， 司馬遷就說過：“居今之世， 志古之道， 所以自鏡也， 未必盡同。 ”這幾句話說到了“古”， 說到了“今”， 也說到了“用”即“自鏡”。 這是我國史學家對古今關係的較早論述。 在司馬遷看來， “古”是“今”的“鏡子”， 可據此總結經驗教訓。 這顯然是著眼於事功。
唐代史學家劉知幾著眼於歷史撰述提出問題， 他在《史通·題目》中講到魏晉南北朝至隋代學人對其歷史撰述所用書名常以先秦文獻命名時批評道：“此又好奇厭俗， 習舊捐新， 雖得稽古之宜， 未達從時之義。 ”在劉知幾看來， 魏晉南北朝至隋的這些史學家所撰寫的史書， 多可以“史”名書， 大可不必套用“春秋”“尚書”“志”“典”這些先秦典籍的名稱。 他說的“雖得稽古之宜， 未達從時之義”， 意思是說沒有做到“稽古”與“從時”的協調。
那麼， 怎樣才稱得上是真正的“稽古”呢？劉知幾以《東觀漢記》與唐修《晉書》為例， 讚賞《東觀漢記》把那些擁有地方武裝勢力但並未建立政權者的事蹟記入史冊但與一般傳記相區別的創舉， 並贊同唐初史學家重撰《晉書》時以“載記”形式把十六國史事寫入晉史， 認為這是唐初史學家“擇善而行， 巧于師古”的做法， 肯定了這樣的“稽古”之舉。
劉知幾反對表面上的“稽古”， 更反對刻意“示其稽古”的做法。 他在《史通·言語》中指出， 魏晉南北朝時期有些史學家著史， 在語言表述上存在“怯書今語， 勇效昔言”的傾向， 以致造成“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 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的不良文風。
劉知幾批評刻意“以示稽古”與一味“取葉隨時”的偏頗， 指出把“稽古”與“隨時”割裂開來的危害， 這當然是對的， 但缺少進一步的分析。 清代史學家章學誠對此進一步作了學理上的闡發。 他對於“先聖遺言”“時王之制度”與“國家之用”的關係， 對於“好古”與“當代”、“掌故”與“經術”的關係等， 作了全面分析。 章學誠的分析可以概括為三點認識：首先， 他強調“時王之制度”， 在“當代”與“好古”的問題上更看重“當代”， 但他並不否認“先聖遺言”的重要和“經術”的地位；其次， 他明確指出“士大夫之學問文章”應當“足備國家之用”， 不贊成“無當於實用”的“經術”；再次，
章學誠進而對“隨時”與“好古”的內在辯證關係作了論述， 指出：“夫三王不襲禮， 五帝不沿樂。 不知禮時為大， 而動言好古， 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故當代典章， 官司掌故， 未有不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 而學者昧于知時， 動矜博古， 譬如考西陵之蠶桑， 講神農之樹藝， 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 ”這一段論述， 對“好古”“隨時”作了進一步解釋， 凸顯了章學誠思考之深及其思維的辯證色彩， 而對於“昧于知時， 動矜博古”之人的諷刺可謂入木三分。
自司馬遷提出“通古今之變”的命題後， 除了史學家進行深入探討，
古今關係也是政治領域的重要命題
史學家提出的古今關係問題是否具有廣泛意義呢？回答這一問題， 需要考察這方面思想在政治領域的表現。 這裡不討論具體的政治活動， 而以杜佑所撰《通典》為例分析政治領域的“治道”是如何處理“師古”與“隨時”、“古”與“今”的關係。
唐代史學家杜佑所撰《通典》是一部論述歷代制度史的著作，實際涉及政治領域的“治道”。杜佑友人李翰在為《通典》所作的序文中寫道：“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群迷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辯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于文學，可為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這一段話，作者從政治實踐的角度把“師古”與“隨時”的關係及其出發點和預期目的都講到了，而且分析得極為透徹。出發點是“經邦”“致用”，預期目的是“施于文學，可為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即有用於世。至於怎樣處理“師古”與“隨時”的關係，則從兩個方面著眼，一是著眼於理論，即“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二是著眼於實踐，即“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在這裡，無論是從理論來看，還是從實踐來看，都兼顧“古”與“今”的關係，實質上是如何看待和處理古今關係。
李翰序文最後強調說，對於《通典》，他是“頗詳旨趣，而為之序”的。那麼，他在序文中所論述的這些道理，果真符合杜佑及其《通典》的“旨趣”嗎？對此，我們可以將杜佑的思想和言論概括為三個方面作出回答：第一，杜佑在《通典》自序中明確寫道：“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這是說明撰述材料的來源和撰述的目的。第二，杜佑在《上〈通典〉表》中指出：一則以往經典多是“記言”，“罕存法制”；二則“歷代眾賢著論，多陳紊失之弊，或闕匡救之方”；而“周氏典禮”以下的歷代制度，應加以“研尋”，因為“往昔是非，可為來今龜鏡”。這是指出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缺憾，強調歷代制度的重要性及其可以借鑒的價值，亦即李翰所說的包含著“師古”與“隨時”的價值。第三，杜佑在《進〈理道要訣〉表》中進一步明確指出：作為《通典》縮寫本的《理道要訣》的宗旨，是“詳古今之要，酌時宜可行”。這兩句話與杜佑《通典》自序所說是一致的，道出了李翰所說“經邦”“致用”的具體途徑，也是對“師古”與“隨時”關係的最好概括。
應當強調的是，在李翰序文說的“致用”“經邦”“立事”“師古”“隨時”這一思維邏輯中，“立事”當是關鍵。只因有了“事”，“致用”“經邦”才不會流於空談；又因恰當地處理好“師古”與“隨時”的關係，“事”才可能落到實處。在杜佑思想及其所著《通典》中，這個“事”就是“法制”“政經”，也就是“理道”（即“治道”）的內容及其邏輯體系。
《通典》問世900多年後，清朝乾隆皇帝為重刻《通典》寫了一篇序文。這篇序文也說到“學於古訓”，說到“斟酌古今”，說到“經國之良模”等，這是後世政治人物的認識。由此可見，在政治領域，如何處理古今關係也是一個重要命題。
會通古今才能有用於世
中國古代學人討論的“師古”與“隨時”或“稽古”與“從時”，都與古今關係相聯繫。清代思想家、詩人龔自珍說得好：“欲知大道，必先為史”。他說的“大道”可理解為“今”，他說的“史”可理解為“古”，二者的關係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大道”上。換言之，史學之所以有用，就是因為它有益於今人知曉“大道”。今天，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推進新時代我國史學發展，仍然需要處理好古今關係，在會通古今中讓人們知曉“大道”，使史學有用於世。
歷史在不斷發展，時代在不斷前進，這決定了歷史活動的主體及其活動的內容都會發生很大變化。今天，如何處理古今關係仍然是歷史研究中的重大命題。中國擁有十分悠久的歷史、擁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今天的人們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去認識過往的歷史和文化，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從過往的歷史和文化中尋求經驗和智慧為現實所用。當然，處於不同時代的人，都會有自身的歷史觀、價值觀以及對於社會治理的種種訴求。概而言之，每一時代的人都面臨著“師古”與“隨時”的問題，都需要處理好古今關係，只是具體的形勢和情況有所不同罷了。當前，我們正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知識界、理論界、學術界都需要對“師古”與“隨時”、古今關係這一老問題進行新思考，以更好激發中華民族的奮鬥精神、創造才能。
舉例來說，怎樣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就是新時代的一個重大課題。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尤其需要處理好古今關係。古今關係處理好了，才能自信地、有效地在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也才能體現當代中國學術經世致用新的生命力和遠大前景。為了處理好古今關係，有必要通過對相關學術史的回顧揭示文化演進中的辯證關係及其主要問題。第一，如何認識古今關係。這裡說的古今關係不只是認識到古今有所聯繫，還要認識到“古”中有哪些優秀的東西適合於“今”，能夠為今所用。第二，正因為如此，所以人們對於“今”的認識就成了認識古今關係中極為重要的部分。只有全面地、深刻地認識“今”，才可能判斷、選擇“古”中那些適用於“今”、有用於“今”的優秀成果。在這裡，人們的時代感和歷史感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第三，對於“古”和“今”以及古今關係的認識，關鍵在於落實到“用”，即挖掘存在于“古”而有用於“今”的優秀成果，使其在當代文化建設和現代社會生活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作者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責編：王煜
而以杜佑所撰《通典》為例分析政治領域的“治道”是如何處理“師古”與“隨時”、“古”與“今”的關係。唐代史學家杜佑所撰《通典》是一部論述歷代制度史的著作，實際涉及政治領域的“治道”。杜佑友人李翰在為《通典》所作的序文中寫道：“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群迷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辯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于文學，可為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這一段話，作者從政治實踐的角度把“師古”與“隨時”的關係及其出發點和預期目的都講到了，而且分析得極為透徹。出發點是“經邦”“致用”，預期目的是“施于文學，可為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即有用於世。至於怎樣處理“師古”與“隨時”的關係，則從兩個方面著眼，一是著眼於理論，即“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二是著眼於實踐，即“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在這裡，無論是從理論來看，還是從實踐來看，都兼顧“古”與“今”的關係，實質上是如何看待和處理古今關係。
李翰序文最後強調說，對於《通典》，他是“頗詳旨趣，而為之序”的。那麼，他在序文中所論述的這些道理，果真符合杜佑及其《通典》的“旨趣”嗎？對此，我們可以將杜佑的思想和言論概括為三個方面作出回答：第一，杜佑在《通典》自序中明確寫道：“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這是說明撰述材料的來源和撰述的目的。第二，杜佑在《上〈通典〉表》中指出：一則以往經典多是“記言”，“罕存法制”；二則“歷代眾賢著論，多陳紊失之弊，或闕匡救之方”；而“周氏典禮”以下的歷代制度，應加以“研尋”，因為“往昔是非，可為來今龜鏡”。這是指出以往研究中存在的缺憾，強調歷代制度的重要性及其可以借鑒的價值，亦即李翰所說的包含著“師古”與“隨時”的價值。第三，杜佑在《進〈理道要訣〉表》中進一步明確指出：作為《通典》縮寫本的《理道要訣》的宗旨，是“詳古今之要，酌時宜可行”。這兩句話與杜佑《通典》自序所說是一致的，道出了李翰所說“經邦”“致用”的具體途徑，也是對“師古”與“隨時”關係的最好概括。
應當強調的是，在李翰序文說的“致用”“經邦”“立事”“師古”“隨時”這一思維邏輯中，“立事”當是關鍵。只因有了“事”，“致用”“經邦”才不會流於空談；又因恰當地處理好“師古”與“隨時”的關係，“事”才可能落到實處。在杜佑思想及其所著《通典》中，這個“事”就是“法制”“政經”，也就是“理道”（即“治道”）的內容及其邏輯體系。
《通典》問世900多年後，清朝乾隆皇帝為重刻《通典》寫了一篇序文。這篇序文也說到“學於古訓”，說到“斟酌古今”，說到“經國之良模”等，這是後世政治人物的認識。由此可見，在政治領域，如何處理古今關係也是一個重要命題。
會通古今才能有用於世
中國古代學人討論的“師古”與“隨時”或“稽古”與“從時”，都與古今關係相聯繫。清代思想家、詩人龔自珍說得好：“欲知大道，必先為史”。他說的“大道”可理解為“今”，他說的“史”可理解為“古”，二者的關係最終還是要落實到“大道”上。換言之，史學之所以有用，就是因為它有益於今人知曉“大道”。今天，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推進新時代我國史學發展，仍然需要處理好古今關係，在會通古今中讓人們知曉“大道”，使史學有用於世。
歷史在不斷發展，時代在不斷前進，這決定了歷史活動的主體及其活動的內容都會發生很大變化。今天，如何處理古今關係仍然是歷史研究中的重大命題。中國擁有十分悠久的歷史、擁有博大精深的文化，今天的人們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去認識過往的歷史和文化，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從過往的歷史和文化中尋求經驗和智慧為現實所用。當然，處於不同時代的人，都會有自身的歷史觀、價值觀以及對於社會治理的種種訴求。概而言之，每一時代的人都面臨著“師古”與“隨時”的問題，都需要處理好古今關係，只是具體的形勢和情況有所不同罷了。當前，我們正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鬥，知識界、理論界、學術界都需要對“師古”與“隨時”、古今關係這一老問題進行新思考，以更好激發中華民族的奮鬥精神、創造才能。
舉例來說，怎樣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就是新時代的一個重大課題。堅持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尤其需要處理好古今關係。古今關係處理好了，才能自信地、有效地在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中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也才能體現當代中國學術經世致用新的生命力和遠大前景。為了處理好古今關係，有必要通過對相關學術史的回顧揭示文化演進中的辯證關係及其主要問題。第一，如何認識古今關係。這裡說的古今關係不只是認識到古今有所聯繫，還要認識到“古”中有哪些優秀的東西適合於“今”，能夠為今所用。第二，正因為如此，所以人們對於“今”的認識就成了認識古今關係中極為重要的部分。只有全面地、深刻地認識“今”，才可能判斷、選擇“古”中那些適用於“今”、有用於“今”的優秀成果。在這裡，人們的時代感和歷史感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第三，對於“古”和“今”以及古今關係的認識，關鍵在於落實到“用”，即挖掘存在于“古”而有用於“今”的優秀成果，使其在當代文化建設和現代社會生活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
（作者為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責編：王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