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外部環境轉好、經濟下行壓力減弱和輿論對經濟增速寬容度提高， 現在正處於化解累積泡沫和風險、解決體制機制問題、用改革促進高品質發展的轉折關口
《財經》記者 周哲/文 王延春/編輯
淡化對GDP增速的關注正在成為宏觀經濟的評價趨勢。 2018年被經濟學家視為高品質發展元年， 但問題隨之而來， 新的宏觀經濟評價體系和指標如何搭建？2017年底十九大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高品質發展”， 給出了新的答案。
中國經濟在十八大期間實現了年均7.1％的經濟增速， 打破了各界對“硬著陸”的擔憂， 應對可能出現的經濟失速的階段已經安然度過， 2017年中國經濟大概率會交出超過預期的成績單。
現在已經來到了一個更新的起點，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對此總結為， “中國經濟已經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品質發展階段”。 什麼是高品質發展， 怎麼樣實現高品質發展，
經濟轉折關口
為什麼此時提出高品質發展？國家資訊中心經濟預測部主任、首席經濟學家祝寶良的表述， 代表了多位被採訪專家的想法：“世界經濟好起來給了我們喘息的機會， 未來三年不用太擔心外需， 我們有很好的時間視窗， 千萬不要錯過。 ”要抓緊利用這三年的時間視窗期， 用更大的力氣解決宏觀機制問題。
2017年全年GDP增速達到6.9％， 高於2016年全年增速6.7％0.2個百分點。 在形容2017年增速時， 國家統計局認為“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 四大宏觀指標都是穩中向好， 好於預期。
但過去兩三年經濟增速的穩定， 離不開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對需求的刺激， 這個過程中累積了大量的泡沫和風險， 隨著外部環境轉好、經濟下行壓力減弱和輿論對經濟增速寬容度的提高， 現在這個時間正處在化解累積的泡沫和風險、解決體制機制問題、用改革促進高品質發展的轉折關口。
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副主任潘建成提醒， “大家經常說‘超預期’說明原來沒想到， 沒想到的因素裡面， 哪些是讓我們喜出望外的，
潘建成認為2017年中國經濟超預期背後主要有六個因素的推動， 消費、經濟新動能、出口、基建、房地產去庫存、 PPI帶動的庫存週期和利潤增長。
這六個因素裡面， 消費的貢獻增強， CPI中服務的價格漲幅超過商品的價格漲幅， 體現了消費結構的升級， 從這個角度說這是積極的超預期因素。 但也要注意， 2017年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9.1％， 比去年高了約1個百分點， 但全國居民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增長7.4％， 比去年低了約1個百分點》的實施， 研究與開發支出正被逐步納入中國的GDP核算。 根據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程實的測算， 2001年至2015年， 修正後的中國實際GDP比修正前年均上調0.05個百分點，
東方金誠研究發展部副總經理王青對記者分析， 高品質發展的一套指標體系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比起衡量經濟增長的指標， 目前在衡量發展品質方面的指標非常不足， 準確性也很欠缺。 他認為可以把就業作為一個抓手， 包括真實失業率和勞動參與率。
據悉， 近些年全年城鎮新增就業都穩定在1300萬人左右， 每年中國都提前完成就業目標。 城鎮登記失業率在2002年至2016年都維持在4％至4.3％區間。
2017年前三季度城鎮登記失業率是3.95％， 屬15年來首次跌破4％。
王青建議， 在環保方面可以用綠色GDP和綠色發展指數來衡量。 金融防風險方面可以是金融穩定性指標， 比如宏觀和微觀的杠杆率等等。他認為，只要理念發生變化，肯定可以建立起來一套區別於GDP的更複雜更綜合的指標。
2017年12月26日，官方首次發佈綠色發展指數，對高品質發展的落地意義重大。國家統計局針對資源利用、環境治理、環境品質、生態保護、增長品質、綠色生活、公眾滿意度七個方面，共56項評價指標，測算出2016年各地的綠色發展指數。這也是建立高品質發展指標體系的一種嘗試。
伍戈對記者直言，高品質發展的指標體系，一部分是可以量化的，比如就業、人均床位、人均教育資源、義務教育年限、各地的PM2.5的值等等。另一部分是不能量化的，比如老百姓對法律體系的訴求是否得到滿足，人民對輿論環境的訴求等等，也需要進行定性的評價。他建議，應該從單一考核指標轉向多元化的考核指標，制定更符合各地實際的而不是一刀切的考核指標，可能會更加科學。
至於如何實現高品質發展，楊偉民認為，高品質發展針對的是結構性的矛盾，即供給體系跟不上需求結構的變化，必須通過要素和資源的市場化配置來破解。
過去的需求結構與供給體系是匹配的，是以低端消費、出口和投資需求為主的需求結構，現在發生了諸多變化。中高端消費迅速地增長，讓原來低質低端的產品成為過剩產能；國際貿易增長速度大大放緩，同時中國製造業成本在快速地上升，低成本的競爭優勢正在減弱，不少原來面向國際市場的產能變成了過剩的產能；目前基礎設施製造業、房地產等存量資產已經很大，高收益高回報的投資項目在減少，隨著投資需求的放緩，大量的投資品產能就變成了過剩產能。
楊偉民直言，供給體系跟不上需求結構的變化，表面上看好像是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出現了問題，實際上是要素配置的結構性失衡，是勞動、資本、土地、技術等生產要素在產業間、企業間、城鄉間、區域間出現了失衡。
楊偉民舉例稱，比如勞動力應該配置到高效率的產業，但許多農民工由於不能在城市紮根落戶，到了四五十歲就回到了農村退回低效率產業或者提前退休了。比如說建設用地應該更多地用於人口淨流入的城市住宅，卻用在了工業、商服、三四線城市住宅方面，導致一線城市房價瘋長。再比如說銀行貸款應該用於前景光明的創新型企業，很多卻用在了產能過剩行業和僵屍企業、政府融資平臺上等等。
因此，這種要素的非市場化配置帶來的產業結構失衡、企業結構失衡、區域結構失衡、城鄉結構失衡需要通過改革來矯正，讓其回歸到市場機制配置上來，才是實現高品質發展的正確路徑。
新政策組合
落實到2018年的具體宏觀政策上，高品質發展會帶來什麼樣的變化。“推動高品質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如是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直言，以往宏觀調控緊盯著需求總量進行對沖性的逆向調節，追求的是短期的穩定。而現在談宏觀調控更立足於結構調整，瞄準的是提高供給品質、優化供給結構。
比如積極財政政策，以往講到減稅降費盯住的是擴大需求，是通過擴大赤字來減稅降費。但是3％這樣一個財政赤字的警戒線在今年沒有被突破，明年更不能被突破，所以要通過壓縮政府支出來實現減稅降費。所以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積極不是通過力度來實現的，而是通過結構優化來實現的。
王青對記者稱，預計2018年財政政策仍然保持積極，同時財政支出會向三大攻堅戰中的精准脫貧、污染防治傾斜。環保支出每年增速很不穩定，他預計未來幾年會保持30％左右的高增長，到了2020年會突破1萬億元。扶貧支出也會占到更大比例。而基建類支出的同比增速或將低於整體支出增幅。
據瞭解，2016年全國財政決算中，用於節能環保的支出占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重僅為2.52％，扶貧的支出占比更低，僅占1.22％，仍有很大上升空間。王青認為，保持赤字率不變的情況下，通過支出結構的優化可以更好地實現高品質發展。
地方自主發債分為一般債和專項債，2017年的規模分別是8300億元和8000億元。地方一般債券要納入赤字計算，如果2018年仍然保持3％的赤字率不變，一般債增加的空間有限，業內將目光主要投向了專項債券規模的增加，甚至有人預計規模可能翻倍至1.6萬億元，為地方政府解下燃眉之急。而且2017年財政部陸續推出土地、收費公路專項債券試點，多省已經成功發行這兩個品種專項債。地方債務結構的優化也是發展品質的體現。
王青預計，2018年貨幣政策也將繼續維持穩健中性，在高品質發展以及金融防風險作為首要攻堅戰的背景下，2018年金融去杠杆和房地產調控的態勢會延續，M2低增速會繼續，新增社會融資規模也會小幅下降，政策利率和市場利率均易上難下。在貨幣乘數逼近極限的背景下，出於控制流動性風險等考慮，2018年或存在適度降准的可能。由此，加息降准、量價分離，可能成為2018年貨幣政策的新組合。
多位受訪專家均認為，2018年面臨諸多下行的風險，2018年金融防風險、地方債務防風險、房地產防風險，所以這幾方面不會太好。但潘建成認為應該更加關注就業，每年新增就業的量是一定的，增速是下降的，這意味著GDP增速即便下降也可以滿足就業，所以對GDP增速應該要保持更高的寬容度。
潘建成直言，未來的分析要把更多的筆墨放在結構分析、品質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三個變革、高品質發展的評價上。政策也要更關注消費投資的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的問題。
（本文首刊於2018年1月22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比如宏觀和微觀的杠杆率等等。他認為，只要理念發生變化，肯定可以建立起來一套區別於GDP的更複雜更綜合的指標。2017年12月26日，官方首次發佈綠色發展指數，對高品質發展的落地意義重大。國家統計局針對資源利用、環境治理、環境品質、生態保護、增長品質、綠色生活、公眾滿意度七個方面，共56項評價指標，測算出2016年各地的綠色發展指數。這也是建立高品質發展指標體系的一種嘗試。
伍戈對記者直言，高品質發展的指標體系，一部分是可以量化的，比如就業、人均床位、人均教育資源、義務教育年限、各地的PM2.5的值等等。另一部分是不能量化的，比如老百姓對法律體系的訴求是否得到滿足，人民對輿論環境的訴求等等，也需要進行定性的評價。他建議，應該從單一考核指標轉向多元化的考核指標，制定更符合各地實際的而不是一刀切的考核指標，可能會更加科學。
至於如何實現高品質發展，楊偉民認為，高品質發展針對的是結構性的矛盾，即供給體系跟不上需求結構的變化，必須通過要素和資源的市場化配置來破解。
過去的需求結構與供給體系是匹配的，是以低端消費、出口和投資需求為主的需求結構，現在發生了諸多變化。中高端消費迅速地增長，讓原來低質低端的產品成為過剩產能；國際貿易增長速度大大放緩，同時中國製造業成本在快速地上升，低成本的競爭優勢正在減弱，不少原來面向國際市場的產能變成了過剩的產能；目前基礎設施製造業、房地產等存量資產已經很大，高收益高回報的投資項目在減少，隨著投資需求的放緩，大量的投資品產能就變成了過剩產能。
楊偉民直言，供給體系跟不上需求結構的變化，表面上看好像是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出現了問題，實際上是要素配置的結構性失衡，是勞動、資本、土地、技術等生產要素在產業間、企業間、城鄉間、區域間出現了失衡。
楊偉民舉例稱，比如勞動力應該配置到高效率的產業，但許多農民工由於不能在城市紮根落戶，到了四五十歲就回到了農村退回低效率產業或者提前退休了。比如說建設用地應該更多地用於人口淨流入的城市住宅，卻用在了工業、商服、三四線城市住宅方面，導致一線城市房價瘋長。再比如說銀行貸款應該用於前景光明的創新型企業，很多卻用在了產能過剩行業和僵屍企業、政府融資平臺上等等。
因此，這種要素的非市場化配置帶來的產業結構失衡、企業結構失衡、區域結構失衡、城鄉結構失衡需要通過改革來矯正，讓其回歸到市場機制配置上來，才是實現高品質發展的正確路徑。
新政策組合
落實到2018年的具體宏觀政策上，高品質發展會帶來什麼樣的變化。“推動高品質發展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如是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直言，以往宏觀調控緊盯著需求總量進行對沖性的逆向調節，追求的是短期的穩定。而現在談宏觀調控更立足於結構調整，瞄準的是提高供給品質、優化供給結構。
比如積極財政政策，以往講到減稅降費盯住的是擴大需求，是通過擴大赤字來減稅降費。但是3％這樣一個財政赤字的警戒線在今年沒有被突破，明年更不能被突破，所以要通過壓縮政府支出來實現減稅降費。所以積極的財政政策更加積極不是通過力度來實現的，而是通過結構優化來實現的。
王青對記者稱，預計2018年財政政策仍然保持積極，同時財政支出會向三大攻堅戰中的精准脫貧、污染防治傾斜。環保支出每年增速很不穩定，他預計未來幾年會保持30％左右的高增長，到了2020年會突破1萬億元。扶貧支出也會占到更大比例。而基建類支出的同比增速或將低於整體支出增幅。
據瞭解，2016年全國財政決算中，用於節能環保的支出占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比重僅為2.52％，扶貧的支出占比更低，僅占1.22％，仍有很大上升空間。王青認為，保持赤字率不變的情況下，通過支出結構的優化可以更好地實現高品質發展。
地方自主發債分為一般債和專項債，2017年的規模分別是8300億元和8000億元。地方一般債券要納入赤字計算，如果2018年仍然保持3％的赤字率不變，一般債增加的空間有限，業內將目光主要投向了專項債券規模的增加，甚至有人預計規模可能翻倍至1.6萬億元，為地方政府解下燃眉之急。而且2017年財政部陸續推出土地、收費公路專項債券試點，多省已經成功發行這兩個品種專項債。地方債務結構的優化也是發展品質的體現。
王青預計，2018年貨幣政策也將繼續維持穩健中性，在高品質發展以及金融防風險作為首要攻堅戰的背景下，2018年金融去杠杆和房地產調控的態勢會延續，M2低增速會繼續，新增社會融資規模也會小幅下降，政策利率和市場利率均易上難下。在貨幣乘數逼近極限的背景下，出於控制流動性風險等考慮，2018年或存在適度降准的可能。由此，加息降准、量價分離，可能成為2018年貨幣政策的新組合。
多位受訪專家均認為，2018年面臨諸多下行的風險，2018年金融防風險、地方債務防風險、房地產防風險，所以這幾方面不會太好。但潘建成認為應該更加關注就業，每年新增就業的量是一定的，增速是下降的，這意味著GDP增速即便下降也可以滿足就業，所以對GDP增速應該要保持更高的寬容度。
潘建成直言，未來的分析要把更多的筆墨放在結構分析、品質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三個變革、高品質發展的評價上。政策也要更關注消費投資的結構、產業結構、區域結構的問題。
（本文首刊於2018年1月22日出版的《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