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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中美經貿關係的確定性和不確定性

壽慧生:以傳統關稅為主的大規模貿易衝突發生可能性不大, 但會摩擦不斷, 突發性事件頻發, 呈現常態化趨勢。

進入2018年後, 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一系列強勢的對華貿易舉措和言語威脅,

中美關係迅速變得緊張起來;特朗普訪華後掀起的樂觀情緒迅即煙消雲散。 儘管這種典型的特朗普式外交似曾相識, 但國內輿論似乎在特朗普上任一年後依然難以把握其脈絡。 特朗普到底何時會把另一隻貿易戰的鞋子扔下來?或者說, 這只鞋子究竟存不存在?

需要明確的是, 中美經貿關係受制於一系列複雜因素的影響, 特別是中美雙邊關係和全球治理直接決定了雙邊經貿關係的走向。 基於對這些要素的判斷, 中美經貿關係的總體形勢判斷比較明確, 可以用兩個詞概括:一方面, “行穩難求”, 另一方面, “致遠可期”。

從積極方面看, 以傳統關稅為主的大規模貿易衝突發生的可能性不大。

更多的會是以非關稅壁壘為形式的貿易衝突。 但此類衝突相比而言較為靈活, 妥協空間較大。 而且此類衝突是當前國際貿易摩擦的常態, 因此難以超越WTO的治理範圍, 破壞現有的貿易秩序。

從消極方面看, 基於過去一年多的事態發展, 中美經貿關係的未來走向已經非常明顯:兩國經貿關係會摩擦不斷, 突發性事件頻發, 而且呈常態化趨勢。 為此中國需要有足夠心理準備和應對措施, 不能被表面的友好外交蒙蔽。 2017年7月第一次中美經貿會談之前中國國內媒體渲染的所謂“蜜月期”, 以及特朗普訪華之後到國安報告出臺之間國內媒體的歡欣鼓舞, 都是教訓。 每一次歌舞昇平都是衝突緊隨其後,

但國內媒體總是措手不及, 顯示出對特朗普的決策缺乏根本瞭解。

本文將著重梳理造成“行穩難求”的各種因素, 為中國在2018年的應對提供思路。 “致遠可期”的因素則另文詳述。

經貿摩擦的結構性原因

造成中美經貿摩擦常態化的原因可以從不同層面來分析。 首先是結構性原因。

中美間經濟實力的變化對美國人造成的利益損失和心理威脅真切存在, 而這種結構性變化並不以特朗普或任何政治家的個人意志為轉移。 毋寧說, “特朗普們”的焦灼不安是這個變化趨勢的產物。 因此無論是雙邊關係還是經貿關係都必然會受到衝擊。 換句話說, 中美關係開始進入到一個新的時代, 面臨新的挑戰,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挑戰是中美在經貿關係上不再是過去單純的上下游產業鏈補充依賴關係,

而是成為全面競爭的關係, 自然也不可能再期待過去的融洽。

此外, 造成美國貿易逆差和就業流失的根本原因不在於貿易而在於美國的產業結構和公共政策面臨艱難轉型。 但美國國內的改革阻力巨大, 難以短時期內取得成效, 因此政治家習慣于把原因歸咎於中國, 同時也對中國的改革調整速度有不切實際的期待。

陷入運動狀態的美國社會

其次是美國社會層面的原因。

2017年可稱是美國運動元年, 標誌著美國社會進入一個不同以往的時代, 一個不破不立的時代——“破”剛剛開始, “立”尚待時日。 在接下來的幾年內, 整個美國社會將進入一種全民運動狀態,

持續保持選戰中的亢奮和分裂:特朗普“逢奧必反”, 忙於拆掉過去民主黨構建的各種政策法令, 而不是把重點放在創立新政;右翼保守派熱衷於反移民, 反社會福利;左派則“逢特必反”;中間力量熱衷於身份政治, 反精英, 反建制, 反男權政治。 有人將今天的美國社會的分裂歸納為“上下左中右黑白”全面分裂, 確實準確。

這種運動狀態必然影響到公共政策:由於缺乏共識和目標, 造成戰略模糊, 政策難以聚焦, 決策目標和重點快速遊移, 情緒左右決策, 黨派和團體的利益劫持國家長遠利益。 國內矛盾主導外交的特點相比任何時期都更突出。 內部分裂和衝突推動政治家求助於軍事和經貿上的外交衝突來解困, 造成政府對外好鬥。

這種狀況的成因是結構性的。特朗普的上臺即是諸多潛在力量作用的結果,同時也成為這場運動的直接推動力。這場運動必然要持續若干年,而2018年只是剛剛開始。

中期選舉的挑戰

但是2018年的特殊性又為中美經貿關係的緊張增添了新的因素,那就是中期選舉。

中國輿論對美國總統大選關注度極高,但普遍忽視中期選舉的重要性。在每一次中期選舉中,中美經貿關係常常成為輿論焦點,中國成為美國問題的替罪羊。兩黨候選人都樂於把中國描繪成美國貿易赤字和就業流失的罪魁禍首,把競選對手刻畫為中國的買辦。儘管攻擊中國已經是美國選舉中的常規專案,但相比于總統大選,中期選舉中的中國形象要惡劣得多。

中期選舉的候選人人數眾多,背景多元複雜,候選人的素質遠不如總統候選人,因此對中國的瞭解和對中美關係的理解也流於片面,容易受到個人情緒的影響。另外,中期選舉層級繁多,從聯邦參眾兩院延伸到州郡市,競選者與普通民眾的距離比總統候選人更近,更需要從普通民眾的切身利益而非國家利益來贏得選民支持。因此用煽情手法攻擊自由貿易或移民來獲得選民支援成為常態,攻擊程度也較總統大選的候選人為甚。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國內矛盾的升級助燃民眾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媒體和政治家極盡能事從中獲利,讓這種情況變得尤其嚴重,對中國的汙名化也更為嚴重。因此2018年是中國在美形象最為挑戰的一年。

朝鮮半島危機的不確定性

在2018年,中美經貿關係面臨的一個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是朝鮮半島的局勢。

特朗普上臺後最為顯著的一個對華外交策略是將中美經貿關係與朝鮮半島的危機管控直接掛鉤。具體而言,特朗普希望利用貿易政策說服或者脅迫中國在半島問題上協助美國對朝施加壓力。這個策略對中美兩國的利弊以及解決半島危機另當別論。但在過去一年當中,這個政策捆綁在緩解中美經貿關係上確實起到了關鍵作用。

目前美國和朝鮮依然沒有放棄各自的立場。但朝鮮的核武器和導彈試驗並未放鬆,很有可能在近期達到令美國無法容忍的程度。因此2018年是解決半島危機的關鍵年。在戰爭爆發之前,特朗普不會放棄捆綁政策。但戰爭的迫切性又讓捆綁政策失去意義。特朗普將如何處理中美經貿關係將直接取決於朝鮮半島的局勢。

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背景下,特朗普勢必要迎合國內輿論導向而對中國發難,把中美貿易不均衡、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以及智慧財產權轉移等話題作為國內政治動員工具和外交籌碼。即使朝鮮半島危機可能會為中國贏得一定的空間,但過去幾個月的經驗顯示,捆綁政策雙刃劍,不足以阻止特朗普對中國放棄經貿方面的挑釁。因此儘管中美經貿關係致遠可期,但行穩難求已成定勢,而2018年的路尤其不平坦。

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壽慧生 為FT中文網撰稿

造成政府對外好鬥。

這種狀況的成因是結構性的。特朗普的上臺即是諸多潛在力量作用的結果,同時也成為這場運動的直接推動力。這場運動必然要持續若干年,而2018年只是剛剛開始。

中期選舉的挑戰

但是2018年的特殊性又為中美經貿關係的緊張增添了新的因素,那就是中期選舉。

中國輿論對美國總統大選關注度極高,但普遍忽視中期選舉的重要性。在每一次中期選舉中,中美經貿關係常常成為輿論焦點,中國成為美國問題的替罪羊。兩黨候選人都樂於把中國描繪成美國貿易赤字和就業流失的罪魁禍首,把競選對手刻畫為中國的買辦。儘管攻擊中國已經是美國選舉中的常規專案,但相比于總統大選,中期選舉中的中國形象要惡劣得多。

中期選舉的候選人人數眾多,背景多元複雜,候選人的素質遠不如總統候選人,因此對中國的瞭解和對中美關係的理解也流於片面,容易受到個人情緒的影響。另外,中期選舉層級繁多,從聯邦參眾兩院延伸到州郡市,競選者與普通民眾的距離比總統候選人更近,更需要從普通民眾的切身利益而非國家利益來贏得選民支持。因此用煽情手法攻擊自由貿易或移民來獲得選民支援成為常態,攻擊程度也較總統大選的候選人為甚。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國內矛盾的升級助燃民眾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媒體和政治家極盡能事從中獲利,讓這種情況變得尤其嚴重,對中國的汙名化也更為嚴重。因此2018年是中國在美形象最為挑戰的一年。

朝鮮半島危機的不確定性

在2018年,中美經貿關係面臨的一個最大的不確定因素是朝鮮半島的局勢。

特朗普上臺後最為顯著的一個對華外交策略是將中美經貿關係與朝鮮半島的危機管控直接掛鉤。具體而言,特朗普希望利用貿易政策說服或者脅迫中國在半島問題上協助美國對朝施加壓力。這個策略對中美兩國的利弊以及解決半島危機另當別論。但在過去一年當中,這個政策捆綁在緩解中美經貿關係上確實起到了關鍵作用。

目前美國和朝鮮依然沒有放棄各自的立場。但朝鮮的核武器和導彈試驗並未放鬆,很有可能在近期達到令美國無法容忍的程度。因此2018年是解決半島危機的關鍵年。在戰爭爆發之前,特朗普不會放棄捆綁政策。但戰爭的迫切性又讓捆綁政策失去意義。特朗普將如何處理中美經貿關係將直接取決於朝鮮半島的局勢。

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背景下,特朗普勢必要迎合國內輿論導向而對中國發難,把中美貿易不均衡、中國的市場經濟地位以及智慧財產權轉移等話題作為國內政治動員工具和外交籌碼。即使朝鮮半島危機可能會為中國贏得一定的空間,但過去幾個月的經驗顯示,捆綁政策雙刃劍,不足以阻止特朗普對中國放棄經貿方面的挑釁。因此儘管中美經貿關係致遠可期,但行穩難求已成定勢,而2018年的路尤其不平坦。

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壽慧生 為FT中文網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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