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或許與外部威脅無關， 而更多來自迫使精英讓矛頭對外而非對內的內部摩擦。 因為比起應對自家的問題， 將外人妖魔化更容易
（資料圖）
沈聯濤/文
2018年的第一樁熱鬧事兒就是美朝兩國領導人炫耀誰的核武器發射按鈕更大。
2017年底，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中將公佈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這份為未來爆發戰爭做準備的報告體現了“美國優先”的戰略， 甚至點名指出了美國的競爭對手。
麥克馬斯特中將指出， 俄羅斯以“所謂的新一代戰爭”威脅美國， 用複雜的顛覆和宣傳手段“試圖分裂我們的社會”。 他還將中國的經濟侵略視為威脅， 認為它“挑戰了曾幫助上億人脫離貧困、基於規則的經濟秩序”， 並建議通過“競爭性接觸”應對這兩大威脅。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西元前460年-395年）在《伯羅奔尼薩斯戰爭》中描述了雅典和斯巴達的戰爭，
未來， 戰爭是否不可避免？核戰爭導致兩敗俱傷。 理性來看戰爭似乎不大可能。 但理性思考並不一定會佔據上風。
戰爭和金融有很多相似之處。 現代量化經濟學家對衡量風險（如波動性）的能力非常自信， 但他們卻常常忽視了其模型中暗含的不確定性。 經驗豐富的將軍知道， 一旦第一顆子彈射出槍膛， 事先制定的再周密的計畫也要被扔出窗外。 面對金融危機和戰爭的迷霧， 再好的經濟學模型和作戰計畫也往往無濟於事。
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不久前， 經濟學家才開始認識到心理學的重要性， 而軍事戰略家和思想家如孫子（約西元前544年-496年）和卡爾·馮·克勞塞維茨（1780年-1831年）等早就提出要理解作戰各方的心理。 孫子提出要“知己知彼”。 而克勞塞維茨則認識到“戰爭不過是政治以其他方式的延續”。
正如雅典和斯巴達的競爭最初是由於雅典貿易和經濟實力的增長， 而羅馬和迦太基是由於競爭地中海貿易， 可以說經濟決定了現代戰爭的結果。 全球化已經將所有主要大國從經濟和金融層面上密切聯繫起來， 另一方面現代化武器和物流的成本非常高昂。 兩次世界大戰都是多虧不斷崛起的美國以其經濟和工業力量支持身心俱疲的歐洲盟國才獲得勝利。
羅馬建成靠的是奴隸的汗水和征服的土地， 同理， 1940年-1945年以後歐洲和美國佔據主導地位也是殖民擴張的結果。 移民問題、非洲和中東地區失敗國家的問題等， 很多都是歷史遺留問題， 原因在於殖民國無視地理或部落關係人為劃分國界線。
但21世紀的競爭將不再是領土的爭端， 而是太空、網路空間、技術、媒體、工業硬實力以及金融軟實力的競爭。
戰爭的本能不僅僅關係到統治、榮耀和地位。 范克裡費德指出戰爭或有助於經濟發展的四大原因：（1）推動技術進步；（2）創造規模經濟；（3）鼓勵新的融資方式；（4）起到刺激經濟作用。
相互競爭的大國之間走向戰爭的原因不是自負或榮耀，
換言之， 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或許與外部威脅無關， 而更多來自迫使精英讓矛頭對外而非對內的內部摩擦。 因為比起應對自家的問題， 將外人妖魔化更容易。
人類未來的安全取決於精英階層自身的不安全感。 我始終困惑的問題之一就是， 為什麼我們有最好的技術， 卻無法解決不斷加深的社會不平等。因此，歸根結底，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技術性的。
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競爭和衝突或許根植于人類的基因，但正如邱吉爾指出的那樣，“吵吵總比打打好。”
（作者為香港大學亞洲全球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香港證監會前主席）
（翻譯：許楊晶晶，審譯：熊靜、康娟，編輯：袁滿；本文首刊於2018年1月22日出版的《財經》雜誌）
卻無法解決不斷加深的社會不平等。因此，歸根結底，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是政治性的，而不是技術性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競爭和衝突或許根植于人類的基因，但正如邱吉爾指出的那樣，“吵吵總比打打好。”
（作者為香港大學亞洲全球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香港證監會前主席）
（翻譯：許楊晶晶，審譯：熊靜、康娟，編輯：袁滿；本文首刊於2018年1月22日出版的《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