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政
我是三中全會路線的受益者， 也是這條路線的忠實擁護者。 當省委決定讓我到平遙工作， 我真想按照三中全會的路線大幹一番。
當時， 小崗村的大包乾已在許多地方實行， 山西聞喜縣搞大包乾變了樣。 吳象到了安徽， 直接告我小崗村、鳳陽縣的經驗， 可以說我到平遙是準備充分， 胸有成竹， 有備而去的， 就是要靠包產到戶打開局面。
一九八一年九月十五日， 豔陽高照， 秋高氣爽， 晴空萬里。 我的內心世界， 驅散了烏雲， 灑滿陽光。 我又要離開溫暖的家， 我急切地想進入新的戰場。 上午， 平遙縣委派了一個麵包車， 到太原把我接上。 到榆次又接上去平遙上任的李富榮副書記。 他原是地委統戰部副部長。 這次充實縣級領導，
平遙在山西是有名的老大難。 去平遙後聽到這樣一首民謠叫“城內十大怪”：“油路修好又刨壞， 好貨都在後門賣， 電話沒有走得快， 吃水跑到南門外， 馬路中間把糧曬， 汽車專門拉小麥， 群眾經常吃爛菜， 豬在街上耍無賴， 專為書記把房蓋， 誰提意見誰受害”。 群眾的怨言反映了一些落後現象， 到底怎樣認識平遙？首先搞調查研究。
我們三個副書記， 到王家莊、洪善、襄垣、朱坑、南政等幾個公社調查瞭解情況， 認識平遙。 和公社楊榮海、孟憲傑、李逢達等瞭解情況， 商談工作， 覺得他們都很有水準，
我們來平遙之前， 郭蘭英回家鄉演出， 並指導縣青年晉劇團。 她走後不久， 青年晉劇團在全省晉劇會演中， 奪得一等演員獎一個， 二等演員獎三個， 載譽而歸。 短短時間的接觸， 深感平遙確有人才。 但是平遙四十萬人口只有八十萬畝土地， 社會生產總值只有八千萬，
經過調查， 我當時確定的工作方針是：恢復元氣， 鼓舞士氣。 把幹部、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 工作肯定會上去！平遙有輝煌的過去， 富裕的歷史。 一八二三年左右， 中國第一家票號日升昌及其橫跨北方共同市場的信用網路在平遙就誕生了。 票號的誕生標誌著晉商由商人資本向信用資本的過渡， 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的發展達到了它的歷史頂峰。 平遙曾經引領過歷史潮流， 登攀過富裕的制高點。 值得平遙人自豪。
郭蘭英唱的民歌有兩段：山西的特產數不盡，
平遙的牛肉太谷的餅， 清徐的葡萄甜盈盈， 晉中哪兒最有名？還是數俺平遙城。
恢復了平遙人民的這種自豪感， 樹立起自信心， 艱苦實幹幾年， 平遙一定會復興。
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平遙縣第七次人民代表大會正式召開， 中斷了十六年的人代會， 能重新召開， 是撥亂反正的成果， 是把《憲法》規定的人民的權利重新交還人民的象徵。
這次會議的主要任務是選舉縣人大常委會和縣政府領導班子。 我剛去平遙， 不是人大代表， 開始並未參加人代會的工作。 可能是縣委書記任清海同志和籌備人代會的同志聽到了社會的傳言， 代表們中的許多人不贊成地委提名的縣長候選人郭景德。縣委常委于九月三十日開了半天會，專門分析研究討論會議的動向，統一思想，要求依靠黨組織保證地委選舉安排的實現。晚上，專門召開了代表大會全體黨員大會，任清海同志讓我在會上講話，號召黨員堅持黨性，消除派性，不要搞小動作，搞秘密串連，要保證選舉的成功。這次講話本不應由我出面，一不是代表，二又是剛來，情況瞭解得不多。但是任清海盛情邀我，他自己已覺得有了困難，說服不了大家。沒有辦法，黨的工作，同志有難處，不能見難不幫。我經過準備，針對分析到的一些思想和動向進行說服教育。第一次登臺講演，說理充分，身教言教，震動很大，打亂了一派的陣腳。我在日記中祝福會議“但願成功，平遙從此穩定下來，使人民安心下來，休養生息！”
十月一日正式選舉，決定會議的成敗。計票結束，結果地委提名的縣長候選人郭景德，和代表秘密串連選舉的侯開鑒都沒有過半數，選舉縣長宣告失敗。地委聯絡員立即報告地委，行署派牛專員瞭解情況後，讓我和牛專員一起去省委組織部彙報。我和牛專員星夜兼程，到了晚上十點多趕到省委組織部，彙報了情況，他們也沒有辦法。又讓給省人大彙報，省人大主任阮泊生聽到選舉失敗的消息後，問縣人代會結束了沒有？我們告訴選舉失敗後全部議程已經完畢，已經宣佈散會了。阮主任遺憾地說，要是未宣佈散會還可以繼續做工作，挽回局面。要是散會了，那就不行了，只能承認現在的結果。結果是平遙縣政府成立了，卻沒有縣長。還讓郭景德擔任縣政府黨組書記，主持政府的工作。這已名不正，言不順，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了。郭景德受到了沉重打擊，已心灰意冷，無法戀戰了。
為什麼選縣長失敗？平遙老百姓秘密推舉的是他們眼中的英雄、老幹部、平遙火柴廠廠長侯開鑒。老侯解放前參加革命，在平遙火柴廠工作多年，很有威信。在全縣批鬥侯開鑒時，他凜然正氣，威武不屈，拒不承認“錯誤”。廣大幹部、群眾都認為侯開鑒“硬骨頭”是條漢子，能代表他們。在選舉前早已秘密商量，細緻的給每一個代表做工作，並進行統計，很有把握，把侯開鑒選上縣長。是我的那次講話，動搖了一部分代表的決心，導致侯開鑒未過半數，否則老侯就當上平遙縣長了。
通過這次選舉，我又一次深刻認識了平遙人。這次選舉是那樣的執著、堅定。本來老侯的名字中的那個“鑒”字很複雜、難寫（現印的鑒，是簡化字，繁體字電腦裡沒有）。串連的人一筆一劃教會農民代表，怕寫錯字成了廢票。計票時，竟然沒有因為“鑒”字寫錯出現一張廢票。難啊，你不得不佩服平遙人。
這是第一場風波，黨委提名的人落選，在全省開創了先例。這一教訓黨組織本應認真總結，縣長由人民代表選舉，為什麼不尊重民意呢？黨委提名縣長候選人，往往從黨的利益和幹部政策來考慮，有時個別領導還塞個私貨，搞個裙帶，後來情況更為嚴重，像百姓說的那樣：“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常常違背民意。而人民選擇縣長，一看他是不是好人，二看他能不能為老百姓辦事，既重德又重才，這有什麼不好！每次選舉，黨委提名的候選人要當作政治任務保證完成。人代會的臨時黨組要動員黨員堅決執行上級黨委的安排，保證黨的意志的實現。至於絕大多數人民想選誰並不關顧。黨委包辦代替，說是代表人民利益，實際上是剝奪了人民的權力。為啥縣級選舉不敢放開，到底怕啥！我們常講相信群眾，為啥一到具體問題就把群眾拋到一邊。中央講，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由於提名候選人並不重視民意，所以，多數選民也不相信和關心這一制度。選區選舉代表，投票率極低，有時不得不發禮品，吸引選民到場投票。我國的選舉制度應該快馬加鞭，趕快改革了。
一九八一年地委調整平遙縣領導班子，同時調去五個人，除去三個副書記，還有兩個副縣長：賈傳德、劉運輪。我們五個人都在大灶吃飯。此前縣委書記任清海也是在大灶吃飯，為了不讓他排隊，在灶房設了一個飯桌。任清海是晉南曲沃人，吃白麵長大的，吃不了粗糧，更吃不了紅面攪榆皮面的擦圪鬥。食堂照顧他吃白麵，這引起一些幹部職工的不滿，認為是搞特殊化。賈傳德、劉運輪先我們早去幾天，照任清海的辦法，就在灶房內吃飯，我們後去的三個也跟著他們一起吃飯，誰也沒有搞特殊，和食堂就餐的人一起吃粗糧。
沒過幾天，我接到一封信，信中說，你來平遙，群眾寄於很大希望。希望你不要搞特殊，脫離群眾，群眾對你們在灶房吃小灶很有意見，盼你能儘快改正。寫信人是常學溫。看了信後我有點不高興，社會傳說平遙人刁，自認為剛來平遙就遇上了刁人。我打聽常學溫是個什麼人？為啥不顧事實，說我搞特殊！打聽後獲知，常學溫是統計局的一個幹部，是個老幹部，是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平反後分配到統計局工作的。此人性格梗直，看不慣歪風邪氣。我想這是一場誤會。他不知道我們和大家吃的是一樣的飯菜，以為在灶房內搞特殊。給我寫信完全是善意。
新的政府機構成立，縣委和政府要分開辦公。政府街南側原縣二招，已經修繕完畢，縣委就遷到那裡。一天，常學溫同志找到我，毛遂自薦，要當縣委食堂的管理員。他批評縣政府食堂辦得不好，跑冒滴漏，克扣職工，群眾普遍不滿。他表示保證把縣委食堂辦好，讓廣大職工滿意。從我的瞭解和接觸，我認為老常是個誠實可信的人，就與辦公室商量，同意將老常從統計局調到縣委專管食堂。果然，老常把食堂辦得很好，饅頭比政府那邊大，菜比政府那邊質好價廉，縣委上灶的幹部異口同聲，皆都叫好。後來才知道，老常根本不懂會計，不會算帳，就是靠兩袖清風，把食堂搞好了。老常聽到了讚歌，在平遙改革的大潮中算一個插曲。
從這一插曲中，我發現了一個人才。常學溫早年參加抗日戰爭，浴血奮戰，出生入死，曾任上將彭紹輝的機要秘書，後任機要科長。一九五五年西北軍區推薦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深造。在黨史四班，與著名作家蘇叔陽、從華東軍區入校的朱延年同班。朱延年哥哥是國軍師長。朱延年背叛剝削階級家庭，投身革命。到了人大，擔任黨史系總支書記。一九五七年，他提出建議，我國應儘早制定刑法和民法，認為這是法律體系中最重要的兩部法律，這被認為反黨言論，打成“右派”。常學溫是黨史系總支副書記，在批判朱延年時，本應是黨小組長發言，組長有病，由副書記常學溫代表兩人發言批判。常在發言中稱朱延年為同志，說朱有錯誤，但不是反黨言論。提出制定刑法、民法是正確的。更不應打成“右派”。當時，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胡錫奎(曾任西北局書記)，遞給常學溫一個紙條，問你和朱延年是什麼關係？常學溫在發言中回答說:我和朱延年有四種關係：都是來自部隊，是戰友關係；都是党的基層組織領導，是組織關係；都是共產黨員，是同志關係；都是人大學生，是同學關係。除此而外，沒有別的關係。如果組織認為還有什麼關係，由組織決定。就因為這個發言，把常學溫也打成“右派”。
毛當時決定，大學生中的“右派”“收黨票，給糧票”，組織決定把他下放農村改造。常學溫說，我就是農村出來的，不要下放到別的地方去了，我回自己的家鄉吧。在回農村前為了不再株連妻子，又勸說妻子和他離了婚。常學溫回到農村，撲倒身子，髒活累活都幹，和鄉親們同甘共苦，血肉相親，得到廣大村民的支持，又贏得一個農村姑娘的芳心，重新組織了家庭。他無怨無悔在農村一直幹了十幾年，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常學溫早就是我黨培養的人才，只是不會看風使舵，出賣良心，被運動毀壞成了廢材。一個插曲又牽扯出一個悲劇。
經過一段時期的調查，知道平遙人多地少，資源貧乏，折騰的時間較長，好多好幹部被打擊迫害，沒能發揮聰明才智，積極性受到了壓制。任清海同志沒有在平遙長期工作的打算，得過且過。直到我們去後，還有十一個公社班子處於癱瘓狀態。不解決幹部問題，誰來工作？首先，必須配齊公社班子，把有能力的、肯幹工作的同志放到重要崗位上。李光榮原是仁義公社黨委書記，清查時被栽髒陷害，抓進監獄。地委已給平反，縣委還未給分配工作。李光榮在仁義公社被群眾譽為抓“路線”的幹部，帶領群眾打通了山區公路，祖祖輩輩不通汽車的地方，通了汽車。多少年來仁義山上“點燈靠油”，李光榮同志把高壓輸電線通到了山上，老百姓點上了電燈，見到了光明。像這樣的實幹家，立即啟用，安排到卜宜公社任黨委書記。城關公社書記和革委主任鬧不團結，書記長期不上班，班子癱瘓，把王家莊書記楊榮海調到城關擔任書記。香樂公社一個副書記作風不好，免了職，調離公社。淨化公社副書記王xx和公社一個女幹部亂搞，被捉姦後，褲子掛到了院內的樹上，還不承認錯誤，影響極壞，經常委討論開除了黨籍。就這樣大刀闊斧，扶正祛邪，把十一個公社的班子都配好配齊了。大家看到縣委在使用幹部的態度，不是以派用人，而是以能力和幹不幹、德才標準選任幹部，用人導向變了，幹部隊伍的風氣也跟著逐步改變。
平遙縣的土地，汾河區占三分之一，丘陵區占三分之一，山區占三分之一，可耕地少，水地更少。學大寨批資本主義，不讓群眾搞工、副業，那麼多人圍著二畝貧瘠的土地上打轉轉，連自己的口糧都解決不了。批資本主義，越批越窮。我去平遙的一九八一年，不少社隊還吃返銷糧。農村必須改革，根據安徽小崗村的經驗，把土地下放，搞大包乾，“交夠國家的，留下集體的，剩餘全是自己的”，廣大群眾十分擁護。但是大寨在晉中，左的影響束縛人們的思想，對於大包乾還在等待觀望，“生怕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變成解放前”。不能等了，不能坐失時機。節令不饒人，不能誤了備耕的時節。我放手農村改革，大力宣揚小崗村、鳳陽縣實行大包乾一年致富的經驗，並組織公社幹部到小崗村、風陽縣探寶取經。經過宣傳發動，特別是看了鳳陽縣的變化，基層幹部的思想轉變了，回到本地就立即搞起了大包乾。一九八一年冬天，在很短的時間就把百分之八十幾的土地承包下去了。在晉中地區是一馬當先，引起了其它縣的廣泛議論，也引起了地委領導的不滿和關注。地委分管農業的副書記胡光隆同志專程到平遙調查瞭解。一聽說百分之八十多的土地包到了農戶，非常不滿，擔心並指責我，“看你明年公糧怎麼完成任務呀！”我說，老百姓最講道理，只要有了糧食，他們肯定會上交公糧的。平遙農村改革的第一個高潮出現了，但也留下了一個秋後算帳的問題，只待來年秋收後做結論了。
由於路線的影響，晉中有些縣遲遲不把土地承包給農民。深受破壞的昔陽縣，卻另是一番風景。縣委書記侯光天同志大刀闊斧搞改革，首先推動大寨改革，然後在全縣推廣小崗經驗，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九八三底，侯光天到晉中地委擔任了副書記，此人聰明能幹，本事大，人緣好，本可肩負黨的重擔。他《自我畫像》詩中寫到：“學生時代學生王，工作歲月工作狂。二十五六鳥出頭，四十三四階下囚”。也因在山西大學當過頭頭，被打下馬來。黨內容不下這樣出頭的人才。
一九八二年七月地委在壽陽召開縣委書記會議，進一步推進土地大包乾，侯光天同志和我先後介紹大包乾的經驗，竟然受到平定、太谷縣委書記的質疑和責難。到什麼時候了，還懷疑大包乾，要搞專業承包。可見大寨的影響在晉中的厲害。
九月中旬到平遙，十月中旬，任清海就不管平遙的工作，由我主持縣委工作。到十二月中旬，省委正式通知我任平遙縣委書記。二個多月的調查研究和工作實踐，對於平遙的發展已經有了思路。為了動員全縣人民，統一思想，把思想變成行動，我必須拿出一個綱領性的檔。經過反復思考，總結概括，我提出“平遙要想富，走通六條路”的口號或者說是綱領：第一、農村要普遍推廣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第二、發展奶山羊。平遙當時有了一定的養殖規模，要繼續發展，增加農民收入，為縣奶粉廠提供充足的奶源；第三、大力抓好棉花的種植。在襄汾工作時，請吳吉昌指導棉花生產，棉花的密植問題一直解決不了。到了平遙調查時發現，平遙種植東北黑山棉，每畝上萬株，有密植的習慣，這就為增產提供了條件；第四、發展社隊工業；第五，抓好縣辦工業；第六發展旅遊業。
我任縣委書記後，把這些設想，分別與人大、政府、政協的同志們進行座談，聽取他們的意見，修改和充實、完善這個綱領。春節前，我就起草報告，準備春節後召開全縣三級幹部大會時，向全縣發佈。春節上班後，我讓辦公室副主任李天禎把報告重新抄了一遍，讓他邊抄邊改，後來我又進行反復的修改，三幹會的主題報告，建設平遙的方案基本有了。三幹會上一炮打響，“平遙要想富，走通六條路”，傳遍全縣，成為全縣人民共同奮鬥的口號！
為了營造大幹快上的氣氛，鼓舞全縣人民的士氣，掃除平遙貧窮落後的陰霾，春節前，我就安排了元宵節的文藝活動，除去傳統的民間表演以外，我詢問當地有沒有製作傳統焰火的廠家或村落，說沒有。後來，我讓社隊局出3000元錢，到太原煙花廠定制了焰火。正月十五晚上，平遙縣城第一次燃放焰火。為了保障安全，專門把焰火燃放地放置在城外柳根河沿岸。那天晚上在街頭文藝表演後，群眾就湧向柳根河畔，城鄉幾萬人觀看燃放焰火。人們一張張笑臉，仰望天空，觀看那五彩繽紛，光輝燦爛的禮花。在人們心底激發起奮發圖變，努力翻身，治窮致富的願望和決心。“平遙要想富，走通六條路”，成為全縣人民致富的藍圖和行動綱領。一九八二年開了一個好頭，平遙人民有了盼頭和奔頭！
山西棉花生產比較落後，滿足不了工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的需求。省長採取多項鼓勵政策，獎糧、獎錢、獎化肥，促進棉花增產。我和科技局長、高級農藝師邢寶民研究了棉花增產的措施，除去廣泛宣傳省政府的優惠政策外，關鍵是技術措施：第一，狠抓密植，每畝上萬株，一株保二個棉桃，產量就上了二百斤；第二，抓地膜覆蓋，抗旱、增溫、延長生長期。後來，發現地膜覆蓋壓堿，平遙有幾萬畝堿灘，不長莊稼，有人叫“飛機場”。推廣地膜覆蓋後，平遙的“飛機場”都變成了良田。第三增施化肥，特別是磷肥。第四，科技下鄉，邢寶民幾個農科人員和田家堡大隊簽訂了保產合同。社隊保證科技人員的技術措施落實到田間，科技人員保證達到合同規定的產量。達不到受罰，超產部分，按比例提成獲獎。
一九八二年秋，到香樂公社下鄉，到了公社機關，說牛書記到了北薛靳村。我們又跑到北薛靳村，去找公社書記牛登貴。到了一個農民院落，我想方便一下，就上了院裡的廁所。當地農民使用的是旱廁所，一個七、八平方米的深坑。到那裡解手，一看糞坑內，所有的糞便全是紅色。農民日常口糧全部都是紅高粱，拉不出黃色的糞便。目睹這一現狀，刺激了我，觸動了，想想農民天天吃高粱，生活該有多苦啊!
一九八一年平遙全縣小麥產量只有一千八百萬斤，在討論徵購任務時，焦頭爛額，完不成任務。直到現在我還記憶清晰。前邊寫到機關幹部對縣委書記因有胃病多吃一點細糧滿肚意見。我當時想，國家需要小麥，機關幹部、城市居民想多供應點白麵，農民改善生活也應該多吃白麵，為什麼學大寨非要種高粱奪高產不可，小麥難道不可以高產嗎？要說服基層幹部和群眾，必須拿出有說服力的事實。
一九八二年麥收後，到杜家莊公社調查，公社書記梁錫華告我，他們公社逐年擴大小麥面積，小麥連年增產，小麥畝產超過了高粱，高粱由於“三黑病”的困擾，是減產的趨勢。高粱高產是表面現象，慣性化認識。後來調查全縣高粱畝產的情況，確實比杜家莊小麥畝產低，而且差額還不小。小麥生產省工、省時、成本低，高粱費水、費肥、費工，成本高。有了這一實例，可以說服幹部和農民，一九八二年就大抓小麥生產。秋季三幹會前就讓農業局、科技局針對平遙小麥種植存在的問題和準備推廣的技術，搞了幾組對比示範田，如種籽、播種機具、磷肥，不同數量的底肥等，在三幹會期間組織參會人員去現場參觀，眼見為實，不用多講，起到了示範教育作用。一九八二年平遙小麥備耕從原來基本不用磷肥到施用了1500噸磷肥作底肥。
一九八三年小麥大豐收，由1982年總產二千五百萬斤，猛增到7600萬斤。在夏糧徵購上，過去“鞭打快牛”，水地區負擔過重，縣委在夏征前做通公社幹部的思想工作，合理調整了小麥徵購任務，夏收後只用很短時間，就完成了徵購任務，奪得全區夏糧徵購第一名。糧食局受到了表彰。不用等到秋季算帳，夏糧生產和徵購就回答了地委副書記胡光隆同志擔心的問題。一九八三年小麥播種，科技局拿出了標準化實施方案，進一步強化了增產措施，一九八四年小麥總產突破了一億斤，創造了歷史。平遙人再不用發愁吃高粱面啦！
平遙縣糧食總產：一九八一年是一億八千零九十萬斤，一九八二年是二億零九百萬斤，一九八三年是二億四千二百七十萬斤，二年增產六千多萬斤。
一九八二年冬，對農村的發展進行全面調查，發現了改革開放以後湧現出一批帶頭致富的先進人物，最出名的有劉生武、宋振華、王炳先、郭仰萱、雷桂英。
劉生武是嶽壁公社東谷村農民。父親曾是法院幹部，劉生武不甘心在村裡務農，跑到外邊打工修公路，見識廣，結識人也多，更重要的是有生生不息的改變自己貧窮命運的動力。改革開放以後，他覺得發財的機會到了。村裡有個機械廠，破爛不堪。在承包的浪潮中，劉生武把機械廠承包下來。承包以後幹什麼？他跑到農機公司門口蹲了三天，搞市場調查，看什麼機器賣得最快。發現加工糧食的小鋼磨，最暢銷。他瞭解平遙南政公社農機廠生產小鋼磨，就買了一台回去拆開進行仿製。他認為農民手裡有了糧食，糧食加工數量增大了，鄉村普遍有電了，村辦麵粉廠會有個大的增加，小鋼磨肯定有銷路。祁縣召開農機展銷會，他把自己仿製的小鋼磨拿到會上展銷，拿回了一批訂單，當年就發了大財。他在各種會議介紹自己時說：“我叫劉生武，今年三十五，一年賺了三萬五”。當時一個萬元戶就不得了，劉生武一年賺了三萬五，當然有很大的震撼力！給農民致富、解放思想，樹立了榜樣。
第二個說說宋振華，老宋是沿村堡公社冀郭村農民，早在解放初期五十年代就被團中央授予植樹造林模範。一九五二年成立了平遙縣第一個互助組，“宋振華互助組”。曾獲得山西省一等勞動模範稱號。一九五六年宋振華在擔任農業社長時，鄉黨委書記宋汝朋借牲口拉石頭，把一個騾子撅死了。宋汝朋到宋振華村下鄉，在地未解凍時，讓突擊種大麥。宋振華說現在地還凍著能種嗎？先解決騾子問題，不解決牲口，不勞動。這一下惹怒了宋書記。宋汝朋濫用手中權力，以煽動破壞生產罪逮捕宋振華，判刑十二年，發配到陽泉煤礦勞改。在獄中，領導讓有冤的申訴，宋振華喊冤，上訴，獄方認為反動思想和反革命應分開，宋有錯誤，但構不成現行反革命。坐了九個月監獄放出來了。
一九五八年春，宋振華弟弟當兵回來，養長毛兔，找到南堰村一家養兔戶配種，人家拒絕。其弟不聽宋振華勸說，偷了人家三隻種兔。第二天公安局郝世明來村裡抓人，碰上宋振華，責駡宋振華，宋不服，頂撞起來。郝要抓宋振華，宋說，我是縣人大代表，你有拘留證、逮捕證？郝世明說，我有證就槍斃你！宋振華回答，你不槍斃我，不是我兒子做的。惹怒了郝世明，對宋又踢又打，逮起來了。當公安局把宋振華五花大綁，押往平遙城內路過村裡一口井時，宋振華緊跑幾步，一頭就栽到井裡。覺得沒法再活下去，也不讓你活下去了，就出如此下策，要尋短見。“天不滅曹”，捆綁宋振華的繩索有一個大疙瘩，正好卡在井口的磚縫裡。宋振華吊在井裡半當中，被公安人員拽了上來，救了一命。
學大寨期間，宋振華被捆綁了手腳，無所作為。但勤勞致富的心並未泯滅。自從給社員分配自留地以後，他的自留地經營的最好。一九七O年學大寨農村搞“五大革命”，割尾巴，要沒收自留地，為此縣裡還給冀郭村派了工作隊。眼看自留地的莊稼一派豐收景象，還盼望春荒時能補貼點口糧，減少點饑餓。如今卻要沒收自留地，斷了這點希望。宋振華就找工作隊，申訴理由，希望能在秋收後再沒收自留地，被工作隊一口拒絕。兒子聽到工作隊拒絕推遲沒收自留地的請求，非常不滿，就寫了一張大字報，因為是半文盲，大字報錯別字多，工作隊把幾個錯的地方拼湊在一起，說宋振華在幕後支持兒子給工作隊寫大字報，聲稱“要殺了工作隊”。就這樣把宋振華隔離審查，在村子裡關了二十多天。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改革開放剛開始，宋振華觀察國家形勢、社會動向，他覺得政策變了，要叫農民發財致富呀！他不甘心貧窮，就七湊八湊，東挪西借，聚起了些錢，買了四十只羊，放牧在南依澗山上。到了一九八一年，原來四十只羊，已經發展成四百隻。每年出賣屠宰就能收入幾萬元。村裡有果園，因管理不善，樹不結果，只出不入，沒有效益。改革開放後，村裡決定把果園承包出去。當時全村人認為無利可圖，誰都不包，只有宋振華一人出面承包。宋振華承包果園後，精心管理，打了井，多施肥，果園碩果累累，獲得豐收，賺了大錢，宋振華成了有名的萬元戶。<>
東郭村還有一個能人叫王炳先，也是在村裡無人承包集體果園時，他承包了。每年冬天，他用小平車到城裡拉無人要、不花錢的大糞，每株果樹施一大桶茅糞，結果同樣年年豐收，發了財、致了富。
東城的郭仰萱，沿村堡的雷桂英，在自家院內辦起了蛋雞場，規模養殖，起步早、效益好，都發了財，引起群眾的關注和羡慕。
發現了這些典型，一九八二年秋，全縣就召開雙文明建設表彰大會。將全縣帶頭致富的人召集到縣城開會慶功，宣傳表彰，樹立榜樣，解決人們怕富、不敢富的思想，全縣大獎了劉生武、宋振華、王炳先三個典型，號召全縣人民向他們學習，勤勞致富，爭取早日變成萬元戶！
當會議開始，參會人員從四面八方湧到縣城，步入大禮堂時，許多民眾看熱鬧，圍觀會議代表。不少人議論，這是什麼“英雄模範”，都是過去“帶頭搞資本主義的一幫人”。確實中國農民當中，有些人不管如何嚴酷壓制，他們並沒有甘心貧窮。想富、要富、爭取富，一直受到批判和打擊。當三中全會的春風吹到農村大地，正是他們這些人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立即行動了起來，成了第一批致富的帶頭人。
什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什麼是剝削，這些人有沒有剝削？這些問題困擾許多人，也逼著我思考回答。
還是用事實說話吧！從宋振華致富的經歷來研究探討問題。
宋振華的羊群，在南依澗公社唐河底村的山上放牧。唐河底村原來集體有羊群，有一個老羊工。土地承包到戶以後，集體的羊群沒有了，老羊工失業了。他不會幹別的營生，生活陷入困境。宋振華發展羊群後，又雇上了老羊工，老羊工又有了吃飯的地方，每天發給一元錢工資，後來又增加到一元五，重新過上了無憂無慮的生活。按過去的說法，宋振華和老羊工是雇傭關係，存在剝削。農村實行土地承包以後，農民各分得一份土地，致富的起跑線是一樣的，有的有能力，會經營，發展快，需要雇人説明生產。有的人自己沒有本事，只能受雇於人，像唐河底老羊工正是靠宋振華才有了生活出路。這是兩全其美的事情。一個有資金、會管理，一個能勞動，會放羊，相互合作，各盡所能，各有所得。記得中學念書時有趙樹理《地板》一課。批判地主、富農都是好逸惡勞，靠剝削別人維生的。如今，又出現了窮、富之分，像宋振華一樣的人，完全是靠自己能耐發家致富的，他們不僅會勞動，而且會經營管理。有了宋振華，老羊工就有活幹，有飯吃。沒有宋振華，老羊工就無法生活下去。他們之間是互助互利的關係。硬要說宋振華是剝削，于事於理都難以服人！
聯想到我學過的剩餘價值理論，分析和認識一下宋振華和老羊工的情況，也覺得理論並不能說明現在的這種“勞資”關係。地、資到底是怎麼起家的？從我父親的經歷來說，原來是個窮光蛋，一文沒有，靠當小店員、提茶壺、倒夜壺侍候掌櫃的，學打算盤，學寫字記帳，後來自己成長為掌櫃，直到以後自己獨立經營店鋪，當自己有了店鋪後，仍然起五更睡半夜，又勞動又管理，十分辛苦，其實賺得同樣是血汗錢。可是解放後被認為是剝削起家的。改革開放後許多人致富的現實，我覺得用剩餘價值理論和趙樹理的《地板》理論去看待和認識，站不住腳，服不了人。給這些人扣上剝削的帽子，有害改革，有害社會。必須重新研究、分析、認識，總結新的理論，指導現實。
一九五八年冬，在山西省農學院讀書時，學校派我和王偉英同學，到平遙調查蔬菜生產時，就覺得平遙縣城很大很美。一九八0年代初，上海同濟大學阮儀山教授曾帶隊給平遙作過整體規劃。到平遙工作以後，一九八二年八月，鄭孝燮、余仕康兩位教授曾對平遙進行過考察，並提出保護的建議。我當面聆聽了兩位專家的指教，深受啟發。
平遙古城，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在義大利那不勒斯城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確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是目前我國唯一以整座古城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獲得成功的古縣城。平遙古城牆、街道、民宅完整地保留下來。
我在太谷、祁縣住過，原來縣城都很好，解放後先拆城牆，後拆街道，古城風貌蕩然無存。平遙窮，沒有經濟實力“改造”舊城，沒有大拆大建，因窮得福，把古城保留了下來。
如今，我們的任務就是把這座稀世寶城保護好。一九八二年春節，縣委提出一個口號：“人民古城人民愛，人民古城人民建”，先行宣傳，讓廣大群眾有保護古城的意識和觀念。縣文物所所長李有華先生，負責古城牆的維修工程。他熱愛古城，對古城的保護做出了突出貢獻。維修城牆，省裡每年給十萬元的撥款，縣裡拿不出錢來，就靠省裡的十萬，緩慢推進城牆的維修。後來，張希舜當了省文物局長，老朋友對我給予關照，每年維修城牆的經費增加到二十萬，由此加快了進度。
平遙縣城沒有下水排汙系統，以前幾屆政府也維修馬路，只是在原來路面上加鋪水泥或瀝青，夏天鋪，冬天一潑水，一凍又壞了，往返重複。我們下決心根治，先把排水排汙的系統打通，然後鋪路。一九八二年縣財政剛剛好轉就籌措了48萬元，首先改造西街和南街道路。開工後，我常利用飯後休息時間到工地上看看，工程挺難，也挺大，街道窄，開溝深，出土堆積在兩旁，行人很難。但是群眾都紛紛叫好，並無怨言，都認為縣政府幹得是善事，前無古人，是為平遙造福。經過半年多的施工，終於把兩條重要街道修好了。當時，平遙人民就把這件事作為功勞記在我的頭上，直到現在平遙人還念道李輔為平遙修馬路，好像是“開天闢地”一樣，記入他們的心中。
一九八一年冬，自我主持平遙縣委工作開始，任清海、郭景德、任景亮先後調離平遙。每次召開歡送座談會，總得按照座談會的習俗擺一點花生、瓜籽、糖塊等零食，買這些東西錢不多，但沒個地方開支報銷，花公款，平遙很窮，實在捨不得，也覺得不合理。我和常學溫同志商量，老常給想了個辦法：縣委機關的廁所，茅糞賣給農村，有幾百元的“預算外收入”，可以花賣茅糞錢。這就是當時平遙縣委的小金庫。每次座談會的開銷，就花賣茅糞的錢。
歡送老同志吃飯，到招待所吃，不合適。我建議凡參加歡送的同志自掏腰包，每人兩元，就在機關食堂，宴請調離的同志。這也成了當時的規矩，歡送幾個同志沒有花過一分錢公款。
平遙古城來客很多，差不多每天都得陪客吃飯，當時我只有幾十元的工資，如果按實際價碼自掏腰包，確實掏不起。如果每次白吃，我認為不應該，問心有愧。縣裡規定陪一次飯，自交五角錢。我每月月底到招待所結帳，把應付款一次交清。
平遙特產牛肉，有許多老同志委託代買，從未作為禮品白送過任何領導，都是按價收回肉款。有一次地委書記讓買些牛肉，未即時付款，後來找他的秘書把肉款要了回來。可以說我在平遙期間是一清二白，乾乾淨淨，沒有占過公家任何便宜，也沒有拿公家的東西送過任何領導。
一九八四年一月五日，當我離開平遙時，上午我到機關食堂把包括當天中午以及本月的伙食費全部交清。吃飯前，辦公室的同志告我說調離平遙不久的羅縣長回來了，還有全國勞模吳吉昌也來了，一起去吃個飯吧，我同意去了。因為請吳勞模，所以上了一瓶汾酒。後來，有人告到省委，說我離開平遙時，大擺筵席，喝酒吃肉，鋪張浪費……其實，那天縣裡正開計劃生育會議，所吃的這桌飯，是會議飯，並未單獨設宴。省專派工作組，到平遙縣調查，後來農業局長李瑞祺把此事告給吳勞模，吳勞模大罵：“查什麼，縣委書記要走，不要說沒有設宴歡送，就是歡送算什麼問題，不應該嗎？告訴他們就說是我吃了，想要幹啥！”那時，真是“磨道尋驢蹄印”，總想一下置我於死地。只是我清廉為官，兩袖清風，抓不住一點把柄。他們也只能枉費心機！
平遙經過二年改革、建設，有了一個好的開始。過去太谷、祁縣是富縣、先進縣，到一九八三年底，平遙都已超過了它們，平遙人民有了自信心，為改變窮困想大幹一場。我也順應民心想幹點事業，為平遙人民做出新的貢獻。但是，幹事難啊！我面對干擾，不為所動，一是我沒有幹過任何壞事，二是已有定論，覺得應該平安無事，我按部就班，推進工作。
根據地委安排先更新了縣委、政府班子。把賈傳德由副縣長提為縣委副書記。把常委、辦公室主任王鏞提為副書記，辦公到副主任李天禎提為副書記，雷慶祺、宋清娥進了縣委常委。
新提拔的幹部都是經公社書記、主任，縣級機關局長等幹部民主推薦而確定的，沒有任何更改和變動，一是因為上、下認識一致，二是防止別有用心的人在用人問題上又作什麼文章，所以完全按推薦結果上報審批。並且，我囑咐組織部把選票密封妥善保管，以便以後應對干擾和糾纏。當時，每做一件事都小心翼翼，防範小人暗害。
十月份以後，又對縣級機關進行機構改革，重新配備了幹部，對公社班子也進行了普遍調整。在幹部選拔上組織了一批幹部，深入基層進行考察，誰好，誰能幹，群眾推薦誰，就用誰。由於這些幹部深得人心，有群眾基礎，所以後來儘管我下了台，繼任書記郝邁維對這批幹部認可，頂住壓力，保護下來，使這批幹部為平遙的穩定發展整整幹了十年。有的幹部，如常委、組織部長李樹貴受我牽連，調到柴油機廠當了副書記。但是平遙人民不信邪，不怕鬼，後來硬是用選票把李樹貴選回平遙，當了人大副主任，後又被選為人大主任。事實說明李樹貴是深受人民擁護的，有群眾基礎的。李天禎調到榆次市當了副書記，後任市長。由於不拘一格選賢任能，從晉中農校畢業一年多的王建林，僅十九歲就被推薦當了淨化公社副主任。以後一路奮進，如今當了晉中市副市長，為黨發現培養了一個人才。可以說在平遙工作二年，最後謝幕時在幹部調整、選拔、配備上，真正做到了撥亂反正，選賢任能，是精彩的一筆。
在農村搞棉花試驗田的省棉科所人告訴農業局李瑞祺局長，農村老百姓流傳著“一怕政策變，二怕李輔走”的輿論。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初，地委找我談話，李林廣書記建議我寫辭職報告。我的思想真是不通，想來想去自己沒有任何辭職的理由，自己提出辭職是違心的，李書記讓寫，我應命寫了一個辭職書，報告於十一月廿四日送到地委，李看後說，“覺得心酸，思想不通，算了吧！”辭職的事就擱在一邊了。
經過二年的努力，平遙的經濟基本好轉，有了一個好的前進的基礎。糧食增產幅度較大，群眾吃飯問題解決了，吃白麵的問題也解決了。如何增收？必須有新的增長點。這幾年平遙有龍頭企業奶粉廠，帶動了農民養羊；有傳統的平遙牛肉帶動養牛業；郭仰萱、雷桂英的家庭式規模化養雞場也對全縣致富起了示範作用。下一步，全縣發展畜牧業，搞好糧食轉化是一個好的路子。為此，就要大力發展飼料業。縣裡糧食局有一個飼料廠，但規模較小，要大發展，就要吸取外地先進經驗。
我帶了鄉鎮局，糧食局和飼料廠的同志，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到廿四日，用了七天時間參觀了北京飼料公司東壩飼料廠、北京營養源研究所、《飼料研究》雜誌社，知道了飼料加工廠的設備、規模、加工能力，加工方法、飼料配方等有關情況，與同去的幹部初步商量平遙飼料加工發展的藍圖。儘管知道在平遙來日不多。但置個人去留於度外，考慮的仍然是平遙未來的發展。
省委決定免去我平遙縣委書記的職務，調回行署辦公室，等待處理。在平遙的工作結束了，一九八四年一月五日，地委副書記張懷仁去平遙宣佈了免職通知。當日下午，我就回到了榆次。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在日記中寫道：當若干年以後，離開工作崗位的時候，我應該而且能夠說這樣一句話：“我為黨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對黨我是無愧的，我將得到最大的安慰。”應以自豪的是，我兌現了我的諾言。
平遙縣紀檢委副書記侯效良先生，于甲子暮春刻了一方石印，印周刻寫了這樣的話語：“一九八三年是我縣認真貫徹中央一號檔全面推行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巨大作用，奪得農業生產的全面豐收大幅度增產的一年，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發展取得顯著成效的一年，是以兩戶為骨幹的商品生產空前發展的一年，是開發性生產大見成效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的一年，棉花總產九百萬斤，一年翻番，小麥一年猛增長，遞增九成半，治理堿灘三萬八千畝，當年增收三百一十一萬元，西王智、南依澗三年頭上翻兩番，洪善、襄垣、王家莊、香樂、甯固、杜家莊、淨化、達蒲、普洞山三年各自翻一番，最後落款，‘效良銘此功績敬書’”。侯效良把它刻在了石頭上，作為歷史見證。平遙人民刻在了他們的心上。金獎銀獎，不如老百姓的誇獎；金杯銀盃，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政聲人去後，離開平遙二十多年了，但是我在平遙人民心中的那座豐碑，並未隕滅，而且繼續在傳承。
代表們中的許多人不贊成地委提名的縣長候選人郭景德。縣委常委于九月三十日開了半天會，專門分析研究討論會議的動向，統一思想，要求依靠黨組織保證地委選舉安排的實現。晚上，專門召開了代表大會全體黨員大會，任清海同志讓我在會上講話，號召黨員堅持黨性，消除派性，不要搞小動作，搞秘密串連，要保證選舉的成功。這次講話本不應由我出面，一不是代表，二又是剛來，情況瞭解得不多。但是任清海盛情邀我，他自己已覺得有了困難，說服不了大家。沒有辦法，黨的工作，同志有難處，不能見難不幫。我經過準備，針對分析到的一些思想和動向進行說服教育。第一次登臺講演，說理充分，身教言教，震動很大，打亂了一派的陣腳。我在日記中祝福會議“但願成功，平遙從此穩定下來，使人民安心下來，休養生息！”十月一日正式選舉，決定會議的成敗。計票結束，結果地委提名的縣長候選人郭景德，和代表秘密串連選舉的侯開鑒都沒有過半數，選舉縣長宣告失敗。地委聯絡員立即報告地委，行署派牛專員瞭解情況後，讓我和牛專員一起去省委組織部彙報。我和牛專員星夜兼程，到了晚上十點多趕到省委組織部，彙報了情況，他們也沒有辦法。又讓給省人大彙報，省人大主任阮泊生聽到選舉失敗的消息後，問縣人代會結束了沒有？我們告訴選舉失敗後全部議程已經完畢，已經宣佈散會了。阮主任遺憾地說，要是未宣佈散會還可以繼續做工作，挽回局面。要是散會了，那就不行了，只能承認現在的結果。結果是平遙縣政府成立了，卻沒有縣長。還讓郭景德擔任縣政府黨組書記，主持政府的工作。這已名不正，言不順，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了。郭景德受到了沉重打擊，已心灰意冷，無法戀戰了。
為什麼選縣長失敗？平遙老百姓秘密推舉的是他們眼中的英雄、老幹部、平遙火柴廠廠長侯開鑒。老侯解放前參加革命，在平遙火柴廠工作多年，很有威信。在全縣批鬥侯開鑒時，他凜然正氣，威武不屈，拒不承認“錯誤”。廣大幹部、群眾都認為侯開鑒“硬骨頭”是條漢子，能代表他們。在選舉前早已秘密商量，細緻的給每一個代表做工作，並進行統計，很有把握，把侯開鑒選上縣長。是我的那次講話，動搖了一部分代表的決心，導致侯開鑒未過半數，否則老侯就當上平遙縣長了。
通過這次選舉，我又一次深刻認識了平遙人。這次選舉是那樣的執著、堅定。本來老侯的名字中的那個“鑒”字很複雜、難寫（現印的鑒，是簡化字，繁體字電腦裡沒有）。串連的人一筆一劃教會農民代表，怕寫錯字成了廢票。計票時，竟然沒有因為“鑒”字寫錯出現一張廢票。難啊，你不得不佩服平遙人。
這是第一場風波，黨委提名的人落選，在全省開創了先例。這一教訓黨組織本應認真總結，縣長由人民代表選舉，為什麼不尊重民意呢？黨委提名縣長候選人，往往從黨的利益和幹部政策來考慮，有時個別領導還塞個私貨，搞個裙帶，後來情況更為嚴重，像百姓說的那樣：“說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常常違背民意。而人民選擇縣長，一看他是不是好人，二看他能不能為老百姓辦事，既重德又重才，這有什麼不好！每次選舉，黨委提名的候選人要當作政治任務保證完成。人代會的臨時黨組要動員黨員堅決執行上級黨委的安排，保證黨的意志的實現。至於絕大多數人民想選誰並不關顧。黨委包辦代替，說是代表人民利益，實際上是剝奪了人民的權力。為啥縣級選舉不敢放開，到底怕啥！我們常講相信群眾，為啥一到具體問題就把群眾拋到一邊。中央講，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是我國的根本政治制度。由於提名候選人並不重視民意，所以，多數選民也不相信和關心這一制度。選區選舉代表，投票率極低，有時不得不發禮品，吸引選民到場投票。我國的選舉制度應該快馬加鞭，趕快改革了。
一九八一年地委調整平遙縣領導班子，同時調去五個人，除去三個副書記，還有兩個副縣長：賈傳德、劉運輪。我們五個人都在大灶吃飯。此前縣委書記任清海也是在大灶吃飯，為了不讓他排隊，在灶房設了一個飯桌。任清海是晉南曲沃人，吃白麵長大的，吃不了粗糧，更吃不了紅面攪榆皮面的擦圪鬥。食堂照顧他吃白麵，這引起一些幹部職工的不滿，認為是搞特殊化。賈傳德、劉運輪先我們早去幾天，照任清海的辦法，就在灶房內吃飯，我們後去的三個也跟著他們一起吃飯，誰也沒有搞特殊，和食堂就餐的人一起吃粗糧。
沒過幾天，我接到一封信，信中說，你來平遙，群眾寄於很大希望。希望你不要搞特殊，脫離群眾，群眾對你們在灶房吃小灶很有意見，盼你能儘快改正。寫信人是常學溫。看了信後我有點不高興，社會傳說平遙人刁，自認為剛來平遙就遇上了刁人。我打聽常學溫是個什麼人？為啥不顧事實，說我搞特殊！打聽後獲知，常學溫是統計局的一個幹部，是個老幹部，是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平反後分配到統計局工作的。此人性格梗直，看不慣歪風邪氣。我想這是一場誤會。他不知道我們和大家吃的是一樣的飯菜，以為在灶房內搞特殊。給我寫信完全是善意。
新的政府機構成立，縣委和政府要分開辦公。政府街南側原縣二招，已經修繕完畢，縣委就遷到那裡。一天，常學溫同志找到我，毛遂自薦，要當縣委食堂的管理員。他批評縣政府食堂辦得不好，跑冒滴漏，克扣職工，群眾普遍不滿。他表示保證把縣委食堂辦好，讓廣大職工滿意。從我的瞭解和接觸，我認為老常是個誠實可信的人，就與辦公室商量，同意將老常從統計局調到縣委專管食堂。果然，老常把食堂辦得很好，饅頭比政府那邊大，菜比政府那邊質好價廉，縣委上灶的幹部異口同聲，皆都叫好。後來才知道，老常根本不懂會計，不會算帳，就是靠兩袖清風，把食堂搞好了。老常聽到了讚歌，在平遙改革的大潮中算一個插曲。
從這一插曲中，我發現了一個人才。常學溫早年參加抗日戰爭，浴血奮戰，出生入死，曾任上將彭紹輝的機要秘書，後任機要科長。一九五五年西北軍區推薦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深造。在黨史四班，與著名作家蘇叔陽、從華東軍區入校的朱延年同班。朱延年哥哥是國軍師長。朱延年背叛剝削階級家庭，投身革命。到了人大，擔任黨史系總支書記。一九五七年，他提出建議，我國應儘早制定刑法和民法，認為這是法律體系中最重要的兩部法律，這被認為反黨言論，打成“右派”。常學溫是黨史系總支副書記，在批判朱延年時，本應是黨小組長發言，組長有病，由副書記常學溫代表兩人發言批判。常在發言中稱朱延年為同志，說朱有錯誤，但不是反黨言論。提出制定刑法、民法是正確的。更不應打成“右派”。當時，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胡錫奎(曾任西北局書記)，遞給常學溫一個紙條，問你和朱延年是什麼關係？常學溫在發言中回答說:我和朱延年有四種關係：都是來自部隊，是戰友關係；都是党的基層組織領導，是組織關係；都是共產黨員，是同志關係；都是人大學生，是同學關係。除此而外，沒有別的關係。如果組織認為還有什麼關係，由組織決定。就因為這個發言，把常學溫也打成“右派”。
毛當時決定，大學生中的“右派”“收黨票，給糧票”，組織決定把他下放農村改造。常學溫說，我就是農村出來的，不要下放到別的地方去了，我回自己的家鄉吧。在回農村前為了不再株連妻子，又勸說妻子和他離了婚。常學溫回到農村，撲倒身子，髒活累活都幹，和鄉親們同甘共苦，血肉相親，得到廣大村民的支持，又贏得一個農村姑娘的芳心，重新組織了家庭。他無怨無悔在農村一直幹了十幾年，直到一九七九年平反。常學溫早就是我黨培養的人才，只是不會看風使舵，出賣良心，被運動毀壞成了廢材。一個插曲又牽扯出一個悲劇。
經過一段時期的調查，知道平遙人多地少，資源貧乏，折騰的時間較長，好多好幹部被打擊迫害，沒能發揮聰明才智，積極性受到了壓制。任清海同志沒有在平遙長期工作的打算，得過且過。直到我們去後，還有十一個公社班子處於癱瘓狀態。不解決幹部問題，誰來工作？首先，必須配齊公社班子，把有能力的、肯幹工作的同志放到重要崗位上。李光榮原是仁義公社黨委書記，清查時被栽髒陷害，抓進監獄。地委已給平反，縣委還未給分配工作。李光榮在仁義公社被群眾譽為抓“路線”的幹部，帶領群眾打通了山區公路，祖祖輩輩不通汽車的地方，通了汽車。多少年來仁義山上“點燈靠油”，李光榮同志把高壓輸電線通到了山上，老百姓點上了電燈，見到了光明。像這樣的實幹家，立即啟用，安排到卜宜公社任黨委書記。城關公社書記和革委主任鬧不團結，書記長期不上班，班子癱瘓，把王家莊書記楊榮海調到城關擔任書記。香樂公社一個副書記作風不好，免了職，調離公社。淨化公社副書記王xx和公社一個女幹部亂搞，被捉姦後，褲子掛到了院內的樹上，還不承認錯誤，影響極壞，經常委討論開除了黨籍。就這樣大刀闊斧，扶正祛邪，把十一個公社的班子都配好配齊了。大家看到縣委在使用幹部的態度，不是以派用人，而是以能力和幹不幹、德才標準選任幹部，用人導向變了，幹部隊伍的風氣也跟著逐步改變。
平遙縣的土地，汾河區占三分之一，丘陵區占三分之一，山區占三分之一，可耕地少，水地更少。學大寨批資本主義，不讓群眾搞工、副業，那麼多人圍著二畝貧瘠的土地上打轉轉，連自己的口糧都解決不了。批資本主義，越批越窮。我去平遙的一九八一年，不少社隊還吃返銷糧。農村必須改革，根據安徽小崗村的經驗，把土地下放，搞大包乾，“交夠國家的，留下集體的，剩餘全是自己的”，廣大群眾十分擁護。但是大寨在晉中，左的影響束縛人們的思想，對於大包乾還在等待觀望，“生怕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變成解放前”。不能等了，不能坐失時機。節令不饒人，不能誤了備耕的時節。我放手農村改革，大力宣揚小崗村、鳳陽縣實行大包乾一年致富的經驗，並組織公社幹部到小崗村、風陽縣探寶取經。經過宣傳發動，特別是看了鳳陽縣的變化，基層幹部的思想轉變了，回到本地就立即搞起了大包乾。一九八一年冬天，在很短的時間就把百分之八十幾的土地承包下去了。在晉中地區是一馬當先，引起了其它縣的廣泛議論，也引起了地委領導的不滿和關注。地委分管農業的副書記胡光隆同志專程到平遙調查瞭解。一聽說百分之八十多的土地包到了農戶，非常不滿，擔心並指責我，“看你明年公糧怎麼完成任務呀！”我說，老百姓最講道理，只要有了糧食，他們肯定會上交公糧的。平遙農村改革的第一個高潮出現了，但也留下了一個秋後算帳的問題，只待來年秋收後做結論了。
由於路線的影響，晉中有些縣遲遲不把土地承包給農民。深受破壞的昔陽縣，卻另是一番風景。縣委書記侯光天同志大刀闊斧搞改革，首先推動大寨改革，然後在全縣推廣小崗經驗，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九八三底，侯光天到晉中地委擔任了副書記，此人聰明能幹，本事大，人緣好，本可肩負黨的重擔。他《自我畫像》詩中寫到：“學生時代學生王，工作歲月工作狂。二十五六鳥出頭，四十三四階下囚”。也因在山西大學當過頭頭，被打下馬來。黨內容不下這樣出頭的人才。
一九八二年七月地委在壽陽召開縣委書記會議，進一步推進土地大包乾，侯光天同志和我先後介紹大包乾的經驗，竟然受到平定、太谷縣委書記的質疑和責難。到什麼時候了，還懷疑大包乾，要搞專業承包。可見大寨的影響在晉中的厲害。
九月中旬到平遙，十月中旬，任清海就不管平遙的工作，由我主持縣委工作。到十二月中旬，省委正式通知我任平遙縣委書記。二個多月的調查研究和工作實踐，對於平遙的發展已經有了思路。為了動員全縣人民，統一思想，把思想變成行動，我必須拿出一個綱領性的檔。經過反復思考，總結概括，我提出“平遙要想富，走通六條路”的口號或者說是綱領：第一、農村要普遍推廣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第二、發展奶山羊。平遙當時有了一定的養殖規模，要繼續發展，增加農民收入，為縣奶粉廠提供充足的奶源；第三、大力抓好棉花的種植。在襄汾工作時，請吳吉昌指導棉花生產，棉花的密植問題一直解決不了。到了平遙調查時發現，平遙種植東北黑山棉，每畝上萬株，有密植的習慣，這就為增產提供了條件；第四、發展社隊工業；第五，抓好縣辦工業；第六發展旅遊業。
我任縣委書記後，把這些設想，分別與人大、政府、政協的同志們進行座談，聽取他們的意見，修改和充實、完善這個綱領。春節前，我就起草報告，準備春節後召開全縣三級幹部大會時，向全縣發佈。春節上班後，我讓辦公室副主任李天禎把報告重新抄了一遍，讓他邊抄邊改，後來我又進行反復的修改，三幹會的主題報告，建設平遙的方案基本有了。三幹會上一炮打響，“平遙要想富，走通六條路”，傳遍全縣，成為全縣人民共同奮鬥的口號！
為了營造大幹快上的氣氛，鼓舞全縣人民的士氣，掃除平遙貧窮落後的陰霾，春節前，我就安排了元宵節的文藝活動，除去傳統的民間表演以外，我詢問當地有沒有製作傳統焰火的廠家或村落，說沒有。後來，我讓社隊局出3000元錢，到太原煙花廠定制了焰火。正月十五晚上，平遙縣城第一次燃放焰火。為了保障安全，專門把焰火燃放地放置在城外柳根河沿岸。那天晚上在街頭文藝表演後，群眾就湧向柳根河畔，城鄉幾萬人觀看燃放焰火。人們一張張笑臉，仰望天空，觀看那五彩繽紛，光輝燦爛的禮花。在人們心底激發起奮發圖變，努力翻身，治窮致富的願望和決心。“平遙要想富，走通六條路”，成為全縣人民致富的藍圖和行動綱領。一九八二年開了一個好頭，平遙人民有了盼頭和奔頭！
山西棉花生產比較落後，滿足不了工業生產和人民生活的需求。省長採取多項鼓勵政策，獎糧、獎錢、獎化肥，促進棉花增產。我和科技局長、高級農藝師邢寶民研究了棉花增產的措施，除去廣泛宣傳省政府的優惠政策外，關鍵是技術措施：第一，狠抓密植，每畝上萬株，一株保二個棉桃，產量就上了二百斤；第二，抓地膜覆蓋，抗旱、增溫、延長生長期。後來，發現地膜覆蓋壓堿，平遙有幾萬畝堿灘，不長莊稼，有人叫“飛機場”。推廣地膜覆蓋後，平遙的“飛機場”都變成了良田。第三增施化肥，特別是磷肥。第四，科技下鄉，邢寶民幾個農科人員和田家堡大隊簽訂了保產合同。社隊保證科技人員的技術措施落實到田間，科技人員保證達到合同規定的產量。達不到受罰，超產部分，按比例提成獲獎。
一九八二年秋，到香樂公社下鄉，到了公社機關，說牛書記到了北薛靳村。我們又跑到北薛靳村，去找公社書記牛登貴。到了一個農民院落，我想方便一下，就上了院裡的廁所。當地農民使用的是旱廁所，一個七、八平方米的深坑。到那裡解手，一看糞坑內，所有的糞便全是紅色。農民日常口糧全部都是紅高粱，拉不出黃色的糞便。目睹這一現狀，刺激了我，觸動了，想想農民天天吃高粱，生活該有多苦啊!
一九八一年平遙全縣小麥產量只有一千八百萬斤，在討論徵購任務時，焦頭爛額，完不成任務。直到現在我還記憶清晰。前邊寫到機關幹部對縣委書記因有胃病多吃一點細糧滿肚意見。我當時想，國家需要小麥，機關幹部、城市居民想多供應點白麵，農民改善生活也應該多吃白麵，為什麼學大寨非要種高粱奪高產不可，小麥難道不可以高產嗎？要說服基層幹部和群眾，必須拿出有說服力的事實。
一九八二年麥收後，到杜家莊公社調查，公社書記梁錫華告我，他們公社逐年擴大小麥面積，小麥連年增產，小麥畝產超過了高粱，高粱由於“三黑病”的困擾，是減產的趨勢。高粱高產是表面現象，慣性化認識。後來調查全縣高粱畝產的情況，確實比杜家莊小麥畝產低，而且差額還不小。小麥生產省工、省時、成本低，高粱費水、費肥、費工，成本高。有了這一實例，可以說服幹部和農民，一九八二年就大抓小麥生產。秋季三幹會前就讓農業局、科技局針對平遙小麥種植存在的問題和準備推廣的技術，搞了幾組對比示範田，如種籽、播種機具、磷肥，不同數量的底肥等，在三幹會期間組織參會人員去現場參觀，眼見為實，不用多講，起到了示範教育作用。一九八二年平遙小麥備耕從原來基本不用磷肥到施用了1500噸磷肥作底肥。
一九八三年小麥大豐收，由1982年總產二千五百萬斤，猛增到7600萬斤。在夏糧徵購上，過去“鞭打快牛”，水地區負擔過重，縣委在夏征前做通公社幹部的思想工作，合理調整了小麥徵購任務，夏收後只用很短時間，就完成了徵購任務，奪得全區夏糧徵購第一名。糧食局受到了表彰。不用等到秋季算帳，夏糧生產和徵購就回答了地委副書記胡光隆同志擔心的問題。一九八三年小麥播種，科技局拿出了標準化實施方案，進一步強化了增產措施，一九八四年小麥總產突破了一億斤，創造了歷史。平遙人再不用發愁吃高粱面啦！
平遙縣糧食總產：一九八一年是一億八千零九十萬斤，一九八二年是二億零九百萬斤，一九八三年是二億四千二百七十萬斤，二年增產六千多萬斤。
一九八二年冬，對農村的發展進行全面調查，發現了改革開放以後湧現出一批帶頭致富的先進人物，最出名的有劉生武、宋振華、王炳先、郭仰萱、雷桂英。
劉生武是嶽壁公社東谷村農民。父親曾是法院幹部，劉生武不甘心在村裡務農，跑到外邊打工修公路，見識廣，結識人也多，更重要的是有生生不息的改變自己貧窮命運的動力。改革開放以後，他覺得發財的機會到了。村裡有個機械廠，破爛不堪。在承包的浪潮中，劉生武把機械廠承包下來。承包以後幹什麼？他跑到農機公司門口蹲了三天，搞市場調查，看什麼機器賣得最快。發現加工糧食的小鋼磨，最暢銷。他瞭解平遙南政公社農機廠生產小鋼磨，就買了一台回去拆開進行仿製。他認為農民手裡有了糧食，糧食加工數量增大了，鄉村普遍有電了，村辦麵粉廠會有個大的增加，小鋼磨肯定有銷路。祁縣召開農機展銷會，他把自己仿製的小鋼磨拿到會上展銷，拿回了一批訂單，當年就發了大財。他在各種會議介紹自己時說：“我叫劉生武，今年三十五，一年賺了三萬五”。當時一個萬元戶就不得了，劉生武一年賺了三萬五，當然有很大的震撼力！給農民致富、解放思想，樹立了榜樣。
第二個說說宋振華，老宋是沿村堡公社冀郭村農民，早在解放初期五十年代就被團中央授予植樹造林模範。一九五二年成立了平遙縣第一個互助組，“宋振華互助組”。曾獲得山西省一等勞動模範稱號。一九五六年宋振華在擔任農業社長時，鄉黨委書記宋汝朋借牲口拉石頭，把一個騾子撅死了。宋汝朋到宋振華村下鄉，在地未解凍時，讓突擊種大麥。宋振華說現在地還凍著能種嗎？先解決騾子問題，不解決牲口，不勞動。這一下惹怒了宋書記。宋汝朋濫用手中權力，以煽動破壞生產罪逮捕宋振華，判刑十二年，發配到陽泉煤礦勞改。在獄中，領導讓有冤的申訴，宋振華喊冤，上訴，獄方認為反動思想和反革命應分開，宋有錯誤，但構不成現行反革命。坐了九個月監獄放出來了。
一九五八年春，宋振華弟弟當兵回來，養長毛兔，找到南堰村一家養兔戶配種，人家拒絕。其弟不聽宋振華勸說，偷了人家三隻種兔。第二天公安局郝世明來村裡抓人，碰上宋振華，責駡宋振華，宋不服，頂撞起來。郝要抓宋振華，宋說，我是縣人大代表，你有拘留證、逮捕證？郝世明說，我有證就槍斃你！宋振華回答，你不槍斃我，不是我兒子做的。惹怒了郝世明，對宋又踢又打，逮起來了。當公安局把宋振華五花大綁，押往平遙城內路過村裡一口井時，宋振華緊跑幾步，一頭就栽到井裡。覺得沒法再活下去，也不讓你活下去了，就出如此下策，要尋短見。“天不滅曹”，捆綁宋振華的繩索有一個大疙瘩，正好卡在井口的磚縫裡。宋振華吊在井裡半當中，被公安人員拽了上來，救了一命。
學大寨期間，宋振華被捆綁了手腳，無所作為。但勤勞致富的心並未泯滅。自從給社員分配自留地以後，他的自留地經營的最好。一九七O年學大寨農村搞“五大革命”，割尾巴，要沒收自留地，為此縣裡還給冀郭村派了工作隊。眼看自留地的莊稼一派豐收景象，還盼望春荒時能補貼點口糧，減少點饑餓。如今卻要沒收自留地，斷了這點希望。宋振華就找工作隊，申訴理由，希望能在秋收後再沒收自留地，被工作隊一口拒絕。兒子聽到工作隊拒絕推遲沒收自留地的請求，非常不滿，就寫了一張大字報，因為是半文盲，大字報錯別字多，工作隊把幾個錯的地方拼湊在一起，說宋振華在幕後支持兒子給工作隊寫大字報，聲稱“要殺了工作隊”。就這樣把宋振華隔離審查，在村子裡關了二十多天。
“大難不死，必有後福。”改革開放剛開始，宋振華觀察國家形勢、社會動向，他覺得政策變了，要叫農民發財致富呀！他不甘心貧窮，就七湊八湊，東挪西借，聚起了些錢，買了四十只羊，放牧在南依澗山上。到了一九八一年，原來四十只羊，已經發展成四百隻。每年出賣屠宰就能收入幾萬元。村裡有果園，因管理不善，樹不結果，只出不入，沒有效益。改革開放後，村裡決定把果園承包出去。當時全村人認為無利可圖，誰都不包，只有宋振華一人出面承包。宋振華承包果園後，精心管理，打了井，多施肥，果園碩果累累，獲得豐收，賺了大錢，宋振華成了有名的萬元戶。<>
東郭村還有一個能人叫王炳先，也是在村裡無人承包集體果園時，他承包了。每年冬天，他用小平車到城裡拉無人要、不花錢的大糞，每株果樹施一大桶茅糞，結果同樣年年豐收，發了財、致了富。
東城的郭仰萱，沿村堡的雷桂英，在自家院內辦起了蛋雞場，規模養殖，起步早、效益好，都發了財，引起群眾的關注和羡慕。
發現了這些典型，一九八二年秋，全縣就召開雙文明建設表彰大會。將全縣帶頭致富的人召集到縣城開會慶功，宣傳表彰，樹立榜樣，解決人們怕富、不敢富的思想，全縣大獎了劉生武、宋振華、王炳先三個典型，號召全縣人民向他們學習，勤勞致富，爭取早日變成萬元戶！
當會議開始，參會人員從四面八方湧到縣城，步入大禮堂時，許多民眾看熱鬧，圍觀會議代表。不少人議論，這是什麼“英雄模範”，都是過去“帶頭搞資本主義的一幫人”。確實中國農民當中，有些人不管如何嚴酷壓制，他們並沒有甘心貧窮。想富、要富、爭取富，一直受到批判和打擊。當三中全會的春風吹到農村大地，正是他們這些人響應黨中央的號召，立即行動了起來，成了第一批致富的帶頭人。
什麼是真正的社會主義，什麼是剝削，這些人有沒有剝削？這些問題困擾許多人，也逼著我思考回答。
還是用事實說話吧！從宋振華致富的經歷來研究探討問題。
宋振華的羊群，在南依澗公社唐河底村的山上放牧。唐河底村原來集體有羊群，有一個老羊工。土地承包到戶以後，集體的羊群沒有了，老羊工失業了。他不會幹別的營生，生活陷入困境。宋振華發展羊群後，又雇上了老羊工，老羊工又有了吃飯的地方，每天發給一元錢工資，後來又增加到一元五，重新過上了無憂無慮的生活。按過去的說法，宋振華和老羊工是雇傭關係，存在剝削。農村實行土地承包以後，農民各分得一份土地，致富的起跑線是一樣的，有的有能力，會經營，發展快，需要雇人説明生產。有的人自己沒有本事，只能受雇於人，像唐河底老羊工正是靠宋振華才有了生活出路。這是兩全其美的事情。一個有資金、會管理，一個能勞動，會放羊，相互合作，各盡所能，各有所得。記得中學念書時有趙樹理《地板》一課。批判地主、富農都是好逸惡勞，靠剝削別人維生的。如今，又出現了窮、富之分，像宋振華一樣的人，完全是靠自己能耐發家致富的，他們不僅會勞動，而且會經營管理。有了宋振華，老羊工就有活幹，有飯吃。沒有宋振華，老羊工就無法生活下去。他們之間是互助互利的關係。硬要說宋振華是剝削，于事於理都難以服人！
聯想到我學過的剩餘價值理論，分析和認識一下宋振華和老羊工的情況，也覺得理論並不能說明現在的這種“勞資”關係。地、資到底是怎麼起家的？從我父親的經歷來說，原來是個窮光蛋，一文沒有，靠當小店員、提茶壺、倒夜壺侍候掌櫃的，學打算盤，學寫字記帳，後來自己成長為掌櫃，直到以後自己獨立經營店鋪，當自己有了店鋪後，仍然起五更睡半夜，又勞動又管理，十分辛苦，其實賺得同樣是血汗錢。可是解放後被認為是剝削起家的。改革開放後許多人致富的現實，我覺得用剩餘價值理論和趙樹理的《地板》理論去看待和認識，站不住腳，服不了人。給這些人扣上剝削的帽子，有害改革，有害社會。必須重新研究、分析、認識，總結新的理論，指導現實。
一九五八年冬，在山西省農學院讀書時，學校派我和王偉英同學，到平遙調查蔬菜生產時，就覺得平遙縣城很大很美。一九八0年代初，上海同濟大學阮儀山教授曾帶隊給平遙作過整體規劃。到平遙工作以後，一九八二年八月，鄭孝燮、余仕康兩位教授曾對平遙進行過考察，並提出保護的建議。我當面聆聽了兩位專家的指教，深受啟發。
平遙古城，國家歷史文化名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在義大利那不勒斯城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確定為“世界文化遺產”，是目前我國唯一以整座古城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獲得成功的古縣城。平遙古城牆、街道、民宅完整地保留下來。
我在太谷、祁縣住過，原來縣城都很好，解放後先拆城牆，後拆街道，古城風貌蕩然無存。平遙窮，沒有經濟實力“改造”舊城，沒有大拆大建，因窮得福，把古城保留了下來。
如今，我們的任務就是把這座稀世寶城保護好。一九八二年春節，縣委提出一個口號：“人民古城人民愛，人民古城人民建”，先行宣傳，讓廣大群眾有保護古城的意識和觀念。縣文物所所長李有華先生，負責古城牆的維修工程。他熱愛古城，對古城的保護做出了突出貢獻。維修城牆，省裡每年給十萬元的撥款，縣裡拿不出錢來，就靠省裡的十萬，緩慢推進城牆的維修。後來，張希舜當了省文物局長，老朋友對我給予關照，每年維修城牆的經費增加到二十萬，由此加快了進度。
平遙縣城沒有下水排汙系統，以前幾屆政府也維修馬路，只是在原來路面上加鋪水泥或瀝青，夏天鋪，冬天一潑水，一凍又壞了，往返重複。我們下決心根治，先把排水排汙的系統打通，然後鋪路。一九八二年縣財政剛剛好轉就籌措了48萬元，首先改造西街和南街道路。開工後，我常利用飯後休息時間到工地上看看，工程挺難，也挺大，街道窄，開溝深，出土堆積在兩旁，行人很難。但是群眾都紛紛叫好，並無怨言，都認為縣政府幹得是善事，前無古人，是為平遙造福。經過半年多的施工，終於把兩條重要街道修好了。當時，平遙人民就把這件事作為功勞記在我的頭上，直到現在平遙人還念道李輔為平遙修馬路，好像是“開天闢地”一樣，記入他們的心中。
一九八一年冬，自我主持平遙縣委工作開始，任清海、郭景德、任景亮先後調離平遙。每次召開歡送座談會，總得按照座談會的習俗擺一點花生、瓜籽、糖塊等零食，買這些東西錢不多，但沒個地方開支報銷，花公款，平遙很窮，實在捨不得，也覺得不合理。我和常學溫同志商量，老常給想了個辦法：縣委機關的廁所，茅糞賣給農村，有幾百元的“預算外收入”，可以花賣茅糞錢。這就是當時平遙縣委的小金庫。每次座談會的開銷，就花賣茅糞的錢。
歡送老同志吃飯，到招待所吃，不合適。我建議凡參加歡送的同志自掏腰包，每人兩元，就在機關食堂，宴請調離的同志。這也成了當時的規矩，歡送幾個同志沒有花過一分錢公款。
平遙古城來客很多，差不多每天都得陪客吃飯，當時我只有幾十元的工資，如果按實際價碼自掏腰包，確實掏不起。如果每次白吃，我認為不應該，問心有愧。縣裡規定陪一次飯，自交五角錢。我每月月底到招待所結帳，把應付款一次交清。
平遙特產牛肉，有許多老同志委託代買，從未作為禮品白送過任何領導，都是按價收回肉款。有一次地委書記讓買些牛肉，未即時付款，後來找他的秘書把肉款要了回來。可以說我在平遙期間是一清二白，乾乾淨淨，沒有占過公家任何便宜，也沒有拿公家的東西送過任何領導。
一九八四年一月五日，當我離開平遙時，上午我到機關食堂把包括當天中午以及本月的伙食費全部交清。吃飯前，辦公室的同志告我說調離平遙不久的羅縣長回來了，還有全國勞模吳吉昌也來了，一起去吃個飯吧，我同意去了。因為請吳勞模，所以上了一瓶汾酒。後來，有人告到省委，說我離開平遙時，大擺筵席，喝酒吃肉，鋪張浪費……其實，那天縣裡正開計劃生育會議，所吃的這桌飯，是會議飯，並未單獨設宴。省專派工作組，到平遙縣調查，後來農業局長李瑞祺把此事告給吳勞模，吳勞模大罵：“查什麼，縣委書記要走，不要說沒有設宴歡送，就是歡送算什麼問題，不應該嗎？告訴他們就說是我吃了，想要幹啥！”那時，真是“磨道尋驢蹄印”，總想一下置我於死地。只是我清廉為官，兩袖清風，抓不住一點把柄。他們也只能枉費心機！
平遙經過二年改革、建設，有了一個好的開始。過去太谷、祁縣是富縣、先進縣，到一九八三年底，平遙都已超過了它們，平遙人民有了自信心，為改變窮困想大幹一場。我也順應民心想幹點事業，為平遙人民做出新的貢獻。但是，幹事難啊！我面對干擾，不為所動，一是我沒有幹過任何壞事，二是已有定論，覺得應該平安無事，我按部就班，推進工作。
根據地委安排先更新了縣委、政府班子。把賈傳德由副縣長提為縣委副書記。把常委、辦公室主任王鏞提為副書記，辦公到副主任李天禎提為副書記，雷慶祺、宋清娥進了縣委常委。
新提拔的幹部都是經公社書記、主任，縣級機關局長等幹部民主推薦而確定的，沒有任何更改和變動，一是因為上、下認識一致，二是防止別有用心的人在用人問題上又作什麼文章，所以完全按推薦結果上報審批。並且，我囑咐組織部把選票密封妥善保管，以便以後應對干擾和糾纏。當時，每做一件事都小心翼翼，防範小人暗害。
十月份以後，又對縣級機關進行機構改革，重新配備了幹部，對公社班子也進行了普遍調整。在幹部選拔上組織了一批幹部，深入基層進行考察，誰好，誰能幹，群眾推薦誰，就用誰。由於這些幹部深得人心，有群眾基礎，所以後來儘管我下了台，繼任書記郝邁維對這批幹部認可，頂住壓力，保護下來，使這批幹部為平遙的穩定發展整整幹了十年。有的幹部，如常委、組織部長李樹貴受我牽連，調到柴油機廠當了副書記。但是平遙人民不信邪，不怕鬼，後來硬是用選票把李樹貴選回平遙，當了人大副主任，後又被選為人大主任。事實說明李樹貴是深受人民擁護的，有群眾基礎的。李天禎調到榆次市當了副書記，後任市長。由於不拘一格選賢任能，從晉中農校畢業一年多的王建林，僅十九歲就被推薦當了淨化公社副主任。以後一路奮進，如今當了晉中市副市長，為黨發現培養了一個人才。可以說在平遙工作二年，最後謝幕時在幹部調整、選拔、配備上，真正做到了撥亂反正，選賢任能，是精彩的一筆。
在農村搞棉花試驗田的省棉科所人告訴農業局李瑞祺局長，農村老百姓流傳著“一怕政策變，二怕李輔走”的輿論。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初，地委找我談話，李林廣書記建議我寫辭職報告。我的思想真是不通，想來想去自己沒有任何辭職的理由，自己提出辭職是違心的，李書記讓寫，我應命寫了一個辭職書，報告於十一月廿四日送到地委，李看後說，“覺得心酸，思想不通，算了吧！”辭職的事就擱在一邊了。
經過二年的努力，平遙的經濟基本好轉，有了一個好的前進的基礎。糧食增產幅度較大，群眾吃飯問題解決了，吃白麵的問題也解決了。如何增收？必須有新的增長點。這幾年平遙有龍頭企業奶粉廠，帶動了農民養羊；有傳統的平遙牛肉帶動養牛業；郭仰萱、雷桂英的家庭式規模化養雞場也對全縣致富起了示範作用。下一步，全縣發展畜牧業，搞好糧食轉化是一個好的路子。為此，就要大力發展飼料業。縣裡糧食局有一個飼料廠，但規模較小，要大發展，就要吸取外地先進經驗。
我帶了鄉鎮局，糧食局和飼料廠的同志，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十八日到廿四日，用了七天時間參觀了北京飼料公司東壩飼料廠、北京營養源研究所、《飼料研究》雜誌社，知道了飼料加工廠的設備、規模、加工能力，加工方法、飼料配方等有關情況，與同去的幹部初步商量平遙飼料加工發展的藍圖。儘管知道在平遙來日不多。但置個人去留於度外，考慮的仍然是平遙未來的發展。
省委決定免去我平遙縣委書記的職務，調回行署辦公室，等待處理。在平遙的工作結束了，一九八四年一月五日，地委副書記張懷仁去平遙宣佈了免職通知。當日下午，我就回到了榆次。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我在日記中寫道：當若干年以後，離開工作崗位的時候，我應該而且能夠說這樣一句話：“我為黨做了我力所能及的工作，對黨我是無愧的，我將得到最大的安慰。”應以自豪的是，我兌現了我的諾言。
平遙縣紀檢委副書記侯效良先生，于甲子暮春刻了一方石印，印周刻寫了這樣的話語：“一九八三年是我縣認真貫徹中央一號檔全面推行和完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充分發揮科學技術的巨大作用，奪得農業生產的全面豐收大幅度增產的一年，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向縱深發展取得顯著成效的一年，是以兩戶為骨幹的商品生產空前發展的一年，是開發性生產大見成效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的一年，棉花總產九百萬斤，一年翻番，小麥一年猛增長，遞增九成半，治理堿灘三萬八千畝，當年增收三百一十一萬元，西王智、南依澗三年頭上翻兩番，洪善、襄垣、王家莊、香樂、甯固、杜家莊、淨化、達蒲、普洞山三年各自翻一番，最後落款，‘效良銘此功績敬書’”。侯效良把它刻在了石頭上，作為歷史見證。平遙人民刻在了他們的心上。金獎銀獎，不如老百姓的誇獎；金杯銀盃，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政聲人去後，離開平遙二十多年了，但是我在平遙人民心中的那座豐碑，並未隕滅，而且繼續在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