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亞文 ／ 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792篇原創首發文章
聯合國人口署發佈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年（修訂版）顯示， 按照目前的人口生育率，
而據國家統計局日前公佈的人口資料， 相比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1786萬人， 人口出生率為12.95‰， 2017年中國出生人口和人口出生率都有小幅下降， 出生人口1723萬人， 人口出生率為12.43‰。
《中國統計年鑒2016》對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證實了中國目前低生育的情況。 中國2015年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05， 比人口達到世代更替水準所需的2.1低了整一半。 這些資料已經明顯展現了中國未來的人口圖景， 而它不可避免將給中國未來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等各方面帶來負面影響， 因此， 應儘早進一步調整人口政策， 以更好應對因人口數量下降帶來的不確定性。
從現在開始， 關注人口下降
目前中國人口還在增長， 普遍估計到2026年前後， 中國人口將達致其峰值15億左右。 如果到2050年， 中國人口是14.4億或者更低的13.9億， 那將意味著， 從現在起至2050年， 中國人口將不再一味只是增長， 而會經歷一個先增長後下降的過程。
這一估計當然是基於當前中國人的生育水準。 從長遠來看， 一個國家的人口能不能增長， 是由其總和出生率決定的。 總和出生率只有達到2.1～2.2， 也即適齡女性在一生當中平均生至少兩個孩子， 才能維持世代更替需要， 使人口總數不發生下降。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兩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 以及其他各種統計資料來看， 中國人口出生率如今明顯低於世代更替水準。
在第六次人口普查之前的很多年間，
種種資料顯示， 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 中國婦女總和生育率已低於1.3， 與日本、韓國、新加坡和中國臺灣地區處在同樣的水準。 而在上世紀70年代， 這一資料為6.0， 那時中國也處於生育高峰。
中國各大城市適齡男女生育意願與實際生育率低的現象， 其實早已不是秘密， 而是人所皆知的事實。 不過，
以上情況也使得中國已快速由人口再生產的第二種類型， 進入第三種人口類型。 也就是說， 中國人口在上世紀50、60年代， 由傳統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 轉變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後， 僅僅30年左右的時間， 就已過渡到20世紀90年代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
2017年出生人口出生率雙降老齡化加速
2017年中國城鎮化率已達58.52%， 在今天13.9億人口中， 近8億生活於城市， 近6億生活於農村。 可以預見， 在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仍在加速推進的情況下， 無論人口政策如何調整， 今後中國人的生育觀念也將不再可能回頭， 人口出生率也將依舊持續下降。在一個國家進入工業化階段後，將生育率從高降到低是可能的，而將長期以來已經較低的生育率提高則不太可能。日本、俄羅斯和韓國等國的經歷，都已說明了這一點。
這無疑在提醒人們，未來中國所面臨的人口問題，已不再僅僅是人口增長。按照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再過不到10年的時間，中國人口就將開始負增長。其負增長的程度又將如何？聯合國人口署已給出預計，儘管現在很多人還是難以相信。
中國未來還會“人口過剩”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對人口問題的一個習慣看法，是中國人太多，存在著“人口過剩”。姑且不論是相對人口過剩還是絕對人口過剩，“人口過剩”的成因，主要在於兩方面：一是中國目前處於人口轉型期，即由農業人口轉換為工商業人口，農村人口轉換為城市人口。生活在農村中的人和農民，在過去一直占著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另一方面在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相對現在比較高的人口出生和增長率。那時中國人口出生率，是在世代更替水準的2.1之上或者左右，一家育有兩三個女子，還比較常見。這部分人如今已經成年，到現在進入了工作年齡。
然而，以上這兩方面的情況都已發生改變。首先是隨著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農村人口將繼續向城鎮人口轉化，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會進一步下降。另外，由於中國已重新重視起農村建設，對農村和農業投資的增多，也將使農村人口出現就業當地語系化現象，和從事新農業的人將增多。這將消化部分農村“富餘勞動力”。
更重要的變化將是在人口增長水準上。中國前些年每年新出生的人口在1600萬左右，近兩年因為開放二孩生育政策達到了1700多萬，但這主要是因為前些年一孩政策的反彈，預計到2019年前後，中國每年新生人口將再次回到1600萬左右，之後將持續下降，到2026年前後可能會掉到1000萬以下，這意味著20年後，每年新增勞動力，也是1600萬左右，而到30年後將不足1000萬。按目前的出生水準，到2026年，新生人口頂多能達到700～800萬，而那時中國人口也將進入一個死亡高峰，這是由20世紀50、60年代中國人口的出生高峰所決定的，50年代中國平均每年新生人口1200多萬，而到60年代則達到2000多萬。按中國人平均壽命73歲來計，上世紀50、60年代出生的人口，到本世紀20、30年代大多將退出歷史舞臺。那時中國每年死亡人口將近2000萬。將那時的人口死亡數量減去人口出生數量，中國人口就將每年減少1000多萬。因人口死亡和大量退休而騰出的就業崗位，也將有1600萬。
也就是說，到2026年左右，如果不考慮其他偶然因素，中國將出現的，很可能不再是勞動人口過剩，而是年輕人口和勞動人口嚴重不足，是許多崗位沒有足夠的人去就業。事實上，從十餘年前開始，廣東與江浙沿海的許多工廠中，已不再有充足的勞動大軍前來應聘，“民工荒”現象的出現，原以為只是地區性的，而到近年，人們才發現，這已是中國很多地方的普遍現象。這無疑暗示了中國今後在勞動力方面的前景。
這種年輕人口和勞動人口減少的情況，在一些先發國家已經非常現實，而為解決這一問題，它們都在尋找相關對策。比如德國，已提高退休年齡，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和年輕人口減少帶來的社會保障壓力和就業不足矛盾。中國近年來也已有人提出延長退休年齡問題，可以預計，在可見的未來，中國也將步入今天一些先發國家的後塵，不得不提高退休年齡。
出生率下降，還可能逆轉嗎？
人口出生率和生育意願下降，不願多生孩子的生育文化的形成，其實又非中國一家，而有著世界一般性和普遍性。在上世紀60、70年代以來，一些發達國家經歷一段時間的人口增長後，又重新出現人口低增長甚至停滯現象，而到21世紀初的現在，這種人口出生率低於世代更替水準的現象，已經蔓延至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無論先發國家還是後發國家皆是如此。就連一向認為高出生率的非洲和穆斯林社會也不例外。
印度、伊朗和埃及這些在人們印象中生育水準較高的國家，其實與30年前相比，其生育水準都已明顯遠不如昔，印度的總和出生率近年已掉至僅僅維持世紀更替水準，只比美國略高，伊朗目前大約已不足1.8，竟然比美國還低。遙想30年前，這些國家的總和出生率，都還在5～6的高水準，短短時間內的巨大變化，令人難以想像。
從長遠來看，決定人口能否增長的，還是要看人口出生率。在世界性地出現出生率下降的現象後，現在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已轉向另外一個：那就是出生率的回升，是否還有可能？
根據以往經驗和種種研究，許多人已經得出悲觀結論：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負增長問題，將帶有長期性，不太可能人為逆轉。回顧歷史，發達國家的人口出生率，大多從19世紀末就已開始下降，而法國更是“一枝獨秀”，在19世紀前半期就已率先出現這種情況。因此早在19世紀中期，歐洲國家們便開始重視出生率下降問題的研究。法國人普萊將法國生育減退的原因歸於法國獨特的遺產分割制；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時法國人杜蒙則提出了“社會毛細血管現象說”；而德國的布倫塔和蒙伯特則提出了“福利說”；此外還有勒魯瓦•博列和貝蒂龍的“文明說”等，不一而足。
而據日本學者大淵寬和森岡仁歸納，這些生育減退理論又都可列舉各種要因，如：廉價而安全、方便的避孕方法的普及；女性教育水準和社會地位的提高；教育的義務化與子女的經濟價值下降；人口社會流動性的增大；從事非農業生產的女性增多與生育、育兒機會成本的增加；支持多育思想的宗教信念的下降；對傳統行為規範的繼承起阻礙作用的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化；老齡保障與其他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嬰兒死亡率的持續下降；等等。
由於以上這些因素大都隨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而出現，研究者普遍認為，出生率下降和人口減少，是人類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結果，隨著它們的推進，人類生育環境發生了深刻轉變，促使人們的生育意願不斷降低。這一結論儘管不是金科玉律，但它卻為我們觀察人口出生率問題提供了一個最有效的客觀依據。
在19世紀中期以來，世界一些國家在經歷出生率下降現象後，又曾因為各種原因而產生過出生率的回升。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發達國家就普遍曾經歷過人口出生率的回升。然而，在21世紀上半葉的世界上，這種經歷重現的幾率，已經極其微小。原因在於，那時這些國家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水準，還並不是決定性的，在各國人口中，農村人口還佔有主要地位。但今天發達國家都早已完成工業化，人口絕大多數已生活在城市，而發展中國家也大多步入工業化中期，城市化水準顯著提高。這與以往截然不同。
除此之外，隨著女權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興起，女性解放的幅度，也完全為往昔所不可比擬。而近半世紀以來人類物質性生活樣態的急劇改變，也已導致全球各地普遍性的生育能力降低。更遑論鼓勵生育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宗教對社會的影響，已遭到極大削弱。如上種種，都使人類生育能力和生育文化，在進一步向出生率走低的方向演進，在可見的未來，這一趨勢將長時間保持不變，不再能夠回頭。
提前應對人口變遷的經濟社會影響
最近一些年來，每逢全國“兩會”，人口問題總會引發較多關注，主要成因，當然是因為中國今天所面臨的人口形勢已經與以往有了深刻不同。重新思考中國的人口問題及其可能產生的長遠經濟社會影響，因此非常必要。
從以往人類歷史來看，在人口變遷、經濟社會變化和國家政策選擇之間，總是存在一個明顯現象，那就是經濟社會變遷往往滯後於人口變遷，而相關的國家政策調整同樣滯後於經濟社會變遷。無論在國家層面還是國際層面都是如此。
歐洲在這方面的表現很有典型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近二十年時間內，歐洲曾經歷一次“嬰兒潮”，在此期間和持續到上世紀80年代，歐洲一直保持高速經濟增長，各國普遍建立起了惠及全民的福利保障體系。當時的歐洲人口較為年輕，社會充滿活力，高福利並沒有讓歐洲感受到多少財政壓力。然而，進入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歐洲經濟活力逐漸減弱，高福利制度也日益捉襟見肘，不少國家的經濟社會政策再次向傳統自由主義回歸。人們在尋找壓迫歐洲社會福利制度的“稻草”時，普遍發現這與80年代後期以後老齡化程度明顯提高有關。在目前世界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16個國家中，歐洲竟然就占到了15個。而曾經的亞洲“優等生”日本也莫不如此。
歐洲與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經濟活力的減弱、社會福利制度的難以為繼，原因應當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從那時候起，它們在人口再生產上就已經開始出現轉折，新生人口發生大幅度下降。這兩個地區是經濟社會變遷滯後於人口變遷的鮮明案例，而這些國家的相關政策選擇，同樣滯後於人口變遷。在50餘年前，歐洲和日本並沒有想到要防止出生率下降過快，直到相應的經濟社會問題在十幾年前出現後，它們才開始出臺各種措施鼓勵生育，而在想盡辦法生育率仍不見明顯提高的情況下，又只好選擇提高退休年齡。這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政策選擇，不僅反映國家政策調整滯後於人口變遷實際，而且後者所造成的經濟社會影響一旦出現，再去應對時已經困難重重，事倍而功半。
歐洲和日本在人口變遷、經濟社會變化和國家政策上所走過的道路，可以說是人口牽住了社會變遷和國家政策的鼻子，而不是國家政策及時主動把握了人口變遷。這對一個國家的啟示是要敏銳察覺正在發生的人口變遷，並對人口變遷後繼產生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影響要做前瞻預測，和在此基礎上有預見性地進行政策調整。
這未嘗不對中國也是一個提示。在1949年建國後的一段時間內，中國曾一度鼓勵多生多育，“人多力量大”嘛！上世紀50、60年代中國人口因此激增，它所產生的經濟社會影響，在60、70年代是就業困難、上山下鄉和政治動盪，到70年代以後才逐漸轉為“人口紅利”。上世紀50年代中國對人口增長的複雜影響顯然估計不足，當時對馬寅初新人口論的批評，就是因為沒有看到其時中國仍基本處於農業社會，人口生產速度過快會使物質生產發生短缺。而在上世紀60、70年代感受到人口增長過快的壓力後，中國於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實行人口控制政策，十年後又形成最近二十餘年來所看到的計劃生育政策，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後來也得以平反。20世紀下半葉中國的人口政策調整，同樣落後於人口和經濟社會變遷。
人口變遷是充滿不確定的領域。任何有效的人口政策都有時間限度，超過一定時間限度就可能背離人口變遷現實。建立在人口增長過快引發經濟社會困難事實上的人口控制政策，它三十多年前在中國出臺，絕對是有必要的，不過，它對如何保障人口年齡、性別結構等長時間保持在合理狀態，卻又分明考慮不足。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人口出生率已大為下降。它使中國正在成為老齡化社會、性別比失衡社會，也使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喪失。可以預計，這又將使過去40年中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局面不可持續，中國必須加快提升技術水準，轉變經濟發展模式；還將使中國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尚未完成、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情況下，就要被迫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巨大挑戰；中國的國際競爭力也將可能因此減弱，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力也將下降。
在這種情況下，今天中國所要重視的一個問題，就是為防止人口變遷對經濟社會發展形成強大負面衝擊，已有必要反思以往的人口政策和國家發展戰略選擇，以使政策調整能夠有效調節人口和經濟社會變遷。
人口政策需要有更多反思和討論
回顧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人口再生產及其思潮，其實一直處在演變中。大致可歸納經歷了三個時期：一是上世紀50、60年代人口快速增長，期間每年平均出生近2000萬。同期內民眾生育觀念仍是多子多福，政府則是主張“人多力量大”。在經歷1959～1961年的天災人禍，中國才開始注意人口控制問題，但直至1972年以前，基本還是放任自流。不過，在1950年代如馬寅初、潘光旦等人就已經提出要限制人口增長，但這一派意見受到了嚴厲批判，很快就銷聲匿跡。總體來說，在建國後至上世紀70年代初，是人越多越好論占主流。
第二階段是從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以後，國家逐步把計劃生育定為國策，實行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這樣，自7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人口增長幅度明顯減小，出生率顯著下降，到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按政府人口部門計算，中國人口總和出生率便由上世紀70年代初期的5.8降至2.1，接著於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又降至1.8，已位於世代更替水準以下。在這一時期，是人越少越好論占主流，馬寅初及其《新人口論》得到平反，宋健、田雪原等人根據“適度人口”論提出中國的“適應人口”規模。這些觀念經過反復宣傳逐漸深入人心，少生才好的思想意識逐漸普及，中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人無不認為應該實行人口控制並且感覺中國人口過多。
第三段大致是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人口總和生育率進一步下降，老齡化社會日益逼近，與此同時，對人口形勢開始有不同於70、80年代的判斷，很多專家學者的注意力不再聚集於人口過多，而是擔憂因生育失衡而帶來的人口結構變化可能給中國未來帶來的影響。而中央政府對人口問題的態度和政策在最近一些年也在悄悄改變，如2003年將計劃生育委員會更名為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在繼續控制總量的同時，對提高人口品質、改善人口結構予以越來越多關注。
回顧中國人口生產及人口思潮發展的三階段，可以看出，對中國人口形勢及應採取什麼樣的政策，一直存在著不同聲音和有著爭論。而在經歷了放任自流和嚴格控制的兩個階段後，中國的人口再生產狀況及要著手處理的人口問題，已既不同於上世紀50年代的放任自流時期，也不同於上世紀80年代的嚴格控制時期。從生育文化的角度看，突出表現為中國人的生育意願已經急劇下降。如果說上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國人的生育水準還深受國家人口政策影響而或高或低的話，那麼，進入90年代以後，出生率的持續下降，則更多是受經濟社會發展因素的影響，政策因素所扮演的作用已相對變小。這也使因出生率下降而帶來的兩個問題——人口老齡化和性別比失衡，未來對中國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定的影響將有著長期性。
從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歷看，嚴格執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國家少之又少，然而，歐洲、東亞甚至穆斯林世界，其人口出生率近年來都已顯著發生了自然下降。在生育文化因經濟社會發展而出現變更後，政策手段對人口出生率將越來越不具影響，民眾的生育意願，不因政府鼓勵就會出現大幅反彈。在這種情況下，針對目前和未來可以預計的中國人口問題，反思以往中國的人口生產狀況及其政策選擇，並充分討論其成敗得失，從而為中國今後的人口政策調整指示方向，已經十分必要。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盤古智庫學術委員。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人口出生率也將依舊持續下降。在一個國家進入工業化階段後，將生育率從高降到低是可能的，而將長期以來已經較低的生育率提高則不太可能。日本、俄羅斯和韓國等國的經歷，都已說明了這一點。
這無疑在提醒人們，未來中國所面臨的人口問題，已不再僅僅是人口增長。按照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再過不到10年的時間，中國人口就將開始負增長。其負增長的程度又將如何？聯合國人口署已給出預計，儘管現在很多人還是難以相信。
中國未來還會“人口過剩”嗎？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對人口問題的一個習慣看法，是中國人太多，存在著“人口過剩”。姑且不論是相對人口過剩還是絕對人口過剩，“人口過剩”的成因，主要在於兩方面：一是中國目前處於人口轉型期，即由農業人口轉換為工商業人口，農村人口轉換為城市人口。生活在農村中的人和農民，在過去一直占著中國人口的大多數。另一方面在於上世紀80年代中期之前相對現在比較高的人口出生和增長率。那時中國人口出生率，是在世代更替水準的2.1之上或者左右，一家育有兩三個女子，還比較常見。這部分人如今已經成年，到現在進入了工作年齡。
然而，以上這兩方面的情況都已發生改變。首先是隨著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速，農村人口將繼續向城鎮人口轉化，農村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會進一步下降。另外，由於中國已重新重視起農村建設，對農村和農業投資的增多，也將使農村人口出現就業當地語系化現象，和從事新農業的人將增多。這將消化部分農村“富餘勞動力”。
更重要的變化將是在人口增長水準上。中國前些年每年新出生的人口在1600萬左右，近兩年因為開放二孩生育政策達到了1700多萬，但這主要是因為前些年一孩政策的反彈，預計到2019年前後，中國每年新生人口將再次回到1600萬左右，之後將持續下降，到2026年前後可能會掉到1000萬以下，這意味著20年後，每年新增勞動力，也是1600萬左右，而到30年後將不足1000萬。按目前的出生水準，到2026年，新生人口頂多能達到700～800萬，而那時中國人口也將進入一個死亡高峰，這是由20世紀50、60年代中國人口的出生高峰所決定的，50年代中國平均每年新生人口1200多萬，而到60年代則達到2000多萬。按中國人平均壽命73歲來計，上世紀50、60年代出生的人口，到本世紀20、30年代大多將退出歷史舞臺。那時中國每年死亡人口將近2000萬。將那時的人口死亡數量減去人口出生數量，中國人口就將每年減少1000多萬。因人口死亡和大量退休而騰出的就業崗位，也將有1600萬。
也就是說，到2026年左右，如果不考慮其他偶然因素，中國將出現的，很可能不再是勞動人口過剩，而是年輕人口和勞動人口嚴重不足，是許多崗位沒有足夠的人去就業。事實上，從十餘年前開始，廣東與江浙沿海的許多工廠中，已不再有充足的勞動大軍前來應聘，“民工荒”現象的出現，原以為只是地區性的，而到近年，人們才發現，這已是中國很多地方的普遍現象。這無疑暗示了中國今後在勞動力方面的前景。
這種年輕人口和勞動人口減少的情況，在一些先發國家已經非常現實，而為解決這一問題，它們都在尋找相關對策。比如德國，已提高退休年齡，以應對人口老齡化和年輕人口減少帶來的社會保障壓力和就業不足矛盾。中國近年來也已有人提出延長退休年齡問題，可以預計，在可見的未來，中國也將步入今天一些先發國家的後塵，不得不提高退休年齡。
出生率下降，還可能逆轉嗎？
人口出生率和生育意願下降，不願多生孩子的生育文化的形成，其實又非中國一家，而有著世界一般性和普遍性。在上世紀60、70年代以來，一些發達國家經歷一段時間的人口增長後，又重新出現人口低增長甚至停滯現象，而到21世紀初的現在，這種人口出生率低於世代更替水準的現象，已經蔓延至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無論先發國家還是後發國家皆是如此。就連一向認為高出生率的非洲和穆斯林社會也不例外。
印度、伊朗和埃及這些在人們印象中生育水準較高的國家，其實與30年前相比，其生育水準都已明顯遠不如昔，印度的總和出生率近年已掉至僅僅維持世紀更替水準，只比美國略高，伊朗目前大約已不足1.8，竟然比美國還低。遙想30年前，這些國家的總和出生率，都還在5～6的高水準，短短時間內的巨大變化，令人難以想像。
從長遠來看，決定人口能否增長的，還是要看人口出生率。在世界性地出現出生率下降的現象後，現在人們所關心的問題，已轉向另外一個：那就是出生率的回升，是否還有可能？
根據以往經驗和種種研究，許多人已經得出悲觀結論：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負增長問題，將帶有長期性，不太可能人為逆轉。回顧歷史，發達國家的人口出生率，大多從19世紀末就已開始下降，而法國更是“一枝獨秀”，在19世紀前半期就已率先出現這種情況。因此早在19世紀中期，歐洲國家們便開始重視出生率下降問題的研究。法國人普萊將法國生育減退的原因歸於法國獨特的遺產分割制；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時法國人杜蒙則提出了“社會毛細血管現象說”；而德國的布倫塔和蒙伯特則提出了“福利說”；此外還有勒魯瓦•博列和貝蒂龍的“文明說”等，不一而足。
而據日本學者大淵寬和森岡仁歸納，這些生育減退理論又都可列舉各種要因，如：廉價而安全、方便的避孕方法的普及；女性教育水準和社會地位的提高；教育的義務化與子女的經濟價值下降；人口社會流動性的增大；從事非農業生產的女性增多與生育、育兒機會成本的增加；支持多育思想的宗教信念的下降；對傳統行為規範的繼承起阻礙作用的城市化和核心家庭化；老齡保障與其他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嬰兒死亡率的持續下降；等等。
由於以上這些因素大都隨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而出現，研究者普遍認為，出生率下降和人口減少，是人類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必然結果，隨著它們的推進，人類生育環境發生了深刻轉變，促使人們的生育意願不斷降低。這一結論儘管不是金科玉律，但它卻為我們觀察人口出生率問題提供了一個最有效的客觀依據。
在19世紀中期以來，世界一些國家在經歷出生率下降現象後，又曾因為各種原因而產生過出生率的回升。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發達國家就普遍曾經歷過人口出生率的回升。然而，在21世紀上半葉的世界上，這種經歷重現的幾率，已經極其微小。原因在於，那時這些國家的城市化和工業化水準，還並不是決定性的，在各國人口中，農村人口還佔有主要地位。但今天發達國家都早已完成工業化，人口絕大多數已生活在城市，而發展中國家也大多步入工業化中期，城市化水準顯著提高。這與以往截然不同。
除此之外，隨著女權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興起，女性解放的幅度，也完全為往昔所不可比擬。而近半世紀以來人類物質性生活樣態的急劇改變，也已導致全球各地普遍性的生育能力降低。更遑論鼓勵生育的傳統文化，特別是宗教對社會的影響，已遭到極大削弱。如上種種，都使人類生育能力和生育文化，在進一步向出生率走低的方向演進，在可見的未來，這一趨勢將長時間保持不變，不再能夠回頭。
提前應對人口變遷的經濟社會影響
最近一些年來，每逢全國“兩會”，人口問題總會引發較多關注，主要成因，當然是因為中國今天所面臨的人口形勢已經與以往有了深刻不同。重新思考中國的人口問題及其可能產生的長遠經濟社會影響，因此非常必要。
從以往人類歷史來看，在人口變遷、經濟社會變化和國家政策選擇之間，總是存在一個明顯現象，那就是經濟社會變遷往往滯後於人口變遷，而相關的國家政策調整同樣滯後於經濟社會變遷。無論在國家層面還是國際層面都是如此。
歐洲在這方面的表現很有典型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近二十年時間內，歐洲曾經歷一次“嬰兒潮”，在此期間和持續到上世紀80年代，歐洲一直保持高速經濟增長，各國普遍建立起了惠及全民的福利保障體系。當時的歐洲人口較為年輕，社會充滿活力，高福利並沒有讓歐洲感受到多少財政壓力。然而，進入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歐洲經濟活力逐漸減弱，高福利制度也日益捉襟見肘，不少國家的經濟社會政策再次向傳統自由主義回歸。人們在尋找壓迫歐洲社會福利制度的“稻草”時，普遍發現這與80年代後期以後老齡化程度明顯提高有關。在目前世界人口老齡化程度最高的16個國家中，歐洲竟然就占到了15個。而曾經的亞洲“優等生”日本也莫不如此。
歐洲與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後期以來經濟活力的減弱、社會福利制度的難以為繼，原因應當追溯到上世紀60年代中後期，從那時候起，它們在人口再生產上就已經開始出現轉折，新生人口發生大幅度下降。這兩個地區是經濟社會變遷滯後於人口變遷的鮮明案例，而這些國家的相關政策選擇，同樣滯後於人口變遷。在50餘年前，歐洲和日本並沒有想到要防止出生率下降過快，直到相應的經濟社會問題在十幾年前出現後，它們才開始出臺各種措施鼓勵生育，而在想盡辦法生育率仍不見明顯提高的情況下，又只好選擇提高退休年齡。這種不得已而為之的政策選擇，不僅反映國家政策調整滯後於人口變遷實際，而且後者所造成的經濟社會影響一旦出現，再去應對時已經困難重重，事倍而功半。
歐洲和日本在人口變遷、經濟社會變化和國家政策上所走過的道路，可以說是人口牽住了社會變遷和國家政策的鼻子，而不是國家政策及時主動把握了人口變遷。這對一個國家的啟示是要敏銳察覺正在發生的人口變遷，並對人口變遷後繼產生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影響要做前瞻預測，和在此基礎上有預見性地進行政策調整。
這未嘗不對中國也是一個提示。在1949年建國後的一段時間內，中國曾一度鼓勵多生多育，“人多力量大”嘛！上世紀50、60年代中國人口因此激增，它所產生的經濟社會影響，在60、70年代是就業困難、上山下鄉和政治動盪，到70年代以後才逐漸轉為“人口紅利”。上世紀50年代中國對人口增長的複雜影響顯然估計不足，當時對馬寅初新人口論的批評，就是因為沒有看到其時中國仍基本處於農業社會，人口生產速度過快會使物質生產發生短缺。而在上世紀60、70年代感受到人口增長過快的壓力後，中國於上世紀70年代初開始實行人口控制政策，十年後又形成最近二十餘年來所看到的計劃生育政策，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後來也得以平反。20世紀下半葉中國的人口政策調整，同樣落後於人口和經濟社會變遷。
人口變遷是充滿不確定的領域。任何有效的人口政策都有時間限度，超過一定時間限度就可能背離人口變遷現實。建立在人口增長過快引發經濟社會困難事實上的人口控制政策，它三十多年前在中國出臺，絕對是有必要的，不過，它對如何保障人口年齡、性別結構等長時間保持在合理狀態，卻又分明考慮不足。
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人口出生率已大為下降。它使中國正在成為老齡化社會、性別比失衡社會，也使中國的“人口紅利”已經喪失。可以預計，這又將使過去40年中國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局面不可持續，中國必須加快提升技術水準，轉變經濟發展模式；還將使中國在工業化和城市化尚未完成、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情況下，就要被迫應對人口老齡化問題的巨大挑戰；中國的國際競爭力也將可能因此減弱，對世界經濟和政治的影響力也將下降。
在這種情況下，今天中國所要重視的一個問題，就是為防止人口變遷對經濟社會發展形成強大負面衝擊，已有必要反思以往的人口政策和國家發展戰略選擇，以使政策調整能夠有效調節人口和經濟社會變遷。
人口政策需要有更多反思和討論
回顧從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人口再生產及其思潮，其實一直處在演變中。大致可歸納經歷了三個時期：一是上世紀50、60年代人口快速增長，期間每年平均出生近2000萬。同期內民眾生育觀念仍是多子多福，政府則是主張“人多力量大”。在經歷1959～1961年的天災人禍，中國才開始注意人口控制問題，但直至1972年以前，基本還是放任自流。不過，在1950年代如馬寅初、潘光旦等人就已經提出要限制人口增長，但這一派意見受到了嚴厲批判，很快就銷聲匿跡。總體來說，在建國後至上世紀70年代初，是人越多越好論占主流。
第二階段是從上世紀70年代中後期以後，國家逐步把計劃生育定為國策，實行嚴格的人口控制政策。這樣，自70年代後期開始，中國人口增長幅度明顯減小，出生率顯著下降，到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按政府人口部門計算，中國人口總和出生率便由上世紀70年代初期的5.8降至2.1，接著於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又降至1.8，已位於世代更替水準以下。在這一時期，是人越少越好論占主流，馬寅初及其《新人口論》得到平反，宋健、田雪原等人根據“適度人口”論提出中國的“適應人口”規模。這些觀念經過反復宣傳逐漸深入人心，少生才好的思想意識逐漸普及，中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特別是年輕人無不認為應該實行人口控制並且感覺中國人口過多。
第三段大致是從上世紀90年代後期以來，人口總和生育率進一步下降，老齡化社會日益逼近，與此同時，對人口形勢開始有不同於70、80年代的判斷，很多專家學者的注意力不再聚集於人口過多，而是擔憂因生育失衡而帶來的人口結構變化可能給中國未來帶來的影響。而中央政府對人口問題的態度和政策在最近一些年也在悄悄改變，如2003年將計劃生育委員會更名為人口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在繼續控制總量的同時，對提高人口品質、改善人口結構予以越來越多關注。
回顧中國人口生產及人口思潮發展的三階段，可以看出，對中國人口形勢及應採取什麼樣的政策，一直存在著不同聲音和有著爭論。而在經歷了放任自流和嚴格控制的兩個階段後，中國的人口再生產狀況及要著手處理的人口問題，已既不同於上世紀50年代的放任自流時期，也不同於上世紀80年代的嚴格控制時期。從生育文化的角度看，突出表現為中國人的生育意願已經急劇下降。如果說上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國人的生育水準還深受國家人口政策影響而或高或低的話，那麼，進入90年代以後，出生率的持續下降，則更多是受經濟社會發展因素的影響，政策因素所扮演的作用已相對變小。這也使因出生率下降而帶來的兩個問題——人口老齡化和性別比失衡，未來對中國社會發展和國家安定的影響將有著長期性。
從世界其他國家的經歷看，嚴格執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國家少之又少，然而，歐洲、東亞甚至穆斯林世界，其人口出生率近年來都已顯著發生了自然下降。在生育文化因經濟社會發展而出現變更後，政策手段對人口出生率將越來越不具影響，民眾的生育意願，不因政府鼓勵就會出現大幅反彈。在這種情況下，針對目前和未來可以預計的中國人口問題，反思以往中國的人口生產狀況及其政策選擇，並充分討論其成敗得失，從而為中國今後的人口政策調整指示方向，已經十分必要。
作者為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盤古智庫學術委員。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