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朔 ／ 秦朔朋友圈ID：qspyq2015
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791篇原創首發文章
車子從昆明出來， 往南朝玉溪方向駛去。
平路接山路， 四個多小時後駛入新平縣嘎灑鎮，
1月17日， 天高氣爽， 陽光溫暖。 借雲南褚氏果業股份有限公司成立的機會， 我拜訪了90歲的褚時健。 股份公司是未來資本運作的主體， 他任董事長， 總經理是他兒子褚一斌。 薪火相傳， 褚時健說， 會扶上一兩年。
我問褚老：“您對現在年輕的做企業的人有何建議？”
他說：“現在國家給年輕人的條件很好， 希望他們能夠更好地創業。 中國十幾億人， 很多人還很困難， 創業就是每個人都要把個人的條件發揮好。 創業有困難， 但哪個社會沒有困難？80、90年代我們創業也經歷過困難。
在股份公司成立儀式的致辭中， 褚時健說：“天道酬勤， 不勤快的人在任何時候也不會有好結果。 人間正道是滄桑。 人有順境逆境， 情況不好的時候不要洩氣， 情況好的時候不要驕傲， 做人才能長久。 ”
今天很多年輕人不知道褚時健， 30多年前， 他是中國企業家的巔峰人物。 從1979年擔任雲南玉溪捲煙廠廠長開始， 他用十幾年把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廠發展成年創利稅200億元的亞洲第一煙草企業， 把“紅塔山”打造成中國第一品牌， 當時有小學生考試答題， 在“中國五大名山”中填上了——“紅塔山”。
1988年， 馬明哲、任正非創業那一年， 褚時健已經作為全國五一勞動獎章獲得者在5月1日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1996年底褚時健被隔離審查， 1999年1月因經濟問題被判無期徒刑， 當時引發了很多爭議。 2002年， 褚時健因嚴重糖尿病保外就醫， 和比他小5歲的妻子馬靜芬一起開始承包荒山， 種冰糖橙。 數年後， 褚橙以高品質的形象在市場站穩了腳。
| 褚橙莊園
2004年褚時健獲得假釋， 後來減刑兩次， 最終減為12年， 2011年釋放。 一年後， “人生總有起伏， 精神終可傳承”的褚橙廣告語風行一時。
如果讓我用一個字形容褚時健身上的企業家精神， 我會選擇——“魄力”。
褚時健1979年當廠長， 1982年就被玉溪地委以投機倒把的定性， 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這是怎麼一回事？
原來， 他違反國家的煙草專賣規定， 用成品香煙和廣東商人進行商品串換， 引進設備， 換取化肥和絲束、煙紙、包裝紙等等輔料， 甚至還換過廣東的家電和四川的火腿改善員工生活。
褚時健的老同事說：“專賣計畫的天花板一下子就碰到了， 要是一直縮在裡面不敢幹， 企業發展不起來， 要幹就犯法， 褚時健膽子大。 ”
褚時健曾說：“我著急， 人急智生， 就幹了。 ”
剛到玉溪捲煙廠， 褚時健就發現生產設備早已過時。 先進捲煙廠的捲煙機每分鐘可以卷制和接嘴7000支， 他們是幾百支；先進包裝機每分鐘可生產400包香煙， 他們是幾十包。 他決定， 更新設備， 提高效率。
剛好雲南省輕工業廳有兩台英國製造的MK9-5煙支卷接機的引進名額。 褚時健四處找貸款， 他對弟弟褚時佐說：“要是貸款還不了， 我被抓了，嫂子和侄兒侄女就交給你了。”
一位曾在雲南省經委工作過的老同志說：“改革開放之初，輕工專案投資3000萬元以上、重工投資專案5000萬元以上、外匯投資使用額度500萬美元以上，省裡都沒有決定權，要報北京。批設備的指標也捏的死死的，地方要上一些大項目，只能拆散成一堆小項目批。”褚時健一心要做大，敢於冒險，所以成了突破舊的管理框框的急先鋒。他是幸運的，當時的省委書記普朝柱、省長和志強默許了他的突破。那是地方幹部願意為幹事業的企業家擔責任的時代。普朝柱曾在新平縣工作過很長時間，褚時健“文革”時在新平縣農場和幾個工廠幹過，普朝柱對他很瞭解。
MK9-5安裝好了，大家抱著莫大希望，孰料日產量只有設計產量的50%。技術人員一頭霧水，當初反對引進的人看起笑話。
英國專家說，機器沒問題，你們的煙葉有問題。
褚時健不說話，研究機器，觀察出故障的地方，一周後對英國人說，我們的原料確實有問題，該怎麼辦？
英國人說，簡單辦法是放棄電子品質監控系統，改為人工管理捲煙品質。這樣的後果是，在電子品質系統中不達標的捲煙可能被通過，但品質肯定比老機器生產的好很多。還有個複雜的辦法，就是煙絲、濾棒和盤紙等統統進口，用高品質材料加高品質設備生產高品質煙絲。
褚時健的選擇是，不放棄機器質監系統，進口一些輔料，而煙絲這一最重要的東西自己來做，他要建立自己的煙葉供應系統。這時，他又一次挑戰了傳統體制。
當時中國的煙葉實行嚴格的計畫種植，由國家計畫部門將指標下達到煙葉種植的省、區、市，未經計畫部門批准，任何地區和個人不得隨意種植煙葉或擴大煙葉種植面積。煙葉收購也是計畫收購，具有煙葉收購權力的煙草公司和煙廠按國家下達的收購計畫，與煙農簽訂收購合同，在煙葉交售期按國家價格政策和煙葉分級標準，分等級收購。未經省級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批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收購煙葉。煙葉調撥也是國家指令性計劃，煙葉產地的原料通過調撥計畫進行調配，各省、區、市之間的調撥計畫由國務院計畫部門下達，省內的煙葉調撥由省級計畫部門下達。非經計畫部門批准，不得擅自變更煙葉調撥計畫。
褚時健想直接進入煙葉種植環節，必然觸犯既有利益格局，被看作是“把煙廠的桶伸進煙草公司的井來舀水”。但他不為所動，繞過煙草公司直接去找附近的通海縣委和縣科委，建了第一塊“優質煙葉生產基地”。具體做法是，玉溪捲煙廠提供資金、化肥，幫農民修建水庫和水管，徹底改造煙田，但所有煙葉都必須賣給玉溪捲煙廠。這就是著名的“把第一車間建在農田上”。
為了突破“統配（煙草）包銷（捲煙）”體制，1982年褚時健向雲南省煙草公司提出把玉溪捲煙廠、玉溪煙草分公司、玉溪地區煙草專賣局“三合一”！這是破天荒的改革想法，1986年10月被省長辦公會議批准，褚廠長又兼了煙草分公司經理和專賣局長。
1987年，在“三合一”的新體制下，玉溪捲煙廠投資在玉溪地區八縣一市90個村建成了174項抽水和引水工程，改善了75878畝旱地的水利條件，種植烤煙46373畝。
褚時健不僅有企業家的魄力，還有匠人的細心。
1985年，他去美國考察。雲南的氣候、日照、土質和維吉尼亞差不多，引進的大金元煙種也來自維吉尼亞，但品質差很多。美國靠期貨市場調控煙葉產量和品質，煙農必須種出優質煙葉才能賣上好價格，管理非常現代化。而雲南煙農種的是產量不高、品質不齊的晾曬煙，選種、栽培、施肥、中耕管理、烘烤的做法都很傳統，重產量不重品質，煙農也不願意投入很多資金。
褚時健把美國煙草專家、美籍華人左天覺請到通海來考察。左天覺看後說，你們辜負了老天爺給的條件。他一一列舉問題之所在：按照美國每公頃煙田化肥使用量的標準，中國每畝煙田要用100公斤以上化肥，而玉溪煙農每畝只用40公斤；玉溪煙農為提高產量多用氮肥，但氮肥不能保證品質，好煙葉要多種化肥搭配；美國煙農是按規範種植的書籍操作，玉溪煙農則按傳統經驗，種植太晚，煙葉生長期不夠，發育不良，採摘時間卻很早，煙葉還沒有從成熟到優質，就被採摘下來。
左天覺說，優質煙葉的評判指標一是含糖量，二是含堿量（尼古丁含量），比例要恰當，煙葉採摘過早，糖量過高，捲煙廠再下功夫也產不出好煙。
凡事都有規律，規律就是科學。褚時健吸取了左天覺的意見，他在5個鄉、14個社的1342戶煙農做實驗，技術團隊有雲南省煙草科研所專家、玉溪和通海煙草公司的科技人員。1985年秋，實驗結果出來，中等煙比例49.25%，上等煙比例42.12%，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
褚時健做任何事，都要先摸清規律，徹底弄懂，絕不當外行。
年輕時釀酒，他琢磨出關鍵是一個“攪”字，必須兩個小時攪一回，澆澆水然後攪拌均勻。不攪，可能這邊蒸熟了，那邊還不熟。攪拌澆水後，再放上大木柴燒。除了攪拌，發酵也很重要，關鍵是溫度，褚時健把火燒好後，會把爐條下面的炭鏟出來，用小鍋放在發酵室，這樣溫度就可以一直保持在37、38度。
“文革”期間，褚時健被安排到嘎灑糖廠，做紅糖。他先研究燃料消耗報表，發現生產1噸糖消耗5.4噸煤，太多了，就把土灶大鍋改造成鍋爐，用蒸汽管道制糖，降低能耗；將甘蔗榨油晾曬之後再做燃料，迴圈利用；之後又改燒塊煤，燃料消耗降到1.8噸。褚時健還不滿意，又把二次剩餘的甘蔗渣曬乾，做第二年的燃料。最終燃料消耗降到0.8噸。他天天泡在生產車間研究工藝，過去用3個滾筒壓糖，他改用12個滾筒，讓甘蔗中的糖分被充分提取。別的糖廠100斤甘蔗出9斤糖，他能出11.5斤。
2002年褚時健開始種橙。前一年，弟弟到監獄看他，帶了一些自己種的冰糖橙，觸發了褚時健種橙的想法。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褚時健把玉溪書店關於種植果樹的書全買了，一邊看一邊實踐，從探尋水源、丈量土地、育苗剪枝，每個環節都親自學，親自幹。
比如灌溉，他借錢投資了138萬元修引水管道，將南恩瀑布水引到果園，投資64萬元建了6個蓄水池，投資60.9萬元安裝灌溉用的輸水管道，投資72萬元裝微噴灌設施，鋪設微噴管道；比如剪枝，他和幾個作業長每人負責10至20棵樹，用不同的方法剪枝，比較哪一種方法最好；比如肥料，他去市場挑選雞糞作肥料原料，別的農戶拎著雞場裝好的糞袋就走了，他把雞糞倒出來，放在手掌上捏一捏，看看水分多少，有沒有摻入木糠，如果有就討價還價。他的果樹肥料配方，混合了雞糞、煙末、榨甘蔗後廢棄的糖泥，每噸成本200多元，卻比市場上每噸1000元的化肥效果還好。
褚時健認為，農產品要像工業產品一樣，標準化操作，果實要一致，一吃就能辨別出來。他規定，每棵果樹只留240朵花，每畝地種80棵果樹，株距2米、行距3米，每年一般要除4至6次夏梢。他要求通過剪枝、控梢、砍樹，保證每顆樹照到相同的陽光；通過滴灌技術，解決柳丁大小不一的問題，因為靠近水源的果樹往往長得更粗壯；他建立了幾百條種植作業管理條目，比如“2月份潰瘍病檢查，四年生樹及掛果樹按15片葉/株的標準，扣除預支生活費10元/株；一、二、三年生樹按3片葉/株的標準，扣除預支生活費10元/株”。他解釋：“一、二、三年生樹和四年生樹，激素存在差別。小樹葉片少些，大樹葉片多些。當有了潰瘍病以後，我們對小樹和大樹的要求就有一些區別。如果要求太高了，農民努力也做不到，那這樣的要求沒有意義，罰款反而會滋生抵觸情緒，但是，我們又要儘量控制疾病。所以根據實際情況一改再改，才這樣制定下來。”
無論什麼，褚時健都能鑽進去，尊重規律，實事求是，摸出辦法，熟能生巧。他是有魄力的企業家，又是一位把工匠精神和科學管理結合在一起的大師。
褚時健的命運像山一樣坎坷，像水一樣柔韌。
他祖籍河南，祖輩在清咸豐年間到雲南戍邊，幾經周折，遷徙到玉溪境內華甯縣南盤江邊的一個小村子。按輩分，他是“時”字輩，因兩個哥哥不幸夭折，父母為他取名時加了健康的“健”字。
從小，褚時健就不安分，喜歡下河抓魚，上山打獵。為學游泳差點被淹死，但他不放棄，後來能潛到水下五六米深的地方抓魚，出水入水，身上曬脫了皮。他十三四歲時，父親去世了，母親獨自一人帶著他們幾個兄妹，備嘗艱辛。
1949年，讀高一的褚時健和兩個堂哥參加了解放軍滇桂黔邊區縱隊。一次戰鬥中，兩個堂哥死在敵人槍口下，褚時健費了兩個多小時將他們的遺體帶了回來。後來他當上了連指導員。解放後轉業到地方，在政府機關順風順水，1955年當上了玉溪地區行署人事科長。
1958年褚時健被錯劃為“右派”，次年到元江縣紅光農場改造。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後，到種植園、畜牧場，先後負責過糖、酒、紙等工廠，直到1979年調任玉溪捲煙廠。
我拜訪褚時健的時候才知道，他種柳丁的根本原因是兩個。
一個是經濟壓力。褚時健從監獄出來後，要考慮生計問題，用馬靜芬的話，“我們還有子孫，怎麼過日子？”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必須通過做事才能讓自己的心充實。他的女兒1995年關在監獄時自殺，這成為一個父親永遠的傷痛。褚時健的一位老友告訴我：“老褚說過，要是不種柳丁，人可能就沒了。”
一個七十四五歲的老人，一場艱辛而無畏的勞動，是為了堅強地活著，不陷在無法挽回的傷痛裡。我被深深震撼了。
種柳丁是個漫長的過程，小苗入地要幾年才掛果。當年掛果不可能當年有收益，掛果後能不能進入市場被接受也是問題。褚時健開始種時對朋友說：“算一下，等掛果的時候我都80歲了，閑著也是閑著，就當自己給自己找點樂趣吧，別的我也不會搞，我就喜歡有自己的一塊小天地，然後把它做好。現在我的成就肯定不如做煙的時候大，但我的成就感一點不比做煙的時候小，甚至更大。”
我能理解這種心情。那些外在的聲譽，遠不如自己主導自己的命運，不屈不撓有滋有味永遠停不下來的勞動，更能讓一個人的內心感到滿足。從滿山黃土到滿目綠色，褚時健的心靈小宇宙，爆發出了怎樣的改天換地的強大動力！
“沒有勞動的人生是罪惡，而沒有藝術的勞動是野蠻。”（約翰•拉斯丁）
褚時健，這部至今仍在書寫的大書啟示人們，人生的過程就是勞動的過程，創造的過程。勞動最光榮，創造精品的勞動最快樂，無論其中有過多少苦難，多少曲折。
參考文獻：
《褚時健管理法》，張曉軍，馬玥著，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褚時健說：生活總會給我們留下希望》，新世界出版社。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部分圖片素材來源於網路 」
一位曾在雲南省經委工作過的老同志說：“改革開放之初，輕工專案投資3000萬元以上、重工投資專案5000萬元以上、外匯投資使用額度500萬美元以上，省裡都沒有決定權，要報北京。批設備的指標也捏的死死的，地方要上一些大項目，只能拆散成一堆小項目批。”褚時健一心要做大，敢於冒險，所以成了突破舊的管理框框的急先鋒。他是幸運的，當時的省委書記普朝柱、省長和志強默許了他的突破。那是地方幹部願意為幹事業的企業家擔責任的時代。普朝柱曾在新平縣工作過很長時間，褚時健“文革”時在新平縣農場和幾個工廠幹過，普朝柱對他很瞭解。
MK9-5安裝好了，大家抱著莫大希望，孰料日產量只有設計產量的50%。技術人員一頭霧水，當初反對引進的人看起笑話。
英國專家說，機器沒問題，你們的煙葉有問題。
褚時健不說話，研究機器，觀察出故障的地方，一周後對英國人說，我們的原料確實有問題，該怎麼辦？
英國人說，簡單辦法是放棄電子品質監控系統，改為人工管理捲煙品質。這樣的後果是，在電子品質系統中不達標的捲煙可能被通過，但品質肯定比老機器生產的好很多。還有個複雜的辦法，就是煙絲、濾棒和盤紙等統統進口，用高品質材料加高品質設備生產高品質煙絲。
褚時健的選擇是，不放棄機器質監系統，進口一些輔料，而煙絲這一最重要的東西自己來做，他要建立自己的煙葉供應系統。這時，他又一次挑戰了傳統體制。
當時中國的煙葉實行嚴格的計畫種植，由國家計畫部門將指標下達到煙葉種植的省、區、市，未經計畫部門批准，任何地區和個人不得隨意種植煙葉或擴大煙葉種植面積。煙葉收購也是計畫收購，具有煙葉收購權力的煙草公司和煙廠按國家下達的收購計畫，與煙農簽訂收購合同，在煙葉交售期按國家價格政策和煙葉分級標準，分等級收購。未經省級煙草專賣行政主管部門批准，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收購煙葉。煙葉調撥也是國家指令性計劃，煙葉產地的原料通過調撥計畫進行調配，各省、區、市之間的調撥計畫由國務院計畫部門下達，省內的煙葉調撥由省級計畫部門下達。非經計畫部門批准，不得擅自變更煙葉調撥計畫。
褚時健想直接進入煙葉種植環節，必然觸犯既有利益格局，被看作是“把煙廠的桶伸進煙草公司的井來舀水”。但他不為所動，繞過煙草公司直接去找附近的通海縣委和縣科委，建了第一塊“優質煙葉生產基地”。具體做法是，玉溪捲煙廠提供資金、化肥，幫農民修建水庫和水管，徹底改造煙田，但所有煙葉都必須賣給玉溪捲煙廠。這就是著名的“把第一車間建在農田上”。
為了突破“統配（煙草）包銷（捲煙）”體制，1982年褚時健向雲南省煙草公司提出把玉溪捲煙廠、玉溪煙草分公司、玉溪地區煙草專賣局“三合一”！這是破天荒的改革想法，1986年10月被省長辦公會議批准，褚廠長又兼了煙草分公司經理和專賣局長。
1987年，在“三合一”的新體制下，玉溪捲煙廠投資在玉溪地區八縣一市90個村建成了174項抽水和引水工程，改善了75878畝旱地的水利條件，種植烤煙46373畝。
褚時健不僅有企業家的魄力，還有匠人的細心。
1985年，他去美國考察。雲南的氣候、日照、土質和維吉尼亞差不多，引進的大金元煙種也來自維吉尼亞，但品質差很多。美國靠期貨市場調控煙葉產量和品質，煙農必須種出優質煙葉才能賣上好價格，管理非常現代化。而雲南煙農種的是產量不高、品質不齊的晾曬煙，選種、栽培、施肥、中耕管理、烘烤的做法都很傳統，重產量不重品質，煙農也不願意投入很多資金。
褚時健把美國煙草專家、美籍華人左天覺請到通海來考察。左天覺看後說，你們辜負了老天爺給的條件。他一一列舉問題之所在：按照美國每公頃煙田化肥使用量的標準，中國每畝煙田要用100公斤以上化肥，而玉溪煙農每畝只用40公斤；玉溪煙農為提高產量多用氮肥，但氮肥不能保證品質，好煙葉要多種化肥搭配；美國煙農是按規範種植的書籍操作，玉溪煙農則按傳統經驗，種植太晚，煙葉生長期不夠，發育不良，採摘時間卻很早，煙葉還沒有從成熟到優質，就被採摘下來。
左天覺說，優質煙葉的評判指標一是含糖量，二是含堿量（尼古丁含量），比例要恰當，煙葉採摘過早，糖量過高，捲煙廠再下功夫也產不出好煙。
凡事都有規律，規律就是科學。褚時健吸取了左天覺的意見，他在5個鄉、14個社的1342戶煙農做實驗，技術團隊有雲南省煙草科研所專家、玉溪和通海煙草公司的科技人員。1985年秋，實驗結果出來，中等煙比例49.25%，上等煙比例42.12%，比以前有很大的提高。
褚時健做任何事，都要先摸清規律，徹底弄懂，絕不當外行。
年輕時釀酒，他琢磨出關鍵是一個“攪”字，必須兩個小時攪一回，澆澆水然後攪拌均勻。不攪，可能這邊蒸熟了，那邊還不熟。攪拌澆水後，再放上大木柴燒。除了攪拌，發酵也很重要，關鍵是溫度，褚時健把火燒好後，會把爐條下面的炭鏟出來，用小鍋放在發酵室，這樣溫度就可以一直保持在37、38度。
“文革”期間，褚時健被安排到嘎灑糖廠，做紅糖。他先研究燃料消耗報表，發現生產1噸糖消耗5.4噸煤，太多了，就把土灶大鍋改造成鍋爐，用蒸汽管道制糖，降低能耗；將甘蔗榨油晾曬之後再做燃料，迴圈利用；之後又改燒塊煤，燃料消耗降到1.8噸。褚時健還不滿意，又把二次剩餘的甘蔗渣曬乾，做第二年的燃料。最終燃料消耗降到0.8噸。他天天泡在生產車間研究工藝，過去用3個滾筒壓糖，他改用12個滾筒，讓甘蔗中的糖分被充分提取。別的糖廠100斤甘蔗出9斤糖，他能出11.5斤。
2002年褚時健開始種橙。前一年，弟弟到監獄看他，帶了一些自己種的冰糖橙，觸發了褚時健種橙的想法。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領域。褚時健把玉溪書店關於種植果樹的書全買了，一邊看一邊實踐，從探尋水源、丈量土地、育苗剪枝，每個環節都親自學，親自幹。
比如灌溉，他借錢投資了138萬元修引水管道，將南恩瀑布水引到果園，投資64萬元建了6個蓄水池，投資60.9萬元安裝灌溉用的輸水管道，投資72萬元裝微噴灌設施，鋪設微噴管道；比如剪枝，他和幾個作業長每人負責10至20棵樹，用不同的方法剪枝，比較哪一種方法最好；比如肥料，他去市場挑選雞糞作肥料原料，別的農戶拎著雞場裝好的糞袋就走了，他把雞糞倒出來，放在手掌上捏一捏，看看水分多少，有沒有摻入木糠，如果有就討價還價。他的果樹肥料配方，混合了雞糞、煙末、榨甘蔗後廢棄的糖泥，每噸成本200多元，卻比市場上每噸1000元的化肥效果還好。
褚時健認為，農產品要像工業產品一樣，標準化操作，果實要一致，一吃就能辨別出來。他規定，每棵果樹只留240朵花，每畝地種80棵果樹，株距2米、行距3米，每年一般要除4至6次夏梢。他要求通過剪枝、控梢、砍樹，保證每顆樹照到相同的陽光；通過滴灌技術，解決柳丁大小不一的問題，因為靠近水源的果樹往往長得更粗壯；他建立了幾百條種植作業管理條目，比如“2月份潰瘍病檢查，四年生樹及掛果樹按15片葉/株的標準，扣除預支生活費10元/株；一、二、三年生樹按3片葉/株的標準，扣除預支生活費10元/株”。他解釋：“一、二、三年生樹和四年生樹，激素存在差別。小樹葉片少些，大樹葉片多些。當有了潰瘍病以後，我們對小樹和大樹的要求就有一些區別。如果要求太高了，農民努力也做不到，那這樣的要求沒有意義，罰款反而會滋生抵觸情緒，但是，我們又要儘量控制疾病。所以根據實際情況一改再改，才這樣制定下來。”
無論什麼，褚時健都能鑽進去，尊重規律，實事求是，摸出辦法，熟能生巧。他是有魄力的企業家，又是一位把工匠精神和科學管理結合在一起的大師。
褚時健的命運像山一樣坎坷，像水一樣柔韌。
他祖籍河南，祖輩在清咸豐年間到雲南戍邊，幾經周折，遷徙到玉溪境內華甯縣南盤江邊的一個小村子。按輩分，他是“時”字輩，因兩個哥哥不幸夭折，父母為他取名時加了健康的“健”字。
從小，褚時健就不安分，喜歡下河抓魚，上山打獵。為學游泳差點被淹死，但他不放棄，後來能潛到水下五六米深的地方抓魚，出水入水，身上曬脫了皮。他十三四歲時，父親去世了，母親獨自一人帶著他們幾個兄妹，備嘗艱辛。
1949年，讀高一的褚時健和兩個堂哥參加了解放軍滇桂黔邊區縱隊。一次戰鬥中，兩個堂哥死在敵人槍口下，褚時健費了兩個多小時將他們的遺體帶了回來。後來他當上了連指導員。解放後轉業到地方，在政府機關順風順水，1955年當上了玉溪地區行署人事科長。
1958年褚時健被錯劃為“右派”，次年到元江縣紅光農場改造。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後，到種植園、畜牧場，先後負責過糖、酒、紙等工廠，直到1979年調任玉溪捲煙廠。
我拜訪褚時健的時候才知道，他種柳丁的根本原因是兩個。
一個是經濟壓力。褚時健從監獄出來後，要考慮生計問題，用馬靜芬的話，“我們還有子孫，怎麼過日子？”還有一個原因是，他必須通過做事才能讓自己的心充實。他的女兒1995年關在監獄時自殺，這成為一個父親永遠的傷痛。褚時健的一位老友告訴我：“老褚說過，要是不種柳丁，人可能就沒了。”
一個七十四五歲的老人，一場艱辛而無畏的勞動，是為了堅強地活著，不陷在無法挽回的傷痛裡。我被深深震撼了。
種柳丁是個漫長的過程，小苗入地要幾年才掛果。當年掛果不可能當年有收益，掛果後能不能進入市場被接受也是問題。褚時健開始種時對朋友說：“算一下，等掛果的時候我都80歲了，閑著也是閑著，就當自己給自己找點樂趣吧，別的我也不會搞，我就喜歡有自己的一塊小天地，然後把它做好。現在我的成就肯定不如做煙的時候大，但我的成就感一點不比做煙的時候小，甚至更大。”
我能理解這種心情。那些外在的聲譽，遠不如自己主導自己的命運，不屈不撓有滋有味永遠停不下來的勞動，更能讓一個人的內心感到滿足。從滿山黃土到滿目綠色，褚時健的心靈小宇宙，爆發出了怎樣的改天換地的強大動力！
“沒有勞動的人生是罪惡，而沒有藝術的勞動是野蠻。”（約翰•拉斯丁）
褚時健，這部至今仍在書寫的大書啟示人們，人生的過程就是勞動的過程，創造的過程。勞動最光榮，創造精品的勞動最快樂，無論其中有過多少苦難，多少曲折。
參考文獻：
《褚時健管理法》，張曉軍，馬玥著，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褚時健說：生活總會給我們留下希望》，新世界出版社。
「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部分圖片素材來源於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