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 我國農村基層黨組織存在不少短板， 甚至出現弱化、虛化、邊緣化問題。 在一些地方的農村， 發展黨員優親厚友， 優秀人才被拒之門外， 先鋒模範作用難以發揮， 老弱病殘嚴重， 組織生活有名無實， 甚至被黑惡勢力把控， 最終嚴重阻礙了組織力的提升。
2月4日-2月5日， 《半月談》連發多篇文章指出， 農村黨支部是確保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策部署貫徹落實的基礎， 更是引領鄉村振興、建設美麗鄉村的先鋒隊和主力軍， 面對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艱巨任務， 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清理整頓和“強本固基”刻不容緩。
而要做到這一點， 既要把好基層黨組織“入口關”， 紮緊紮牢制度的籬笆 ， 又要抓好“帶頭人”， 在“村域”之外的更大範圍內公開引智、引才， 強化嵌入型村幹部的“村民”意識。
半月談評論：基層黨組織“入口關”豈容失守
最新一期《半月談內部版》刊發的專題報導《有“形”無力的農村黨支部》中披露，
這些亂象， 無疑凸顯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戰鬥堡壘作用亟待加強， 基層組織力亟待提升。
火車跑得快， 全靠車頭帶
從主觀方面看， 部分地方的村支書作為支部的帶頭人， 在政治素養上不合格， 行為做派上“一言堂”， 權力觀上出現偏差。 要麼背棄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 專權、弄權、貪權；要麼專門在“自己人”中發展黨員以鞏固自己的地位， 維護宗族和小圈子私利；要麼藉口壓力大、任務重、待遇低而乾脆“撂挑子”；要麼工作思維簡單粗暴， “誰聽話發展誰， 誰的拳頭大發展誰”。
從客觀方面看， 部分鄉村凋敝、人才外流導致農村黨員隊伍老弱化或無人可發展，
央視此前曝光的河北定州“最牛村主任”，
黨支部找他去帶頭參加勞動， 他就直接提出：“我不當黨員了， 你們拿給某某某去當。 ”
“夠蠻橫”成優勢
西部某縣一名有7年黨齡的農村黨員邵某說， 農村黨員總體來說是好的， 但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 我們村有的黨員就吃喝嫖賭， 有的還是村裡的地痞流氓。
這些人說不定在鄉上說話比支書還管用， 他想要入黨， 村支書都要給他點面子， 沒准還會給他弄個什麼職務。
一些品質不好的人， 有些村支書也願意他們入黨， 因為他夠蠻橫， 一些工作推動得起來。 比如村裡修路要占誰家的田， 這家如果不願意， 他沒准就會動手威脅， 用比較野蠻粗暴的方式去開展工作。
“拉人頭”湊任務。秦巴山區一個貧困村的駐村第一書記說，由於村裡大多是文化程度偏低的留守老人，沒有合適的培養物件，他們村已經5年沒有發展黨員了。按照鎮黨委要求，去年需要發展一名年輕黨員，恰好該村一名在外打工的大學畢業生暫時回村休整一段時間，村幹部就立刻上門做工作，很快將之發展為預備黨員。
“按照正常程式，應當是本人先寫入黨申請書，之後再確定為入黨積極分子和發展物件。但為了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這些環節的時間只能壓縮，連入黨申請書的時間都是往前填的。”這位元第一書記坦承，這類情況在一些地方的農村並非個例。
“我在調研中也瞭解到，在個別地方，為了完成上級要求的發展年輕黨員的任務，有村幹部主動上門勸說年輕人入黨，甚至給予其一定承諾和好處。”一位元党建研究專家告訴記者。
“一言堂”先定調。西北某省一位農村黨員透露，前些時候，該村黨支部開會討論接收一名預備黨員，村支書先定下調子，但討論的人選還不是入黨積極分子。在無記名投票環節，有3名黨員甚至沒有領到表決票，“在村支書的堅持下，最終還是通過了。”
“現在我們開會討論發展預備黨員，連人都不認識，面都見不到，就是走走形式。”西南某省農村黨員老葉說，“現在基層發展黨員有很多不規範的地方。我覺得應該規範起來，開會時讓積極分子都互相介紹一下，充分瞭解下情況。”
支部小圈子，戰鬥堡壘變味
“自家後院”，發展黨員優親厚友。記者在北方某市城鄉接合部一個村採訪時瞭解到，該村原支書2014年因妨害公務被公安機關採取強制措施，後被開除黨籍並被判處有期徒刑。
該村多位元群眾向記者透露，這位元村支書在任10年的時間裡，幾乎把黨支部變成了“自家後院”，大多在親戚朋友和“自己人”中發展黨員，儼然成了“黨內個體戶”。
如果一些黨員“不聽話”，其組織關係就被強迫轉出該村。久而久之，該村黨員中有超過一半的人是此人的親屬或親信。
該村一位曾擔任過村委會副主任的人說，為使一位親信的兒子順利入黨，這位原村支書曾在村裡策劃了一起小小的火情，讓人專門拍下親信之子英勇救火的場景，以此作為“良好表現”，助其順利入黨。還有一個人在外開設賭局，因其父與原村支書關係密切而順利入黨。
“雖然原來的支書被判刑了，但當初他發展的黨員都還在村裡，影響還在。有的黨員就沒個黨員的樣子，更別提什麼先鋒模範作用了。我們是看在眼裡、痛在心頭！”有村民無奈表示。
西南某省一位農村黨員老葉告訴記者，他們村有10名入黨積極分子，其中一名老師大學畢業比較優秀，但開支部會議發展的是另外一名只有初中文憑、在村子附近當保安的普通年輕人。“他是支書家的侄子。”老葉說，當天晚上，支書召集全村黨員開會，討論選出一名預備黨員，支書明說了就要大家選這個人。
“我就覺得很不公平，選上的人普普通通，有好幾個入黨積極分子都比他優秀。這幾年發展黨員要求很嚴格，但我們書記上任這四五年來不光發展了他侄子，還把他兒子也發展成了黨員。”老葉說，在他家附近村子的黨支部這種現象並不少見，黨支部發展黨員，書記會提前說讓大家選誰，投票只是走走形式。
“武大郎開店”，優秀人才拒之門外
多位受訪基層幹部群眾反映，在一些地方，有村支書為鞏固自己的地位，在發展黨員時將優秀的人才拒之門外，甚至憑個人好惡發展黨員。
“有的村支書當得時間久了，眼界受限，產生了錯誤的觀念‘你比我行，我就不發展你’，怕對自己形成挑戰。”西部地區一位元鄉鎮幹部說。
據他介紹，該鎮有一名群眾日常表現很好，一心為鄉親們服務。在近年當地一起洪災中，該群眾曾跳入水中英勇搶險，在村民中威信很高。儘管這位群眾寫了多年入黨申請書，但因為所在村的支書總是提反對意見，一直未能入黨。
農村黨員老葉說，之所以說一些基層黨員素質差，一個原因就是村裡優秀的人反而入黨難。在村裡面當幹部要看家族的，誰家裡人多，誰的票就多。基層黨支部每三年換屆一次，書記把家人拉進來做黨員，投票選支委時候自己就得票多了。
部分村幹部“黑惡化”操縱控制村兩委。為保障山東農村“兩委”換屆順利進行，山東省打黑辦依法嚴厲打擊農村地區黑惡霸痞勢力違法犯罪特別是“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組織力量對全省8.29萬個行政村和30.37萬名“兩委”成員進行“拉網式”排查，對有違法犯罪前科的4240名村“兩委”成員逐人建立台賬，偵辦村幹部涉嫌黑惡霸痞犯罪案件57起，打擊處理村幹部47名，其中村書記16名，村主任29名。
2017年8月，黑龍江省紀委通報的哈爾濱市南崗區紅旗滿族鄉曙光村原黨總支書記兼村委會主任于福祥案令人反思。
于福祥把曙光村當作“自留地”和“獨立王國”，大肆貪占公款，腐化墮落、極度奢靡，涉案金額達2億多元。於福祥屬於典型的“村霸”，橫行鄉里、欺壓群眾，2010年7月，糾集社會閒散人員20余人，將哈爾濱市農電局4名工人砍傷。
於福祥被審查期間，對抗組織審查，並恐嚇威脅執紀審查人員。2017年6月，於福祥被開除黨籍；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被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一位元熟悉情況的工作人員介紹說，於福祥集人財物三權於一身，拉攏自己的親朋好友入黨，打擊持不同意見者，組織生活形同虛設，民主決策也成了“一言堂”。
記者從山東省政府新聞辦2017年11月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獲悉，農村地區黑惡霸痞勢力違法犯罪活動出現一些新的趨勢和特點，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危害基層組織建設。
有的農村黑惡霸痞勢力借助家族、宗派勢力，操縱、控制農村“兩委”換屆選舉，把持基層政權，侵吞集體財產，強佔集體資源，為個人、家族牟取非法利益，有的橫行鄉里，欺壓、迫害百姓，人民群眾深惡痛絕。
黨員老弱殘，先鋒模範難當
調研中記者發現，在一些地方特別是偏遠貧困地區的農村，黨員年齡老化後繼無人、文化程度偏低、帶動能力不強的情況依然普遍存在。
“有能力的人都在外面”。在北方某省一個鄉鎮，全鎮28名村支書中50歲以上的就有24人，沒有一名40歲以下的村支書。該鎮一位村支書說，他們村29名黨員中有13名流動黨員，在村裡的16名黨員，老弱病殘、行動不便者就有6人，平時能正常參加組織生活、集體學習的不足10人。黨員文化程度大多在初中以下，還有個別文盲。
“在家的黨員裡，絕大多數都不會上網，也不會用智能手機。村裡只有我一個人能寫材料。每次組織黨員學習，大家都很認真，但畢竟大多數都是老齡黨員，學完之後的帶動效果比較有限。”這名村支書說，該村近兩年來沒有收到1份入黨申請書，因為“有能力的人都在外面”。
“更多的是無人可發展”。多位元從事組織工作的基層幹部分析說，一些地方農村黨支部出現的老化、邊緣化、後繼無人問題，與農村整體人口結構密切相關。
在不少偏遠山區和貧困地區，農村空殼化現象普遍，集體經濟不振，對年輕人難有吸引力，留守在村裡的普遍是“386199部隊”（婦女、兒童、老人）。
如此一來，黨支部很難有發展物件，即使有優秀的人才向組織靠攏，因大多流動在外，黨組織也難於考察。
“確實有個別村幹部出於私心，擔心權力和地位受到挑戰，不願意發展黨員。但實事求是地說，農村基層組織老化、弱化，更多的是無人可發展。”西部一位鄉鎮幹部這樣認為。
西北某國貧縣縣委組織部幹部介紹說，去年該縣發展農村黨員的工作重點是向3年以上沒有發展過黨員的村子傾斜，但全縣還是有17個村發展不出黨員，“因為確實沒有合適的苗子。發展黨員不能在矮子裡拔將軍，寧缺毋濫。”
記者調研發現，農村人才外流、村組幹部年齡老化、年輕幹部跟不上等問題，在一些落後地區更為明顯，給農村可持續發展帶來影響。
東北的一位鄉鎮幹部說，農村基層黨建普遍面臨老齡化，尤其是農村“兩委”班子面臨接班問題。選好村黨組織帶頭人，是擺在縣鄉兩級黨委面前的突出問題。
開會人難齊，組織生活隨意
記者在基層調查發現，有的地方過半黨員不在縣域境內，很難召開一次全體支部大會。
在北方的一個農業大縣，一位元村主任告訴記者，全村16名黨員，居住在村裡的有7名，其中還有2名不常住。一位鎮黨委書記說，鎮內一個合併村，黨員相對較多，現有黨員74名，如今在縣域境內的有36名，其他的都在外地，有的好幾年不回來一次。
這些村的基層幹部表示，過半黨員在外地，很難組織召開一次支部大會，有的村相對好點還能召開支部大會，有的地方支部大會開不起來，組織生活會也不按時召開。
北方一農業縣組織部幹部介紹說，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農村人口減少，目前，全縣農村黨員1392人，常年在村裡居住一半左右，不少在縣域外，黨員居住分散，導致農村黨員組織生活難開展。
“開會都找不全人，這會咋開？”一位基層黨員說。
用比較野蠻粗暴的方式去開展工作。“拉人頭”湊任務。秦巴山區一個貧困村的駐村第一書記說，由於村裡大多是文化程度偏低的留守老人，沒有合適的培養物件，他們村已經5年沒有發展黨員了。按照鎮黨委要求，去年需要發展一名年輕黨員，恰好該村一名在外打工的大學畢業生暫時回村休整一段時間，村幹部就立刻上門做工作，很快將之發展為預備黨員。
“按照正常程式，應當是本人先寫入黨申請書，之後再確定為入黨積極分子和發展物件。但為了完成上級交辦的任務，這些環節的時間只能壓縮，連入黨申請書的時間都是往前填的。”這位元第一書記坦承，這類情況在一些地方的農村並非個例。
“我在調研中也瞭解到，在個別地方，為了完成上級要求的發展年輕黨員的任務，有村幹部主動上門勸說年輕人入黨，甚至給予其一定承諾和好處。”一位元党建研究專家告訴記者。
“一言堂”先定調。西北某省一位農村黨員透露，前些時候，該村黨支部開會討論接收一名預備黨員，村支書先定下調子，但討論的人選還不是入黨積極分子。在無記名投票環節，有3名黨員甚至沒有領到表決票，“在村支書的堅持下，最終還是通過了。”
“現在我們開會討論發展預備黨員，連人都不認識，面都見不到，就是走走形式。”西南某省農村黨員老葉說，“現在基層發展黨員有很多不規範的地方。我覺得應該規範起來，開會時讓積極分子都互相介紹一下，充分瞭解下情況。”
支部小圈子，戰鬥堡壘變味
“自家後院”，發展黨員優親厚友。記者在北方某市城鄉接合部一個村採訪時瞭解到，該村原支書2014年因妨害公務被公安機關採取強制措施，後被開除黨籍並被判處有期徒刑。
該村多位元群眾向記者透露，這位元村支書在任10年的時間裡，幾乎把黨支部變成了“自家後院”，大多在親戚朋友和“自己人”中發展黨員，儼然成了“黨內個體戶”。
如果一些黨員“不聽話”，其組織關係就被強迫轉出該村。久而久之，該村黨員中有超過一半的人是此人的親屬或親信。
該村一位曾擔任過村委會副主任的人說，為使一位親信的兒子順利入黨，這位原村支書曾在村裡策劃了一起小小的火情，讓人專門拍下親信之子英勇救火的場景，以此作為“良好表現”，助其順利入黨。還有一個人在外開設賭局，因其父與原村支書關係密切而順利入黨。
“雖然原來的支書被判刑了，但當初他發展的黨員都還在村裡，影響還在。有的黨員就沒個黨員的樣子，更別提什麼先鋒模範作用了。我們是看在眼裡、痛在心頭！”有村民無奈表示。
西南某省一位農村黨員老葉告訴記者，他們村有10名入黨積極分子，其中一名老師大學畢業比較優秀，但開支部會議發展的是另外一名只有初中文憑、在村子附近當保安的普通年輕人。“他是支書家的侄子。”老葉說，當天晚上，支書召集全村黨員開會，討論選出一名預備黨員，支書明說了就要大家選這個人。
“我就覺得很不公平，選上的人普普通通，有好幾個入黨積極分子都比他優秀。這幾年發展黨員要求很嚴格，但我們書記上任這四五年來不光發展了他侄子，還把他兒子也發展成了黨員。”老葉說，在他家附近村子的黨支部這種現象並不少見，黨支部發展黨員，書記會提前說讓大家選誰，投票只是走走形式。
“武大郎開店”，優秀人才拒之門外
多位受訪基層幹部群眾反映，在一些地方，有村支書為鞏固自己的地位，在發展黨員時將優秀的人才拒之門外，甚至憑個人好惡發展黨員。
“有的村支書當得時間久了，眼界受限，產生了錯誤的觀念‘你比我行，我就不發展你’，怕對自己形成挑戰。”西部地區一位元鄉鎮幹部說。
據他介紹，該鎮有一名群眾日常表現很好，一心為鄉親們服務。在近年當地一起洪災中，該群眾曾跳入水中英勇搶險，在村民中威信很高。儘管這位群眾寫了多年入黨申請書，但因為所在村的支書總是提反對意見，一直未能入黨。
農村黨員老葉說，之所以說一些基層黨員素質差，一個原因就是村裡優秀的人反而入黨難。在村裡面當幹部要看家族的，誰家裡人多，誰的票就多。基層黨支部每三年換屆一次，書記把家人拉進來做黨員，投票選支委時候自己就得票多了。
部分村幹部“黑惡化”操縱控制村兩委。為保障山東農村“兩委”換屆順利進行，山東省打黑辦依法嚴厲打擊農村地區黑惡霸痞勢力違法犯罪特別是“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組織力量對全省8.29萬個行政村和30.37萬名“兩委”成員進行“拉網式”排查，對有違法犯罪前科的4240名村“兩委”成員逐人建立台賬，偵辦村幹部涉嫌黑惡霸痞犯罪案件57起，打擊處理村幹部47名，其中村書記16名，村主任29名。
2017年8月，黑龍江省紀委通報的哈爾濱市南崗區紅旗滿族鄉曙光村原黨總支書記兼村委會主任于福祥案令人反思。
于福祥把曙光村當作“自留地”和“獨立王國”，大肆貪占公款，腐化墮落、極度奢靡，涉案金額達2億多元。於福祥屬於典型的“村霸”，橫行鄉里、欺壓群眾，2010年7月，糾集社會閒散人員20余人，將哈爾濱市農電局4名工人砍傷。
於福祥被審查期間，對抗組織審查，並恐嚇威脅執紀審查人員。2017年6月，於福祥被開除黨籍；其涉嫌犯罪問題及線索被移送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一位元熟悉情況的工作人員介紹說，於福祥集人財物三權於一身，拉攏自己的親朋好友入黨，打擊持不同意見者，組織生活形同虛設，民主決策也成了“一言堂”。
記者從山東省政府新聞辦2017年11月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獲悉，農村地區黑惡霸痞勢力違法犯罪活動出現一些新的趨勢和特點，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安全感，危害基層組織建設。
有的農村黑惡霸痞勢力借助家族、宗派勢力，操縱、控制農村“兩委”換屆選舉，把持基層政權，侵吞集體財產，強佔集體資源，為個人、家族牟取非法利益，有的橫行鄉里，欺壓、迫害百姓，人民群眾深惡痛絕。
黨員老弱殘，先鋒模範難當
調研中記者發現，在一些地方特別是偏遠貧困地區的農村，黨員年齡老化後繼無人、文化程度偏低、帶動能力不強的情況依然普遍存在。
“有能力的人都在外面”。在北方某省一個鄉鎮，全鎮28名村支書中50歲以上的就有24人，沒有一名40歲以下的村支書。該鎮一位村支書說，他們村29名黨員中有13名流動黨員，在村裡的16名黨員，老弱病殘、行動不便者就有6人，平時能正常參加組織生活、集體學習的不足10人。黨員文化程度大多在初中以下，還有個別文盲。
“在家的黨員裡，絕大多數都不會上網，也不會用智能手機。村裡只有我一個人能寫材料。每次組織黨員學習，大家都很認真，但畢竟大多數都是老齡黨員，學完之後的帶動效果比較有限。”這名村支書說，該村近兩年來沒有收到1份入黨申請書，因為“有能力的人都在外面”。
“更多的是無人可發展”。多位元從事組織工作的基層幹部分析說，一些地方農村黨支部出現的老化、邊緣化、後繼無人問題，與農村整體人口結構密切相關。
在不少偏遠山區和貧困地區，農村空殼化現象普遍，集體經濟不振，對年輕人難有吸引力，留守在村裡的普遍是“386199部隊”（婦女、兒童、老人）。
如此一來，黨支部很難有發展物件，即使有優秀的人才向組織靠攏，因大多流動在外，黨組織也難於考察。
“確實有個別村幹部出於私心，擔心權力和地位受到挑戰，不願意發展黨員。但實事求是地說，農村基層組織老化、弱化，更多的是無人可發展。”西部一位鄉鎮幹部這樣認為。
西北某國貧縣縣委組織部幹部介紹說，去年該縣發展農村黨員的工作重點是向3年以上沒有發展過黨員的村子傾斜，但全縣還是有17個村發展不出黨員，“因為確實沒有合適的苗子。發展黨員不能在矮子裡拔將軍，寧缺毋濫。”
記者調研發現，農村人才外流、村組幹部年齡老化、年輕幹部跟不上等問題，在一些落後地區更為明顯，給農村可持續發展帶來影響。
東北的一位鄉鎮幹部說，農村基層黨建普遍面臨老齡化，尤其是農村“兩委”班子面臨接班問題。選好村黨組織帶頭人，是擺在縣鄉兩級黨委面前的突出問題。
開會人難齊，組織生活隨意
記者在基層調查發現，有的地方過半黨員不在縣域境內，很難召開一次全體支部大會。
在北方的一個農業大縣，一位元村主任告訴記者，全村16名黨員，居住在村裡的有7名，其中還有2名不常住。一位鎮黨委書記說，鎮內一個合併村，黨員相對較多，現有黨員74名，如今在縣域境內的有36名，其他的都在外地，有的好幾年不回來一次。
這些村的基層幹部表示，過半黨員在外地，很難組織召開一次支部大會，有的村相對好點還能召開支部大會，有的地方支部大會開不起來，組織生活會也不按時召開。
北方一農業縣組織部幹部介紹說，隨著城鄉一體化進程加快，農村人口減少，目前，全縣農村黨員1392人，常年在村裡居住一半左右，不少在縣域外，黨員居住分散，導致農村黨員組織生活難開展。
“開會都找不全人，這會咋開？”一位基層黨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