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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道炯:誰怕特朗普?

導讀:

最近特朗普變了。 最近, 這位72歲的美國總統在達沃斯論壇上留下一個和顏悅色、滿面春風的形象。

而特朗普執政美國這一年, 打破傳統黨派界限在國會拉票, 從驅逐非法移民、稅改, 到推出基建方案、國家戰略報告, 無不有證明其“言必行”的執政能力的一面。 種執行力, 體現在對外政策上, 就成了“美國不能輸”。

本文來源於澎湃新聞, 作者查道炯為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教授。

誰怕唐納德·特朗普

2018年初的中美關係風兼雨。 如何管理?

1

不必自亂陣腳。 就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的基礎性框架而言,

特朗普時期沒有也不會發生變化。

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基本面, 僅僅是風格有所不同而已, 基本延續了自第一任小布希以來的傳統。

簡言之, 有三方面:1)懷疑(克林頓時期實施的)“通過拉中國進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 來誘導中國改變其國內經濟與政治制度”這一邏輯是否成立。 2)試探中國尋求強大的最終目的是不是將美國從東亞攆走。 3)決心挫敗中國實現國家完全統一的努力。

非得說有什麼變化的話, 或許在於:特朗普政府尚未(公開地)挑戰中國中央政府在香港、西藏、新疆的管治;(還)不那麼熱心聲援中國的“民主人士”。

2

特朗普個人關於中國的表述, 就是美國(朝野、政商)建制派、不分黨派的主流精英們的觀點。

換而言之, 在對華政策的基礎性邏輯方面, 特朗普不是什麼另類, 而是一種“話糙理不糙”。 精英們認可“謀求美國復興”的戰略目標, 只是在是否以“美國優先”為外交口號上有不同看法。

3

美國行政當局的執行力, 也是建制派的普遍關注。

緊接著奧巴馬, 特朗普是美國第二位沒有經營州、市一級政府經驗的行政部門最高首長。 而聯邦政府行政當局的執行力是國家發展和振興所不可或缺的。 特朗普執政這一年, 打破傳統黨派界限在國會拉票, 從驅逐非法移民、稅改, 到推出基建方案、國家戰略報告, 無不有證明其“言必行”的執政能力的一面。 其間, 當然也得到了從立法到司法系統, 乃至宗教力量的配合。

4

這種執行力, 體現在對外政策上, 就成了“美國不能輸”。

先看朝鮮問題。 一個擁有核武的朝鮮, 對美國(本土或海外利益)構不成現實威脅, 因為美國反擊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 但朝鮮若用核武(脅迫)統一半島, 那麼美國被驅趕離開是可能的前景之一。 在這兩個極端之間, 朝鮮不間斷地口頭威脅美國, 造成了後者威信(面子)上的壓力。

所以, 美國對朝鮮:1)不談、不打;2)利用朝核問題迫使中國在其它方面對美國做出讓步;3)轉身讓美國百姓相信是中國不讓美國贏得與朝鮮的鬥爭。 美國因此而處於最有利的靈活外交位置。

朝鮮問題不是“美國輸了”的首要標誌, 甚至不是必要的標誌。 “中國贏了冷戰結束以來的大國競爭”, 才是“美國輸了”這枚硬幣的另一面。

1985年通過迫使日本簽訂“廣場協定”, 美國成功管理了一個對其引領(primacy)地位的挑戰。 而今天的中國以及中美關係的戰略基礎, 卻不可能讓美國有重複歷史的選擇。

儘管從中方的視角感覺不可理喻, “不能讓中國贏了”就等於“不能讓美國輸了”。

5

處理美中雙邊貿易所伴生的政治挑戰, 美方既有咄咄逼人的一面, 也難掩黔驢技窮的一面。

跨入2018年, 美方媒體不斷放風, 朝野不斷派員來北京, 要求重視特朗普當局即將推出的懲罰中國的貿易措施, 飽含某種“都是為了中國好”、“為了兩國關係穩定發展”的“諄諄勸告”。 言外之意:特朗普是阻擋不住的, 挑戰其行事邏輯, 也是不明智的。

倘若中國主動提出“自願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

VER)清單, 則有利於美當局在其國內塑造“美國贏了”的政治輿論, 至少階段性如此。 實際上, 中國在2017年7月初漢堡G20期間就鋼鐵去產能所提出的方案, 本質上就是某種VER。 兩周後的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上, 美方沒能鞏固這一成果。

特朗普當局針對中國輸美鋼鐵的“特別301”調查措施是在沒有企業向政府提出反傾銷請求, 援引1992年美國國內立法為依據, 而展開的。 因為中國在2001年加入WTO, 針對時下的被調查, 是否可援引WTO相關規則來在多邊機制下反制美國的做法, 是一個貿易法律問題。 現實情形是, 美方執意要做, 中方確實無法阻擋。

其實, 這不是第一次美方單邊主義行為。 例如, 即便是在極力宣導多邊合作的奧巴馬政府期間, 美方因抱怨IMF改革方案對中國有利而拒絕執行。 國際間對此舉的反應之一,便是支援中國牽頭設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有理不在聲高。應對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不得不對中國曉以利害”的架勢,中方應堅持多邊框架下達成的不歧視原則,冷靜回應。這樣做,才能收穫“德有鄰,必不孤”的效應。

同時,中國有必要著重管理中美雙邊貿易相關的政治挑戰(即:如何向國內外、兩國之外的‘利益相關方’說明自己行為和選擇的邏輯)。例如,美方常常掛在嘴邊的“對等”(reciprocity),到底如何體現,是某產品在對方市場的佔有率?投資的存量、增量?還是投資准入的審批條件?如此等等。就是很值得接過的話題。

總之,以“讓利”為手段的採購、投資專案,金額再大,其經濟外交收效是有限的,中方有必要加強研究如何與美方在處理貿易爭端的政治邏輯、道德制高點上對接。這種對接,也許說服不了美方改變做法,但應該有利於思辨自己的做法,有利於擴大、鞏固自己的經貿朋友圈。■

文章來源於“澎湃新聞”

責任編輯:宋勉

國際間對此舉的反應之一,便是支援中國牽頭設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有理不在聲高。應對特朗普政府在2018年“不得不對中國曉以利害”的架勢,中方應堅持多邊框架下達成的不歧視原則,冷靜回應。這樣做,才能收穫“德有鄰,必不孤”的效應。

同時,中國有必要著重管理中美雙邊貿易相關的政治挑戰(即:如何向國內外、兩國之外的‘利益相關方’說明自己行為和選擇的邏輯)。例如,美方常常掛在嘴邊的“對等”(reciprocity),到底如何體現,是某產品在對方市場的佔有率?投資的存量、增量?還是投資准入的審批條件?如此等等。就是很值得接過的話題。

總之,以“讓利”為手段的採購、投資專案,金額再大,其經濟外交收效是有限的,中方有必要加強研究如何與美方在處理貿易爭端的政治邏輯、道德制高點上對接。這種對接,也許說服不了美方改變做法,但應該有利於思辨自己的做法,有利於擴大、鞏固自己的經貿朋友圈。■

文章來源於“澎湃新聞”

責任編輯:宋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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