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故紙堆的年輕人
浙江杭州， 西子湖畔。
除了幾家知名餐廳， 孤山路上還有扇並不起眼的鐵門。 招牌上寫著“國家古籍保護人才培訓基地”， 走進這座蘇州園林風味的小院， 沿著木頭臺階踏上一棟紅磚樓二層， 正是浙江圖書館古籍修復中心。
做古籍修復是怎樣的體驗？“沒什麼感覺， 很枯燥， 所以我都戴耳機。 ”96年出生還戴著牙套的陳澤亮， 有些放不開。 “你來得不是時候。 ”陳澤亮告訴我， 他報考了中國美院的研究生， 主攻美術文獻學和藝術史， 採訪當晚考試結果即將揭曉， 他有些急切。 一旦考上， “走， 肯定要走。
“你走後， 這裡老師們怎麼辦？”
“他們還很能幹， 也很支持我的決定。 ”
“那要重新招人。 ”
“不好意思， 很難再招到了。 ”陳澤亮直言。 “但這不是應該由我來思考的問題。 你知道嗎？我在這待了兩年， 看到很多人來了又走， 為什麼呢？我認為這是國內很多圖書館、博物館需要思考的。 ”
“你覺得怎樣才能留住年輕人？”
“首先要提高待遇。 ”
“然後呢？”
“沒了。 ”他想了想， “我覺得這只是時間問題。 都說在圖書館工作清貧， 清和貧是兩件事。 一是要耐得住寂寞， 還要忍受得了工資。 ”陳澤亮說自己很無奈：“你問我熱不熱愛這個工作， 我熱愛。 情懷是有的， 但情懷支撐不了多久。 ”
陳澤亮剛去了趟大理大學，
“電視臺採訪時， 我就一直想傳達一句話， 但可能你也不會寫。 ”
“你傳吧。 ”
“我覺得做這行的人很不容易， 比如日積月累身體的勞損。 這不像紀錄片裡看著那麼美。 社會對這個行業過度關注， 會帶來某種偏差， 大家把這個工作神聖化了。 ”他有點激動， “我希望更多人看到它不好的地方， 這是應當被瞭解的另一面。 電視裡修復師光鮮亮麗， 仿佛不食人間煙火， 上次電視臺來把我拍得好像要獻身於這個行業似的， 難道人不吃飯不喝水嗎？”
“所以你沒太執著於這個工作？”
“難道我應該甘願吃苦和清貧？”陳澤亮很明確自己想要什麼———改變現狀，
修書37載， 既寂寞又豐富
對於陳澤亮的離開， 他的老師兼古籍修復中心主管閻靜書早有心理準備：“他在這沒有正式編制， 屬於臨時工。 ”兩年前， 在省藝術職業學院兼課的閻靜書， 從40多名學生裡帶回陳澤亮。 “他對這行感興趣， 專注度也較高， 我覺得他做得下來， 館裡也需要年輕人。 ”如今， “他要走也沒辦法， 不能耽誤人家前程。 這是個雙向選擇， 心思老在外面， 書就修不好。 ”閻靜書看得很淡， “我們從不挽留。 ”
這不是閻靜書第一次看著年輕人離開。 “前兩年有個小張在這待了三四年， 各方面都很不錯，
閻靜書的同事汪帆並不贊成這個看法：“還是要考慮現實， 三五年的付出卻不知道是否有結果， 還要面臨結婚生子買房等人生大事。 ”也曾當過臨時工的她， 對那段時間用了“絕望”二字來形容。
兩人最終達成一致———最好的解決之道， 莫過於國家在近年的大力財政扶持之外， 再給予政策上的支持：“能考進圖書館的未必喜歡修復， 能做修復的未必能考進圖書館。 如果不以學歷作為篩選的必要標準， 把最終選擇權和編制名額留給專業部門，
有人離開， 也有人選擇堅守。 上世紀80年代初入行的閻靜書， 已與“黴爛破書”打了整整37年交道， 是浙江省內從業時間最長、也是技藝數一數二的古籍修復師。 “做我們這行除了苦練加心靈手巧， 還要耐得住寂寞。 外面世界的誘惑那麼多， 我們也不是生活在真空， 總要經過幾次動搖才會歸於平靜。 ”她笑言自己也曾動搖過， 但最終還是留了下來， 因為“修書心裡很安心自在， 不需和人打交道。 ”
讓閻靜書和同事們更自豪的是， 2014年來， 他們對全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手工紙張進行調查採樣， 檢測了19個省份、25家傳統手工紙生產商107種紙樣， 從中選擇了11個省份的17種適用於古籍修復的紙張進行採購， 並將其中146種紙張進行進一步分類、編碼，配以實物出版，這也是國內唯一一部附有實物對照的修復工具書。
如今，浙圖古籍修復中心不僅要擔任對於本館圖書修復的工作，還肩負著面向全省培養人才、配送紙張的責任。無論如何，時代在進步，國家的扶植力度在加大，行業正被越來越多人認可，年輕人總還會招到的。離去總是令人唏噓的，但閻靜書仍然感到樂觀。“我年輕時也沒那麼喜歡修書，做著做著，就會發自內心地愛上這份工作。我想，大家找到彼此適合的東西，才是最重要的。”
這份工作，錯過了可能遺憾終生
春節前的某個週二晚上，已經閉館的上海博物館內燈火通明，在明清傢俱展廳，馬如高和徒弟賈濤準備開始一年一度的保養工作。退去了潮水般的觀眾，展廳裡顯得格外空曠，幾百年前的紅木傢俱在燈光下呈現出溫潤迷人的光澤。
保養工作要持續整整四天，為了不影響觀眾參觀，都在夜裡進行。這項看似簡單的工作並不容易，明清傢俱尤其是清代傢俱雕刻紋飾極其複雜，還有不少鏤空，要將每一個細節都處理到位，需要充足的耐心。
作為上海博物館第四代木器修復師，馬如高也有著和閻靜書同樣的苦惱。這些年來，他前後收過5個徒弟，最終都離他而去，如今只有賈濤一人。兩年前，馬如高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還想再招一個徒弟，至今未能如願。
馬如高給我們講了個12年前的小故事。賈濤之前的徒弟是個80後上海小夥，剛來工作時，馬如高特意關照他，如果同學問，你就說自己是修文物的，別說是木工。到了週末，小夥子同學聚會，還是忍不住吐了苦水：正在學使用鉋子鋸子，弄得手上全是水泡。同學問，這樣還找得到女朋友？
到了下禮拜一，小夥子就再沒出現在工作室，手機關機，悶頭在家睡覺。這份工作，他堅持了五天。馬如高的師傅朱福賢說，要不再去他家做做工作吧？馬如高想想還是放棄：“好像我們求人來一樣，就算把他求回來了，心思不在這裡有什麼用？”小夥子離開後，馬如高還有陸續聽到他的消息———當了兩年兵，退伍後就業困難，還有意再回來修木器，馬如高婉拒了。
談及徒弟們的紛紛離開，“失落總歸有一點的。我心想，接觸文物是非常好的事情，更何況這工作來之不易。如果錯過了，可能是終身遺憾。”馬如高說。今年55歲的他老家在江蘇鹽城，90年代初期來到上海搞裝潢，因有一身過硬的木工技術還當了領班，恰逢當時上博有一百多件傢俱展品亟待修復，於是被推薦進入館內，成為第三代傳人朱福賢的徒弟。
如今，當年裝修隊的朋友都當上老闆賺了大錢，馬如高還守著一堆破木頭日復一日地幹活，讓他印象最深的一件文物———清代紫檀木雕刻成的蓮葉龍紋寶座，足足花了8個月才完工，庫房裡還有幾百件殘舊傢俱等待被修復。馬如高說自己並不後悔：“他們有他們的財富，可歷史文化這方面就不如我。”更何況，經他手裡重獲新生的，都是動輒幾百萬上千萬的文物傢俱，這何嘗不是另一種財富呢？
不與時代為敵，老行業也可以搞創新
所幸的是，賈濤尚無去意。剛到而立之年的他，喜歡書法和傳統文化，看起來比同齡人更穩重沉默一些。賈濤喊馬如高，不叫老師，而叫師父。“拜過了師就是師父了，是父親的父，不是師傅的傅。”他們向我強調，這也是上博的傳統之一。
過去有句老話，教會徒弟餓死師父，馬如高卻不以為然。“現在不一樣了，我作為師父，總是要讓徒弟儘量學到更多更好，徒弟技術好了，說明我教得好。出去後人家問他跟誰學的？哦，說是跟馬如高學的，我們當師父的臉上才有光彩呢。”
在上博位於龍吳路修復中心的工作室裡，師徒二人就這樣安安靜靜地相處了數年。“平時各做各的，遇到不懂的他來問我，有時候也互相商量商量。”馬如高對眼前的這個徒弟還算滿意，按百分制來算，“他80分以上吧，這已經很高啦！”
馬如高坦言自己是十分嚴格的師父，經常對學生挑刺，“有時已經做得近乎完美了，我還要找出點毛病來，讓他再努力一點，推他再往上走一步。”他說這並非苛責，“師父對徒弟每句話都是真心的，絕不會把他往水裡推。”
畢業于蘇州藝校的賈濤也是個上海小夥，他說自己看了《我在故宮修文物》，覺得挺有共鳴。但除了媒體關注多了外，這片子並沒給工作帶來太大改變。他的同班同學，有進入博物館工作的，但更多的改了行。
“我在同學中成績算好的，買車卻是最晚的。倒是原來最調皮搗蛋的同學，畢業後做生意，全班第一個買了車。”賈濤很明白，自己從事的是如何冷門的一項工作，偶爾，他也會有與時代脫節的惶恐。“也許我們不屬於整個經濟發展趨勢的必要環節，但我還是甘願堅守，並且希望在專業上有所建樹。”
最近賈濤迷上了研究電腦繪圖和三維雕刻。前幾天，馬如高拿來一隻從他師傅那得到的雕花墨斗交給徒弟，讓他照著做只仿品，並用電腦雕刻，有意試試他的技術。成品出來，馬如高頗為滿意。賈濤想拿給我們看，半天沒尋見，再一看，墨斗已經被師傅精心做了舊，乍一看還以為是個老物件，兩人哈哈大笑。
“現在3D列印很火，以後利用到文物修復領域將是一個趨勢。在電腦雕刻的基礎上再進行手工修飾，可以省很大一部分人工，提高效率，”馬如高很開明，“當然傳統手工技藝是絕對不能丟的。”
賈濤和師父想法一致：堅守的同時，也要跟上時代的腳步。他引用了《荀子·勸學》中的一句話：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只有善於利用工具，不要與時代和科學為敵，順應潮流而行，才能創新技藝，讓行業進步。”而這，大概正是傳承的意義吧。
高校也苦惱：學生多師資少
除了博物館圖書館的館內帶徒模式，如今，高校也成為了修復技藝傳承的重要基地。據資料顯示，“2005年起，上海、北京、南京、西安等地的院校相繼設立文物修復相關專業。全國有文物修復相關專業的職業院校超過25所。”然而，師資力量、生源招募、就業等問題也逐漸顯露出來。存在於高校裡的文物修復教育，又是怎樣一番光景？我們在復旦大學文博系古陶瓷修復工作室找到了答案。
儘管已是寒假，文博系高級實驗師俞蕙和學生周瑞旎仍在工作室裡忙碌。俞蕙是畢業于復旦文博系的碩士，主攻古陶瓷修復，目前教授本科生文物修復選修課。而她的學生周瑞旎，則來自上海大學的研二在讀，曾在湖南省考古所實習，本科就讀於視覺藝術學院。俞蕙曾是她的帶教老師，因此做研究生論文時，被上大的導師又“託付”給了俞蕙，在復旦進行實習。如此說來，周瑞旎算得上是“三校一館聯合培養”的成果。
春節將近，泡在工作室裡的俞蕙和周瑞旎，一個剛從冗繁的行政工作中解脫出來，一個離回老家時間尚早，一心惦記著寫論文。這對師生正在嘗試用新型的水性材料，代替以往有害的揮發性試劑，對陶瓷碎片進行粘著與補繪。“我對材料調配比較有研究，她的美術功底好，我們也是互相學習。”一隻小小的瓷瓶前，師生兩人挨在一起埋首討論，時而沉靜時而熱烈，更像一對好友。
俞蕙也一直關注著高校修復人才培養的有關情況：首先是學校師資配備的缺乏，各館所聘請來的修復傳承人只能兼任教師，教學力量仍相對薄弱。其次對口就業率不高，據不完全統計，文物遺產保護類相關專業在校生逾17000人，本科級以上學歷教育占34.9%，年畢業學生人數達4000餘人。但由於編制、待遇、地域等問題，對口就業率不超過25%。尤其博物館招聘要求通常碩士及以上學歷，經公務員統一招考。陳澤亮式的困境並非個案。
正道是滄桑，未來仍可期
一份來自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署名張曉彤、詹長法的《萬古傳物、百年樹人———淺談文物修復人才現狀及教育》論文中稱：2015開展的文博系統關於全國文物修復人員調研，參與調查的533家文博單位中，92%的單位認為文物修復人員配備不足。文物修復人員生存現狀並不樂觀———晉升空間狹窄、薪酬水準低下、職業地位偏低。
而與此相對的是，“超過50%的館藏文物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蝕損害。近2000萬件館藏文物亟待修復而人員短缺的局面已如利劍高懸，數量眾多的不可移動文物中，待修文物單體或者藝術價值極高的構件附屬，需要文物修復專業人員的隱伏問題，也將隨著對文化遺產價值認識的不斷提高而呈現需求井噴之勢。”
問題種種，究竟作何解？俞蕙已有了自己的答案：一流傳承人才的培養勢必要在國家研究機構裡實現。院校的人才培養僅有3-5年的時間，學生必須踏入修復工作崗位，經前輩大師的指導和言傳身教，參與重要修復項目，積累豐富經驗，才能成就頂尖的修復水準。因此，高端人才培養還要依賴高等院校與一流博物館、圖書館的通力合作。“採用館校聯合方式，將高校教育與師徒制培養結合起來，或許可以成為日後培養優秀力量的有效途徑。”
俞蕙的古陶瓷修復選修課，每年只開放20人名額，在系內頗為搶手。她也常常“忽悠”一些讀文物保護或材料分析的研究生來工作室，“我說你們有空就來玩玩吧，上手多體驗，認知就會全面很多，可有的人慢慢就不來了。”她笑了起來。對她來說，最好的局面，並非課上學子濟濟一堂———主要也坐不下，而是這個工作室能夠物盡其用，不斷有人來，做一些他們需要的研究，持續它的運行。
“這堂課是一定要開下去的。”俞蕙更希望用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法，儘量為學生們鋪平前路。“看起來，通過學習修復能找到一份工作的並不多，但如果能通過瞭解文物修復，對未來的工作有些加分，那也是很好的事。”
並將其中146種紙張進行進一步分類、編碼，配以實物出版，這也是國內唯一一部附有實物對照的修復工具書。如今，浙圖古籍修復中心不僅要擔任對於本館圖書修復的工作，還肩負著面向全省培養人才、配送紙張的責任。無論如何，時代在進步，國家的扶植力度在加大，行業正被越來越多人認可，年輕人總還會招到的。離去總是令人唏噓的，但閻靜書仍然感到樂觀。“我年輕時也沒那麼喜歡修書，做著做著，就會發自內心地愛上這份工作。我想，大家找到彼此適合的東西，才是最重要的。”
這份工作，錯過了可能遺憾終生
春節前的某個週二晚上，已經閉館的上海博物館內燈火通明，在明清傢俱展廳，馬如高和徒弟賈濤準備開始一年一度的保養工作。退去了潮水般的觀眾，展廳裡顯得格外空曠，幾百年前的紅木傢俱在燈光下呈現出溫潤迷人的光澤。
保養工作要持續整整四天，為了不影響觀眾參觀，都在夜裡進行。這項看似簡單的工作並不容易，明清傢俱尤其是清代傢俱雕刻紋飾極其複雜，還有不少鏤空，要將每一個細節都處理到位，需要充足的耐心。
作為上海博物館第四代木器修復師，馬如高也有著和閻靜書同樣的苦惱。這些年來，他前後收過5個徒弟，最終都離他而去，如今只有賈濤一人。兩年前，馬如高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說，還想再招一個徒弟，至今未能如願。
馬如高給我們講了個12年前的小故事。賈濤之前的徒弟是個80後上海小夥，剛來工作時，馬如高特意關照他，如果同學問，你就說自己是修文物的，別說是木工。到了週末，小夥子同學聚會，還是忍不住吐了苦水：正在學使用鉋子鋸子，弄得手上全是水泡。同學問，這樣還找得到女朋友？
到了下禮拜一，小夥子就再沒出現在工作室，手機關機，悶頭在家睡覺。這份工作，他堅持了五天。馬如高的師傅朱福賢說，要不再去他家做做工作吧？馬如高想想還是放棄：“好像我們求人來一樣，就算把他求回來了，心思不在這裡有什麼用？”小夥子離開後，馬如高還有陸續聽到他的消息———當了兩年兵，退伍後就業困難，還有意再回來修木器，馬如高婉拒了。
談及徒弟們的紛紛離開，“失落總歸有一點的。我心想，接觸文物是非常好的事情，更何況這工作來之不易。如果錯過了，可能是終身遺憾。”馬如高說。今年55歲的他老家在江蘇鹽城，90年代初期來到上海搞裝潢，因有一身過硬的木工技術還當了領班，恰逢當時上博有一百多件傢俱展品亟待修復，於是被推薦進入館內，成為第三代傳人朱福賢的徒弟。
如今，當年裝修隊的朋友都當上老闆賺了大錢，馬如高還守著一堆破木頭日復一日地幹活，讓他印象最深的一件文物———清代紫檀木雕刻成的蓮葉龍紋寶座，足足花了8個月才完工，庫房裡還有幾百件殘舊傢俱等待被修復。馬如高說自己並不後悔：“他們有他們的財富，可歷史文化這方面就不如我。”更何況，經他手裡重獲新生的，都是動輒幾百萬上千萬的文物傢俱，這何嘗不是另一種財富呢？
不與時代為敵，老行業也可以搞創新
所幸的是，賈濤尚無去意。剛到而立之年的他，喜歡書法和傳統文化，看起來比同齡人更穩重沉默一些。賈濤喊馬如高，不叫老師，而叫師父。“拜過了師就是師父了，是父親的父，不是師傅的傅。”他們向我強調，這也是上博的傳統之一。
過去有句老話，教會徒弟餓死師父，馬如高卻不以為然。“現在不一樣了，我作為師父，總是要讓徒弟儘量學到更多更好，徒弟技術好了，說明我教得好。出去後人家問他跟誰學的？哦，說是跟馬如高學的，我們當師父的臉上才有光彩呢。”
在上博位於龍吳路修復中心的工作室裡，師徒二人就這樣安安靜靜地相處了數年。“平時各做各的，遇到不懂的他來問我，有時候也互相商量商量。”馬如高對眼前的這個徒弟還算滿意，按百分制來算，“他80分以上吧，這已經很高啦！”
馬如高坦言自己是十分嚴格的師父，經常對學生挑刺，“有時已經做得近乎完美了，我還要找出點毛病來，讓他再努力一點，推他再往上走一步。”他說這並非苛責，“師父對徒弟每句話都是真心的，絕不會把他往水裡推。”
畢業于蘇州藝校的賈濤也是個上海小夥，他說自己看了《我在故宮修文物》，覺得挺有共鳴。但除了媒體關注多了外，這片子並沒給工作帶來太大改變。他的同班同學，有進入博物館工作的，但更多的改了行。
“我在同學中成績算好的，買車卻是最晚的。倒是原來最調皮搗蛋的同學，畢業後做生意，全班第一個買了車。”賈濤很明白，自己從事的是如何冷門的一項工作，偶爾，他也會有與時代脫節的惶恐。“也許我們不屬於整個經濟發展趨勢的必要環節，但我還是甘願堅守，並且希望在專業上有所建樹。”
最近賈濤迷上了研究電腦繪圖和三維雕刻。前幾天，馬如高拿來一隻從他師傅那得到的雕花墨斗交給徒弟，讓他照著做只仿品，並用電腦雕刻，有意試試他的技術。成品出來，馬如高頗為滿意。賈濤想拿給我們看，半天沒尋見，再一看，墨斗已經被師傅精心做了舊，乍一看還以為是個老物件，兩人哈哈大笑。
“現在3D列印很火，以後利用到文物修復領域將是一個趨勢。在電腦雕刻的基礎上再進行手工修飾，可以省很大一部分人工，提高效率，”馬如高很開明，“當然傳統手工技藝是絕對不能丟的。”
賈濤和師父想法一致：堅守的同時，也要跟上時代的腳步。他引用了《荀子·勸學》中的一句話：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只有善於利用工具，不要與時代和科學為敵，順應潮流而行，才能創新技藝，讓行業進步。”而這，大概正是傳承的意義吧。
高校也苦惱：學生多師資少
除了博物館圖書館的館內帶徒模式，如今，高校也成為了修復技藝傳承的重要基地。據資料顯示，“2005年起，上海、北京、南京、西安等地的院校相繼設立文物修復相關專業。全國有文物修復相關專業的職業院校超過25所。”然而，師資力量、生源招募、就業等問題也逐漸顯露出來。存在於高校裡的文物修復教育，又是怎樣一番光景？我們在復旦大學文博系古陶瓷修復工作室找到了答案。
儘管已是寒假，文博系高級實驗師俞蕙和學生周瑞旎仍在工作室裡忙碌。俞蕙是畢業于復旦文博系的碩士，主攻古陶瓷修復，目前教授本科生文物修復選修課。而她的學生周瑞旎，則來自上海大學的研二在讀，曾在湖南省考古所實習，本科就讀於視覺藝術學院。俞蕙曾是她的帶教老師，因此做研究生論文時，被上大的導師又“託付”給了俞蕙，在復旦進行實習。如此說來，周瑞旎算得上是“三校一館聯合培養”的成果。
春節將近，泡在工作室裡的俞蕙和周瑞旎，一個剛從冗繁的行政工作中解脫出來，一個離回老家時間尚早，一心惦記著寫論文。這對師生正在嘗試用新型的水性材料，代替以往有害的揮發性試劑，對陶瓷碎片進行粘著與補繪。“我對材料調配比較有研究，她的美術功底好，我們也是互相學習。”一隻小小的瓷瓶前，師生兩人挨在一起埋首討論，時而沉靜時而熱烈，更像一對好友。
俞蕙也一直關注著高校修復人才培養的有關情況：首先是學校師資配備的缺乏，各館所聘請來的修復傳承人只能兼任教師，教學力量仍相對薄弱。其次對口就業率不高，據不完全統計，文物遺產保護類相關專業在校生逾17000人，本科級以上學歷教育占34.9%，年畢業學生人數達4000餘人。但由於編制、待遇、地域等問題，對口就業率不超過25%。尤其博物館招聘要求通常碩士及以上學歷，經公務員統一招考。陳澤亮式的困境並非個案。
正道是滄桑，未來仍可期
一份來自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署名張曉彤、詹長法的《萬古傳物、百年樹人———淺談文物修復人才現狀及教育》論文中稱：2015開展的文博系統關於全國文物修復人員調研，參與調查的533家文博單位中，92%的單位認為文物修復人員配備不足。文物修復人員生存現狀並不樂觀———晉升空間狹窄、薪酬水準低下、職業地位偏低。
而與此相對的是，“超過50%的館藏文物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蝕損害。近2000萬件館藏文物亟待修復而人員短缺的局面已如利劍高懸，數量眾多的不可移動文物中，待修文物單體或者藝術價值極高的構件附屬，需要文物修復專業人員的隱伏問題，也將隨著對文化遺產價值認識的不斷提高而呈現需求井噴之勢。”
問題種種，究竟作何解？俞蕙已有了自己的答案：一流傳承人才的培養勢必要在國家研究機構裡實現。院校的人才培養僅有3-5年的時間，學生必須踏入修復工作崗位，經前輩大師的指導和言傳身教，參與重要修復項目，積累豐富經驗，才能成就頂尖的修復水準。因此，高端人才培養還要依賴高等院校與一流博物館、圖書館的通力合作。“採用館校聯合方式，將高校教育與師徒制培養結合起來，或許可以成為日後培養優秀力量的有效途徑。”
俞蕙的古陶瓷修復選修課，每年只開放20人名額，在系內頗為搶手。她也常常“忽悠”一些讀文物保護或材料分析的研究生來工作室，“我說你們有空就來玩玩吧，上手多體驗，認知就會全面很多，可有的人慢慢就不來了。”她笑了起來。對她來說，最好的局面，並非課上學子濟濟一堂———主要也坐不下，而是這個工作室能夠物盡其用，不斷有人來，做一些他們需要的研究，持續它的運行。
“這堂課是一定要開下去的。”俞蕙更希望用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法，儘量為學生們鋪平前路。“看起來，通過學習修復能找到一份工作的並不多，但如果能通過瞭解文物修復，對未來的工作有些加分，那也是很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