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翠克·曼甯（澎湃新聞 蔣立冬繪）
派翠克·曼寧（Patrick Manning， 1941-）先生是美國匹茲堡大學世界史專業安德魯·W·梅隆（Andrew W. Mellon）講席教授、榮休教授， 曾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2016-2017）。
您從進入威斯康辛大學學習歷史開始，
曼寧：我非常有幸參加一個關於非洲的優秀的專案， 該專案彙集了諸多來自不同領域的傑出教授。 1963年我開始讀研究生時， 非洲史剛剛被確立為一個學科， 但當時許多歷史學家並不認為它能成為一個學科或研究領域。 確實， 最初關於非洲的書面文獻似乎十分有限。 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 我們發現了更多的材料。 所以， 文獻不足的問題其實只是出於想像。 我們努力工作， 以其他方式提出證據。 一種是傳統的訪談形式， 另一種為文化史和人類學的研究等。 我們儘量尋找不同的文獻收集方式。 當我畢業之時， 研究非洲史已有一些時日。
那您肯定經常前往非洲？
曼寧：確實如此， 但我並未逗留太長時間。 在1966和1967年， 為了撰寫論文， 我去過幾次。 但之後因個人事務及家庭原因， 我一度中止了研究。 後來， 我又回到非洲研究領域。 在最近十二年中，
從1980年代晚期開始， 您就一直潛心于全球史領域的研究， 長達三十多年。 您此前關注的焦點一直在達荷美的經濟史研究， 後來為何又轉向全球史領域？
曼寧：最近有人問及相似的問題， 其實在我看來， 這是個循序漸進的過程。 如你所說， 我對非洲史的最初研究關注於達荷美1880-1914年這一短暫時期的經濟問題。 當時我的研究關切為：法國征服並接管達荷美的事務中， 有多少是殖民當局沒有改變的？研究發現， 在經濟領域有一個原本就組織良好的體系延續下來， 而法國在理論上並未重塑該體系。 我繼續探索， 於是有了更多發現。
後來我又發現， 到了非洲同世界交流的二十世紀， 法國政府收取了大量稅款， 但這些錢並未花在當地， 而是被送至其他地方。 所以， 繁重的稅收制度對當地的損害遠超奴隸貿易。 我因此而沉迷于全球史， 這就是我為什麼研究該領域、該國家， 特別是關於奴隸制和人口的問題。 我開始研究奴隸貿易總體上對非洲人口有什麼影響，並仍然致力於該問題的探究。我還在寫另一本書，也是希望能澄清該問題。而且我發現，並非僅僅是從非洲到美洲的浪潮，也包括後來部分非洲人返回非洲故土，通過美國理念來重塑非洲。這些往來遷移的現象說明了非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交互聯繫——不僅與歐洲征服者，也包括美國人。
毫無疑問，全球史已經成為當前史學研究領域的新潮流，但究竟什麼是“全球史”似乎還有些眾說紛紜。也有學者直接以What Is Global History為名出版了專著，較有影響者包括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2008）及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2016）。有人認為全球史是一種視野，有人認為它是一種研究取向，抑或將之視為一門學科。您如何看待全球史研究中的理論分歧？您對“全球史”又有哪些新的理解？
曼寧：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與此相關的討論不會停止，並會一直持續下去。首先，我想評論一下這些書。有一個系列叢書以“什麼是什麼”為名，比如“什麼是經濟史”“什麼是中國史”“什麼是全球史”等，所以你的這個問題就不僅是針對全球史了。但是，人們確實要問：“全球史是什麼？它與其他歷史有何不同？”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剛才的討論，即關於我本人從非洲史向全球史“跨越”的問題。我於2009年寫了一本名為《非洲移民：透過文化看歷史》的書，之所以稱“透過文化看歷史”，是因為我們在早期並沒有關於非洲的大量書面材料。但你仍然可以從他們的文化現象，從諸如歌曲、服裝和建築等相類的物質文化元素中找到證據。所以這本關於整個非洲大陸的書，包括那些被運到美國、歐洲、西亞和南亞的非洲人，均是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研究非洲史就是研究全球史的一種不錯方式。
關於全球史，首先，我們曾做過國別史的研究，但全球史並非國別史。我們可以從國別史的視角觀察中國這樣的大國，亦可觀察我所來自的另一個大國——美國。人們還可以繼續深入探究，甚或利用某個國家的歷史。那是真實的歷史，因為至少從十九世紀後期，也就是1870年代到1880年代以後，歷史真正前進了一步：大學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就連化學博士也成了普遍現象，而歐洲的國別史、亞洲的國別史，最後包括非洲的國別史也繁榮興起。但我們發現，人類的歷史遠比國家的歷史還要長，它不止是國家、政府、君主制和共和國。歷史有很多不同的層面，而全球史即試圖研究所有。
你們或許會認為這根本不可能，人們對全球史的質疑之一即是其研究內容太大，並試圖包攬整個世界。其實，當前即有一些世界範圍的現象，比如傳播極為廣泛的流行文化，或者諸如流感等疫病，人們似乎都不會理睬。但這裡確實有一些全球性的故事。所以，全球史即是如此。但歷史更為複雜，關於全球史的研究，我認為存在“規模”（scale）。我所使用的這個術語沒有廣泛用於英語或其他語言，而我們開展規模分析，需要經歷從“最小規模”到“最大規模”的梯度變化。生物學可以説明我們理解。當我們從事微生物研究時，我們觀察到的是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組織，然後從研究個體、動物和植物到觀察整個宇宙。我認為，並非僅我自己持這種觀點。之所以說全球史試圖研究所有事情，是因為歷史發生於所有事情的不同層面。
那麼再說國別史研究的問題。如果你認為國家造就一切，並想藉此解釋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你已經如願以償。但在某些情況下，看似是地方因素的影響卻頗具全球色彩，諸如全球性的疫病等。所以我們要將全球史視為宏大的、世界性的領域，這就要求人們更為努力地探索。不過，我們可能必須要找到一個全新的歷史書寫方式，從而達到使人們理解的目的。因為我們絕不可能看到一切，我們或許只能得到歷史上的一個剪影。
跨國史概念的出現要晚于全球史，您認為全球史與跨國史有何聯繫與區別？跨國史關注的核心問題與全球史有何不同？
曼寧：簡單地回答，跨國史的問題一次又一次被提起，國別史學家明白其中有跨國史的因素。一名美國史學家可能會覺得有必要研究一下加拿大，認為研究一些其他國家的資訊有助於促進他們對自己國家的理解。而全球史學家的目標不是去解釋一個國家，而是去解釋世界或者世界的一大部分。所以就會有一些看似矛盾的情況：兩個歷史學家做的研究幾乎相同，同樣的文獻，同樣的問題，但一個是利用這些文獻促進對一個國家的理解，而另一個是利用這些文獻促進對全球情境的理解。歷史被整理成不同類別的文獻，有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及文學史等，還有地區文獻、國家文獻和全球文獻。跨國史學家研究國家文獻，而全球史學家研究全球文獻。
更複雜的是，人們之所以將“跨國”這個詞叫作“跨國”，因為他們不想一下子跳到全球範圍。我發現今天的美國，有更多的人給自己貼上跨國史學家的標籤，而不是全球史學家。這是因為成為一個跨國史學家並不需要什麼特殊的訓練，你想做就能做。但他們中的許多人確實有所創獲。不過我的意思是，他們的發現停留在個人層面，而其他人也有過相同的發現。我的預測是接下來有一些國別史學家用跨國史的方式做研究，所以這一波跨國史浪潮將會增長，但緊接著會下降，而全球史將能夠持續增長。未來十年全球史會發生什麼變化，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進行全球史的研究有時可能困難很大，因為範圍太過寬廣。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從一個小的方面介入全球史，比如選擇美國傳教士，他們在傳教的同時，促進了全球資訊的交流互通，能否以他們作為全球史的微觀縮影？
曼寧：當然可以。但是也應發現其中存在著危險。我想以移民史為例。人口遷移具有很長的歷史，但一開始我們僅僅研究移民的一部分，譬如他們的遷入和定居，而這使移民史的研究越走越窄。儘管遷移是一種流動，大部分的歷史局限在區域內部，即具有當地語系化的特徵，和其他地區似乎沒有聯繫。作為一名移民史學家，我研究的是非洲奴隸史。我確信這一歷史和歐洲或中國的人口遷移處在同一時期。儘管後兩者的人口遷移主體並非奴隸，但他們也經歷了獨為異客之愁。在進行移民史研究時，應該將這些不同的經歷結合起來。奴隸遷移史的研究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被接納為移民史的一部分，這也是為什麼一些特定領域會循環往復，就像一些古老的故事被一遍又一遍地講述一樣。
對於傳教士而言，他們背井離鄉，將福音和善言帶給千里之外的人們。返回故鄉後，他們僅將其事蹟記錄下來，或喜或悲，卻不進行分析。因為對他們而言，並沒有必要將他們所經歷的事情和同時期其他事件聯繫起來。此外，有時你所使用的材料的語言也會阻礙你。當你發現某個特定的詞彙被反復使用，你就會漸漸明白這個詞表達的意思。當閱讀歷史文獻的時候，你必須抓住這些資訊，從背後發掘其意義。我並不是在勸阻你，事實上，我的一位博士生正在研究一名傳教士。這名傳教士生於荷蘭，長在美國，後來前往日本，終其一生都在日本傳教授課，並成為日本許多政要和大學領袖的老師。他在日本政治變革中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意義。
我們遇到的移民問題都是中國和西方的故事，在過去的兩百年裡，仍有許多在中國發生的和西方無關，而關於中國南北方之間、中國和東南亞之間以及中國和印度之間的故事。無論如何，任何故事經過深入挖掘，都能夠找到十分有趣的觀點。這些問題是為了找到一些優秀的小型全球史研究專案，需要好好研究，閱讀關於大項目的專著，反問自己這些研究者們是如何設定大問題的，看能不能應用到自己的研究中。
您關於全球史的研究中，黑人移民群體是您的重要關切。不可否認，移民群體的全球性流動也是全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您能談談當前美國學界關於移民問題的研究狀況嗎？
曼寧：我們可以從《陰鬱的指令：亞洲移民與全球化的邊界》（Melancholy Order: Asian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Borders）一書談起。該書的作者是我的朋友亞當·基翁（Adam McKeown），我們關係很親密。不幸的是，他最近因意外而突然離世，我們將參加他的追悼儀式。
《陰鬱的指令：亞洲移民與全球化的邊界》
這本書主要介紹了美國的華人移民管理系統。這一系統並非機械性地阻止中國移民，而是訴諸在中美雙方政府建立相應的管理機構，而這些機構均頗有影響力與民族特色。那些前往美國特別是加州的華人（多數為廣東人），深諳管理機構會詢問一些特別刁鑽的問題。所以在到那兒之前，他們會率先到一些輔導機構學習，並且會捏造一些虛假的資訊，以獲得特定的身份認知。在他們做好準備後，就會前往接受詢問。如果確有實力，他們就會通過考試並被美國接納，反之就會被送回。因此，雙方均知道其中有一些不實的資訊，但這一系統卻建立在公平的原則之上。這個故事講的不只是移民，更是國家建設和美國政府治理的問題。這本書因此受到很多人追捧，具有很強的影響力。
在荷蘭，有些學者們正編纂一系列關於亞洲移民的書籍，並試圖呈現出一種探討移民問題的新方式，這一新進項目的研究有重要意義。他們通過跨文化移民率等資料比較在過去的四五百年中，亞洲和歐洲及其他國家的移民情況。該系列的特色之一即是編纂者們將軍人和水手納入到移民群體中，而在原來的大部分情況下，因政府並不認同這一分類，所以這些人並沒有被統計在內。如今這個問題已經劃定清楚。還有一個例子，南美洲的學者們對非洲移民問題很感興趣，他們也對亞洲移民興趣濃厚。秘魯總統就有亞洲血統，他的祖先是日本人而非秘魯人，這也使得這一問題備受關注。
您在《世界歷史上的移民》一書中一改過去按照“民族-國家”定義人類社群的模式，採取了根據“語言群”（language community）來劃分的新取向，您為何有這樣的學術關懷？
曼寧：是這樣的，在受訓成為一名非洲歷史學家期間，我花費了大量時間研究非洲語言的分佈以及不同語言之間的聯繫問題。目前這項工作在非洲地區開展得非常順利，但在過去，學者們不太關注語言的歷史研究。這就好比中國有很多不同的語言，但我們在通用教材上似乎只能看到普通話，諸如蒙古語和其他土耳其語系的語言則幾乎不會出現在公共教材中（這裡不包括那些地方教材）。如果你仔細梳理這些語言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關係，就會發現其中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語言群模式。研究語言能夠很好地歸置那些在地圖上未被標明的群體，尤其是那些較小的、沒有代表性的族群。但除此之外還有更多。我曾梳理過全球印歐語系的傳播情況。印歐語系是由歐洲的所有語言加上印度及伊朗的大部分語言組成，一開始只是東亞語言的細小分支，如今卻分佈甚廣。在美國隨處可見說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或法語的人，整個非洲和歐洲都在說英語。同時我們也要關注母語和第二語言。對我而言，英語是我的母語，也就是第一語言，是你們的第二或者第三語言。
你們來自中國的不同省份，因此會說諸如山東話、福建話與河南話等不同的方言。但當你們南下廣州之時，出於交流之便，你們會說普通話，所以這些方言就變成了你們的第二語言。我認為從這個方向看待語言群和語言群的變化非常有趣。我再給你們講一件事，我的住所對面有一環球小屋，那裡有很多學生，其中便有一些非洲學生在學習中文。他們在濟南參加了一個專案，一年中只學中文，包括聽說讀寫各個部分，一年結束後則參加測試，如果能夠通過就可以前往醫學院學習。如果能夠順利完成醫學院的學業，就可以回到非洲，成為一名醫生。當他們看書的時候，他們使用中文查詢；當他們和其他同事交流之時，他們說的也是中國話。如果該項目取得成功，這將對非洲的所有職業都有顯著意義。他們不僅會說中文，而且還要用中文工作。當然這需要別的語言輔助，畢竟非洲的語言環境非常複雜，因此必須要學習更多。總而言之，英語遍及世界，同時，中文、阿拉伯語等其他語言也都在世界各地傳播，這點我認為十分有說服力。
近些年來全球各地均表現出極大的反全球化趨勢，民族主義的膨脹似乎成為一種全球現象，民族國家的意識與理念得到進一步的強化，那麼全球化到底是一種現實，抑或僅僅是一種夢想？
曼寧：我認為全球化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實現了，並且還在不斷擴大。人們察覺到了全球互動，甚至認為這在以前從未出現，於是問題叢生。其實相比以前，當下全球互動勢頭更甚。全球化時代也是疏於管制的時代，以前還對大範圍合作有所限制和管理，不過當前的束縛則有所舒緩。另一方面，不平等現象亦在激增，經濟不平等和社會不平等問題遍佈全球，所以當前的全球化和以往的全球化呈現出不同的社會特點。
我正試圖想像一幅不同的全球化畫卷，其中是另外的力量在起作用。我認為經濟互動是一種全球化，但文化交往則是另一種。雖然每一國家的文化和語言均不相同，但他們又交流頻繁。有一次我乘計程車，雖然司機師傅年紀很大，不太可能是大學生，但他當時正在聽英文歌曲！看，這就是正在發生著的文化全球化，外國音樂已經成為了中國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嘻哈（Hip-Hop）或許可以是更好的例證。
除了致力於全球史研究外，我們得知您當前正在指導“歷史資訊合作與分析”專案，以建立起世界史研究資料庫。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規模宏大且必將嘉惠學林的重要項目。您能談談這一項目的緣起、當前已經取得的成果及接下來的研究計畫嗎？
曼寧：今天我們一直在談論全球史，但是我們究竟掌握了多少全球史的基本史實呢？事實上，目前我們在用國別史的史實來書寫全球史，這其實算不上糟糕。試想國家一旦成立，這個國家的資料便開始形成。國家觀念、教育、工業以及其他各種文獻逐漸累積。不過我們現在認為世界是一個單元，而且這個單元早已存在很長一段時間，但我們並沒有充分的證據來證明。所以，我們正試圖為歷史資訊建立基本的共用平臺，以此覆蓋世界範圍內不同的區域，從而探究不同地域的相同問題，諸如人口、經濟、社會環境、政府和文化等。這一工作十分棘手，因為它總會向不同方向發散，而我們只能向智者或是書籍求教，當然不會局限於文字層面。那麼我們去哪兒找證據？除非掌握證據的人給我們。所以我們努力為手握證據的歷史學家們建立網站，他們可以自由地分享自己的證據，而我們的任務還在於進一步解釋這些證據。
在過去幾年中，我們花費了大量時間，努力找到可以一以貫之的處理資料的方法，使檔案資料互相聯繫。隨後我們與資訊科學的研究者一同合作，我們有優秀的資訊學院並且和他們建立了常規合作。我們通過提高技術手段以對不同的資料組做進一步的取樣、整合與研究。我們期望找到證據來支撐這一觀點：世界在地方層次、區域層次甚至更大的層次上均是作為整體存在的，同時也期望可以梳理其間的因果關係。問題是人們始終不願向我們提供資料，他們總是說：“我還在做，但還沒有完成。”或者他們只是不願讓別人得到自己的資料。他們過去一直是作為個人來工作，從未將自己視作整體的一部分。所以即便有責任分享，他們也不願提交自己的資料。這就是我們在這一階段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
我的最新研究與城市科學這一新的視角有關。在互聯網上提交問題和資料，任何對其感興趣的人都可以得到這些資料。所以我們找到兩組學生，一組來自於加利福尼亞，另一組來自於華盛頓，他們本科階段的專業均是城市科學。我們給他們提供資料組，他們便會對其進行書寫、編輯、核對以及整理，最終讓這些資料可以更加容易地組合。我們在網站上提交材料，發給學生，學生整理後再發回。我們會記下學生的工號，這對他們來講就變成了另外的課程、實習或是特殊的課外作業，我們也鼓勵學生詢問並完成工作的回饋。初步的工作尚未完成，並會一直持續下去。我們急需條理清晰的歷史資訊，我們將會努力公開此類意願並找到解決辦法。
我開始研究奴隸貿易總體上對非洲人口有什麼影響，並仍然致力於該問題的探究。我還在寫另一本書，也是希望能澄清該問題。而且我發現，並非僅僅是從非洲到美洲的浪潮，也包括後來部分非洲人返回非洲故土，通過美國理念來重塑非洲。這些往來遷移的現象說明了非洲與世界其他地區的交互聯繫——不僅與歐洲征服者，也包括美國人。毫無疑問，全球史已經成為當前史學研究領域的新潮流，但究竟什麼是“全球史”似乎還有些眾說紛紜。也有學者直接以What Is Global History為名出版了專著，較有影響者包括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2008）及塞巴斯蒂安·康拉德（Sebastian Conrad，2016）。有人認為全球史是一種視野，有人認為它是一種研究取向，抑或將之視為一門學科。您如何看待全球史研究中的理論分歧？您對“全球史”又有哪些新的理解？
曼寧：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與此相關的討論不會停止，並會一直持續下去。首先，我想評論一下這些書。有一個系列叢書以“什麼是什麼”為名，比如“什麼是經濟史”“什麼是中國史”“什麼是全球史”等，所以你的這個問題就不僅是針對全球史了。但是，人們確實要問：“全球史是什麼？它與其他歷史有何不同？”
我們可以回顧一下剛才的討論，即關於我本人從非洲史向全球史“跨越”的問題。我於2009年寫了一本名為《非洲移民：透過文化看歷史》的書，之所以稱“透過文化看歷史”，是因為我們在早期並沒有關於非洲的大量書面材料。但你仍然可以從他們的文化現象，從諸如歌曲、服裝和建築等相類的物質文化元素中找到證據。所以這本關於整個非洲大陸的書，包括那些被運到美國、歐洲、西亞和南亞的非洲人，均是世界的重要組成部分。從這個意義上說，研究非洲史就是研究全球史的一種不錯方式。
關於全球史，首先，我們曾做過國別史的研究，但全球史並非國別史。我們可以從國別史的視角觀察中國這樣的大國，亦可觀察我所來自的另一個大國——美國。人們還可以繼續深入探究，甚或利用某個國家的歷史。那是真實的歷史，因為至少從十九世紀後期，也就是1870年代到1880年代以後，歷史真正前進了一步：大學得到了進一步發展，就連化學博士也成了普遍現象，而歐洲的國別史、亞洲的國別史，最後包括非洲的國別史也繁榮興起。但我們發現，人類的歷史遠比國家的歷史還要長，它不止是國家、政府、君主制和共和國。歷史有很多不同的層面，而全球史即試圖研究所有。
你們或許會認為這根本不可能，人們對全球史的質疑之一即是其研究內容太大，並試圖包攬整個世界。其實，當前即有一些世界範圍的現象，比如傳播極為廣泛的流行文化，或者諸如流感等疫病，人們似乎都不會理睬。但這裡確實有一些全球性的故事。所以，全球史即是如此。但歷史更為複雜，關於全球史的研究，我認為存在“規模”（scale）。我所使用的這個術語沒有廣泛用於英語或其他語言，而我們開展規模分析，需要經歷從“最小規模”到“最大規模”的梯度變化。生物學可以説明我們理解。當我們從事微生物研究時，我們觀察到的是肉眼看不到的微生物組織，然後從研究個體、動物和植物到觀察整個宇宙。我認為，並非僅我自己持這種觀點。之所以說全球史試圖研究所有事情，是因為歷史發生於所有事情的不同層面。
那麼再說國別史研究的問題。如果你認為國家造就一切，並想藉此解釋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你已經如願以償。但在某些情況下，看似是地方因素的影響卻頗具全球色彩，諸如全球性的疫病等。所以我們要將全球史視為宏大的、世界性的領域，這就要求人們更為努力地探索。不過，我們可能必須要找到一個全新的歷史書寫方式，從而達到使人們理解的目的。因為我們絕不可能看到一切，我們或許只能得到歷史上的一個剪影。
跨國史概念的出現要晚于全球史，您認為全球史與跨國史有何聯繫與區別？跨國史關注的核心問題與全球史有何不同？
曼寧：簡單地回答，跨國史的問題一次又一次被提起，國別史學家明白其中有跨國史的因素。一名美國史學家可能會覺得有必要研究一下加拿大，認為研究一些其他國家的資訊有助於促進他們對自己國家的理解。而全球史學家的目標不是去解釋一個國家，而是去解釋世界或者世界的一大部分。所以就會有一些看似矛盾的情況：兩個歷史學家做的研究幾乎相同，同樣的文獻，同樣的問題，但一個是利用這些文獻促進對一個國家的理解，而另一個是利用這些文獻促進對全球情境的理解。歷史被整理成不同類別的文獻，有政治史、經濟史、社會史及文學史等，還有地區文獻、國家文獻和全球文獻。跨國史學家研究國家文獻，而全球史學家研究全球文獻。
更複雜的是，人們之所以將“跨國”這個詞叫作“跨國”，因為他們不想一下子跳到全球範圍。我發現今天的美國，有更多的人給自己貼上跨國史學家的標籤，而不是全球史學家。這是因為成為一個跨國史學家並不需要什麼特殊的訓練，你想做就能做。但他們中的許多人確實有所創獲。不過我的意思是，他們的發現停留在個人層面，而其他人也有過相同的發現。我的預測是接下來有一些國別史學家用跨國史的方式做研究，所以這一波跨國史浪潮將會增長，但緊接著會下降，而全球史將能夠持續增長。未來十年全球史會發生什麼變化，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進行全球史的研究有時可能困難很大，因為範圍太過寬廣。那麼我們是否可以從一個小的方面介入全球史，比如選擇美國傳教士，他們在傳教的同時，促進了全球資訊的交流互通，能否以他們作為全球史的微觀縮影？
曼寧：當然可以。但是也應發現其中存在著危險。我想以移民史為例。人口遷移具有很長的歷史，但一開始我們僅僅研究移民的一部分，譬如他們的遷入和定居，而這使移民史的研究越走越窄。儘管遷移是一種流動，大部分的歷史局限在區域內部，即具有當地語系化的特徵，和其他地區似乎沒有聯繫。作為一名移民史學家，我研究的是非洲奴隸史。我確信這一歷史和歐洲或中國的人口遷移處在同一時期。儘管後兩者的人口遷移主體並非奴隸，但他們也經歷了獨為異客之愁。在進行移民史研究時，應該將這些不同的經歷結合起來。奴隸遷移史的研究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被接納為移民史的一部分，這也是為什麼一些特定領域會循環往復，就像一些古老的故事被一遍又一遍地講述一樣。
對於傳教士而言，他們背井離鄉，將福音和善言帶給千里之外的人們。返回故鄉後，他們僅將其事蹟記錄下來，或喜或悲，卻不進行分析。因為對他們而言，並沒有必要將他們所經歷的事情和同時期其他事件聯繫起來。此外，有時你所使用的材料的語言也會阻礙你。當你發現某個特定的詞彙被反復使用，你就會漸漸明白這個詞表達的意思。當閱讀歷史文獻的時候，你必須抓住這些資訊，從背後發掘其意義。我並不是在勸阻你，事實上，我的一位博士生正在研究一名傳教士。這名傳教士生於荷蘭，長在美國，後來前往日本，終其一生都在日本傳教授課，並成為日本許多政要和大學領袖的老師。他在日本政治變革中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意義。
我們遇到的移民問題都是中國和西方的故事，在過去的兩百年裡，仍有許多在中國發生的和西方無關，而關於中國南北方之間、中國和東南亞之間以及中國和印度之間的故事。無論如何，任何故事經過深入挖掘，都能夠找到十分有趣的觀點。這些問題是為了找到一些優秀的小型全球史研究專案，需要好好研究，閱讀關於大項目的專著，反問自己這些研究者們是如何設定大問題的，看能不能應用到自己的研究中。
您關於全球史的研究中，黑人移民群體是您的重要關切。不可否認，移民群體的全球性流動也是全球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您能談談當前美國學界關於移民問題的研究狀況嗎？
曼寧：我們可以從《陰鬱的指令：亞洲移民與全球化的邊界》（Melancholy Order: Asian Migration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Borders）一書談起。該書的作者是我的朋友亞當·基翁（Adam McKeown），我們關係很親密。不幸的是，他最近因意外而突然離世，我們將參加他的追悼儀式。
《陰鬱的指令：亞洲移民與全球化的邊界》
這本書主要介紹了美國的華人移民管理系統。這一系統並非機械性地阻止中國移民，而是訴諸在中美雙方政府建立相應的管理機構，而這些機構均頗有影響力與民族特色。那些前往美國特別是加州的華人（多數為廣東人），深諳管理機構會詢問一些特別刁鑽的問題。所以在到那兒之前，他們會率先到一些輔導機構學習，並且會捏造一些虛假的資訊，以獲得特定的身份認知。在他們做好準備後，就會前往接受詢問。如果確有實力，他們就會通過考試並被美國接納，反之就會被送回。因此，雙方均知道其中有一些不實的資訊，但這一系統卻建立在公平的原則之上。這個故事講的不只是移民，更是國家建設和美國政府治理的問題。這本書因此受到很多人追捧，具有很強的影響力。
在荷蘭，有些學者們正編纂一系列關於亞洲移民的書籍，並試圖呈現出一種探討移民問題的新方式，這一新進項目的研究有重要意義。他們通過跨文化移民率等資料比較在過去的四五百年中，亞洲和歐洲及其他國家的移民情況。該系列的特色之一即是編纂者們將軍人和水手納入到移民群體中，而在原來的大部分情況下，因政府並不認同這一分類，所以這些人並沒有被統計在內。如今這個問題已經劃定清楚。還有一個例子，南美洲的學者們對非洲移民問題很感興趣，他們也對亞洲移民興趣濃厚。秘魯總統就有亞洲血統，他的祖先是日本人而非秘魯人，這也使得這一問題備受關注。
您在《世界歷史上的移民》一書中一改過去按照“民族-國家”定義人類社群的模式，採取了根據“語言群”（language community）來劃分的新取向，您為何有這樣的學術關懷？
曼寧：是這樣的，在受訓成為一名非洲歷史學家期間，我花費了大量時間研究非洲語言的分佈以及不同語言之間的聯繫問題。目前這項工作在非洲地區開展得非常順利，但在過去，學者們不太關注語言的歷史研究。這就好比中國有很多不同的語言，但我們在通用教材上似乎只能看到普通話，諸如蒙古語和其他土耳其語系的語言則幾乎不會出現在公共教材中（這裡不包括那些地方教材）。如果你仔細梳理這些語言在時間與空間上的關係，就會發現其中有一個非常有趣的語言群模式。研究語言能夠很好地歸置那些在地圖上未被標明的群體，尤其是那些較小的、沒有代表性的族群。但除此之外還有更多。我曾梳理過全球印歐語系的傳播情況。印歐語系是由歐洲的所有語言加上印度及伊朗的大部分語言組成，一開始只是東亞語言的細小分支，如今卻分佈甚廣。在美國隨處可見說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或法語的人，整個非洲和歐洲都在說英語。同時我們也要關注母語和第二語言。對我而言，英語是我的母語，也就是第一語言，是你們的第二或者第三語言。
你們來自中國的不同省份，因此會說諸如山東話、福建話與河南話等不同的方言。但當你們南下廣州之時，出於交流之便，你們會說普通話，所以這些方言就變成了你們的第二語言。我認為從這個方向看待語言群和語言群的變化非常有趣。我再給你們講一件事，我的住所對面有一環球小屋，那裡有很多學生，其中便有一些非洲學生在學習中文。他們在濟南參加了一個專案，一年中只學中文，包括聽說讀寫各個部分，一年結束後則參加測試，如果能夠通過就可以前往醫學院學習。如果能夠順利完成醫學院的學業，就可以回到非洲，成為一名醫生。當他們看書的時候，他們使用中文查詢；當他們和其他同事交流之時，他們說的也是中國話。如果該項目取得成功，這將對非洲的所有職業都有顯著意義。他們不僅會說中文，而且還要用中文工作。當然這需要別的語言輔助，畢竟非洲的語言環境非常複雜，因此必須要學習更多。總而言之，英語遍及世界，同時，中文、阿拉伯語等其他語言也都在世界各地傳播，這點我認為十分有說服力。
近些年來全球各地均表現出極大的反全球化趨勢，民族主義的膨脹似乎成為一種全球現象，民族國家的意識與理念得到進一步的強化，那麼全球化到底是一種現實，抑或僅僅是一種夢想？
曼寧：我認為全球化在某種意義上已經實現了，並且還在不斷擴大。人們察覺到了全球互動，甚至認為這在以前從未出現，於是問題叢生。其實相比以前，當下全球互動勢頭更甚。全球化時代也是疏於管制的時代，以前還對大範圍合作有所限制和管理，不過當前的束縛則有所舒緩。另一方面，不平等現象亦在激增，經濟不平等和社會不平等問題遍佈全球，所以當前的全球化和以往的全球化呈現出不同的社會特點。
我正試圖想像一幅不同的全球化畫卷，其中是另外的力量在起作用。我認為經濟互動是一種全球化，但文化交往則是另一種。雖然每一國家的文化和語言均不相同，但他們又交流頻繁。有一次我乘計程車，雖然司機師傅年紀很大，不太可能是大學生，但他當時正在聽英文歌曲！看，這就是正在發生著的文化全球化，外國音樂已經成為了中國大眾文化的一部分，嘻哈（Hip-Hop）或許可以是更好的例證。
除了致力於全球史研究外，我們得知您當前正在指導“歷史資訊合作與分析”專案，以建立起世界史研究資料庫。毫無疑問，這是一個規模宏大且必將嘉惠學林的重要項目。您能談談這一項目的緣起、當前已經取得的成果及接下來的研究計畫嗎？
曼寧：今天我們一直在談論全球史，但是我們究竟掌握了多少全球史的基本史實呢？事實上，目前我們在用國別史的史實來書寫全球史，這其實算不上糟糕。試想國家一旦成立，這個國家的資料便開始形成。國家觀念、教育、工業以及其他各種文獻逐漸累積。不過我們現在認為世界是一個單元，而且這個單元早已存在很長一段時間，但我們並沒有充分的證據來證明。所以，我們正試圖為歷史資訊建立基本的共用平臺，以此覆蓋世界範圍內不同的區域，從而探究不同地域的相同問題，諸如人口、經濟、社會環境、政府和文化等。這一工作十分棘手，因為它總會向不同方向發散，而我們只能向智者或是書籍求教，當然不會局限於文字層面。那麼我們去哪兒找證據？除非掌握證據的人給我們。所以我們努力為手握證據的歷史學家們建立網站，他們可以自由地分享自己的證據，而我們的任務還在於進一步解釋這些證據。
在過去幾年中，我們花費了大量時間，努力找到可以一以貫之的處理資料的方法，使檔案資料互相聯繫。隨後我們與資訊科學的研究者一同合作，我們有優秀的資訊學院並且和他們建立了常規合作。我們通過提高技術手段以對不同的資料組做進一步的取樣、整合與研究。我們期望找到證據來支撐這一觀點：世界在地方層次、區域層次甚至更大的層次上均是作為整體存在的，同時也期望可以梳理其間的因果關係。問題是人們始終不願向我們提供資料，他們總是說：“我還在做，但還沒有完成。”或者他們只是不願讓別人得到自己的資料。他們過去一直是作為個人來工作，從未將自己視作整體的一部分。所以即便有責任分享，他們也不願提交自己的資料。這就是我們在這一階段停滯不前的主要原因。
我的最新研究與城市科學這一新的視角有關。在互聯網上提交問題和資料，任何對其感興趣的人都可以得到這些資料。所以我們找到兩組學生，一組來自於加利福尼亞，另一組來自於華盛頓，他們本科階段的專業均是城市科學。我們給他們提供資料組，他們便會對其進行書寫、編輯、核對以及整理，最終讓這些資料可以更加容易地組合。我們在網站上提交材料，發給學生，學生整理後再發回。我們會記下學生的工號，這對他們來講就變成了另外的課程、實習或是特殊的課外作業，我們也鼓勵學生詢問並完成工作的回饋。初步的工作尚未完成，並會一直持續下去。我們急需條理清晰的歷史資訊，我們將會努力公開此類意願並找到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