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2017年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對話的重啟， 意味著“印太”概念自二軌層次的討論逐步納入官方話語， 並在日益塑造新的亞洲地區架構。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２日， 美國、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亞四國外交部的司局級官員在越南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舉行了四國會議， 就“印太地區的共同利益議題”展開討論。 這次會議是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對話時隔十年之後的重啟，
２００７年５月召開的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對話， 被認為是“亞洲北約”或所謂“四國同盟”的雛形。 這一機制中斷後， 近年來呼籲重啟四國安全對話與合作的聲音逐漸增多。 ２０１２年再次上臺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一直是四國對話的積極推動者， 但更關鍵的決定因素仍然是美國。
２０１６年３月， 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裡.B.哈裡斯在印度“瑞辛納對話會”(Raisina Daloigue)上強調， 要將印日澳三方對話提升為包含美國在內的四方對話。 同月， 美國國會下屬的美中經濟與安全審議委員會舉行了有關“中國在南亞的戰略”的聽證會，
隨後在歷經美國大選和特朗普上臺後， 一個以“印太”概念為標籤的美國戰略正逐步形成， 而在“印太”概念映射下， 曾經的“亞洲北約”雛形也獲得了新的生命力。 那麼， “印太”概念是如何浮現並流行起來的?又是如何被逐步納入四國官方戰略詞彙的?“亞洲北約”為什麼在十年後再次重啟?顯然， “印太”概念的流行與“亞洲北約”的重啟， 都是近年來亞洲地緣政治變化的結果， 也是塑造未來地緣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
國際政治既是權力博弈， 也是概念建構間的博弈。 概念建構參與並塑造權力博弈的進程和結果。 印太(Indo-Pacific)概念顯然不是亞太(Asia-Pacific)概念的簡單翻版。 這一概念被日益推廣和接受，
國際政治中的“區域”建構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８日， 美國特朗普政府正式公佈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 與先前普遍預期略有差別的是， 報告並沒有直接稱美國亞洲政策為“印太戰略”， 但是， “印太”概念顯然開始正式進入美國構建地區戰略的官方思維之中。
無需諱言， “印太”這一詞彙具有地緣政治色彩。 印度與美國支持這一概念的研究者們經常強調， 其目的是遏制中國海軍在印度洋的影響力增長， 意在將中國有效地“囚禁”在東亞沿海。 套用北約首任秘書長伊斯梅爵士對北約地緣政治內涵的精准概括， “印太”的地緣政治訴求同樣可能歸結為三個方面:留住美國人、提升印度人和擋住中國人。
遺憾的是，這一具有明確地緣政治內涵的概念，卻鮮見清晰的界定和大致的基本共識。«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印太地區”一開始指的是從印度西海岸到美國西海岸，但是在另一節中，又包括了南亞與中亞，至於印太地區同南亞與中亞之間的差異和交集是什麼，報告卻沒有明晰。概念界定上的模糊性為概念建構中的權力博弈提供了空間。
不僅“印太”地區的界定是模糊的，事實上很多區域概念本身的邊界都常常模糊不清。例如，亞洲被歐洲殖民者分為東南亞、東亞和南亞，但是，不論從自然條件，還是從人文狀況來看，東南亞、東亞與南亞之間並不是截然分離的。現在“確定”的區域界限只是人們建構出來的結果,而在幾十年前這種“確定性”並不存在。
例如，１９６７年在巴厘島舉行東南亞國家聯盟第一次首腦會議時，斯里蘭卡受到邀請,不少國家希望它能夠加入並成為正式成員國。而１９７２年建國的孟加拉曾首先試圖加入東盟，儘管最終未能如願。１９８５年南亞國家聯盟正式成立前，對於是否將緬甸算作南亞國家，也同樣存在激烈爭議。
區域概念本身的模糊性，為概念創造者與界定者保持權力、顯示權力、獲取權力，提供了可能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些研究東南亞的西方歷史學家開始將東南亞“想像”為一個獨特的區域，目的是要擺脫對這一區域已有的印度中心論或中國中心論的看法。東南亞的知識份子隨後自然地接受了這一敘述，逐步將東南亞建構成獨立于中印文化之外的獨特“區域”。
這種概念上的創造和建構,削弱了中印在這一地區存在的正當性。印度曾經反對將緬甸劃入東南亞國家，體現出印度希望保持緬甸作為其勢力範圍的訴求。據新加坡前大使馬凱碩回憶，１９７６年８月在斯里蘭卡可倫坡舉行不結盟運動會議時，對於如何分配南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座位，印度代表團堅稱緬甸屬於南亞國家，而當時的緬甸外長則稱緬甸屬於東南亞國家，印度外長怒吼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緬甸屬於南亞!”
區域界定和闡述本身就是權力的一部分，霸權國常常會依據自己的利益和影響力範圍來命名地區。當大英帝國主導世界時，東亞被稱為“遠東”，這反映了西方中心主義視角是如何看待亞洲的，其時亞洲被界定為世界的邊緣地帶。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日本帝國則將亞洲稱為“大東亞”，反映出日本試圖搞排他性的地區霸權主義，而同一時期的美國將亞洲稱為“太平洋”，突出表現了崛起的美帝國意圖擺脫長期以來的孤立主義傳統，開始將自己界定為亞洲的一部分，尋求在更廣泛的世界裡擴展美國的存在。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上半期，在日本和澳大利亞的極力推動下，“亞太”概念開始使用並被逐步接受，最終于１９８９年建立了以亞太命名的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APEC)，區域概念最終被建構為政治現實。亞太概念的建構具有地緣經濟、地緣戰略上的內在基礎和訴求:從東亞經濟來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迅速增長。澳大利亞在經濟上逐步“脫歐入亞”。美國對東亞的貿易依賴超過其對大西洋的依賴。中美建交後中國實現了同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外交正常化，並且開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
另一方面，亞太概念雖然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上半期就已經產生,但美國等國家在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太使用這一術語，而習慣稱之為“環太平洋”、“太平洋盆地”。１９８５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在題為«亞太時代正在到來»的演說中，第一次使用“亞太”一詞，但美國官方與報刊均仍採用舊的稱謂。直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以後，特別是APEC西雅圖會議之後，亞太概念才為各國所普遍接受，並逐漸取代“環太平洋”、“太平洋盆地”等用語。即便如此，對於亞太概念本身，仍舊存在諸多不同的內涵界定。
“印太”概念的建構
“印太”概念的產生與發展，同樣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印太”作為海洋生物地理概念早已存在，涵蓋的地域相當廣泛。根據澳大利亞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羅裡.梅德卡夫的研究，“印太”作為學術概念，早在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就被用於討論去殖民化進程，並在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召開的研討會中多次使用。但隨後３０年左右，這一概念似乎銷聲匿跡，未曾引起人們關注。直到２００５年，邁克爾.理查森在一篇論文中提到，東亞峰會包含了印度、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意味著“印太”地區的浮現，由此，“印太”概念開始日益受到關注。
“印太”概念產生後，對於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當性，支持者們仍然經歷了一番辯護，換言之，他們需要表明用“印太”取代“亞太”概念的合理性所在，或者說，亞太概念已經不合時宜了。通常來說，對“印太”概念的辯護主要有兩個方面的理由:一是隨著中國和印度海上利益及海軍的發展，日益加劇的戰略競爭促使原本分開的印度洋和太平洋連為一體;其二，經濟上的聯繫，尤其是東亞對中東石油的巨大需求，提升了印度洋作為能源通道的重要性，將兩洋沿岸的國家和更廣泛的地區國家的命運連接在一起。
換言之，隨著印度與印度洋重要性的凸顯,需要一個新的區域概念,才能反映這一新的政治現實。傳統上的亞太包括了美國、東北亞、東南亞和南太平洋，但卻沒有將印度洋包括進來，新的“印太”概念的直接訴求是將印度洋和印度納入其中。(“印太”是地球海洋的一個生物地理區域,包括印度洋的熱帶水域、西太平洋和中太平洋以及連接上述水域的印尼海域,不包括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溫帶和極地區域、東太平洋熱帶區域及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其中,西印太地區包括非洲東海岸、紅海、亞丁灣、波斯灣、阿拉伯海、孟加拉灣、安達曼海及馬達加斯加、塞席爾、科摩羅、馬斯克林島、馬爾地夫和查戈斯海及島嶼.中印太地區包括印尼海域、南海、菲律賓海、澳大利亞北岸、新幾內亞、西密克羅尼西亞、中密克羅尼西亞、新加利尼西亞、所羅門、瓦努阿圖、斐濟、東加.東印太地區包括馬紹爾、波利尼西亞、復活節島、夏威夷.)
這一概念本身試圖把握正在浮現的戰略情勢，也服務於一些國家的政治目的和戰略訴求。對澳大利亞和印度而言，“印太”概念可以將兩國放置在地緣政治版圖的中心位置，凸顯它們在地緣戰略上的重要性，相反亞太概念顯然將二者邊緣化了。其次，這一概念也間接顯示出澳大利亞和印度對於美國戰略上的重要性，尤其考慮到美國的地區戰略承諾正受限於預算壓力。再者，“印太”概念也為澳大利亞提升與印度及其他地區夥伴的關係、加強在印度洋地區的存在提供了正當性。
澳大利亞的智庫與學者是這一概念最積極的宣導者。當然，對於這一概念給澳大利亞造成的風險，尼克.比士利和安德魯.菲力浦斯也有充分認識。“印太”概念提升了澳大利亞在美國地區戰略中的重要性，顯然也提高了美國對澳大利亞在印度洋區域扮演角色的預期，澳大利亞為維護美國霸權所需要承擔的責任也將更重，例如美國海軍增加對澳大利亞海軍斯特靈基地的使用，以及可能在科科斯群島設立美國無人機基地等,這些舉措無疑都可能引發地區國家的擔憂。
因此，雖然澳大利亞是“印太”概念的積極宣導者，但卻並不是第一個正式使用這一詞彙的國家。２００９年的«澳大利亞國防白皮書»中採用的是“寬廣的亞太地區”的說法。２０１２年澳大利亞白皮書«亞洲世紀中的澳大利亞»，雖然提及印太和跨亞洲區域是兩個正在被越來越廣泛使用的詞彙，指出不論哪個詞都可能塑造澳大利亞未來的政治、經濟、安全和環境利益，但是卻並沒有直接使用“印太”。
直到２０１３年５月發佈的«澳大利亞國防白皮書»，才正式將“印太”概念吸收到官方檔中來。２０１３年９月澳大利亞外長朱莉.畢曉普就任後，立即指示澳大利亞外交事務與貿易部今後要採用“印太”一詞來取代使用了４０年之久的“亞太”一詞。有趣的是，畢曉普本人卻經常使用“印度洋—亞太地區”，而非“印太”。
“印太”概念在印度國內經歷了一番辯論，最終也上升為官方話語。２００７年８月，安倍晉三在印度發表了«兩洋彙聚»的演講，稱“印度和日本聯手，加上美國和澳大利亞，將可以形成一個打破地理疆界的大亞洲”。這一演講，加上當時印度國內正對印度外交轉型進行的熱烈辯論,使得“印太”概念在印度國內迅速熱絡起來。
大致來看，印度對“印太”概念的討論，主要有三種立場和路徑:第一種路徑是接受這一概念，試圖將此概念作為印度放棄不結盟外交傳統並視中國為戰略威脅、轉而同民主國家共同塑造地區經濟與安全架構的契機;第二種路徑則反對這一概念，認為這將使印度與美國更緊密地結盟在一起，無法保持外交的自主性;第三種路徑則強調這一概念的經濟訴求,同時認為要保持印度不結盟、戰略自主的戰略成分，著力于創造一個有力、穩定的地區環境來發展印度國內經濟。
討論雖然沒有形成多少共識，但是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卻在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參加印度—東盟峰會時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印太”概念，他說:“我們的未來是相互聯繫在一起的，一個穩定、安全與繁榮的印太地區對我們自己的進步和繁榮也是至關重要的。”２０１４年５月新總理莫迪就職後，印度政府已經日益頻繁地使用“印太”一詞。
“印太”概念也契合了日本安倍晉三政府的外交理念和需求。２００６年上臺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外相麻生太郎在外交上大肆宣導建立所謂“自由與繁榮之弧”。這一構想與“印太”構想存在相似之處，正如安倍晉三在印度的演講«兩洋彙聚»中所提出的，要以日本、印度、美國和澳洲等民主國家組成“自由與繁榮之弧”，這事實上明確了其外交實質是打造美日印澳四國的價值觀同盟。
然而，第一次安倍內閣執政時間短暫，來不及展開“自由與繁榮之弧”外交就匆匆下臺。直到２０１２年，安倍第二次當選日本首相後旋即提出“安全保障鑽石構想”，稱“太平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與印度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緊密相關，日本作為亞洲最古老的海洋民主國家，應該在保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有必要構建從印度洋到西太平洋浩瀚的鑽石形狀海域的守護戰略”。
隨後，２０１６年安倍晉三正式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日本成為“印太”戰略的核心推動者。在安倍的“印太戰略”中，“日本將擔負起責任，將太平洋與印度洋、亞洲與非洲發展為自由、法治和市場經濟的區域。”由於印度處在兩大洋、兩大陸的中心位置，在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中扮演核心的角色。因此，在２０１６年９月召開的東盟峰會上，安倍就“印太戰略”向莫迪進行說明，並稱“印度是連接亞洲和非洲最重要的國家”，希望“日印緊密攜手，推動這一構想的具體化”。印日的攜手共同推動了“印太”為美國特朗普政府所接受。
“印太”概念的討論和流行，恰逢美國奧巴馬政府出臺並推行“亞太再平衡”政策。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邁克爾.奧斯林和傳統基金會的瓦爾特.洛曼是這一概念在美國的宣導者。美國官方的做法是，在推出“亞太再平衡”政策的同時，將原來的亞太悄悄地擴大到印太。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夏威夷發表的演講中，公開使用“印太盆地”概念。
同時，希拉蕊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中，將亞太擴展到包括印度和印度洋地區。文章提出:“亞太地區已成為全球政治的一個關鍵驅動力，該地區從印度次大陸一直延伸到美洲西海岸，橫跨太平洋和印度洋兩個大洋，由於交通運輸和戰略因素而日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該地區有我們的一些重要盟國，還有中國、印度和印尼等重要的新興強國。”
隨後，美國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庫爾特.M.坎貝爾、後來的國務卿約翰.克裡和副總統喬.拜登在闡述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時，都提到了類似印太的概念，而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哈裡.B.哈裡斯和現司令薩繆爾.洛克利爾都更偏好使用“印亞太”(Indo- Asia-Pacific)一詞。而“印太”概念被全盤接受，則要等到特朗普政府。
作為全球性大國，美國原本就在“印太”地區廣泛存在。美國在印太地區遍佈軍事基地，如在麥納瑪、達爾文、迪戈加西亞和新加坡都有軍事基地。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的責任區也涵蓋了從美國西海岸以西到印度西部邊界以及從南極到北極的地球表面的一半左右面積。
作為“印太”戰略的前奏，美國近年來加強了同印度洋島國斯里蘭卡的關係。２０１５年１月，斯里蘭卡新政府上臺後，兩國關係一改此前的“凍結”狀況。２０１５年５月克裡訪問斯里蘭卡，這是美國國務卿４３年來首次訪問斯里蘭卡。２０１６年２月，美國同斯里蘭卡建立了夥伴對話機制。２０１７年１０月美國與斯里蘭卡海軍更是破天荒地舉行了第一次海軍演習。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６日舉行了第二次夥伴對話，兩國表示要建設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要推動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
印尼同樣接受了“印太”概念。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６日，印尼外交部長馬蒂.納塔萊瓦加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表題為«印尼對印太的看法»的主旨演講，特別指出，“印太”概念指涉的是橫跨兩大洋的三角形，日本處在北部，澳大利亞在東南部，印度在西北部，印尼處在中間。對印尼而言，基於它的地理位置，印太地區的發展自然關涉印尼的長遠利益。鑒於印太區域的信任赤字、領土爭端和變化，他呼籲要推動締結印太區域內的和平友好條約。
總而言之，“印太”概念在歷經３０年的沉寂後被再次“發現”，並在短短十多年間就由學術詞彙上升為官方政治話語，得到美日印澳和印尼官方的正式“加持”。正如上文所述，“區域”建構都有其內在的地緣政治意涵，亞太區域的建構造就了亞太經合組織，而“印太”的建構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四邊安全對話的重啟。
二、“印太”構建與四邊安全對話的重啟美國是四邊安全對話或“四國同盟”構想的始作俑者。２００４年底印度洋海嘯發生後，在美國倡議和推動下，美日印澳四國組成協調救災行動的“核心集團”。這一曇花一現的四國合作卻成為“四國同盟”構想的濫觴，美官員多次表示，希望將救災聯盟改造成持久的共用民主價值觀的地區同盟。
真正著手推動構建四國同盟的卻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印度總理辛格訪問日本時，雙方建立了全球戰略夥伴關係，並且認為兩國要和亞太地區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建立對話機制，雙方將就具體形式進行磋商。隨後，美國副總統迪克.切尼公開支援四方安全對話的倡議，並於２００７年２月訪問澳大利亞時同澳總理約翰.霍華德討論了這一構想。經過一系列外交磋商和互動後，２００７年５月，美日印澳最終在東盟地區論壇會議期間舉行了首次四方安全對話，雖然只是司局級的非正式磋商，但由於它具有“里程碑”性質的信號意義，激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
不過，隨著２００７年９月安倍晉三下臺、印度總理辛格在國內遭到印度左翼政黨的質疑和反對，以及２００７年１１月澳大利亞霍華德政府下臺，建立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熱情逐漸消退。
直到２０１７年，“四國同盟”再次浮現。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８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與美國國務卿蒂勒森、澳大利亞外長畢曉普舉行會談,就四國戰略對話交換意見。隨後，河野太郎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專訪時強調:“日本必須戰略性地描繪一個大的藍圖，並進行外交努力”，“為了維護自由開放的海洋，自然要把經濟和安全保障也擺上桌面。”正是在日本的推動和支持下，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２日美日印澳四國對話得以重啟。
這一四方安全對話機制重啟的直接訴求，看似是應對核擴散問題(朝鮮核問題)、恐怖主義、海上安全和互聯互通問題，但是更深厚的動力來自四國“印太”戰略的利益彙聚。要理解並解釋這一對話為什麼能夠在十年後重啟、把握其在今後的發展趨勢，最需要關注的是近年來美日印澳四國內部關係的提升和四國內部對話機制的發展，這些才是四國安全對話機制的內在動力和持續發展的基礎。
四國內部關係的整體提升
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對話機制的重啟，歸功於四國之間多種雙邊關係的不斷提升，美日、美澳一直就是盟友關係,更重要的是美印、印日、印澳和日澳之間關係的提升與發展。
冷戰結束以來，美印關係一直處在不斷提升的軌道上。隨著莫迪上臺，印美關係更得到大幅提升，以至於印度在防務上逐漸發展成為美國的“准盟友”。２０１５年２月，美國總統奧巴馬作為主賓參加了印度共和國日的慶典，這在印美關係中尚屬首次，具有“標誌性”意義。２０１５年６月美國防長卡特訪問印度，雙方正式簽署新版«美印防務合作框架協定»，確定兩國防務合作的新領域，簡化美國對印防務技術的轉讓程式，並加強兩國在聯合軍工生產上的合作。
到２０１６年，雙方的防務安全合作水準更是大幅提升。２０１６年６月莫迪任期內第四次訪美，被安排在美國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聲稱要讓印度成為美國的“主要防務夥伴”，目標是要在防務合作上達到美國最緊密盟友和夥伴的程度，宣告印度對美外交要走出過去“猶豫不決”的情勢。更重要的是，２０１６年８月，兩國結束１２年的談判，正式簽署«後勤保障協定»，實現了軍事基地的共用，印度一步步地朝著美國“准盟友”的方向發展。
印日關係同樣在近些年內大幅提升。２００６年安倍晉三第一次上臺，將印日關係由先前不冷不熱的狀態大幅向前推進。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辛格訪問日本，兩國正式確立全球戰略夥伴關係，並建立了兩國總理年度互訪機制。２０１２年安倍第二次上臺，提出“民主安全菱形”，試圖構建貫穿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聯合陣線”，印度的作用更加凸顯。２０１４年１月，安倍受邀為印度共和國日主賓，這是日本首相首次作為印度共和國日的主賓。２０１４年９月，莫迪訪問日本時，兩國關係被界定為“特殊的全球戰略夥伴關係”。隨著２０１７年４月日本眾議院通過«日印核能協定»批准案，７月２０日條約正式生效後，更解除了阻礙兩國合作的絆腳石，自此，印日關係可謂進入“蜜月期”。
印澳關係也在近些年內得到迅速提升。冷戰後，由於澳大利亞反對印度進行核子試驗，並且拒絕向印度出售鈾，致使兩國關係一直沒有顯著提升。儘管２００９年兩國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但是直到澳大利亞改變了對印度出口鈾燃料的政策，兩國關係的障礙才得以消除。２０１４年９月，澳大利亞總理托尼.阿博特訪問印度，雙方最終簽署«和平使用核能備忘錄»，澳大利亞承諾向印度供應鈾燃料。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莫迪訪問澳大利亞，這是印度總理２８年來首次訪問澳大利亞，雙方簽署了安全合作的框架協議，兩國防務合作迅速開啟。２０１５年兩國首次在孟加拉灣舉行海上演習，２０１７年６月舉行了第二次。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兩國首次舉行特種兵軍事演習，２０１８年將開啟兩國陸軍軍事演習。２０１７年４月，澳大利亞總理瑪律科姆.特恩布林訪問印度，兩國更承諾要以相互尊重與合作為基礎構建一個和平繁榮的印太。
冷戰後日澳關係已經有較大的發展，近些年更達到了“親密無間”的程度。２０１４年４月，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訪日時，曾受邀參加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特別會議，顯示出兩國互信程度之高。２０１４年７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澳大利亞，將兩國提升為“特殊的戰略夥伴關係”，正式確立兩國元首年度會晤機制。雙方除了防務安全上的緊密合作，在地區熱點問題上也保持一致立場。
美國與澳大利亞的關係也在協調中發展。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政策後，澳大利亞積極加以對接。特朗普上臺後，２０１７年６月５日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畢曉普、國防部長馬里斯.佩恩與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國防部長馬蒂斯舉行了特朗普上任以來的首次美澳部長級磋商，除了重申要擴大聯盟下的防務、安全和情報合作外，雙方還強調要協同加強建設一個安全、穩定和繁榮的印太地區。尤為值得突出的一點是，雙方都認為２０１６年７月所謂“南海仲裁案”的結果要作為未來解決南海爭端的基礎。
簡言之，近年來美日印澳四方彼此間的雙邊關係都有很大提升，這也為四方之間建立深度對話機制提供了條件。
四國內部對話機制的發展
近年來，美日印澳四國之間逐步建立起雙邊的外交部長加國防部長的“２＋２”對話機制。這種形式的對話機制最早是冷戰後美俄之間就協調外交與 防務政策而建立的，隨著日本政府積極採納並推廣這一對話磋商機制，四國之間得以相繼形成這一對話機制。這一機制的拓展凸顯四國內部雙邊關係的深入發展和溝通。
日本與澳大利亞在２００７年就確立了外交部長加國防部長的“２＋２”對話機制。在這一對話機制下，日澳除了就雙邊外交與防務政策進行協調磋商之外，還就對其他地區或第三國的政策進行協調。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０日,雙方舉行了第七次“２＋２”對話。
在這次對話中，雙方強調要共同確保建設一個穩定、自由和開放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印太地區。澳大利亞支持日本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雙方歡迎美國增強在印太地區的存在，承諾要加強美日澳、日印澳三方對話，共同提升東南亞國家的海上安全能力，特別需要指出的一點是，雙方稱要堅持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２日的所謂“南海仲裁案”結果。
日本與印度自２００７年起就建立了外交部長級別的戰略對話，２００９年開始建立外交秘書加國防秘書的“２＋２”對話機制，並於２０１０年７月２日舉行首輪對話。隨著莫迪的上臺，２０１４年雙方將這一機制升級為副部級的“２＋２”對話機制。除此之外，印日兩國隨後還相繼建立了國防部長對話、國家安全顧問對話等機制。在頻繁的機制性對話下，兩國就地區安全、海上安全、經濟合作等事宜進行了廣泛協商，尤其是在共同應對“一帶一路”的問題上取得了共識。
隨著印度與澳大利亞關係的逐步提升，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２日澳大利亞與印度舉行了首次“２＋２”外交秘書與國防秘書的對話，印度外交國務秘書蘇傑生、國防秘書什裡.桑賈伊.米特拉、澳大利亞外交事務與貿易部秘書孫芳安和國防秘書葛列格.莫里亞蒂共同出席了此次會晤。這一對話是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２０１４年訪印期間首次提出的設想。在首次會晤中，雙方都認為，一個自由、開放、繁榮和包容性的印太地區有助於實現該地區及世界所有國家的長期利益。
與此同時，美國與印度也開始討論建立外交部長加國防部長的“２＋２”對話機制。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５日，印度外長斯瓦拉吉和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電話交談中就新的對話機制進行了討論。美國白宮在聲明中稱，“通過建立新的‘２＋２’部長級對話機制，兩國戰略磋商將得以提升，領導人也將借此促進印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但針對印美新對話機制的具體細節，雙方都並未透露詳情。
美國與日本早就已經建立“２＋２”對話機制。在特朗普上臺後，這一機制順利啟動。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７日，美國與日本舉行了特朗普上臺以來的首次外交部長加國防部長的“２＋２”會議，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和國防部長馬蒂斯、日本外務大臣河野太郎和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共同出席。正是在這一對話中，日本向特朗普政府闡釋了自己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並得到了美國的理解和支持。
與此同時，美日印澳內部的三邊對話機制也在拓展，並就印太問題進行協調。美日澳早在２００６年３月就舉行了第一次外交部長級別的戰略對話。２０１７年８月７日，三國外長舉行了第七次部長級戰略對話，重申三方戰略夥伴對於確保基於法制基礎之上的自由、開放、和平、穩定和繁榮的亞太與印度洋及世界的重要意義，重申持續地深化協調與合作來實現這些目標，更堅持要維護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２日的所謂“南海仲裁案”的結果。
日印澳也已經建立副部級的對話機制，最近的一次會晤是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３日，由印度外交國務秘書蘇傑生、澳大利亞外交事務與貿易部秘書孫芳安、日本副外相杉山晉輔舉行了第四次三邊高官對話會，三方就包括印太地區事務和三邊合作的所有問題交換了看法，討論了三方在印太地區的共同利益。
美日印在２０１１年就開始啟動了司局級的對話。隨著美日澳和日印澳三邊對話機制的逐步開展，構建美日印部長級對話機制就成為必然。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９日，第一次美日印三邊部長級對話在華盛頓啟動，美國國務卿約翰.克裡、印度外長斯瓦拉吉、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參加了對話。三方強調彼此在印太地區利益的日益彙聚，表達了三方對於地區衝突和海上安全的共同關切，並尋求增強南亞與東南亞的互聯互通,特別是同意日本正式加入美印馬拉巴爾海上軍事演習。
隨後，日本正式加入馬拉巴爾年度海上軍事演習。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９日在紐約舉行了第二次美日印三邊部長級對話，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印度外長斯瓦拉吉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參加。三方強調作為印太地區的夥伴享有共同的價值觀，著重討論了朝鮮形勢、海上安全和地區互聯互通問題。三方表示，要為實現自由和開放的印太而加強海上安全和地區互聯互通方面的合作。
可以看出，隨著美日印澳四國內部關係的發展，以及四國內部雙邊和多邊對話機制的發展和深化，重啟四國安全對話只是“水到渠成”的結果。正如美國外交政策理事會亞洲安全專案主任傑夫.史密斯所稱，“四國中以雙邊、甚至三邊形式出現的正式或非正式合作已經形成，而且合作的步伐最近幾年在加快...實際上，他們的合作正慢慢向那種非正式聯盟邁進。”從另一方面來看，美日印澳四國關係的發展以及對話機制的深化，反映出亞洲地緣政治正在以“印太”區域建構為標籤發生內在變化,而這才是中國需要真正應對的趨勢。
依據日本外相河野太郎的設想，四國安全對話首先從局長級對話開始，逐步提升到外長級、首腦級。那麼，“印太”四邊安全對話將如何發展?是否可能發展成正式的“亞洲北約”?這是討論中國應對策略的必要前提。
“印太”四邊安全對話機制的內在張力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２日的四國安全對話並沒有發佈正式的聯合公報、聲明或新聞稿，而是採取了各自發佈公告的形式。通過比較四方發表的聲明，可以看出共同的地方是應對核擴散、恐怖主義和促進互聯互通。同樣可以發現的是，這一四邊安全對話機制存在內在的張力，由於美日是這一四邊對話最積極的推動者，因此顧慮較小，相反，印度和澳大利亞的擔憂則明顯較多。
在公開發表的聲明中，印度的立場明顯區別于其他三方。印度的聲明裡沒有“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自由航行與海上安全”、“國際法”等詞，也沒有承諾要繼續深化四方安全對話。更重要的是，印度要建構的印太地區是自由、開放、繁榮和包容性的架構，因此，印度事實上是主張將“印太”架構發展成經濟性質的，而不是安全性質的;要將“印太”發展為包容性質的，而非局限於四國;要將“印太”發展為利益共同體，而不是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共同體。
顯然，美日印澳對“印太”架構有不同的訴求。儘管美國將印度拔高到其亞洲戰略的“支柱”地位，但是，對印度而言，美國的印太戰略卻是“燙手的山芋”。印度一直期待美國在印太地區發揮更大作用，保持地區權力平衡，尤其在當下，只有美國才能有效地牽制中國。另一方面，印度一直對中美間的任何合作與衝突保持高度關注。印度不少分析人士認為,美國的“印太”戰略仍然充滿不確定性。
特別是，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蒂勒森的演講發表後，很多印度媒體表達了謹慎的看法，尤其主張印度不宜立刻倒向美國。印度知名學者曼諾吉.約什認為，過去數年，尤其是南海問題仲裁案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顯示出不一致性，促使這一地區國家逐步轉向中國，特別是東盟國家，正逐步適應中國的權力，甚至連固執的新加坡也不得不向北京屈服。
《印度快報》評論家胡達認為，美國的外交是為美國利益服務的，印度需要謹防被美國利用。美國批評中國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並沒有道理，因為現在美國自己才是最不遵守國際規則的國家。因此他提醒，印度外交要以印度的國家利益為考量，在中美戰略競爭可能上升的過程中，不能一味以親美作為自己外交的要求。
曼諾吉.約什更認為，美國提出“印太”戰略的目的，明顯是要將印度拖入美國的亞太軍事陣營。在亞太國家中，只有印度具備有效平衡中國的潛力。日本雖然軍事實力強大，但卻陷入與朝鮮的鬥爭中。澳大利亞對華政策總是不連貫，且三心二意。而越南的對華政策，不論是地理上還是經濟上都太脆弱。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美國與印太地區的聯繫有很強的軍事內容。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的責任區涵蓋了迪戈加西亞和斯里蘭卡南部，但是對印度最重要的區域波斯灣和阿拉伯海,卻被排除在印太戰略的討論之外。因此，約什的建議是，印度當然要與美國發展緊密的關係以抵消中國日趨增長的權力，尤其是印度經濟正待起飛、軍事實力有待改造之時，但是印度也要確保在印太戰略的義務上保持平衡。
因此，在當前對美仍存在諸多不確定的情況下，印度顯然不會“毫不猶豫”地擁抱“印太戰略”，但是印美的防務合作仍然會進一步發展。部分原因在於，“洞朗對峙”讓印度看到了其大國外交的局限性，即印度沒有一個鐵杆大國夥伴，俄羅斯和美國都沒有鮮明地支持印度。日本雖然私下支持，但是也沒有做出任何公開表示。經歷“洞朗對峙”後，也有理由相信印度會進一步拉緊自身同其他大國的戰略關係。
澳大利亞對提升和繼續發展“印太”概念下的四國安全對話也有擔憂,正如尼克.比士利和安德魯.菲力浦斯所強調的，雖然澳大利亞要考慮用新詞彙來描述新的地緣政治現實，但是“印太”一詞可能增加了澳大利亞對美國的安全承諾，並且潛在地疏遠最大的交易夥伴(暗指中國)，似乎並沒有解決澳大利亞的戰略困境，甚至可能使其戰略環境變得更糟。除此之外，澳大利亞在採用這一概念後，也需要考慮厘清“印太”世界觀之後的戰略內涵。
首先，澳大利亞需要評估“印太”這一概念對於其與中國、美國關係的影響，尤其是，採用“印太”概念後，可能會被外界看作澳大利亞與美國更緊密地靠在一起，從而疏遠中國。
其次，澳大利亞必須考慮在外交中採用“印太”概念後，如何與印太地區大國建立關係。澳大利亞需要更有力地接觸許多地區玩家,如印度、印尼、日本、韓國、越南、泰國和一些重要的非洲國家，包括建立安全對話和行動上的合作。再次，澳大利亞需要投入時間和精力來建設“印太”區域的制度，這些制度包括環印度洋地區合作聯盟和東亞峰會。
另一方面,澳大利亞與印度在“印太”概念的認知上存在根本性差別.澳大利亞對“印太”概念的表述是要避免使其看上去意在遏制中國，雖然印度稱“印太”是包容性的，但是印度主流看法則反對將中國納入“印太”範疇中，並且日益擔憂中國在印度洋的存在，因而，澳大利亞發現自己在不同的“印太”概念中顯得左右為難。澳大利亞注意到印度對於中國在印度洋建設港口及增強存在的深切擔憂。澳大利亞整體上認為，由於中國大量的貿易是經過印度洋的，中國在印度洋具有自己的合法利益，因此需要將中國納入任何這一地區安全架構之中，而風險在於這一觀點與印度並不一致。
總之，在美日印澳中，澳大利亞由於經濟體量最小、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最重，一直是猶豫力量，而印度則一直基於其大國身份的認知以及對美國的不信任，在四邊安全對話中同樣表現出“截然不同”的發展取向。
中國的應對策略
無需諱言的一點是，“印太”概念下的四國安全對話有針對中國的一面。在美日澳發表的聲明中，對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海上安全、自由航行、國際法等概念的強調，甚至對於２０１６年７月所謂“南海仲裁案”結果的堅持，都明顯指向中國的南海政策。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４日澳大利亞發佈的«外交白皮書»稱，“我們(澳大利亞)生活在一個更具競爭性和爭奪性的世界裡...由於國家間相對實力的轉移，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將繼續受到某些尋求短期利益的國家和其他一些希望搞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的國家的挑戰。”而澳大利亞理解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建立的同盟網路、條約和制度，以及藉此而建立的一套國際法、國際規則、規範和慣例。
另外一個指向則是針對“一帶一路”。日本外相河野太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５日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專訪時透露，四國安全對話的目的之一是與提出“一帶一路”廣域經濟區構想和加強海洋戰略的中國相抗衡。河野太郎表示:“從亞洲到非洲將推進高品質的基礎設施投資”，考慮通過主導制定貿易規則的權力來對抗資金豐富的中國，“有必要讓中國按照開放、透明的國際標準進行基礎設施投資。”
對中國而言，不論四方安全對話如何發展，首先還是要保持戰略定力。印度不會毫無顧忌地同美國發展關係，日本的戰略舉措也有兩面性，澳大利亞更是容易搖擺的一方。以目前的情勢判斷，美日印澳四方領導人對話機制的形成尚需時日。
其次,中國仍然要對美日澳印四方形成“准同盟”保持警惕。日本一直極力遊說印度同意澳大利亞加入馬拉巴爾海上軍事演習。澳大利亞至少從2015年就開始討論要加入馬拉巴爾軍事演習。通過“洞朗對峙”,加上日本的撮合，以及美國的“印太戰略”構想，很有可能在2018年就正式形成四方海上安全“准同盟”體系。中國要保持對這一動向的積極關注，事實上，“印太”的構建衝擊了東南亞國家在原來亞太體系中的核心地位，部分東南亞國家感覺可能被美國“拋棄”，而這也是中國可以著力的方向。
最後是積極研判中國參與“印太”構建的可能性。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在印太地區的展開，可以考慮積極主動地將“印太”概念置於“一帶一路”概念之內，來化解“印太”針對中國的一面。正如張蘊嶺教授指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建設，意味著中國的自我定位發生了重大轉變，過去中國將自己定位為東亞國家，視野集中於周邊中的東邊和南邊。而從“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推進，可以看出中國將自己定位為亞洲中心國家和歐亞大陸國家，這從六條經濟走廊和“一路”的整體走向是朝西、南方位佈局就可以看出來。換言之，中國不是“印太”的局外人。
中國官方事實上邁出了積極的一步。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易先良在國際會議和訪談中表示，其實中國是南亞的一部分。他認為，從地理位置上看，中國與印度、巴基斯坦、不丹、尼泊爾等南亞國家接壤，相關邊境線長達４０００多公里。從雲南昆明飛可倫坡比到哈爾濱更近。從宗教文化上看，中國與南亞各國的交流經時數千年，歷久彌新。斯里蘭卡等流行的小乘佛教，也存在于中國雲南等地區。因此，他強調，中國在印度洋存有核心利益，例如每年派出五六批軍艦在亞丁灣給中國和其他國家商船護航，保護他們免受海盜侵擾。
總之，“印太”仍舊是一個有待建構的概念,並不是美日印澳的專有名詞，而四邊安全對話也只是“印太”區域構建的開端，中國的視野和利益都決定了要對“印太”區域的構建以及制度架構提出自己的闡釋和主張。■
文章首發於《外交評論》雜誌。
責任編輯：宋勉
遺憾的是，這一具有明確地緣政治內涵的概念，卻鮮見清晰的界定和大致的基本共識。«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的“印太地區”一開始指的是從印度西海岸到美國西海岸，但是在另一節中，又包括了南亞與中亞，至於印太地區同南亞與中亞之間的差異和交集是什麼，報告卻沒有明晰。概念界定上的模糊性為概念建構中的權力博弈提供了空間。
不僅“印太”地區的界定是模糊的，事實上很多區域概念本身的邊界都常常模糊不清。例如，亞洲被歐洲殖民者分為東南亞、東亞和南亞，但是，不論從自然條件，還是從人文狀況來看，東南亞、東亞與南亞之間並不是截然分離的。現在“確定”的區域界限只是人們建構出來的結果,而在幾十年前這種“確定性”並不存在。
例如，１９６７年在巴厘島舉行東南亞國家聯盟第一次首腦會議時，斯里蘭卡受到邀請,不少國家希望它能夠加入並成為正式成員國。而１９７２年建國的孟加拉曾首先試圖加入東盟，儘管最終未能如願。１９８５年南亞國家聯盟正式成立前，對於是否將緬甸算作南亞國家，也同樣存在激烈爭議。
區域概念本身的模糊性，為概念創造者與界定者保持權力、顯示權力、獲取權力，提供了可能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一些研究東南亞的西方歷史學家開始將東南亞“想像”為一個獨特的區域，目的是要擺脫對這一區域已有的印度中心論或中國中心論的看法。東南亞的知識份子隨後自然地接受了這一敘述，逐步將東南亞建構成獨立于中印文化之外的獨特“區域”。
這種概念上的創造和建構,削弱了中印在這一地區存在的正當性。印度曾經反對將緬甸劃入東南亞國家，體現出印度希望保持緬甸作為其勢力範圍的訴求。據新加坡前大使馬凱碩回憶，１９７６年８月在斯里蘭卡可倫坡舉行不結盟運動會議時，對於如何分配南亞和東南亞國家的座位，印度代表團堅稱緬甸屬於南亞國家，而當時的緬甸外長則稱緬甸屬於東南亞國家，印度外長怒吼道:“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緬甸屬於南亞!”
區域界定和闡述本身就是權力的一部分，霸權國常常會依據自己的利益和影響力範圍來命名地區。當大英帝國主導世界時，東亞被稱為“遠東”，這反映了西方中心主義視角是如何看待亞洲的，其時亞洲被界定為世界的邊緣地帶。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日本帝國則將亞洲稱為“大東亞”，反映出日本試圖搞排他性的地區霸權主義，而同一時期的美國將亞洲稱為“太平洋”，突出表現了崛起的美帝國意圖擺脫長期以來的孤立主義傳統，開始將自己界定為亞洲的一部分，尋求在更廣泛的世界裡擴展美國的存在。
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上半期，在日本和澳大利亞的極力推動下，“亞太”概念開始使用並被逐步接受，最終于１９８９年建立了以亞太命名的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APEC)，區域概念最終被建構為政治現實。亞太概念的建構具有地緣經濟、地緣戰略上的內在基礎和訴求:從東亞經濟來看，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經濟迅速增長。澳大利亞在經濟上逐步“脫歐入亞”。美國對東亞的貿易依賴超過其對大西洋的依賴。中美建交後中國實現了同美國和西方國家的外交正常化，並且開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
另一方面，亞太概念雖然在２０世紀７０年代上半期就已經產生,但美國等國家在此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不太使用這一術語，而習慣稱之為“環太平洋”、“太平洋盆地”。１９８５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在題為«亞太時代正在到來»的演說中，第一次使用“亞太”一詞，但美國官方與報刊均仍採用舊的稱謂。直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以後，特別是APEC西雅圖會議之後，亞太概念才為各國所普遍接受，並逐漸取代“環太平洋”、“太平洋盆地”等用語。即便如此，對於亞太概念本身，仍舊存在諸多不同的內涵界定。
“印太”概念的建構
“印太”概念的產生與發展，同樣經歷了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印太”作為海洋生物地理概念早已存在，涵蓋的地域相當廣泛。根據澳大利亞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羅裡.梅德卡夫的研究，“印太”作為學術概念，早在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就被用於討論去殖民化進程，並在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澳大利亞國際事務研究所和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召開的研討會中多次使用。但隨後３０年左右，這一概念似乎銷聲匿跡，未曾引起人們關注。直到２００５年，邁克爾.理查森在一篇論文中提到，東亞峰會包含了印度、澳大利亞和紐西蘭，意味著“印太”地區的浮現，由此，“印太”概念開始日益受到關注。
“印太”概念產生後，對於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當性，支持者們仍然經歷了一番辯護，換言之，他們需要表明用“印太”取代“亞太”概念的合理性所在，或者說，亞太概念已經不合時宜了。通常來說，對“印太”概念的辯護主要有兩個方面的理由:一是隨著中國和印度海上利益及海軍的發展，日益加劇的戰略競爭促使原本分開的印度洋和太平洋連為一體;其二，經濟上的聯繫，尤其是東亞對中東石油的巨大需求，提升了印度洋作為能源通道的重要性，將兩洋沿岸的國家和更廣泛的地區國家的命運連接在一起。
換言之，隨著印度與印度洋重要性的凸顯,需要一個新的區域概念,才能反映這一新的政治現實。傳統上的亞太包括了美國、東北亞、東南亞和南太平洋，但卻沒有將印度洋包括進來，新的“印太”概念的直接訴求是將印度洋和印度納入其中。(“印太”是地球海洋的一個生物地理區域,包括印度洋的熱帶水域、西太平洋和中太平洋以及連接上述水域的印尼海域,不包括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溫帶和極地區域、東太平洋熱帶區域及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其中,西印太地區包括非洲東海岸、紅海、亞丁灣、波斯灣、阿拉伯海、孟加拉灣、安達曼海及馬達加斯加、塞席爾、科摩羅、馬斯克林島、馬爾地夫和查戈斯海及島嶼.中印太地區包括印尼海域、南海、菲律賓海、澳大利亞北岸、新幾內亞、西密克羅尼西亞、中密克羅尼西亞、新加利尼西亞、所羅門、瓦努阿圖、斐濟、東加.東印太地區包括馬紹爾、波利尼西亞、復活節島、夏威夷.)
這一概念本身試圖把握正在浮現的戰略情勢，也服務於一些國家的政治目的和戰略訴求。對澳大利亞和印度而言，“印太”概念可以將兩國放置在地緣政治版圖的中心位置，凸顯它們在地緣戰略上的重要性，相反亞太概念顯然將二者邊緣化了。其次，這一概念也間接顯示出澳大利亞和印度對於美國戰略上的重要性，尤其考慮到美國的地區戰略承諾正受限於預算壓力。再者，“印太”概念也為澳大利亞提升與印度及其他地區夥伴的關係、加強在印度洋地區的存在提供了正當性。
澳大利亞的智庫與學者是這一概念最積極的宣導者。當然，對於這一概念給澳大利亞造成的風險，尼克.比士利和安德魯.菲力浦斯也有充分認識。“印太”概念提升了澳大利亞在美國地區戰略中的重要性，顯然也提高了美國對澳大利亞在印度洋區域扮演角色的預期，澳大利亞為維護美國霸權所需要承擔的責任也將更重，例如美國海軍增加對澳大利亞海軍斯特靈基地的使用，以及可能在科科斯群島設立美國無人機基地等,這些舉措無疑都可能引發地區國家的擔憂。
因此，雖然澳大利亞是“印太”概念的積極宣導者，但卻並不是第一個正式使用這一詞彙的國家。２００９年的«澳大利亞國防白皮書»中採用的是“寬廣的亞太地區”的說法。２０１２年澳大利亞白皮書«亞洲世紀中的澳大利亞»，雖然提及印太和跨亞洲區域是兩個正在被越來越廣泛使用的詞彙，指出不論哪個詞都可能塑造澳大利亞未來的政治、經濟、安全和環境利益，但是卻並沒有直接使用“印太”。
直到２０１３年５月發佈的«澳大利亞國防白皮書»，才正式將“印太”概念吸收到官方檔中來。２０１３年９月澳大利亞外長朱莉.畢曉普就任後，立即指示澳大利亞外交事務與貿易部今後要採用“印太”一詞來取代使用了４０年之久的“亞太”一詞。有趣的是，畢曉普本人卻經常使用“印度洋—亞太地區”，而非“印太”。
“印太”概念在印度國內經歷了一番辯論，最終也上升為官方話語。２００７年８月，安倍晉三在印度發表了«兩洋彙聚»的演講，稱“印度和日本聯手，加上美國和澳大利亞，將可以形成一個打破地理疆界的大亞洲”。這一演講，加上當時印度國內正對印度外交轉型進行的熱烈辯論,使得“印太”概念在印度國內迅速熱絡起來。
大致來看，印度對“印太”概念的討論，主要有三種立場和路徑:第一種路徑是接受這一概念，試圖將此概念作為印度放棄不結盟外交傳統並視中國為戰略威脅、轉而同民主國家共同塑造地區經濟與安全架構的契機;第二種路徑則反對這一概念，認為這將使印度與美國更緊密地結盟在一起，無法保持外交的自主性;第三種路徑則強調這一概念的經濟訴求,同時認為要保持印度不結盟、戰略自主的戰略成分，著力于創造一個有力、穩定的地區環境來發展印度國內經濟。
討論雖然沒有形成多少共識，但是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卻在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參加印度—東盟峰會時第一次正式使用了“印太”概念，他說:“我們的未來是相互聯繫在一起的，一個穩定、安全與繁榮的印太地區對我們自己的進步和繁榮也是至關重要的。”２０１４年５月新總理莫迪就職後，印度政府已經日益頻繁地使用“印太”一詞。
“印太”概念也契合了日本安倍晉三政府的外交理念和需求。２００６年上臺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外相麻生太郎在外交上大肆宣導建立所謂“自由與繁榮之弧”。這一構想與“印太”構想存在相似之處，正如安倍晉三在印度的演講«兩洋彙聚»中所提出的，要以日本、印度、美國和澳洲等民主國家組成“自由與繁榮之弧”，這事實上明確了其外交實質是打造美日印澳四國的價值觀同盟。
然而，第一次安倍內閣執政時間短暫，來不及展開“自由與繁榮之弧”外交就匆匆下臺。直到２０１２年，安倍第二次當選日本首相後旋即提出“安全保障鑽石構想”，稱“太平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與印度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緊密相關，日本作為亞洲最古老的海洋民主國家，應該在保護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和平安全及航行自由方面發揮重要的作用”，“有必要構建從印度洋到西太平洋浩瀚的鑽石形狀海域的守護戰略”。
隨後，２０１６年安倍晉三正式提出“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日本成為“印太”戰略的核心推動者。在安倍的“印太戰略”中，“日本將擔負起責任，將太平洋與印度洋、亞洲與非洲發展為自由、法治和市場經濟的區域。”由於印度處在兩大洋、兩大陸的中心位置，在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中扮演核心的角色。因此，在２０１６年９月召開的東盟峰會上，安倍就“印太戰略”向莫迪進行說明，並稱“印度是連接亞洲和非洲最重要的國家”，希望“日印緊密攜手，推動這一構想的具體化”。印日的攜手共同推動了“印太”為美國特朗普政府所接受。
“印太”概念的討論和流行，恰逢美國奧巴馬政府出臺並推行“亞太再平衡”政策。美國企業研究所的邁克爾.奧斯林和傳統基金會的瓦爾特.洛曼是這一概念在美國的宣導者。美國官方的做法是，在推出“亞太再平衡”政策的同時，將原來的亞太悄悄地擴大到印太。２０１０年１０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夏威夷發表的演講中，公開使用“印太盆地”概念。
同時，希拉蕊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中，將亞太擴展到包括印度和印度洋地區。文章提出:“亞太地區已成為全球政治的一個關鍵驅動力，該地區從印度次大陸一直延伸到美洲西海岸，橫跨太平洋和印度洋兩個大洋，由於交通運輸和戰略因素而日益緊密地聯繫在一起。該地區有我們的一些重要盟國，還有中國、印度和印尼等重要的新興強國。”
隨後，美國負責東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庫爾特.M.坎貝爾、後來的國務卿約翰.克裡和副總統喬.拜登在闡述美國“亞太再平衡”政策時，都提到了類似印太的概念，而美國太平洋司令部前司令哈裡.B.哈裡斯和現司令薩繆爾.洛克利爾都更偏好使用“印亞太”(Indo- Asia-Pacific)一詞。而“印太”概念被全盤接受，則要等到特朗普政府。
作為全球性大國，美國原本就在“印太”地區廣泛存在。美國在印太地區遍佈軍事基地，如在麥納瑪、達爾文、迪戈加西亞和新加坡都有軍事基地。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的責任區也涵蓋了從美國西海岸以西到印度西部邊界以及從南極到北極的地球表面的一半左右面積。
作為“印太”戰略的前奏，美國近年來加強了同印度洋島國斯里蘭卡的關係。２０１５年１月，斯里蘭卡新政府上臺後，兩國關係一改此前的“凍結”狀況。２０１５年５月克裡訪問斯里蘭卡，這是美國國務卿４３年來首次訪問斯里蘭卡。２０１６年２月，美國同斯里蘭卡建立了夥伴對話機制。２０１７年１０月美國與斯里蘭卡海軍更是破天荒地舉行了第一次海軍演習。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６日舉行了第二次夥伴對話，兩國表示要建設一個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要推動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
印尼同樣接受了“印太”概念。２０１３年５月１６日，印尼外交部長馬蒂.納塔萊瓦加在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表題為«印尼對印太的看法»的主旨演講，特別指出，“印太”概念指涉的是橫跨兩大洋的三角形，日本處在北部，澳大利亞在東南部，印度在西北部，印尼處在中間。對印尼而言，基於它的地理位置，印太地區的發展自然關涉印尼的長遠利益。鑒於印太區域的信任赤字、領土爭端和變化，他呼籲要推動締結印太區域內的和平友好條約。
總而言之，“印太”概念在歷經３０年的沉寂後被再次“發現”，並在短短十多年間就由學術詞彙上升為官方政治話語，得到美日印澳和印尼官方的正式“加持”。正如上文所述，“區域”建構都有其內在的地緣政治意涵，亞太區域的建構造就了亞太經合組織，而“印太”的建構最直接的影響就是四邊安全對話的重啟。
二、“印太”構建與四邊安全對話的重啟美國是四邊安全對話或“四國同盟”構想的始作俑者。２００４年底印度洋海嘯發生後，在美國倡議和推動下，美日印澳四國組成協調救災行動的“核心集團”。這一曇花一現的四國合作卻成為“四國同盟”構想的濫觴，美官員多次表示，希望將救災聯盟改造成持久的共用民主價值觀的地區同盟。
真正著手推動構建四國同盟的卻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印度總理辛格訪問日本時，雙方建立了全球戰略夥伴關係，並且認為兩國要和亞太地區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建立對話機制，雙方將就具體形式進行磋商。隨後，美國副總統迪克.切尼公開支援四方安全對話的倡議，並於２００７年２月訪問澳大利亞時同澳總理約翰.霍華德討論了這一構想。經過一系列外交磋商和互動後，２００７年５月，美日印澳最終在東盟地區論壇會議期間舉行了首次四方安全對話，雖然只是司局級的非正式磋商，但由於它具有“里程碑”性質的信號意義，激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應。
不過，隨著２００７年９月安倍晉三下臺、印度總理辛格在國內遭到印度左翼政黨的質疑和反對，以及２００７年１１月澳大利亞霍華德政府下臺，建立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熱情逐漸消退。
直到２０１７年，“四國同盟”再次浮現。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８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與美國國務卿蒂勒森、澳大利亞外長畢曉普舉行會談,就四國戰略對話交換意見。隨後，河野太郎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專訪時強調:“日本必須戰略性地描繪一個大的藍圖，並進行外交努力”，“為了維護自由開放的海洋，自然要把經濟和安全保障也擺上桌面。”正是在日本的推動和支持下，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２日美日印澳四國對話得以重啟。
這一四方安全對話機制重啟的直接訴求，看似是應對核擴散問題(朝鮮核問題)、恐怖主義、海上安全和互聯互通問題，但是更深厚的動力來自四國“印太”戰略的利益彙聚。要理解並解釋這一對話為什麼能夠在十年後重啟、把握其在今後的發展趨勢，最需要關注的是近年來美日印澳四國內部關係的提升和四國內部對話機制的發展，這些才是四國安全對話機制的內在動力和持續發展的基礎。
四國內部關係的整體提升
美日印澳四國安全對話機制的重啟，歸功於四國之間多種雙邊關係的不斷提升，美日、美澳一直就是盟友關係,更重要的是美印、印日、印澳和日澳之間關係的提升與發展。
冷戰結束以來，美印關係一直處在不斷提升的軌道上。隨著莫迪上臺，印美關係更得到大幅提升，以至於印度在防務上逐漸發展成為美國的“准盟友”。２０１５年２月，美國總統奧巴馬作為主賓參加了印度共和國日的慶典，這在印美關係中尚屬首次，具有“標誌性”意義。２０１５年６月美國防長卡特訪問印度，雙方正式簽署新版«美印防務合作框架協定»，確定兩國防務合作的新領域，簡化美國對印防務技術的轉讓程式，並加強兩國在聯合軍工生產上的合作。
到２０１６年，雙方的防務安全合作水準更是大幅提升。２０１６年６月莫迪任期內第四次訪美，被安排在美國國會兩院聯席會議上發表演講，聲稱要讓印度成為美國的“主要防務夥伴”，目標是要在防務合作上達到美國最緊密盟友和夥伴的程度，宣告印度對美外交要走出過去“猶豫不決”的情勢。更重要的是，２０１６年８月，兩國結束１２年的談判，正式簽署«後勤保障協定»，實現了軍事基地的共用，印度一步步地朝著美國“准盟友”的方向發展。
印日關係同樣在近些年內大幅提升。２００６年安倍晉三第一次上臺，將印日關係由先前不冷不熱的狀態大幅向前推進。２００６年１２月辛格訪問日本，兩國正式確立全球戰略夥伴關係，並建立了兩國總理年度互訪機制。２０１２年安倍第二次上臺，提出“民主安全菱形”，試圖構建貫穿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聯合陣線”，印度的作用更加凸顯。２０１４年１月，安倍受邀為印度共和國日主賓，這是日本首相首次作為印度共和國日的主賓。２０１４年９月，莫迪訪問日本時，兩國關係被界定為“特殊的全球戰略夥伴關係”。隨著２０１７年４月日本眾議院通過«日印核能協定»批准案，７月２０日條約正式生效後，更解除了阻礙兩國合作的絆腳石，自此，印日關係可謂進入“蜜月期”。
印澳關係也在近些年內得到迅速提升。冷戰後，由於澳大利亞反對印度進行核子試驗，並且拒絕向印度出售鈾，致使兩國關係一直沒有顯著提升。儘管２００９年兩國確立了戰略夥伴關係，但是直到澳大利亞改變了對印度出口鈾燃料的政策，兩國關係的障礙才得以消除。２０１４年９月，澳大利亞總理托尼.阿博特訪問印度，雙方最終簽署«和平使用核能備忘錄»，澳大利亞承諾向印度供應鈾燃料。２０１４年１１月莫迪訪問澳大利亞，這是印度總理２８年來首次訪問澳大利亞，雙方簽署了安全合作的框架協議，兩國防務合作迅速開啟。２０１５年兩國首次在孟加拉灣舉行海上演習，２０１７年６月舉行了第二次。２０１６年１０月兩國首次舉行特種兵軍事演習，２０１８年將開啟兩國陸軍軍事演習。２０１７年４月，澳大利亞總理瑪律科姆.特恩布林訪問印度，兩國更承諾要以相互尊重與合作為基礎構建一個和平繁榮的印太。
冷戰後日澳關係已經有較大的發展，近些年更達到了“親密無間”的程度。２０１４年４月，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訪日時，曾受邀參加日本國家安全保障會議特別會議，顯示出兩國互信程度之高。２０１４年７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澳大利亞，將兩國提升為“特殊的戰略夥伴關係”，正式確立兩國元首年度會晤機制。雙方除了防務安全上的緊密合作，在地區熱點問題上也保持一致立場。
美國與澳大利亞的關係也在協調中發展。美國推行“亞太再平衡”政策後，澳大利亞積極加以對接。特朗普上臺後，２０１７年６月５日澳大利亞外交部長畢曉普、國防部長馬里斯.佩恩與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國防部長馬蒂斯舉行了特朗普上任以來的首次美澳部長級磋商，除了重申要擴大聯盟下的防務、安全和情報合作外，雙方還強調要協同加強建設一個安全、穩定和繁榮的印太地區。尤為值得突出的一點是，雙方都認為２０１６年７月所謂“南海仲裁案”的結果要作為未來解決南海爭端的基礎。
簡言之，近年來美日印澳四方彼此間的雙邊關係都有很大提升，這也為四方之間建立深度對話機制提供了條件。
四國內部對話機制的發展
近年來，美日印澳四國之間逐步建立起雙邊的外交部長加國防部長的“２＋２”對話機制。這種形式的對話機制最早是冷戰後美俄之間就協調外交與 防務政策而建立的，隨著日本政府積極採納並推廣這一對話磋商機制，四國之間得以相繼形成這一對話機制。這一機制的拓展凸顯四國內部雙邊關係的深入發展和溝通。
日本與澳大利亞在２００７年就確立了外交部長加國防部長的“２＋２”對話機制。在這一對話機制下，日澳除了就雙邊外交與防務政策進行協調磋商之外，還就對其他地區或第三國的政策進行協調。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０日,雙方舉行了第七次“２＋２”對話。
在這次對話中，雙方強調要共同確保建設一個穩定、自由和開放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印太地區。澳大利亞支持日本提出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雙方歡迎美國增強在印太地區的存在，承諾要加強美日澳、日印澳三方對話，共同提升東南亞國家的海上安全能力，特別需要指出的一點是，雙方稱要堅持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２日的所謂“南海仲裁案”結果。
日本與印度自２００７年起就建立了外交部長級別的戰略對話，２００９年開始建立外交秘書加國防秘書的“２＋２”對話機制，並於２０１０年７月２日舉行首輪對話。隨著莫迪的上臺，２０１４年雙方將這一機制升級為副部級的“２＋２”對話機制。除此之外，印日兩國隨後還相繼建立了國防部長對話、國家安全顧問對話等機制。在頻繁的機制性對話下，兩國就地區安全、海上安全、經濟合作等事宜進行了廣泛協商，尤其是在共同應對“一帶一路”的問題上取得了共識。
隨著印度與澳大利亞關係的逐步提升，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２日澳大利亞與印度舉行了首次“２＋２”外交秘書與國防秘書的對話，印度外交國務秘書蘇傑生、國防秘書什裡.桑賈伊.米特拉、澳大利亞外交事務與貿易部秘書孫芳安和國防秘書葛列格.莫里亞蒂共同出席了此次會晤。這一對話是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２０１４年訪印期間首次提出的設想。在首次會晤中，雙方都認為，一個自由、開放、繁榮和包容性的印太地區有助於實現該地區及世界所有國家的長期利益。
與此同時，美國與印度也開始討論建立外交部長加國防部長的“２＋２”對話機制。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５日，印度外長斯瓦拉吉和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電話交談中就新的對話機制進行了討論。美國白宮在聲明中稱，“通過建立新的‘２＋２’部長級對話機制，兩國戰略磋商將得以提升，領導人也將借此促進印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但針對印美新對話機制的具體細節，雙方都並未透露詳情。
美國與日本早就已經建立“２＋２”對話機制。在特朗普上臺後，這一機制順利啟動。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７日，美國與日本舉行了特朗普上臺以來的首次外交部長加國防部長的“２＋２”會議，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和國防部長馬蒂斯、日本外務大臣河野太郎和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共同出席。正是在這一對話中，日本向特朗普政府闡釋了自己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並得到了美國的理解和支持。
與此同時，美日印澳內部的三邊對話機制也在拓展，並就印太問題進行協調。美日澳早在２００６年３月就舉行了第一次外交部長級別的戰略對話。２０１７年８月７日，三國外長舉行了第七次部長級戰略對話，重申三方戰略夥伴對於確保基於法制基礎之上的自由、開放、和平、穩定和繁榮的亞太與印度洋及世界的重要意義，重申持續地深化協調與合作來實現這些目標，更堅持要維護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２日的所謂“南海仲裁案”的結果。
日印澳也已經建立副部級的對話機制，最近的一次會晤是在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１３日，由印度外交國務秘書蘇傑生、澳大利亞外交事務與貿易部秘書孫芳安、日本副外相杉山晉輔舉行了第四次三邊高官對話會，三方就包括印太地區事務和三邊合作的所有問題交換了看法，討論了三方在印太地區的共同利益。
美日印在２０１１年就開始啟動了司局級的對話。隨著美日澳和日印澳三邊對話機制的逐步開展，構建美日印部長級對話機制就成為必然。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９日，第一次美日印三邊部長級對話在華盛頓啟動，美國國務卿約翰.克裡、印度外長斯瓦拉吉、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參加了對話。三方強調彼此在印太地區利益的日益彙聚，表達了三方對於地區衝突和海上安全的共同關切，並尋求增強南亞與東南亞的互聯互通,特別是同意日本正式加入美印馬拉巴爾海上軍事演習。
隨後，日本正式加入馬拉巴爾年度海上軍事演習。２０１７年９月１９日在紐約舉行了第二次美日印三邊部長級對話，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印度外長斯瓦拉吉和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參加。三方強調作為印太地區的夥伴享有共同的價值觀，著重討論了朝鮮形勢、海上安全和地區互聯互通問題。三方表示，要為實現自由和開放的印太而加強海上安全和地區互聯互通方面的合作。
可以看出，隨著美日印澳四國內部關係的發展，以及四國內部雙邊和多邊對話機制的發展和深化，重啟四國安全對話只是“水到渠成”的結果。正如美國外交政策理事會亞洲安全專案主任傑夫.史密斯所稱，“四國中以雙邊、甚至三邊形式出現的正式或非正式合作已經形成，而且合作的步伐最近幾年在加快...實際上，他們的合作正慢慢向那種非正式聯盟邁進。”從另一方面來看，美日印澳四國關係的發展以及對話機制的深化，反映出亞洲地緣政治正在以“印太”區域建構為標籤發生內在變化,而這才是中國需要真正應對的趨勢。
依據日本外相河野太郎的設想，四國安全對話首先從局長級對話開始，逐步提升到外長級、首腦級。那麼，“印太”四邊安全對話將如何發展?是否可能發展成正式的“亞洲北約”?這是討論中國應對策略的必要前提。
“印太”四邊安全對話機制的內在張力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１２日的四國安全對話並沒有發佈正式的聯合公報、聲明或新聞稿，而是採取了各自發佈公告的形式。通過比較四方發表的聲明，可以看出共同的地方是應對核擴散、恐怖主義和促進互聯互通。同樣可以發現的是，這一四邊安全對話機制存在內在的張力，由於美日是這一四邊對話最積極的推動者，因此顧慮較小，相反，印度和澳大利亞的擔憂則明顯較多。
在公開發表的聲明中，印度的立場明顯區別于其他三方。印度的聲明裡沒有“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自由航行與海上安全”、“國際法”等詞，也沒有承諾要繼續深化四方安全對話。更重要的是，印度要建構的印太地區是自由、開放、繁榮和包容性的架構，因此，印度事實上是主張將“印太”架構發展成經濟性質的，而不是安全性質的;要將“印太”發展為包容性質的，而非局限於四國;要將“印太”發展為利益共同體，而不是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共同體。
顯然，美日印澳對“印太”架構有不同的訴求。儘管美國將印度拔高到其亞洲戰略的“支柱”地位，但是，對印度而言，美國的印太戰略卻是“燙手的山芋”。印度一直期待美國在印太地區發揮更大作用，保持地區權力平衡，尤其在當下，只有美國才能有效地牽制中國。另一方面，印度一直對中美間的任何合作與衝突保持高度關注。印度不少分析人士認為,美國的“印太”戰略仍然充滿不確定性。
特別是，２０１７年１０月蒂勒森的演講發表後，很多印度媒體表達了謹慎的看法，尤其主張印度不宜立刻倒向美國。印度知名學者曼諾吉.約什認為，過去數年，尤其是南海問題仲裁案和“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以來，美國的外交政策顯示出不一致性，促使這一地區國家逐步轉向中國，特別是東盟國家，正逐步適應中國的權力，甚至連固執的新加坡也不得不向北京屈服。
《印度快報》評論家胡達認為，美國的外交是為美國利益服務的，印度需要謹防被美國利用。美國批評中國破壞“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並沒有道理，因為現在美國自己才是最不遵守國際規則的國家。因此他提醒，印度外交要以印度的國家利益為考量，在中美戰略競爭可能上升的過程中，不能一味以親美作為自己外交的要求。
曼諾吉.約什更認為，美國提出“印太”戰略的目的，明顯是要將印度拖入美國的亞太軍事陣營。在亞太國家中，只有印度具備有效平衡中國的潛力。日本雖然軍事實力強大，但卻陷入與朝鮮的鬥爭中。澳大利亞對華政策總是不連貫，且三心二意。而越南的對華政策，不論是地理上還是經濟上都太脆弱。
另一方面的原因是，美國與印太地區的聯繫有很強的軍事內容。美國太平洋司令部的責任區涵蓋了迪戈加西亞和斯里蘭卡南部，但是對印度最重要的區域波斯灣和阿拉伯海,卻被排除在印太戰略的討論之外。因此，約什的建議是，印度當然要與美國發展緊密的關係以抵消中國日趨增長的權力，尤其是印度經濟正待起飛、軍事實力有待改造之時，但是印度也要確保在印太戰略的義務上保持平衡。
因此，在當前對美仍存在諸多不確定的情況下，印度顯然不會“毫不猶豫”地擁抱“印太戰略”，但是印美的防務合作仍然會進一步發展。部分原因在於，“洞朗對峙”讓印度看到了其大國外交的局限性，即印度沒有一個鐵杆大國夥伴，俄羅斯和美國都沒有鮮明地支持印度。日本雖然私下支持，但是也沒有做出任何公開表示。經歷“洞朗對峙”後，也有理由相信印度會進一步拉緊自身同其他大國的戰略關係。
澳大利亞對提升和繼續發展“印太”概念下的四國安全對話也有擔憂,正如尼克.比士利和安德魯.菲力浦斯所強調的，雖然澳大利亞要考慮用新詞彙來描述新的地緣政治現實，但是“印太”一詞可能增加了澳大利亞對美國的安全承諾，並且潛在地疏遠最大的交易夥伴(暗指中國)，似乎並沒有解決澳大利亞的戰略困境，甚至可能使其戰略環境變得更糟。除此之外，澳大利亞在採用這一概念後，也需要考慮厘清“印太”世界觀之後的戰略內涵。
首先，澳大利亞需要評估“印太”這一概念對於其與中國、美國關係的影響，尤其是，採用“印太”概念後，可能會被外界看作澳大利亞與美國更緊密地靠在一起，從而疏遠中國。
其次，澳大利亞必須考慮在外交中採用“印太”概念後，如何與印太地區大國建立關係。澳大利亞需要更有力地接觸許多地區玩家,如印度、印尼、日本、韓國、越南、泰國和一些重要的非洲國家，包括建立安全對話和行動上的合作。再次，澳大利亞需要投入時間和精力來建設“印太”區域的制度，這些制度包括環印度洋地區合作聯盟和東亞峰會。
另一方面,澳大利亞與印度在“印太”概念的認知上存在根本性差別.澳大利亞對“印太”概念的表述是要避免使其看上去意在遏制中國，雖然印度稱“印太”是包容性的，但是印度主流看法則反對將中國納入“印太”範疇中，並且日益擔憂中國在印度洋的存在，因而，澳大利亞發現自己在不同的“印太”概念中顯得左右為難。澳大利亞注意到印度對於中國在印度洋建設港口及增強存在的深切擔憂。澳大利亞整體上認為，由於中國大量的貿易是經過印度洋的，中國在印度洋具有自己的合法利益，因此需要將中國納入任何這一地區安全架構之中，而風險在於這一觀點與印度並不一致。
總之，在美日印澳中，澳大利亞由於經濟體量最小、對中國的經濟依賴最重，一直是猶豫力量，而印度則一直基於其大國身份的認知以及對美國的不信任，在四邊安全對話中同樣表現出“截然不同”的發展取向。
中國的應對策略
無需諱言的一點是，“印太”概念下的四國安全對話有針對中國的一面。在美日澳發表的聲明中，對以規則為基礎的秩序、海上安全、自由航行、國際法等概念的強調，甚至對於２０１６年７月所謂“南海仲裁案”結果的堅持，都明顯指向中國的南海政策。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４日澳大利亞發佈的«外交白皮書»稱，“我們(澳大利亞)生活在一個更具競爭性和爭奪性的世界裡...由於國家間相對實力的轉移，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將繼續受到某些尋求短期利益的國家和其他一些希望搞保護主義和孤立主義的國家的挑戰。”而澳大利亞理解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建立的同盟網路、條約和制度，以及藉此而建立的一套國際法、國際規則、規範和慣例。
另外一個指向則是針對“一帶一路”。日本外相河野太郎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２５日在接受日本經濟新聞專訪時透露，四國安全對話的目的之一是與提出“一帶一路”廣域經濟區構想和加強海洋戰略的中國相抗衡。河野太郎表示:“從亞洲到非洲將推進高品質的基礎設施投資”，考慮通過主導制定貿易規則的權力來對抗資金豐富的中國，“有必要讓中國按照開放、透明的國際標準進行基礎設施投資。”
對中國而言，不論四方安全對話如何發展，首先還是要保持戰略定力。印度不會毫無顧忌地同美國發展關係，日本的戰略舉措也有兩面性，澳大利亞更是容易搖擺的一方。以目前的情勢判斷，美日印澳四方領導人對話機制的形成尚需時日。
其次,中國仍然要對美日澳印四方形成“准同盟”保持警惕。日本一直極力遊說印度同意澳大利亞加入馬拉巴爾海上軍事演習。澳大利亞至少從2015年就開始討論要加入馬拉巴爾軍事演習。通過“洞朗對峙”,加上日本的撮合，以及美國的“印太戰略”構想，很有可能在2018年就正式形成四方海上安全“准同盟”體系。中國要保持對這一動向的積極關注，事實上，“印太”的構建衝擊了東南亞國家在原來亞太體系中的核心地位，部分東南亞國家感覺可能被美國“拋棄”，而這也是中國可以著力的方向。
最後是積極研判中國參與“印太”構建的可能性。隨著中國“一帶一路”在印太地區的展開，可以考慮積極主動地將“印太”概念置於“一帶一路”概念之內，來化解“印太”針對中國的一面。正如張蘊嶺教授指出的，“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建設，意味著中國的自我定位發生了重大轉變，過去中國將自己定位為東亞國家，視野集中於周邊中的東邊和南邊。而從“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和推進，可以看出中國將自己定位為亞洲中心國家和歐亞大陸國家，這從六條經濟走廊和“一路”的整體走向是朝西、南方位佈局就可以看出來。換言之，中國不是“印太”的局外人。
中國官方事實上邁出了積極的一步。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易先良在國際會議和訪談中表示，其實中國是南亞的一部分。他認為，從地理位置上看，中國與印度、巴基斯坦、不丹、尼泊爾等南亞國家接壤，相關邊境線長達４０００多公里。從雲南昆明飛可倫坡比到哈爾濱更近。從宗教文化上看，中國與南亞各國的交流經時數千年，歷久彌新。斯里蘭卡等流行的小乘佛教，也存在于中國雲南等地區。因此，他強調，中國在印度洋存有核心利益，例如每年派出五六批軍艦在亞丁灣給中國和其他國家商船護航，保護他們免受海盜侵擾。
總之，“印太”仍舊是一個有待建構的概念,並不是美日印澳的專有名詞，而四邊安全對話也只是“印太”區域構建的開端，中國的視野和利益都決定了要對“印太”區域的構建以及制度架構提出自己的闡釋和主張。■
文章首發於《外交評論》雜誌。
責任編輯：宋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