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澤 基金會中心網總裁
對基金會中心網總裁陶澤的採訪約在了2018年2月1日下午， 地點在北京東二環北新橋附近一幢寫字樓裡，
《公益時報》記者走進會議室時， 陶澤坐在大廳角落的一個工位， 正盯著電腦忙活著。 屋裡溫度大概有些高， 坐定于記者對面的時候， 陶澤臉微微泛著潮紅。
“當年在貧民窟做志願者的時候， 晚上就住在地下倉庫裡， 環境惡劣到常人無法想像， 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老鼠都會肆無忌憚地在我身邊跑來跑去……嗨， 一個人有過這樣的經歷， 以後再遇到什麼事那都不叫‘事’。 ”
這段故事發生在2006 年， 那時陶澤是作為 Ashoka 基金會專案經理在巴西Belo Horizonte貧民窟工作， 負責社會企業的篩選和扶持。 大學畢業後， 他說要利用沒有正式入職之前的空檔期做公益回饋社會， 便以國際志願者的身份遠赴巴西貧民窟工作。
那段生活對陶澤後來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影響頗深，
就這樣， 陶澤白天在貧民窟工作， 晚上就回到那個丹麥老先生家中住宿。 每天穿梭在生活場景迥然、貧富差距大相徑庭的兩個極端， 讓陶澤覺得生活遠比電影殘酷真實。 更讓他覺得意外的是， 生活在貧民窟裡的那些人， 儘管吃住用的條件都很差， 但他們每天都嘻嘻哈哈活得很開心， 而那個有錢的丹麥老先生雖然家財萬貫，
陶澤說這段生活經歷讓他明白了一個道理：快樂絕不僅僅源于物質和財富， 更取決於自己的心態。 如果自己希望擁有快樂的人生， 就要追隨內心做自己喜歡的事。 因為心中有個夢想， 那麼自己每天都要能夠全心投入到追求夢想的努力中。
加入基金會中心網之前， 陶澤還曾擔任麥肯錫公司發起的 NPP 公益創投基金常務副總裁， 負責機構的整體運營和發展。 說起這段職業經歷帶給他的收穫， 陶澤說：“當你有機會和那些國際知名的大企業的精英們一起共事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些很“可怕”的事情——你見到的這些人都比你聰明， 都比你有錢， 而且都比你努力!正因為曾和這樣的人在一起工作，
2009年， 陶澤正式加入基金會中心網， 迄今已是第九個年頭。 總結這近九年的工作， 陶澤用了一個詞：“無悔”。 他說前不久自己還在理事會上說， “從28歲幹到37歲， 從一個人幹到四口之家， 成為“兩個娃的爸”， 這中間經歷太多。 但我覺得我們還是做了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值得回味。 ”
讓陶澤覺得很有意思且津津樂道的是， 2010年， 基金會中心網正式成立後， 美國基金會中心那邊馬上有所反應和行動。 美國人有點“急眼”了——中國現在使用的是2010年的技術， 我們還採用的是1995年的技術， 美國必須馬上更新修改， 要不就落後了!美國基金會中心總裁借此契機馬上向美國基金會“討要糧草”，
“2017年我們開始研究資料科技和人工智慧， 技術上又有了改進， 下一步還將幫助印尼建立“印尼慈善資料中心”。 美國基金會中心總裁以中國基金會中心網進步為契機， 又展開了新的一輪6400萬美金的募集計畫， 全力投入慈善大資料領域， 力求保持全球領先優勢。
在陶澤看來， 從表面看這是兩個國家基金會中心的競合， 實則是中美這兩個大國之間在公益慈善之路上的追逐賽跑， 而中國人在這條賽道上也並沒有落後。
“工作壓力這麼大， 頹喪壓抑的時候怎麼開解自己?”
陶澤樂了：“背詩。”
“背的什麼詩，能量這麼強大……分享一下?”
陶澤這會兒有些“壞笑”的意思——“就背王國維的《人間詞話》，他講人生的三個境界講得好。”
“現在你在哪個境界了?”
“我覺得我好像一直處在這三個境界的輪回當中：剛解決一個問題，覺得眼前豁然明亮，有種“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開悟，突然又墜入“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的迷茫和尋找中，那就要鼓勵自己咬咬牙再堅持一下，此時必有種“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自勉自強。如此周而復始，迴圈不止。只要目標在那裡，我們就必須不斷地在螺旋式的上升中提升自己、完善自己。
訪談
互聯網是實現公益機構透明自律的最佳載體
《公益時報》：基金會中心網理事會的架構特點鮮明，既有公益元老商玉生，也有徐永光、康曉光等幾位行業專家，還有王行最、李勁、彭豔妮這樣一些有過海外留學和專業工作經驗的公益新銳。這樣的理事成員構成對基金會中心網發展的影響與作用體現在何處?
陶澤：理事會的幾位元老告訴我們：搭建“基金會中心網”這樣一個機構，早在1990年就有過思考和嘗試。1998年我們就註冊了功能變數名稱，2009年投入啟動籌備，直到2010年7月正式成立。這樣一段軌跡的回述，能夠讓大家更加瞭解這段歷史沿革，不忘初心。而王行最、李勁、彭豔妮這幾位的加入，可以幫助我們在機構建立之初就具備國際化的視野和目標。有了這個認知基礎，我們在員工招聘、資源拓展方面，就會主動和國際優秀機構建立聯繫，互通有無。這樣一個架構的配置，為我們團隊的健康發展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因。
2009年.徐永光、商玉生、顧曉今召集基金會中心網籌備會
《公益時報》：從有發心要做這件事到最終機構創辦，中間跨度差不多有20年時間。基金會中心網為什麼會選擇在2010年這個時間節點成立?
陶澤：按照我們創始理事長徐永光老師的話來說，選擇這一年成立基金會中心網是因為各種條件都具備了。2008年，汶川地震被稱為“中國公益元年”。2009年，清華大學鄧國勝教授寫了一篇文章，談1000億善款的去向問題，此事也在公益行業掀起一陣軒然大波。因為“善款到底是怎麼使用的”這的確是一個關鍵問題，不說清楚是肯定不行的。這也讓中國公益行業第一次有了一種緊迫感——我們公益機構的透明度該如何體現?否則下一次再出現問題的話，很可能公眾就不會再給我們機會了。透明和信任是慈善公益行業生存發展的底線，這個底線如果繃不住，將來肯定會出問題。
當時正好趕上徐永光老師帶著國內一個公益行業代表團到美國訪問，那次也拜訪了美國基金會中心。這家機構1957年成立，是個超過60年歷史的老牌機構。負責人介紹說，機構成立的背景也是因為當時美國慈善機構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一度受到公眾質疑，美國慈善基金會這個行業差點就被註銷、被“消滅”掉了。後來一些有遠見的基金會領導人就提出建議說，“若想將公眾的質疑打消，就必須採取公開透明的方式，告訴公眾和政府，我們捐贈人的每一分錢是怎麼花的，這樣彼此間才能建立信任。”
美國基金會中心成立後的很多年裡，都在嘗試用各種辦法來體現慈善公益機構的透明度。
拜訪中，美國基金會中心總裁向中國代表團現場演示了機構運行的一套資料化系統，比如嚴謹專業的分類、便捷快速的查詢功能。應該說這次訪問所見所聞，對後來我們創辦基金會中心網很有啟發。大家一致感慨說，多年來我們都想追求公益行業的透明自律，最後發現互聯網是最好的載體。回國之後，徐永光老師就開始四處奔走，呼籲行業內部同仁集思廣益想辦法，求共識，2010年7月8日，中國基金會中心網正式成立。
《公益時報》：這中間還順利嗎?
陶澤：這是一個從0到1的創舉，所以其實很難形容，酸甜苦辣都有。2010年3月，徐永光老師說：“我先定一個啟動的時間，就7月8日啟動吧!”那個時候，我們還什麼都沒有呢，啟動時間定了，然後大家就開始玩命幹。在這個過程中，當然也有很多困難，現在再回首過往，我覺得就是一種“不東”的精神——就像唐僧師徒四人一樣，即使歷經磨難，不取到真經，絕對不回到東土。那時候就沒有想過後退，只想著那個目標在哪裡，我們一起去實現那個目標。當時我們沒有自己的辦公室，就四處找地方;沒有資料，就一個一個的扒，再難那也得生扛著。當時有兩個年輕的女員工，為了多上幾條資訊，兩天兩宿沒有回家，晚上實在困得不行了，就在辦公桌上躺一會，睡醒了接著幹，那時候真的是一種艱苦創業的感覺。不誇張的說，我們理事會中的有些老師，為此從青春熬到了白頭了，好在夢想終於實現了。
基金會中心網成立那天，一個到訪的美國嘉賓告訴我們，你們2009年在美國訪問的時候表態說，回去之後也要創立一個自己的基金會中心網。當時我們覺得你們也就是那麼一說，我們也就當玩笑聽聽，但沒想到半年後就收到了你們的邀請函，來參加你們的啟動儀式，你們中國人還真敢幹哪!來之後我們心想就當給你們捧個場吧，沒想到今天現場就直接演示了你們的資料庫!真是太了不起了!
“數據腐敗”是自毀公信力
《公益時報》：根據基金會中心網介紹，你們目前主要是通過透明指數、資料中心、行業分析、資料榜單等幾個方面的指標對基金會進行綜合考量。發佈的標準和依據是什麼?如何保證這些資料資訊的客觀真實有效?資料資訊管控方面有否科學管理體系?
陶澤：這個問題是我們被問到最多的問題，因為大家都很關心，玩資料的人最怕資料造假，或者是“資料腐敗。”當時我們這個機構發起的初衷就是要促進行業資訊的透明公開，所以我們自身也很重視這個問題。你看我們叫“基金會中心網”，沒叫“慈善中心網”，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當時我們2010年成立的時候，對這個行業進行監管的主要是基金會、民非、社團等三大管理條例，那時候只有《基金會管理條例》中強調了基金會管理有資訊公開的責任。所以從一開始我們的理事會就明確了一點：我們所做的一切必須基於法律依託和支撐，這樣我們工作起來才會更名正言順。
目前我們的中基透明指數FTI是一套綜合指標、權重、資訊披露管道、完整度等參數，以排行榜單為呈現形式的基金會透明標準評價系統，由基本資訊、財務資訊和專案資訊三個方面41個客觀評價指標組成。在此基礎上，我們的資料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一個是民政部門向社會公開的資料;二是基金會自身通過不同管道公開的資料;另外就是基金會向我們提供EXCEL資訊表，提交我們需要的資訊。在提供資料的基礎上，我們不做評價，因為任何評價都難免會有價值觀的導向，所以我們的定位就是資訊披露平臺，只做資訊的搬運、只呈現客觀事實，其他的屬於仁者見仁。所以我們有專門的聲明：若屬於資料錄入錯誤導致的問題，那是我們的責任;但如果原始資料本身造假，與我們無關，由資料提供者自身承擔責任。
現在大家看到的評價體系其實更像是一個基金會“達標賽”，每家基金會最後都可能達標，就看你想不想達標，你能付出多大努力。
2010年.基金會中心網籌備會研討資訊公開指標體系
《公益時報》：那如果有一家基金會找你說“給你一百萬，你把我們機構的分值調高一點行不行?”你怎麼辦?
陶澤：聽上去很誘人，但只要你這麼做了，以後你就再也沒有公信力了。所以我們在最初設計指標的時候，就專門關注過你說的榜單“水分”問題。我們在設計透明指數的時候，把它做成了全客觀體系，裡面所設計的每一個分值我們CFC的人都是看不到的，電腦有它自己的一套演算法，我們只負責資料錄入。所以你要想花錢買高分值，讓電腦在計算過程中故意出錯，那你就去跟電腦談吧!(笑)
另外，我們會把涉及到的41個相關指標全部對外公開，我們在推行業透明度的時候，首先一定會確保我們自身是全透明的。這樣我們才能建立公信力。
《公益時報》：目前入駐基金會中心網的基金會有多少家?從近幾年統計的基金會綜合指標來看，你能否對當下國內基金會的發展現狀和趨勢有一個基本的歸納和預判?
陶澤：基金會中心網剛成立的時候是1857家基金會入駐，到今天為止，我們已經有將近6400家基金會入駐，差不多翻了3倍。這個變化當然是動態調整的，因為有新成立的，也有註銷的。從行業發展趨勢來看，一是更透明，二是更創新，三是更合作，最後就是更國際化。2010年我們成立的時候只有16%的基金會有資料披露，現在差不多90%以上的基金會能夠達到這個目標，這就使得公眾對公益慈善行業的發展瞭解起來更直觀更容易了;創新是從互聯網層面來看，比如線上線下籌款方式的創新，專案支援設計的創新;從合作這個角度看，就某一個共同的社會話題，行業內人士開始有自發意願且主動加強合作交流的認知。用老牛基金會秘書長雷永勝的話說，“目前有這麼多社會問題需要解決，而我們手頭的資源又這麼有限，咱們能不能借助抗日戰爭時期的戰略思想，就是‘集中優勢兵力，重點突破。’”國際化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扶貧基金會這幾年走得還是蠻“猛”的，在很多國家設立了他們的辦事機構;南京的愛德基金會，在瑞士日內瓦設立他們的辦公室，面向歐洲介紹自己，向世界傳播中國。
2015年.擔任“新興市場國家慈善論壇”組委會五常委之一
資訊化手段、可持續方式介紹公益慈善 唯中美兩國已實現
《公益時報》：從2009年基金會中心網開始籌備到成立，至今已經走過了八個年頭，它對於國內公益機構的發展進步意義何在?
陶澤：在基金會中心網成立之前，只有美國人能夠通過資料來介紹自己國家的公益慈善影響力，現在中國成為第二個有能力、用全面的客觀資料向全世界介紹本國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國家，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2017年.與UNDP簽約發起“慈善與可持續發展中國行動”.
《公益時報》：目前其他發達國家這塊內容屬於空白嗎?
陶澤：是的，目前只有美國和中國做得到，這絕對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從我國來說，此事能夠得以落地並且良性發展，源于我們的民政主管部門對於推動公益慈善事業透明公開重要性的先覺意識和高度前瞻性，因此這方面的立法比較到位。在此基礎上，民政部花了很多時間去制定資訊披露的範本，讓這個範本更易於被公眾理解和接受。同時，在實際操作方面，民政部門還將傳統的資料錄入方式做了創新，完全資訊化。你看，我們既有法律基礎，又有相對完善的資訊披露指標，最後採用資訊化使用手段，三位一體的情況下，我們的公益慈善資訊公開體系就比較到位了，公眾當然也能更好的使用這種資訊手段，在建立基本信任的基礎上，公益慈善的社會參與度自然會提升，這是一個良性迴圈。
《公益時報》：當下要解決的工作難點是什麼?
陶澤：就是要讓我們的資訊化手段更加普及，資訊技術更加專業化、精細化。目前我國有官方網站的基金會還不到40%，資料化發展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我們要加大力度、提升速度，將我們的工作儘快推向資料化發展的快車道。
2016京津冀慈展會.陶澤為部領導介紹情況
如何看待未來中國公益之路
《公益時報》：任何一個機構在創立之初都有自己的願景和使命。到現在為止，你們最初的構想是否實現?
陶澤：應該說走到現在，基本願景已經實現了。今天這些成績的取得，還是要得益於我們這些創始理事的眼光和格局。當時我們一位很重要的理事、時任中國扶貧基金會執行會長的何道峰先生，把我們三個主要負責人叫去“訓話”：“你們現在集中精力就是要幹好一件事——把這些資料弄清楚整明白了，別的什麼雜念都不要有。我們現在不缺做公關的、也不缺做培訓的，就缺能把這個資料錄全面、錄清楚的!如今這個社會，人們已經被互聯網衝擊的很浮躁了，總覺得幹啥事都要一年成功、三年上市、五年財務自由!如果都是這種價值觀的話，這個社會早就崩塌了!如果你不能踏下心來默默努力，你憑什麼在將來成功啊!”
2018年1月.聯合十家環境基金會共同發起“中國環境資助者網路”
《公益時報》：如何看待未來中國的公益之路?
陶澤：資源會越來越多，效率會越來越高，這是我近幾年一路走來看到的一個方向。首先從資源來看，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穩定性不斷地提升，大家的安全感越來越強的情況下，也自然更願意把個人財富作捐贈，相應地行業資源也就越來越豐富。效率方面，無論是政府主管部門的專業化水準和數位化水準，還是我們整個行業結合數位化水準帶動透明度的提升，都能在未來逐步引領行業走入大資料時代。而大資料時代帶給我們最直接的幫助就是能夠精准的做事情。像現在我們宣導“精准扶貧”，未來我們的行業精准化程度也會越來越高，比如環保、科技、醫療、文化、教育等領域，都會因此大踏步的前進。資源多了，效率高了，我們當然有理由相信，整個行業會因此更加蓬勃地發展。現在我們整個公益慈善行業的資產是1300億人民幣，年度支出是400億人民幣;目前美國基金會資產是8900億美金，年度支出是460億美金。差距肯定有，但中國經濟在不斷地朝前走，我相信未來公益慈善領域也會越來越好，因為我們是順勢而動、順風而行的。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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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文梅
責任編輯| 高文興 微信編輯 | 吳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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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澤樂了：“背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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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在哪個境界了?”
“我覺得我好像一直處在這三個境界的輪回當中：剛解決一個問題，覺得眼前豁然明亮，有種“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的開悟，突然又墜入“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的迷茫和尋找中，那就要鼓勵自己咬咬牙再堅持一下，此時必有種“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的自勉自強。如此周而復始，迴圈不止。只要目標在那裡，我們就必須不斷地在螺旋式的上升中提升自己、完善自己。
訪談
互聯網是實現公益機構透明自律的最佳載體
《公益時報》：基金會中心網理事會的架構特點鮮明，既有公益元老商玉生，也有徐永光、康曉光等幾位行業專家，還有王行最、李勁、彭豔妮這樣一些有過海外留學和專業工作經驗的公益新銳。這樣的理事成員構成對基金會中心網發展的影響與作用體現在何處?
陶澤：理事會的幾位元老告訴我們：搭建“基金會中心網”這樣一個機構，早在1990年就有過思考和嘗試。1998年我們就註冊了功能變數名稱，2009年投入啟動籌備，直到2010年7月正式成立。這樣一段軌跡的回述，能夠讓大家更加瞭解這段歷史沿革，不忘初心。而王行最、李勁、彭豔妮這幾位的加入，可以幫助我們在機構建立之初就具備國際化的視野和目標。有了這個認知基礎，我們在員工招聘、資源拓展方面，就會主動和國際優秀機構建立聯繫，互通有無。這樣一個架構的配置，為我們團隊的健康發展奠定了一個良好的基因。
2009年.徐永光、商玉生、顧曉今召集基金會中心網籌備會
《公益時報》：從有發心要做這件事到最終機構創辦，中間跨度差不多有20年時間。基金會中心網為什麼會選擇在2010年這個時間節點成立?
陶澤：按照我們創始理事長徐永光老師的話來說，選擇這一年成立基金會中心網是因為各種條件都具備了。2008年，汶川地震被稱為“中國公益元年”。2009年，清華大學鄧國勝教授寫了一篇文章，談1000億善款的去向問題，此事也在公益行業掀起一陣軒然大波。因為“善款到底是怎麼使用的”這的確是一個關鍵問題，不說清楚是肯定不行的。這也讓中國公益行業第一次有了一種緊迫感——我們公益機構的透明度該如何體現?否則下一次再出現問題的話，很可能公眾就不會再給我們機會了。透明和信任是慈善公益行業生存發展的底線，這個底線如果繃不住，將來肯定會出問題。
當時正好趕上徐永光老師帶著國內一個公益行業代表團到美國訪問，那次也拜訪了美國基金會中心。這家機構1957年成立，是個超過60年歷史的老牌機構。負責人介紹說，機構成立的背景也是因為當時美國慈善機構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一度受到公眾質疑，美國慈善基金會這個行業差點就被註銷、被“消滅”掉了。後來一些有遠見的基金會領導人就提出建議說，“若想將公眾的質疑打消，就必須採取公開透明的方式，告訴公眾和政府，我們捐贈人的每一分錢是怎麼花的，這樣彼此間才能建立信任。”
美國基金會中心成立後的很多年裡，都在嘗試用各種辦法來體現慈善公益機構的透明度。
拜訪中，美國基金會中心總裁向中國代表團現場演示了機構運行的一套資料化系統，比如嚴謹專業的分類、便捷快速的查詢功能。應該說這次訪問所見所聞，對後來我們創辦基金會中心網很有啟發。大家一致感慨說，多年來我們都想追求公益行業的透明自律，最後發現互聯網是最好的載體。回國之後，徐永光老師就開始四處奔走，呼籲行業內部同仁集思廣益想辦法，求共識，2010年7月8日，中國基金會中心網正式成立。
《公益時報》：這中間還順利嗎?
陶澤：這是一個從0到1的創舉，所以其實很難形容，酸甜苦辣都有。2010年3月，徐永光老師說：“我先定一個啟動的時間，就7月8日啟動吧!”那個時候，我們還什麼都沒有呢，啟動時間定了，然後大家就開始玩命幹。在這個過程中，當然也有很多困難，現在再回首過往，我覺得就是一種“不東”的精神——就像唐僧師徒四人一樣，即使歷經磨難，不取到真經，絕對不回到東土。那時候就沒有想過後退，只想著那個目標在哪裡，我們一起去實現那個目標。當時我們沒有自己的辦公室，就四處找地方;沒有資料，就一個一個的扒，再難那也得生扛著。當時有兩個年輕的女員工，為了多上幾條資訊，兩天兩宿沒有回家，晚上實在困得不行了，就在辦公桌上躺一會，睡醒了接著幹，那時候真的是一種艱苦創業的感覺。不誇張的說，我們理事會中的有些老師，為此從青春熬到了白頭了，好在夢想終於實現了。
基金會中心網成立那天，一個到訪的美國嘉賓告訴我們，你們2009年在美國訪問的時候表態說，回去之後也要創立一個自己的基金會中心網。當時我們覺得你們也就是那麼一說，我們也就當玩笑聽聽，但沒想到半年後就收到了你們的邀請函，來參加你們的啟動儀式，你們中國人還真敢幹哪!來之後我們心想就當給你們捧個場吧，沒想到今天現場就直接演示了你們的資料庫!真是太了不起了!
“數據腐敗”是自毀公信力
《公益時報》：根據基金會中心網介紹，你們目前主要是通過透明指數、資料中心、行業分析、資料榜單等幾個方面的指標對基金會進行綜合考量。發佈的標準和依據是什麼?如何保證這些資料資訊的客觀真實有效?資料資訊管控方面有否科學管理體系?
陶澤：這個問題是我們被問到最多的問題，因為大家都很關心，玩資料的人最怕資料造假，或者是“資料腐敗。”當時我們這個機構發起的初衷就是要促進行業資訊的透明公開，所以我們自身也很重視這個問題。你看我們叫“基金會中心網”，沒叫“慈善中心網”，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當時我們2010年成立的時候，對這個行業進行監管的主要是基金會、民非、社團等三大管理條例，那時候只有《基金會管理條例》中強調了基金會管理有資訊公開的責任。所以從一開始我們的理事會就明確了一點：我們所做的一切必須基於法律依託和支撐，這樣我們工作起來才會更名正言順。
目前我們的中基透明指數FTI是一套綜合指標、權重、資訊披露管道、完整度等參數，以排行榜單為呈現形式的基金會透明標準評價系統，由基本資訊、財務資訊和專案資訊三個方面41個客觀評價指標組成。在此基礎上，我們的資料來源主要有三個方面：一個是民政部門向社會公開的資料;二是基金會自身通過不同管道公開的資料;另外就是基金會向我們提供EXCEL資訊表，提交我們需要的資訊。在提供資料的基礎上，我們不做評價，因為任何評價都難免會有價值觀的導向，所以我們的定位就是資訊披露平臺，只做資訊的搬運、只呈現客觀事實，其他的屬於仁者見仁。所以我們有專門的聲明：若屬於資料錄入錯誤導致的問題，那是我們的責任;但如果原始資料本身造假，與我們無關，由資料提供者自身承擔責任。
現在大家看到的評價體系其實更像是一個基金會“達標賽”，每家基金會最後都可能達標，就看你想不想達標，你能付出多大努力。
2010年.基金會中心網籌備會研討資訊公開指標體系
《公益時報》：那如果有一家基金會找你說“給你一百萬，你把我們機構的分值調高一點行不行?”你怎麼辦?
陶澤：聽上去很誘人，但只要你這麼做了，以後你就再也沒有公信力了。所以我們在最初設計指標的時候，就專門關注過你說的榜單“水分”問題。我們在設計透明指數的時候，把它做成了全客觀體系，裡面所設計的每一個分值我們CFC的人都是看不到的，電腦有它自己的一套演算法，我們只負責資料錄入。所以你要想花錢買高分值，讓電腦在計算過程中故意出錯，那你就去跟電腦談吧!(笑)
另外，我們會把涉及到的41個相關指標全部對外公開，我們在推行業透明度的時候，首先一定會確保我們自身是全透明的。這樣我們才能建立公信力。
《公益時報》：目前入駐基金會中心網的基金會有多少家?從近幾年統計的基金會綜合指標來看，你能否對當下國內基金會的發展現狀和趨勢有一個基本的歸納和預判?
陶澤：基金會中心網剛成立的時候是1857家基金會入駐，到今天為止，我們已經有將近6400家基金會入駐，差不多翻了3倍。這個變化當然是動態調整的，因為有新成立的，也有註銷的。從行業發展趨勢來看，一是更透明，二是更創新，三是更合作，最後就是更國際化。2010年我們成立的時候只有16%的基金會有資料披露，現在差不多90%以上的基金會能夠達到這個目標，這就使得公眾對公益慈善行業的發展瞭解起來更直觀更容易了;創新是從互聯網層面來看，比如線上線下籌款方式的創新，專案支援設計的創新;從合作這個角度看，就某一個共同的社會話題，行業內人士開始有自發意願且主動加強合作交流的認知。用老牛基金會秘書長雷永勝的話說，“目前有這麼多社會問題需要解決，而我們手頭的資源又這麼有限，咱們能不能借助抗日戰爭時期的戰略思想，就是‘集中優勢兵力，重點突破。’”國際化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扶貧基金會這幾年走得還是蠻“猛”的，在很多國家設立了他們的辦事機構;南京的愛德基金會，在瑞士日內瓦設立他們的辦公室，面向歐洲介紹自己，向世界傳播中國。
2015年.擔任“新興市場國家慈善論壇”組委會五常委之一
資訊化手段、可持續方式介紹公益慈善 唯中美兩國已實現
《公益時報》：從2009年基金會中心網開始籌備到成立，至今已經走過了八個年頭，它對於國內公益機構的發展進步意義何在?
陶澤：在基金會中心網成立之前，只有美國人能夠通過資料來介紹自己國家的公益慈善影響力，現在中國成為第二個有能力、用全面的客觀資料向全世界介紹本國公益慈善事業發展的國家，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
2017年.與UNDP簽約發起“慈善與可持續發展中國行動”.
《公益時報》：目前其他發達國家這塊內容屬於空白嗎?
陶澤：是的，目前只有美國和中國做得到，這絕對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從我國來說，此事能夠得以落地並且良性發展，源于我們的民政主管部門對於推動公益慈善事業透明公開重要性的先覺意識和高度前瞻性，因此這方面的立法比較到位。在此基礎上，民政部花了很多時間去制定資訊披露的範本，讓這個範本更易於被公眾理解和接受。同時，在實際操作方面，民政部門還將傳統的資料錄入方式做了創新，完全資訊化。你看，我們既有法律基礎，又有相對完善的資訊披露指標，最後採用資訊化使用手段，三位一體的情況下，我們的公益慈善資訊公開體系就比較到位了，公眾當然也能更好的使用這種資訊手段，在建立基本信任的基礎上，公益慈善的社會參與度自然會提升，這是一個良性迴圈。
《公益時報》：當下要解決的工作難點是什麼?
陶澤：就是要讓我們的資訊化手段更加普及，資訊技術更加專業化、精細化。目前我國有官方網站的基金會還不到40%，資料化發展還有很大的上升空間。我們要加大力度、提升速度，將我們的工作儘快推向資料化發展的快車道。
2016京津冀慈展會.陶澤為部領導介紹情況
如何看待未來中國公益之路
《公益時報》：任何一個機構在創立之初都有自己的願景和使命。到現在為止，你們最初的構想是否實現?
陶澤：應該說走到現在，基本願景已經實現了。今天這些成績的取得，還是要得益於我們這些創始理事的眼光和格局。當時我們一位很重要的理事、時任中國扶貧基金會執行會長的何道峰先生，把我們三個主要負責人叫去“訓話”：“你們現在集中精力就是要幹好一件事——把這些資料弄清楚整明白了，別的什麼雜念都不要有。我們現在不缺做公關的、也不缺做培訓的，就缺能把這個資料錄全面、錄清楚的!如今這個社會，人們已經被互聯網衝擊的很浮躁了，總覺得幹啥事都要一年成功、三年上市、五年財務自由!如果都是這種價值觀的話，這個社會早就崩塌了!如果你不能踏下心來默默努力，你憑什麼在將來成功啊!”
2018年1月.聯合十家環境基金會共同發起“中國環境資助者網路”
《公益時報》：如何看待未來中國的公益之路?
陶澤：資源會越來越多，效率會越來越高，這是我近幾年一路走來看到的一個方向。首先從資源來看，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穩定性不斷地提升，大家的安全感越來越強的情況下，也自然更願意把個人財富作捐贈，相應地行業資源也就越來越豐富。效率方面，無論是政府主管部門的專業化水準和數位化水準，還是我們整個行業結合數位化水準帶動透明度的提升，都能在未來逐步引領行業走入大資料時代。而大資料時代帶給我們最直接的幫助就是能夠精准的做事情。像現在我們宣導“精准扶貧”，未來我們的行業精准化程度也會越來越高，比如環保、科技、醫療、文化、教育等領域，都會因此大踏步的前進。資源多了，效率高了，我們當然有理由相信，整個行業會因此更加蓬勃地發展。現在我們整個公益慈善行業的資產是1300億人民幣，年度支出是400億人民幣;目前美國基金會資產是8900億美金，年度支出是460億美金。差距肯定有，但中國經濟在不斷地朝前走，我相信未來公益慈善領域也會越來越好，因為我們是順勢而動、順風而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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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文梅
責任編輯| 高文興 微信編輯 | 吳麗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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