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也必須有好的作品”, 海外華文文學是以漢語為載體, 吐露華人生活願景與心靈歷程的文學, 也是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的平臺。
隨著中外交流的頻繁和穩定, 作家“海歸”成為一種現象, 相當數量的華文作家已將主要寫作時間放置於中國大陸。 再結合文學實績, 海外華文小說的中國故事書寫狀態, 從隔斷中的記憶轉向現時。 但當中國故事被反復凝練為特定的年代故事後, 就生髮出疑問:海外華文小說的中國故事有何特質?是否還有必要進行海外和大陸的中國故事區分?
變化體現在視角多元和情感節制
探究海外華文小說中中國故事個性, 首先需要明確兩個事實。 第一, 他者視角。 無論是在場(在中國)還是不在場(在海外), 無論是寫自己(親歷)還是寫他人(資料),
回到歷史現場。 一些台港暨海外華文小說家, 意識到年代故事的重複寫作, 繼而轉向新史料的發掘。 從2009年陳河的《沙撈越戰事》開始, 《金山》《南京安魂曲》《陸犯焉識》《瘋狂的榛子》《北鳶》《勞燕》, 都以史為本, 創造文學新意。 創作者運用不同的取材策略, 一是立足於自己掌握和整理的第一手材料, 即個人家族史, 如《陸犯焉識》《北鳶》《忽如歸》, 因此, 嚴歌苓、葛亮、戴小華講述的中國故事體現出不可複製性;二是通過扎實的案頭工作,
城市書寫。 在鄉土表述層面, 台港暨海外華文小說與大陸當代小說具有共性:以點(村、鎮)帶面(城、國)地展現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大陸農村生活變遷, 並且研究當下農村在城市化進程中遭遇的問題。 但前者也表示著對都會和傳奇的興趣, 城市動態就如葛亮在《浣熊》自序裡暗示的蝴蝶效應:“城市人更是如此, 誠惶誠恐,
文學的抒情性。從20世紀60年代留學生文學開始,台港暨海外華文小說中鋪設出一條文學的密道,直指充沛與包容的抒情。《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於梨華)、《謫仙記》(白先勇)、《中國人》(叢甦)、《二胡》(陳若曦)、《我們的歌》(趙淑俠)、《世紀末的華麗》(朱天文)、《與你同行》(陶然)、《叢林下的冰河》(查建英)、《天浴》(嚴歌苓)、《饑餓的女兒》(虹影)、《餘震》(張翎)、《圍棋少女》(山颯)、《朱雀》(葛亮)、《憐憫》(張惠雯)等,小說家的浪漫情懷鍛造出文學美感。他們以中國故事試探情感的柔韌度、以耐心接納人性的多變性、以詩意闡釋華人的文化認同。部分中國故事折射出明晰的中國古典美學,如《交錯的彼岸》《柳的四生》《北鳶》,作品設定個體意象或組合意象,再將其聚合成完整意境,文本輾轉著古典詩詞的明麗典雅,實現了興觀群怨的文學功能。古雅與浪漫都緣情而發,寫作者隱而不露地表達悲憫,用詩意的境界和溫柔敦厚的中和完成對現實境況的捕捉。以“70後”華人作家為例,從故事層面看,他們嘗試與世界的各種交流,表述自我和現時的經驗。從藝術層面看,小說所彰顯的中西文化融合是一種描述性(歐美文學)與抒情性(中國文學)的結合。
進一步深化中國經驗的世界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台港暨海外“70後”華人創作者,與大陸“70後”有共同的尋根訴求,他們自覺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將文化元素夯實於中國故事。對於海外華文文學,是否可將中國故事的外延擴大?不限於發生在中國的故事,也包含在海外的中國人(中國籍)的故事?華工史、留學史都是豐厚的史料儲備,也是中國故事可以探索的空間,相對于大陸作者,海外華人更有條件去記錄其中流轉的中國情懷。
另外,台港暨海外華文小說中中國故事雖然展示出一些有新意、有個性的寫作視角,但統觀總體,對題材寬廣度和藝術創新性的推動力度不及當前大陸小說,應該說,有新故事,可缺少新方法。閱讀同一主題的不同小說或是同一作家的系列作品,文本最觸動人心的點,往往是恒定的。海外華文小說家對中國文化,尤其是民間文化、地域文化,似乎更著力於歷史性講敘,而詩詞、繪畫、音樂、書法、建築等傳統文化元素令人欣喜地相繼進入小說,卻還主要停留於表現層面。文學創作一方面需推進對文化的典型性、精緻性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應考察中國文化對他國文化的影響,繼而進一步深化中國經驗的世界意義。
責編:產娟娟
文學的抒情性。從20世紀60年代留學生文學開始,台港暨海外華文小說中鋪設出一條文學的密道,直指充沛與包容的抒情。《又見棕櫚、又見棕櫚》(於梨華)、《謫仙記》(白先勇)、《中國人》(叢甦)、《二胡》(陳若曦)、《我們的歌》(趙淑俠)、《世紀末的華麗》(朱天文)、《與你同行》(陶然)、《叢林下的冰河》(查建英)、《天浴》(嚴歌苓)、《饑餓的女兒》(虹影)、《餘震》(張翎)、《圍棋少女》(山颯)、《朱雀》(葛亮)、《憐憫》(張惠雯)等,小說家的浪漫情懷鍛造出文學美感。他們以中國故事試探情感的柔韌度、以耐心接納人性的多變性、以詩意闡釋華人的文化認同。部分中國故事折射出明晰的中國古典美學,如《交錯的彼岸》《柳的四生》《北鳶》,作品設定個體意象或組合意象,再將其聚合成完整意境,文本輾轉著古典詩詞的明麗典雅,實現了興觀群怨的文學功能。古雅與浪漫都緣情而發,寫作者隱而不露地表達悲憫,用詩意的境界和溫柔敦厚的中和完成對現實境況的捕捉。以“70後”華人作家為例,從故事層面看,他們嘗試與世界的各種交流,表述自我和現時的經驗。從藝術層面看,小說所彰顯的中西文化融合是一種描述性(歐美文學)與抒情性(中國文學)的結合。
進一步深化中國經驗的世界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台港暨海外“70後”華人創作者,與大陸“70後”有共同的尋根訴求,他們自覺傳承中國傳統文化,將文化元素夯實於中國故事。對於海外華文文學,是否可將中國故事的外延擴大?不限於發生在中國的故事,也包含在海外的中國人(中國籍)的故事?華工史、留學史都是豐厚的史料儲備,也是中國故事可以探索的空間,相對于大陸作者,海外華人更有條件去記錄其中流轉的中國情懷。
另外,台港暨海外華文小說中中國故事雖然展示出一些有新意、有個性的寫作視角,但統觀總體,對題材寬廣度和藝術創新性的推動力度不及當前大陸小說,應該說,有新故事,可缺少新方法。閱讀同一主題的不同小說或是同一作家的系列作品,文本最觸動人心的點,往往是恒定的。海外華文小說家對中國文化,尤其是民間文化、地域文化,似乎更著力於歷史性講敘,而詩詞、繪畫、音樂、書法、建築等傳統文化元素令人欣喜地相繼進入小說,卻還主要停留於表現層面。文學創作一方面需推進對文化的典型性、精緻性的思考,另一方面也應考察中國文化對他國文化的影響,繼而進一步深化中國經驗的世界意義。
責編:產娟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