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97歲的于藍獨居在兒童電影製片廠的宿舍老樓裡， 有一個照顧她生活的保姆。 她住的兩居室裡， 一邊算是起居室， 一邊是書房， 書房牆上掛著三個鏡框， 中間是一張早年周總理接見她的照片， 左邊一幅是一位影迷給她畫的鉛筆素描， 右邊則是孫子專門給奶奶畫的一張油畫……
于藍臉上， 人們熟悉的明淨而剛毅的眼神依然， 言談中不時閃現著樂觀淡定。
周恩來讚揚， “于藍演了一個好媽媽”
在那張上世紀60年代初周總理接見她的照片上， 于藍一頭短髮， 白衫潔淨， 露出她標誌性的親和笑容。 那是總理于一次開會空隙，
于藍難忘與周恩來總理的多次見面
于藍演過的電影共有12部， 數量不算多， 但其中頗有幾個人物， 已成為中國人記憶中不可磨滅的銀幕形象。 對每一個角色的孕育， 于藍都像是對待孩子落地一般。 當年， 于藍讀到陶承的回憶錄《革命家庭》後心有所動， 建議將這部作品搬上銀幕， 後來， 她在電影裡主演了由家庭婦女轉變成為堅強革命母親的形象， 並因不凡演技，
被問及個人電影創作中最喜歡的銀幕角色時， 于藍不假思索地回答：“是江姐。 銀幕上的江姐是我電影藝術事業中的生命和靈魂。 ”1965年， 夏衍根據原創小說《紅岩》改編了故事片《烈火中永生》， 可是很少有人知道， 江姐形象亦是在於藍倡議下搬上銀幕的。 1961年， 生病住院的于藍在病床上閱讀小說《紅岩》後被打動， 萌生了要把英雄形象搬上銀幕的藝術衝動。 隨後幾年中， 于藍訪問了小說《紅岩》的原創作者和江姐的生前戰友， 寫下了30多萬字筆記。 這期間， 于藍發現江姐和她有著比較類似的人生經歷——江姐小時候做過童工， 後來在貧民小學校裡讀書； 于藍小時候家庭也比較貧困，
在《革命家庭》中飾演的母親（年輕時）
改名藍， 寓意“萬里無雲的藍天”
于藍生於1921年， 兩歲時隨父母移居哈爾濱。 她8歲那年母親患病去世， 不久繼母進了門， 她平日喜歡看“閒書”， 無形中也滋養著于藍。 于藍接觸了曹雪芹、施耐庵、羅貫中、托爾斯泰的一些作品。 1931年， “九·一八”事變爆發， 于藍隨家人逃到了張家口。 10歲的于藍第一次看到了國破家亡的慘景， 抗戰全面爆發後她一家人又遷徙至北平。 她被送進一所女子學校， 但只待了二十幾天就離開了。 “北平城像口活棺材， 不能再這麼待下去！”于藍內心在呐喊， 她決心找到抗日救亡隊伍。
在決定奔赴延安之前， 于藍曾躲避到同窗好友趙書鳳家中。 趙母給女兒改了個名字叫趙路，意寓一路順當平安。于藍便讓趙母也給自己改個名字，趙媽媽說：“你就叫藍吧，萬里無雲的藍天多好呀！”從此，她的原名“于佩文”便再也沒有用過。
《烈火中永生》工作照
左起：于藍、《紅岩》作者羅廣斌、稽啟明（甫志高扮演者）、王心剛（劉思楊扮演者）
在《烈火中永生》中飾演江姐
不久，于藍等十幾個熱血青年穿越封鎖線，經歷近兩個月艱難跋涉到達陝北延安。她在日記本上寫下了那個終生難忘的日子：1938年10月24日。她至今還記得當年渡黃河時的情景：他們坐在兩條大木船上，與數匹騾馬在洶湧澎湃的黃河激流中“飛渡”，真正體驗了《黃河大合唱》中描寫的驚心動魄的情景……
“到延安已經是晚上了，我們扔下背包就跑出去，走進一座舊教堂式的建築，裡面正在開幹部聯歡會。那時，我們還不太懂得什麼是幹部。只見所有人都穿著一樣的灰色制服，有人還打著綁腿，整整齊齊，顯得特別精神。一切都是全新的，看到這些，我激動得不得了。第二天一早，我們來到報到處填表，只見表格左邊有行豎排字：‘中華民族優秀兒女’；右邊是‘對革命無限忠誠’。看到這幾個字，一股說不出的情感撞擊著心頭……”她鄭重地在表上填寫上了自己的名字——于藍。八十年後的今天，她仍發自內心地說：“延安是世界上最艱苦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地方！”
在延安的歲月中，于藍先後在抗大、女大學習，晚上點著汽燈參加業餘演出，打小鐋鑼、跑龍套，都樂呵呵的。1942年5月30日那天，毛澤東主席來到延安魯藝，她坐的位置離主席很近，甚至看得到毛主席身上的衣服跟大家一樣，是大補丁連著小補丁，透著一股子親和勁。于藍回憶說：“當時吃的小米粥，是發黴的米加萵筍葉子，艱苦極了，還要開荒種地和演出，但大家生活得很愉快，有飯吃，還有自己喜歡的工作。”1939年2月，在延河邊的一個窯洞裡，于藍在黨旗下莊嚴宣誓。她說：“入黨對我是個鼓舞，鼓舞我去學習，去戰鬥，去做一個真正的人。”
于藍與田方，是“藍色”遇到了“紅色”
在延安，于藍還遇到了一生的愛人——田方。田方對她說：“我在延河邊上第一次看見你，就暗暗選中了你！”
于藍和田方在延安
1938年秋天于藍來到延安的時候，田方早就是一位“老革命”了，兩人年齡相差10歲。“老革命”能在一位美麗少女心目中留下美好印象，電影《壯志淩雲》對此功不可沒。原來，田方當年曾在這部影片裡面飾演一位樸實的農村青年，為了抗擊侵略者，割捨愛情壯烈犧牲。17歲的于藍看了電影后，便成為了田方的忠實“粉絲”。命運便是這樣神奇——如果當年于藍接觸田方的第一次看的是《日出》的話，演藝界恐怕就沒有這段美好姻緣了。田方在《日出》中扮演的是反面角色黑三，這個人物後來也曾讓于藍“恨”之入骨，乃至於藍身邊的姐妹們都“入戲”太深，得知田方要與于藍走到一塊兒，都奮力阻攔，堅決反對她嫁給戲臺上那個壞蛋。虧得那第一面的英雄形象，為于藍對田方產生好感定了調。再加上田方為人寬宏大度，對於藍呵護有加，縱使于藍有時耍點小性子，也遷就她……
更多觀眾認識田方，是從早已列為中國經典名片的《英雄兒女》中王文清政委一角開始的。田方高大而略有些佝僂，面容瘦削，刀削般深刻的皺紋配著充滿慈愛和智慧的眼神，他身上還透出軍人的威嚴氣質，總能讓人過目不忘。
于藍家的書櫃上擺放著田方的照片。她的相冊中則有一張她在戰爭年代與田方的合影，她摩挲著，輕輕地說：“我就剩下這一張老照片了。這一生我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了他。”
于藍深情回憶，從上海到延安，田方對中國電影做出了應有的貢獻。1949年10月，田方作為軍代表接管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前身北平電影製片廠並擔任廠長。然而，表演和管理不能兼顧。“如果不當領導，他該是一位優秀的電影演員，”于藍說，“田方離開了表演藝術，我自己倒是在銀幕上充分施展了才能。1954年，我考進中戲表演訓練班，當時兒子還小。田方送了我一個筆記本，扉頁上寫道，‘做一個好學生’，並要我不要牽掛孩子，家裡有他照應。這期間，兒子田壯壯患猩紅熱住院，醫院都下了病危通知，可田方怕影響我，愣是沒有告訴我，他一個人跑前跑後在醫院照看孩子……”
于藍和田方
1974年，田方患膽管癌去世，撇下了于藍和兩個兒子。“從此就剩下我一個人面對世界……我心頭永遠記著田方那豐富而深邃的目光，永遠記著他一生對我淳厚的摯愛。”多少悲愴痛苦，于藍都是在深夜獨自一人承受，她堅毅的外表下，其實藏著一顆女性柔弱的心。她說，好在自己的生活是辛勞與幸運並存的，與當今一些年輕影視明星比，她在物質上並不富有，甚至有些清貧，可自己一生都是在為信仰工作，為信仰而活……
老年人仍要自己找管道關心當今世界
如果忽略她滿頭銀絲，行動有些不便，光聽老人家談生活，是完全看不出眼前的于藍已經是身上動過8處手術、與癌症抗爭了近40年的老人。1978年，于藍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做過兩次乳腺全切術，第二次手術後，她每天都練太極劍和幾種養生氣功，無論冬夏忙閑，始終堅持鍛煉。和許多老人一樣，離休後的于藍一大愛好是寫字畫畫。她每天起床後先在屋子裡活動活動筋骨，然後看早間新聞，于藍說，央視一套和四套，一個國內新聞，一個國際新聞，是她獲得國內外新聞大事的主要管道，早晚必看。“老年人不能和社會脫節，要自己找方法找管道關心當今的世界，不能總去麻煩年輕人，他們都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粗茶淡飯，樸素樂觀，積極向上，是于藍保持年輕態的秘訣。于藍說，她並不用保健品，蔬菜水果吃得比較多，偶爾來一點紅燒肉，篤信“紅燒肉養顏”。“人要保持樂觀的生活態度，別留太多煩惱在心裡，學會排解，保持好的心情對健康很重要。”
于藍在書房裡
對於在電影中扮演的膾炙人口的形象，如今于藍不願意多提。她說，“我很早就離開銀幕了，作為一個演員我是幸運的，是那些角色讓人們還記得我。有生之年我是沒有機會再報答愛我的觀眾了”。于藍公開露面的機會比過去少多了，但是一旦有紀念周總理和鄧穎超同志的活動，便一定要去。“關心下一代”的事情，也是她從不推辭的。
組稿、編輯：伍斌
欄目主編：伍斌 文字編輯：伍斌 趙母給女兒改了個名字叫趙路，意寓一路順當平安。于藍便讓趙母也給自己改個名字，趙媽媽說：“你就叫藍吧，萬里無雲的藍天多好呀！”從此，她的原名“于佩文”便再也沒有用過。
《烈火中永生》工作照
左起：于藍、《紅岩》作者羅廣斌、稽啟明（甫志高扮演者）、王心剛（劉思楊扮演者）
在《烈火中永生》中飾演江姐
不久，于藍等十幾個熱血青年穿越封鎖線，經歷近兩個月艱難跋涉到達陝北延安。她在日記本上寫下了那個終生難忘的日子：1938年10月24日。她至今還記得當年渡黃河時的情景：他們坐在兩條大木船上，與數匹騾馬在洶湧澎湃的黃河激流中“飛渡”，真正體驗了《黃河大合唱》中描寫的驚心動魄的情景……
“到延安已經是晚上了，我們扔下背包就跑出去，走進一座舊教堂式的建築，裡面正在開幹部聯歡會。那時，我們還不太懂得什麼是幹部。只見所有人都穿著一樣的灰色制服，有人還打著綁腿，整整齊齊，顯得特別精神。一切都是全新的，看到這些，我激動得不得了。第二天一早，我們來到報到處填表，只見表格左邊有行豎排字：‘中華民族優秀兒女’；右邊是‘對革命無限忠誠’。看到這幾個字，一股說不出的情感撞擊著心頭……”她鄭重地在表上填寫上了自己的名字——于藍。八十年後的今天，她仍發自內心地說：“延安是世界上最艱苦的地方，也是世界上最快樂的地方！”
在延安的歲月中，于藍先後在抗大、女大學習，晚上點著汽燈參加業餘演出，打小鐋鑼、跑龍套，都樂呵呵的。1942年5月30日那天，毛澤東主席來到延安魯藝，她坐的位置離主席很近，甚至看得到毛主席身上的衣服跟大家一樣，是大補丁連著小補丁，透著一股子親和勁。于藍回憶說：“當時吃的小米粥，是發黴的米加萵筍葉子，艱苦極了，還要開荒種地和演出，但大家生活得很愉快，有飯吃，還有自己喜歡的工作。”1939年2月，在延河邊的一個窯洞裡，于藍在黨旗下莊嚴宣誓。她說：“入黨對我是個鼓舞，鼓舞我去學習，去戰鬥，去做一個真正的人。”
于藍與田方，是“藍色”遇到了“紅色”
在延安，于藍還遇到了一生的愛人——田方。田方對她說：“我在延河邊上第一次看見你，就暗暗選中了你！”
于藍和田方在延安
1938年秋天于藍來到延安的時候，田方早就是一位“老革命”了，兩人年齡相差10歲。“老革命”能在一位美麗少女心目中留下美好印象，電影《壯志淩雲》對此功不可沒。原來，田方當年曾在這部影片裡面飾演一位樸實的農村青年，為了抗擊侵略者，割捨愛情壯烈犧牲。17歲的于藍看了電影后，便成為了田方的忠實“粉絲”。命運便是這樣神奇——如果當年于藍接觸田方的第一次看的是《日出》的話，演藝界恐怕就沒有這段美好姻緣了。田方在《日出》中扮演的是反面角色黑三，這個人物後來也曾讓于藍“恨”之入骨，乃至於藍身邊的姐妹們都“入戲”太深，得知田方要與于藍走到一塊兒，都奮力阻攔，堅決反對她嫁給戲臺上那個壞蛋。虧得那第一面的英雄形象，為于藍對田方產生好感定了調。再加上田方為人寬宏大度，對於藍呵護有加，縱使于藍有時耍點小性子，也遷就她……
更多觀眾認識田方，是從早已列為中國經典名片的《英雄兒女》中王文清政委一角開始的。田方高大而略有些佝僂，面容瘦削，刀削般深刻的皺紋配著充滿慈愛和智慧的眼神，他身上還透出軍人的威嚴氣質，總能讓人過目不忘。
于藍家的書櫃上擺放著田方的照片。她的相冊中則有一張她在戰爭年代與田方的合影，她摩挲著，輕輕地說：“我就剩下這一張老照片了。這一生我最大的痛苦就是失去了他。”
于藍深情回憶，從上海到延安，田方對中國電影做出了應有的貢獻。1949年10月，田方作為軍代表接管北京電影製片廠的前身北平電影製片廠並擔任廠長。然而，表演和管理不能兼顧。“如果不當領導，他該是一位優秀的電影演員，”于藍說，“田方離開了表演藝術，我自己倒是在銀幕上充分施展了才能。1954年，我考進中戲表演訓練班，當時兒子還小。田方送了我一個筆記本，扉頁上寫道，‘做一個好學生’，並要我不要牽掛孩子，家裡有他照應。這期間，兒子田壯壯患猩紅熱住院，醫院都下了病危通知，可田方怕影響我，愣是沒有告訴我，他一個人跑前跑後在醫院照看孩子……”
于藍和田方
1974年，田方患膽管癌去世，撇下了于藍和兩個兒子。“從此就剩下我一個人面對世界……我心頭永遠記著田方那豐富而深邃的目光，永遠記著他一生對我淳厚的摯愛。”多少悲愴痛苦，于藍都是在深夜獨自一人承受，她堅毅的外表下，其實藏著一顆女性柔弱的心。她說，好在自己的生活是辛勞與幸運並存的，與當今一些年輕影視明星比，她在物質上並不富有，甚至有些清貧，可自己一生都是在為信仰工作，為信仰而活……
老年人仍要自己找管道關心當今世界
如果忽略她滿頭銀絲，行動有些不便，光聽老人家談生活，是完全看不出眼前的于藍已經是身上動過8處手術、與癌症抗爭了近40年的老人。1978年，于藍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做過兩次乳腺全切術，第二次手術後，她每天都練太極劍和幾種養生氣功，無論冬夏忙閑，始終堅持鍛煉。和許多老人一樣，離休後的于藍一大愛好是寫字畫畫。她每天起床後先在屋子裡活動活動筋骨，然後看早間新聞，于藍說，央視一套和四套，一個國內新聞，一個國際新聞，是她獲得國內外新聞大事的主要管道，早晚必看。“老年人不能和社會脫節，要自己找方法找管道關心當今的世界，不能總去麻煩年輕人，他們都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粗茶淡飯，樸素樂觀，積極向上，是于藍保持年輕態的秘訣。于藍說，她並不用保健品，蔬菜水果吃得比較多，偶爾來一點紅燒肉，篤信“紅燒肉養顏”。“人要保持樂觀的生活態度，別留太多煩惱在心裡，學會排解，保持好的心情對健康很重要。”
于藍在書房裡
對於在電影中扮演的膾炙人口的形象，如今于藍不願意多提。她說，“我很早就離開銀幕了，作為一個演員我是幸運的，是那些角色讓人們還記得我。有生之年我是沒有機會再報答愛我的觀眾了”。于藍公開露面的機會比過去少多了，但是一旦有紀念周總理和鄧穎超同志的活動，便一定要去。“關心下一代”的事情，也是她從不推辭的。
組稿、編輯：伍斌
欄目主編：伍斌 文字編輯：伍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