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陳怡 本文部分首發於上海科技報
復旦大學江灣校區， 視野開朗。 廣闊的草坪上， 黑色的大鳥、灰白的鴿子拍打著翅膀自由迴旋， 合歡花盛開， 池塘裡的荷葉半綠半黃。 這空寂校園裡的清麗美景， 不禁讓人想起一位植物學家——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鐘揚。 2017年9月25日， 鐘揚在去內蒙古城川民族幹部學院為民族地區幹部講課的出差途中遭遇車禍， 不幸逝世， 年僅53歲。 這位在熟人眼中“務實卻不拘泥， 認真卻不古板， 想著遠方卻從腳下開始， 以絢麗多姿的人生實現了他的諾言， 即使畫筆也難以繪出他多彩的性格和豐富的人生”的學者兼實幹家，
鐘揚和紅樹林
一個永遠充滿活力的人
鐘揚仿佛是一個永遠充滿活力不需要休息的人。 就在9月24日深夜12點， 身兼復旦大學研究生院院長的他還通過手機和同事聯繫， 約定9月26日給支部上黨課， 講講如何學習黃大年教授的先進事蹟。 復旦生科院辦公樓的門禁是專門裝了給鐘揚一個人用的， 這真不是搞什麼特權， 而是因為除了他， 沒有人經常要比門衛師傅睡覺時間還要晚地離開， 這樣做可以避免打擾門衛。 在西藏採樣， 團隊淩晨一點半睡覺， 清晨四點半， 學生已經隔著木板聽到他在隔壁敲打鍵盤的聲音。 他的鬧鐘淩晨3點響， 別人以為他是曾經鬧了提醒自己起床坐早班飛機，
雖然鐘揚身兼數職， 圈子裡卻流傳“有困難就找鐘老師”。 上海自然博物館圖文項目負責人之一鮑其泂正是懷著試一試的希望找到了鐘揚。 原本想著他實在太忙， 如果能利用他在圈內的人脈幫忙牽線或引薦， 就很感激了。 沒想到， 他二話不說就接下了要求高但回報少、時間緊卻週期長的“燙手山芋”。
上海自然博物館圖文文稿的內容涵蓋了天文、地質、生物、人文等學科， 文字要求兼顧準確性、前沿性和可讀性， 可以想見其創作過程之漫長和不易。 通常， 工作人員一天時間只能討論十幾塊圖文內容， 而整個自然博物館有將近500個知識圖文版塊。
鮑其泂回憶：“即便很忙， 鐘老師依然和我們坐在一起字斟句酌地討論每一段內容， 我們也很不客氣地把最難的部分都留給他。 在半年多的時間裡， 每次聽說鐘老師從西藏回上海了， 我們都會立刻去預約商討的時間， 他也總是爽快地答應， 哪怕只有半天時間， 也會趕過來和我們一起討論。 ”
不僅在圖文工作上， 對於自博館的標本，
圖為鐘揚在野外考察
上海自然博物館的徐蕾回憶第一次聽鐘揚講課的場景時說，那麼複雜的生物資訊學內容，被他舉重若輕地在談笑間就解釋清楚了，他就是那樣渾身洋溢著滿滿的才華和智慧，語言表達能力一流，任何事情或話題都能信手拈來，不僅言之有物，還風趣幽默之至。“後來我的同事們不管來自哪個部門、哪個崗位，也一次次證實了這一點，只要聽過一場鐘老師講座的同事，都會立刻對他‘路轉粉’，他的個人魅力、語言魅力、思想眼界是那麼獨樹一幟，在人群中立刻就能高高地凸顯出來，讓你想忘記都難。”徐蕾覺得：“鐘老師身上有那麼多優點，也許是天生稟賦使然，外人也難以模仿學習，但有一些方面，是值得我們銘記並認真學習的，那就是他自由、開放的思想和與人交往中的那種隨和與平易近人，還有他特別善於與人合作，包括各種跨界合作。他就是這樣一個亦師亦友、溫暖可靠的師長，與他在一起，總能吸收滿滿的正能量，獲取無盡的營養，從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個經歷豐富、從不埋怨環境、無懼困難、不去等待上天的安排，而是自己創造豐富的土壤、把自己長成一棵參天大樹，庇護著周圍的一切。”
在很多學生和同事眼中，鐘揚是被科研工作耽誤的段子手，擅長詩歌、散文、戲劇各種文體，語言幽默幹練，非常善於把一件事以通俗的方式向大家講述。工作中碰到的各種困難到了他那裡都變成了妙趣橫生的段子，連折磨他許久的痛風和高反也成了佐飯的調料。他人又特別豁達樂觀，說起自己有一次煤氣中毒被人拖出房搶救，都是樂呵呵的。他是個美食家，但要點不在吃美食，他的辦公室裡是成箱的速食麵，他知道怎麼做美食，還曾經想做一個關於地區生物多樣性與食物之間關係的研究。後來他把這些也編成了段子。
一位非常有眼界的科學家
對於鐘揚的跨界和對年輕一代的扶助，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助理趙斌也深有感觸。他告訴記者，鐘揚本科是無線電專業畢業的，後來去學植物學，起初別人認為他不是科班出生，有的人不是特別瞧得起他，但他自己打趣說：“大學本科，那不就是兩三年的學問嗎？我後面的人生還有不知道多少個兩三年呢，還怕學不好？”而正因為不是科班出身，他看問題總是能從外部與其他事情結合起來看。他後來能做許多事也與這有關。鐘揚後來任中國植物學會系統與進化植物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其實早在1989年的時候，陳家寬等我國著名的植物學家在香山組織召開中國植物學會系統與進化植物學會議，在兩位前輩漸漸淡出後，鐘揚已是那個會議的領軍人物。其後他在武漢也舉辦了一次又一次的青年研討會，這個研討會至今仍在繼續，中國植物學界現在比較有名的學者，不少是從這個平臺走向中國、走向世界的。
鐘揚在試種紅樹
因為曾經和鐘揚有過比較多的接觸，注意到他對事業永不枯竭的熱愛，他的那種投入和執著，被鐘揚戲稱為“中國物理學界第一名嘴”的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研究員曹則賢感到自己是榮幸的。鐘揚的突然離去，讓他陷入頓失摯友的沉痛。有時候他還是會到斯人已不見的復旦校園裡做研究生評估，這是鐘揚作為復旦研究生院院長時推進的一項事業——那些年，完全是借助於私人的情誼，鐘揚邀請到不同學科的朋友幫他約談復旦的研究生，告訴他復旦的研究生教育存在哪些問題，希望從中聽到最真實的意見。
曹則賢第一次見到學長鐘揚是2005年前後在美國加州的一次中美青年科學家會議上。會議期間，他發現旁邊飯桌上有一個人是天然的聚會中心，所有的人都坐著聽他講各種生活、科研方面的逸事，便也湊過去聽。第一眼，鐘揚就給曹則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活力迸發，非常幽默，最重要的是從一個還算內行的角度來看，你聽他的話能聽到養分，聽到真正知識性的東西。” 曹則賢說，接下來讓他印象深刻的是鐘揚的飯量：“大家看我的塊頭，應該說我飯量不小，但是我發現跟他比，我的飯量很差。這是有由來的：我們中科大有生物系、地球與空間科學系，還有天文系等，這一類的自然科學專業在後來的職業生涯中有一個必然的要求，就是要出野外，而一個出野外的人一定要能吃，因為時常會遇到斷頓的情況。所以他就要養成一個習慣：有食物的時候要多吃。因此，從一個人的言談、飯量等層面，就能夠反映出你是否遇到了一個真正的科學家。”
曹則賢清楚地記得自己第一次進到鐘揚的實驗室時，看到桌子上堆滿了各種書，書架上有一本特別顯眼的書，是關於海洋生物學的，講到各種貝殼和魚。曹則賢經過的時候拿起那本書，眼前一亮，突然想到：水、流體是非常難研究的，研究流體的人都會遇到一個方程叫“納維－斯托克斯方程”。他看那些魚的形狀時，突然覺得不應該把眼光落在魚身上，而要落到水身上。魚在水裡生活，它的形狀實際上相當於把水排開的那部分形狀，即所排開的水的形狀塑造了魚的形狀，或說魚的形狀恰恰反映了水流動時會出現的那種形態。“我覺得好像這些魚的形狀就是納維－斯托克斯方程的某些解的形式。然後我就非常高興地和鐘教授交流。他眼前一亮，說，我們要多交流，我們一定要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後來我們之間之所以交流得多了一些，也是因為我多少做了一些這樣的工作，我對植物學也比較感興趣，並從非生物學的角度以及從數學的角度做了一些研究。”說起這些的時候，曹則賢的眼睛裡依然閃亮著激動的光芒。
交往深入以後，曹則賢對鐘揚有了更多的認識。有時候曹則賢找他，他說自己不在上海，在西藏。曹則賢認為，作為一個植物學家去西藏是可以理解的，但鐘揚所做遠不止於此，他是一位非常有眼界的科學家。例如，從鐘揚的科普報告中大家可以注意到，簡短的幾句話中就有很多文化史。關於一個植物的發現，他會講植物本身的資訊，講植物怎麼造成農業進步，以及一個國家（紐西蘭）是怎麼在暗地裡把從中國引種或說偷種獼猴桃這件事情從文化上掩飾過去，同時讓那樣一個東西在整個國際市場上帶上濃濃的、自己本國的烙印的……“能夠看到這些全面的、不同的因素，其實對人的眼界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說鐘教授跟我談他經常去西藏，我一開始想，他研究植物去西藏這是天經地義的，但其實相當多的時候，他關注的是西藏的教育以及國家的民族政策問題。關於民族問題，其實鐘老師已經做了很多的努力。”曹則賢不久前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主辦的一期科教讀書會上告訴聽眾們。
綻放在高原的藏波羅花
本來就事務繁忙的鐘揚，成了援藏幹部後在家的時間就更少了。他的妻子張曉豔當時寬慰自己：等他3年援藏期結束，也就回來了，情況會越來越好的。可是每一期的援藏結束時，鐘揚都有無可辯駁的理由繼續——第一次是要盤點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當地的人才培養起來，第三次是要把學科帶到一個新的高度。
從高原到平原的不停切換，伴隨的是17種高原反應和醉氧，這些都需要極強的意志力來克服。鐘揚的心臟跳動已經到了臨界值，對身體的傷害很大，家人朋友也一直跟他說，必須要考慮健康問題。他總是說：“我知道，我想讓西藏的事業有個可持續的發展，到那時我會考慮留在內地幫助西藏。”
除了自己奉獻，鐘揚還一再邀請曹則賢等朋友和其他許多教授到西藏大學去講課。曾經西藏大學想申請一項將宇宙線和西藏對接起來的研究，但當時他們校內的學者做不到，於是他們的一個工作組就找到了復旦大學，找到了鐘揚。那天正好曹則賢在鐘揚那兒，鐘揚現場就給他佈置任務說：“你就坐在這兒，給我想，宇宙線怎麼和我們西藏的一些工作對接，把這個任務給我想出來。”
“大家知道西藏是高原，接受宇宙線強度比較大，我們中國的宇宙線觀測站就在西藏羊八井。當時我就想，西藏重要的是牧業、農業、植物，宇宙線關於粒子物理學的部分不就是西藏的事情？那麼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宇宙線在大氣層傳播以後的嬗變過程，以及嬗變過程的產物所造成的植物基因的突變過程，這就是西藏大學能夠找到的一個結合點。” 曹則賢感慨，鐘揚為了西藏大學的建設，真的是傾盡全力，運用了他所有能動用的資源去推進西藏的教育事業。
鐘揚在西藏考察 赴阿裡途中
2015年，鐘揚有過一次腦溢血。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經過這次大病，他會放慢工作的腳步。可是後來，他不僅沒有放慢，反而加快了。“他說他有一種緊迫感，希望老天再給他10年，讓他把這個人才梯隊真正帶起來。鐘揚剛剛到西藏大學的時候，那裡連碩士點都沒有。今年9月9日，是孩子們15歲生日，因為下午西藏大學的同事過來開會，他給在山東的小毛定了蛋糕，然後中午和大毛一起匆忙過了個生日。他非常高興地說起，西藏大學生態學科上了‘雙一流’，這是個很大榮譽，是西藏的第一個，看得出來他非常自豪。他在西藏開創性的工作，真的像一個繈褓裡的嬰兒，最後長成了偉岸的男子漢，讓他覺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在張曉豔眼中，在西藏工作16年的鐘揚對西藏的愛是深入骨髓的，包括他讓小兒子在上海的西藏班讀書，學習藏語，也是希望有一天兒子能繼承他的事業。
鐘揚去世後，曹則賢在自己的微信裡寫道：“我們注意到，有一個說法是我們要學習鐘揚老師的精神。我想，學習他的精神，也許是一件我們從內心深處願意做的事情，可是真的要學習他的工作方式和工作能力，我覺得我們絕大多數人是做不到的。” 在曹則賢的印象裡，鐘揚就像彈鋼琴那樣，十個手指頭一直在忙著，而且他是在忙著完全不同領域的事情：植物、生態、醫學……他之所以能這麼投入和執著，是因為他有能力。醫學方面，鐘揚也動用了自己所有的資源做研究。研究過程中遇到的許多問題，包括第一時間獲得的許多顯微照片，他都會發給曹則賢，說：“我知道你不懂病理學，也不懂這裡面的病例，但就從物理學家的角度，從力學、材料學的角度，你覺得你能看出什麼東西來？”作為鐘揚日常這些肉眼看不見的工作的一個回聲，趙國屏院士有一次在一場學術報告會上感歎：“鐘揚是一個真正的會聚科學家，我做SARS研究的時候，怎麼算，也是他幫我的。”
“我覺得我已經是願意為事業去奔忙的人，但是始終跟他沒法比。他給我的感覺是他始終在運轉、工作。你如果遇到他在做講座，他常常是講完了以後就收拾包，說我幾點的航班，馬上要走。”曹則賢向筆者回憶說：“有一天鐘揚給我來電話，讓我第二天上午9點去復旦做講座。我說明天上午9點的講座，你現在才跟我說？我這兒還有課呢。然後我查了一下，晚上去上海的航班沒有了，我可能趕不到。他說，我知道今晚到上海的航班沒有了，但是我知道今天晚上還有一個航班，是北京飛杭州的。你這麼做：你晚上講完課，馬上飛杭州，然後從杭州機場去杭州火車站，在那兒呆一晚上，坐第二天早晨第一班火車到虹橋，然後9點鐘你能趕到復旦，沒有問題……大家看看，這是一個人對他邀請的朋友的要求，就是你當晚去趕紅眼航班從北京到杭州，到杭州火車站後貓一夜，然後趕第二天清晨的第一趟火車，在早晨到達復旦。我想如果是換了其他人，對你提出這樣的要求，你會認為這是極為無禮的，但是如果你知道鐘老師的為人，知道他的工作過程，就會知道他覺得這是很正常的，因為他自己就是這麼生活的，他就是這樣的一個科學家。”
“在青藏高原海拔4000—5000米的沙石地，生長著一種喜光、耐寒、耐貧瘠的常見高山植物——藏波羅花。有一首藏族民歌寫道：世上多少玲瓏的花兒，出沒於雕樑畫棟；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羅花，在高山礫石間綻放。”鐘揚的第二位藏族博士生拉瓊告訴渴望更多地瞭解鐘揚的人們：“這是鐘老師生前最喜歡的一首藏族詩歌。鐘老師曾說過，在環境越惡劣的地方，生命力會越頑強。他就像這生在青藏高原的藏波羅花，深深紮根，頑強綻放。”倘若有人聯想鐘揚曾提及自己申請援藏的一個重要原因——“發現上海在我國的生物多樣性排名倒數第一，北京排名倒數第二。在這個兩個生物多樣性相對貧乏的地區，集中了我國生物多樣性研究差不多一半的人才”，這首民歌的歌詞更顯出深長的意味。
在復旦大學紀念鐘揚教授的追思堂，筆者看到塔里木大學敬獻的花圈，回想起他生前曾經有過的“最好在每一個少數民族培養一名研究生”的願望，也第一次知道，原來鐘揚老師生前還翻譯過不少科學文化作品，包括《大流感》《DNA博士：與沃森的坦誠對話》。復旦生命學院門口有一塊復旦校友贈送的石碑，上書“天物芸芸，各複其根”，筆者覺得用來描述鐘揚老師的離去恰好。又或如鐘揚教授的好友陳家寬教授所說：“此君本是天上人，閒時人間走一回。”鐘揚自己則曾在一次演講中笑侃：“假設一百多年以後還有癌症，假設那時候大家發現有一種植物有抗癌作用，然而由於氣候的變化，這個植物在西藏已經沒有了，但是一百多年前有個姓鐘的教授好像采過了。都一百多年了，姓不姓鐘有什麼關係呢？是不是教授又有什麼關係呢？”——人皆有其歸時和歸處，一生得天下人如此敬愛，足矣。
2012年4月，歷經艱辛徵集到的溫泉蛇終於運抵上海。當時接手兩栖爬行類動物徵集任務的劉漫萍回憶說：“後來通過鐘老師，我們又成功地徵集了8個高山蛙標本。這些標本的獲得，為青藏高原的形成和隆起學說提供了展示的標本物證。”
圖為鐘揚在野外考察
上海自然博物館的徐蕾回憶第一次聽鐘揚講課的場景時說，那麼複雜的生物資訊學內容，被他舉重若輕地在談笑間就解釋清楚了，他就是那樣渾身洋溢著滿滿的才華和智慧，語言表達能力一流，任何事情或話題都能信手拈來，不僅言之有物，還風趣幽默之至。“後來我的同事們不管來自哪個部門、哪個崗位，也一次次證實了這一點，只要聽過一場鐘老師講座的同事，都會立刻對他‘路轉粉’，他的個人魅力、語言魅力、思想眼界是那麼獨樹一幟，在人群中立刻就能高高地凸顯出來，讓你想忘記都難。”徐蕾覺得：“鐘老師身上有那麼多優點，也許是天生稟賦使然，外人也難以模仿學習，但有一些方面，是值得我們銘記並認真學習的，那就是他自由、開放的思想和與人交往中的那種隨和與平易近人，還有他特別善於與人合作，包括各種跨界合作。他就是這樣一個亦師亦友、溫暖可靠的師長，與他在一起，總能吸收滿滿的正能量，獲取無盡的營養，從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個經歷豐富、從不埋怨環境、無懼困難、不去等待上天的安排，而是自己創造豐富的土壤、把自己長成一棵參天大樹，庇護著周圍的一切。”
在很多學生和同事眼中，鐘揚是被科研工作耽誤的段子手，擅長詩歌、散文、戲劇各種文體，語言幽默幹練，非常善於把一件事以通俗的方式向大家講述。工作中碰到的各種困難到了他那裡都變成了妙趣橫生的段子，連折磨他許久的痛風和高反也成了佐飯的調料。他人又特別豁達樂觀，說起自己有一次煤氣中毒被人拖出房搶救，都是樂呵呵的。他是個美食家，但要點不在吃美食，他的辦公室裡是成箱的速食麵，他知道怎麼做美食，還曾經想做一個關於地區生物多樣性與食物之間關係的研究。後來他把這些也編成了段子。
一位非常有眼界的科學家
對於鐘揚的跨界和對年輕一代的扶助，復旦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助理趙斌也深有感觸。他告訴記者，鐘揚本科是無線電專業畢業的，後來去學植物學，起初別人認為他不是科班出生，有的人不是特別瞧得起他，但他自己打趣說：“大學本科，那不就是兩三年的學問嗎？我後面的人生還有不知道多少個兩三年呢，還怕學不好？”而正因為不是科班出身，他看問題總是能從外部與其他事情結合起來看。他後來能做許多事也與這有關。鐘揚後來任中國植物學會系統與進化植物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其實早在1989年的時候，陳家寬等我國著名的植物學家在香山組織召開中國植物學會系統與進化植物學會議，在兩位前輩漸漸淡出後，鐘揚已是那個會議的領軍人物。其後他在武漢也舉辦了一次又一次的青年研討會，這個研討會至今仍在繼續，中國植物學界現在比較有名的學者，不少是從這個平臺走向中國、走向世界的。
鐘揚在試種紅樹
因為曾經和鐘揚有過比較多的接觸，注意到他對事業永不枯竭的熱愛，他的那種投入和執著，被鐘揚戲稱為“中國物理學界第一名嘴”的中國科學院物理所研究員曹則賢感到自己是榮幸的。鐘揚的突然離去，讓他陷入頓失摯友的沉痛。有時候他還是會到斯人已不見的復旦校園裡做研究生評估，這是鐘揚作為復旦研究生院院長時推進的一項事業——那些年，完全是借助於私人的情誼，鐘揚邀請到不同學科的朋友幫他約談復旦的研究生，告訴他復旦的研究生教育存在哪些問題，希望從中聽到最真實的意見。
曹則賢第一次見到學長鐘揚是2005年前後在美國加州的一次中美青年科學家會議上。會議期間，他發現旁邊飯桌上有一個人是天然的聚會中心，所有的人都坐著聽他講各種生活、科研方面的逸事，便也湊過去聽。第一眼，鐘揚就給曹則賢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活力迸發，非常幽默，最重要的是從一個還算內行的角度來看，你聽他的話能聽到養分，聽到真正知識性的東西。” 曹則賢說，接下來讓他印象深刻的是鐘揚的飯量：“大家看我的塊頭，應該說我飯量不小，但是我發現跟他比，我的飯量很差。這是有由來的：我們中科大有生物系、地球與空間科學系，還有天文系等，這一類的自然科學專業在後來的職業生涯中有一個必然的要求，就是要出野外，而一個出野外的人一定要能吃，因為時常會遇到斷頓的情況。所以他就要養成一個習慣：有食物的時候要多吃。因此，從一個人的言談、飯量等層面，就能夠反映出你是否遇到了一個真正的科學家。”
曹則賢清楚地記得自己第一次進到鐘揚的實驗室時，看到桌子上堆滿了各種書，書架上有一本特別顯眼的書，是關於海洋生物學的，講到各種貝殼和魚。曹則賢經過的時候拿起那本書，眼前一亮，突然想到：水、流體是非常難研究的，研究流體的人都會遇到一個方程叫“納維－斯托克斯方程”。他看那些魚的形狀時，突然覺得不應該把眼光落在魚身上，而要落到水身上。魚在水裡生活，它的形狀實際上相當於把水排開的那部分形狀，即所排開的水的形狀塑造了魚的形狀，或說魚的形狀恰恰反映了水流動時會出現的那種形態。“我覺得好像這些魚的形狀就是納維－斯托克斯方程的某些解的形式。然後我就非常高興地和鐘教授交流。他眼前一亮，說，我們要多交流，我們一定要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後來我們之間之所以交流得多了一些，也是因為我多少做了一些這樣的工作，我對植物學也比較感興趣，並從非生物學的角度以及從數學的角度做了一些研究。”說起這些的時候，曹則賢的眼睛裡依然閃亮著激動的光芒。
交往深入以後，曹則賢對鐘揚有了更多的認識。有時候曹則賢找他，他說自己不在上海，在西藏。曹則賢認為，作為一個植物學家去西藏是可以理解的，但鐘揚所做遠不止於此，他是一位非常有眼界的科學家。例如，從鐘揚的科普報告中大家可以注意到，簡短的幾句話中就有很多文化史。關於一個植物的發現，他會講植物本身的資訊，講植物怎麼造成農業進步，以及一個國家（紐西蘭）是怎麼在暗地裡把從中國引種或說偷種獼猴桃這件事情從文化上掩飾過去，同時讓那樣一個東西在整個國際市場上帶上濃濃的、自己本國的烙印的……“能夠看到這些全面的、不同的因素，其實對人的眼界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說鐘教授跟我談他經常去西藏，我一開始想，他研究植物去西藏這是天經地義的，但其實相當多的時候，他關注的是西藏的教育以及國家的民族政策問題。關於民族問題，其實鐘老師已經做了很多的努力。”曹則賢不久前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主辦的一期科教讀書會上告訴聽眾們。
綻放在高原的藏波羅花
本來就事務繁忙的鐘揚，成了援藏幹部後在家的時間就更少了。他的妻子張曉豔當時寬慰自己：等他3年援藏期結束，也就回來了，情況會越來越好的。可是每一期的援藏結束時，鐘揚都有無可辯駁的理由繼續——第一次是要盤點青藏高原的植物家底，第二次是要把西藏當地的人才培養起來，第三次是要把學科帶到一個新的高度。
從高原到平原的不停切換，伴隨的是17種高原反應和醉氧，這些都需要極強的意志力來克服。鐘揚的心臟跳動已經到了臨界值，對身體的傷害很大，家人朋友也一直跟他說，必須要考慮健康問題。他總是說：“我知道，我想讓西藏的事業有個可持續的發展，到那時我會考慮留在內地幫助西藏。”
除了自己奉獻，鐘揚還一再邀請曹則賢等朋友和其他許多教授到西藏大學去講課。曾經西藏大學想申請一項將宇宙線和西藏對接起來的研究，但當時他們校內的學者做不到，於是他們的一個工作組就找到了復旦大學，找到了鐘揚。那天正好曹則賢在鐘揚那兒，鐘揚現場就給他佈置任務說：“你就坐在這兒，給我想，宇宙線怎麼和我們西藏的一些工作對接，把這個任務給我想出來。”
“大家知道西藏是高原，接受宇宙線強度比較大，我們中國的宇宙線觀測站就在西藏羊八井。當時我就想，西藏重要的是牧業、農業、植物，宇宙線關於粒子物理學的部分不就是西藏的事情？那麼這裡面最重要的就是宇宙線在大氣層傳播以後的嬗變過程，以及嬗變過程的產物所造成的植物基因的突變過程，這就是西藏大學能夠找到的一個結合點。” 曹則賢感慨，鐘揚為了西藏大學的建設，真的是傾盡全力，運用了他所有能動用的資源去推進西藏的教育事業。
鐘揚在西藏考察 赴阿裡途中
2015年，鐘揚有過一次腦溢血。幾乎所有人都認為經過這次大病，他會放慢工作的腳步。可是後來，他不僅沒有放慢，反而加快了。“他說他有一種緊迫感，希望老天再給他10年，讓他把這個人才梯隊真正帶起來。鐘揚剛剛到西藏大學的時候，那裡連碩士點都沒有。今年9月9日，是孩子們15歲生日，因為下午西藏大學的同事過來開會，他給在山東的小毛定了蛋糕，然後中午和大毛一起匆忙過了個生日。他非常高興地說起，西藏大學生態學科上了‘雙一流’，這是個很大榮譽，是西藏的第一個，看得出來他非常自豪。他在西藏開創性的工作，真的像一個繈褓裡的嬰兒，最後長成了偉岸的男子漢，讓他覺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在張曉豔眼中，在西藏工作16年的鐘揚對西藏的愛是深入骨髓的，包括他讓小兒子在上海的西藏班讀書，學習藏語，也是希望有一天兒子能繼承他的事業。
鐘揚去世後，曹則賢在自己的微信裡寫道：“我們注意到，有一個說法是我們要學習鐘揚老師的精神。我想，學習他的精神，也許是一件我們從內心深處願意做的事情，可是真的要學習他的工作方式和工作能力，我覺得我們絕大多數人是做不到的。” 在曹則賢的印象裡，鐘揚就像彈鋼琴那樣，十個手指頭一直在忙著，而且他是在忙著完全不同領域的事情：植物、生態、醫學……他之所以能這麼投入和執著，是因為他有能力。醫學方面，鐘揚也動用了自己所有的資源做研究。研究過程中遇到的許多問題，包括第一時間獲得的許多顯微照片，他都會發給曹則賢，說：“我知道你不懂病理學，也不懂這裡面的病例，但就從物理學家的角度，從力學、材料學的角度，你覺得你能看出什麼東西來？”作為鐘揚日常這些肉眼看不見的工作的一個回聲，趙國屏院士有一次在一場學術報告會上感歎：“鐘揚是一個真正的會聚科學家，我做SARS研究的時候，怎麼算，也是他幫我的。”
“我覺得我已經是願意為事業去奔忙的人，但是始終跟他沒法比。他給我的感覺是他始終在運轉、工作。你如果遇到他在做講座，他常常是講完了以後就收拾包，說我幾點的航班，馬上要走。”曹則賢向筆者回憶說：“有一天鐘揚給我來電話，讓我第二天上午9點去復旦做講座。我說明天上午9點的講座，你現在才跟我說？我這兒還有課呢。然後我查了一下，晚上去上海的航班沒有了，我可能趕不到。他說，我知道今晚到上海的航班沒有了，但是我知道今天晚上還有一個航班，是北京飛杭州的。你這麼做：你晚上講完課，馬上飛杭州，然後從杭州機場去杭州火車站，在那兒呆一晚上，坐第二天早晨第一班火車到虹橋，然後9點鐘你能趕到復旦，沒有問題……大家看看，這是一個人對他邀請的朋友的要求，就是你當晚去趕紅眼航班從北京到杭州，到杭州火車站後貓一夜，然後趕第二天清晨的第一趟火車，在早晨到達復旦。我想如果是換了其他人，對你提出這樣的要求，你會認為這是極為無禮的，但是如果你知道鐘老師的為人，知道他的工作過程，就會知道他覺得這是很正常的，因為他自己就是這麼生活的，他就是這樣的一個科學家。”
“在青藏高原海拔4000—5000米的沙石地，生長著一種喜光、耐寒、耐貧瘠的常見高山植物——藏波羅花。有一首藏族民歌寫道：世上多少玲瓏的花兒，出沒於雕樑畫棟；唯有那孤傲的藏波羅花，在高山礫石間綻放。”鐘揚的第二位藏族博士生拉瓊告訴渴望更多地瞭解鐘揚的人們：“這是鐘老師生前最喜歡的一首藏族詩歌。鐘老師曾說過，在環境越惡劣的地方，生命力會越頑強。他就像這生在青藏高原的藏波羅花，深深紮根，頑強綻放。”倘若有人聯想鐘揚曾提及自己申請援藏的一個重要原因——“發現上海在我國的生物多樣性排名倒數第一，北京排名倒數第二。在這個兩個生物多樣性相對貧乏的地區，集中了我國生物多樣性研究差不多一半的人才”，這首民歌的歌詞更顯出深長的意味。
在復旦大學紀念鐘揚教授的追思堂，筆者看到塔里木大學敬獻的花圈，回想起他生前曾經有過的“最好在每一個少數民族培養一名研究生”的願望，也第一次知道，原來鐘揚老師生前還翻譯過不少科學文化作品，包括《大流感》《DNA博士：與沃森的坦誠對話》。復旦生命學院門口有一塊復旦校友贈送的石碑，上書“天物芸芸，各複其根”，筆者覺得用來描述鐘揚老師的離去恰好。又或如鐘揚教授的好友陳家寬教授所說：“此君本是天上人，閒時人間走一回。”鐘揚自己則曾在一次演講中笑侃：“假設一百多年以後還有癌症，假設那時候大家發現有一種植物有抗癌作用，然而由於氣候的變化，這個植物在西藏已經沒有了，但是一百多年前有個姓鐘的教授好像采過了。都一百多年了，姓不姓鐘有什麼關係呢？是不是教授又有什麼關係呢？”——人皆有其歸時和歸處，一生得天下人如此敬愛，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