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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殷弘：戰略保守主義的中國範例-兩漢人物的論辯
作者：時殷弘，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教授；歷史學博士
人口多達13億的當代中國的對外政策有其壓倒性的國內功能。 事實上， 完全可以從悠久的古老中國主流傳統、特別是“對外政策文化”主流傳統中， 找到這一點的頗大部分淵源。 在中國的悠久政治經驗內， 有一種哲理性和現實感兼備的、集中致力於中國自身穩定和繁榮的“戰略保守主義”。 它完全契合從族裔／文化差異和地緣距離出發的、關於華夏與“蠻夷”之間的哲理關係的儒家意識形態，
然而， 中國的強勁崛起,國內增長對外部資源的迅速增大的依賴， 西方的影響力相對衰減與其內外失序傾向帶來的機會， 還有更大的民族榮耀的廣泛天然吸引力， 等等， 有可能結合起來導致對外態勢的基本變化， 使中國改變壓倒性的國內優先慣例。 我們必須希望， 基於改革開放以來多年經驗的、審慎和耐心的戰略文化，
當前， 有一個可謂基本的戰略問題與能否堅持有益的戰略保守主義傳統、能否堅持應當經久的和平發展國家方向緊密相關， 那就是戰略衝勁與戰略審慎的平衡， 而這種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堅定的戰略輕重緩急意識， 避免四面出擊的傾向。 在有廣泛的戰略鋪局和強勁的戰略衝勁的同時， 尤其需要確定和堅持合理的戰略重點， 首先追求在這重點上集中的戰略決勝。 此乃一項重要的戰略原則或常理， 猶如《後漢書·鄭孔荀列傳》記載的、東漢瓦解時期天才的戰略家荀彧給其統帥曹操的戰略諫言所雲，
本著這樣的當今關懷， 回顧一下中國古代史中某些戰略保守主義的範例是有益的。 在此， 可以選取兩漢賈捐之、劉安、杜欽、魯恭和蔡邕的論辯， 並且用一種評注式的方法（方括號內的文字是評注， 其中黑體字是筆者的評論， 非黑體字為注文；其他文字系原文摘錄。 本文所用《漢書》系中華書局1962年版,《後漢書》為中華書局1965年版），
1《漢書》卷六十四下《嚴硃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摘錄和評注
［賈捐之論棄珠厓］
［賈捐之， 天才賈誼的曾孫， 諫言反對漢元帝（西元前４８—前３３年在位）對在被征服的海南島反復不已的地方造反作大規模武力鎮壓， 此即《賈捐之論棄珠厓》。 ］
賈捐之字君房， 賈誼之曾孫也。 元帝初即位， 上疏言得失， 召待詔金馬門。
初， 武帝征南越， 元封元年［前110年］立儋［ｄāｎ］耳、珠厓（崖）郡， 皆在南方海中洲［今海南島］居， 廣袤可千里， 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 ［珠崖：一個被征服但極難被馴服的邊疆蠻夷地區， “數年一反”；漢帝國的大頭痛處：］其民暴惡， 自以阻絕， 數犯吏禁， 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前87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並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珠厓三縣複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前53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叛）逆節，而雲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他諫言反對以大規模武力鎮壓反復不已的珠崖地方。］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拳拳）。
［“初始”儒家（和前儒家）關於華夏-蠻夷關係的思想的要則之一,它有蘊涵的戰略理由：］臣聞堯舜，聖之盛也……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北方］南［南方］暨（及）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文化、道德和戰略意義上的精言大意！當然，作為籠統的哲理原則，可以有、有時也必須有重大例外，特別在深刻地涉及華夏民族及其國家的嚴格意義上的安全時。］故君臣歌德［王先謙曰：“帝庸作歌，皋陶載展。此所謂‘君臣歌德’。”按“帝庸作歌”云云，見《尚書·益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越裳氏：即南越。重九譯：謂遠方使者來，因九譯言語乃通］，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兵革”有其強弩之末，受制於地緣距離和文化差異。］及其衰也，南征不還［指周昭王南征不復］，齊桓救其難［齊桓公伐楚以尊周（王先謙說）］，孔子定其文［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秦帝國的可怕教訓，即被認為的過度的軍事帝國主義：］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叛）,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沈欽韓曰：“《河水注》引揚泉《物理論》曰：‘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舉：養育），生女哺（餵食）用脯（［男人專用的］幹肉）。不見長城下，列骸相支柱。”］
［漢帝國的“現代”歷史教訓，既有積極的，亦有消極的。］
［初漢壓倒性地集中於靠最小程度賦稅、“偃武行文”和皇家節約促進經濟恢復和發展，並且由此奠定了軍事力量的經濟／財政基礎。］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憫）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鸞旗車，漢帝車之前驅］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裡,師行三十裡，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安之：言何去。］於是還馬,與道裡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然而，所有上述偉大的財富和力量累積，後來都被武帝的全方位大規模遠征和擴張耗費殆盡。］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前117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此時漢已經多次征伐匈奴，人力、物力損失巨大，以至於府庫空虛，豈有“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之事？故劉奉世疑曰：“或者誤以‘建元’為‘元狩’歟？”］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取資富民，以供軍費］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當為九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武帝軍事帝國主義的嚴重社會後果和政治後果：］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于前，子鬥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陳直雲：“公孫勇詐為使者，在武帝征和三年，見本書《功臣表》及《田廣明傳》，與淮南王安時代不接，恐為捐之之誤記。”］是皆廓（擴）地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帝國過度伸展系自招危機，自招失敗。］
［為呼籲放棄極南端“無價值”的蠻夷地區而訴諸帝國腹心地區的社會穩定和繁榮——他的對元帝最有說服力的論點：］
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枕籍，縱橫相枕而臥］于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忿怒貌］之忿，欲驅士眾擠［排擠］之（至）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同“專專”，蠢蒙無知貌］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玳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廣義的成本效益估量支配的戰略論辯和戰略判斷。對蠻夷的種族／文化歧視遠非他的核心論據。］
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指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羌反之事，是時遣趙充國等擊西羌﹐獲萬餘人］，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于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帝國大軍遠程征伐是一樁花費極大的事業！］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對周邊及其外的未化或不化蠻夷的征服和統治並無益處，而且自招失敗。這一論點符合儒家的帝國哲學和信條。］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他的論辯贏了，有深厚傳統和儒家意識形態支持的戰略保守主義贏了。］
對奏，上以問丞相禦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乃從之。［他的論辯贏了。武力鎮壓的巨大成本——它傷害在腹心地區的統治——和成功希望的大不確定是決定因素。］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叛）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旨）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孤疑辟（避）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戰略輕重緩急次序終於變得合理分明。］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避）不嫌［不足羞］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君主作出了一個戰略選擇：選擇在緊要利益意義上的實質，儘管喪失了某些聲譽和虛榮。］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強。”珠厓由是罷。
2《漢書》卷六十四上《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摘錄和評注
［劉安諫阻東南向遠征］
［《淮南王劉安諫伐閩越書》——一項很有價值的政治文獻，戰略保守主義的系統論辯，從戰略（而非道德）視野指責“軍事帝國主義”。］建元三年［前138年］，閩越舉兵圍東甌［閩越與東甌：《史記·東越列傳》載：（兩個半蠻夷王國被大一統帝國取消，然後通過參加革命和“正確”一方的戰爭而得到恢復：）閩越◇集解韋昭曰：“東越之別名。”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索隱徐廣雲一作“駱”，是上雲“歐駱”，不姓騶。秦已並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索隱案：為閩州。□正義今閩州又改為福也。及諸侯畔（叛）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集解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前202年）複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前192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集解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雲。”都東甌，◇集解徐廣曰：“今之永寧也。”世俗號為東甌王］,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復，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嚴）助［時為丞相］［他，作為與初即位的武帝過往密切的近臣，可能更知道這位年輕君主的非常蓬勃的性格，連同憧憬一個擴張著的真正帝國的抱負。］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訴，又何以子萬國乎？”［他訴諸“帝國責任”，同時沒有忘記基於帝國能力的可行性問題。］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拒）法，不為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旨），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他克服了宮廷裡和地方上的“戰略保守派”，也暫時嚇跑了閩越半蠻夷。］［《淮南王劉安諫伐閩越書》的直接緣起與其全文：］
後三歲［前135年］，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劉）安上書諫曰［戰略保守主義的一項系統論辯，面對一位元嵌有“激進”擴張主義的精力蓬勃的皇帝；從戰略視野譴責“軍事帝國主義”］：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他或許預感到一種很可能的急劇的變更，那就是過去自高祖往後約七十年的政治／戰略文化和基本國策或許會幡然改變。］越，方外之地，劗［ｚｕａｎ，同“剪”或“割”］發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一種戰略保守主義：估算成本效益，這成本效益與自我宣稱的優越密切相關，由對“不居之地、不牧之民”的忽視涵蓋。］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服，服事天子之意。“五服”說最早見《尚書·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這段話的大意是：王四周各五百里的區域，叫作甸服：其中最靠近王城的一百里地區繳納帶槁秸的穀物，其外一百里的區域繳納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區域繳納去掉槁芒的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區域繳納帶殼的穀子，最遠的一百里繳納無殼的米。甸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區域叫侯服：其中最靠近甸服的一百里是封王朝卿大夫的地方，其次的百里是封男爵的領域。其餘三百里是封大國諸侯的領域。侯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區域是綏服：其中靠近侯服的三百里，斟酌人民的情形來施行文教。其餘二百里則振興武力以顯示保衛力量。綏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要服：其中靠近綏服的三百里是夷人們住的地方，其餘二百里是流放罪人的地方。要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荒服：其中靠近要服的三百里是蠻荒地帶，其餘二百里也是流放罪人的地方。總之，從畿服重地到藩屬下國逐層管理，兼舉文教武衛,聲教訖於蠻荒。“五服”，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９４８９５．ｈｔｍ］。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傳統是保守主義的最重要盟友，而且往往是其論說的頭號基礎。］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裡也，處溪穀之間，篁竹之中，習于水鬥，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當心：“誅越”將是一樁成本效益極為負面的事業！］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當心：不要喪送隨多個世紀中國的暴烈戰爭而來的寶貴的70年帝國和平！］越人名為籓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復，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
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複蝗，民生未複。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逾領（嶺），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當心：那將是一場無謂的軍事夢魘！就此看晚近的歷史證據：］前時南海王［《漢書·高帝紀》載，劉邦于高祖十二年（前195年）二月（即他去世前兩個月）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這“南海國”的版圖在當時的南越國和閩越國之間，即今潮州、梅州、汀州、贛州之間。其中心在南武侯故封地，即今之武平縣。劉邦論功分封異姓王國時，在秦時的閩中郡範圍內封了原閩越王無諸為閩越王（前202年），之後又封了今浙江一帶的東甌王搖，“複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皆見《史記·東越列傳》）。這是對閩越國的一種分土分權和制約。高祖十二年，劉邦將南越王地的一部分和閩越國的一部分分封南武侯織。用此策略制約和分散南越王與閩越王的勢力。閩越、東甌和南海三王國均屬越人貴族統治的地方諸侯王國，同文同種，故司馬遷在《史記》內統稱其為東越。］反，陛下先臣［淮南王劉長］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複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屍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
［為論辯，劉安甚至拿出了新近成為官方意識形態成分的天人感應神秘主義，以支持全無神秘意味的戰略保守主義。］而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鼂［晁，朝］不及夕［朝不保夕之意］，臣安竊為陛下重之。
［這位戰略保守主義者一遍又一遍地強調，用武力征服一個在陌生環境中的陌生人民大有風險，代價高昂，且毫無裨益，毫無意義。］
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強，能難［作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跡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嶺）水［指建昌之四望嶺、杉嶺水出盱江者（郭嵩燾說）］，領（嶺）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幹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挽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ｈē，原意為毒蟲蜇人］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
［極成問題的不是征服（僅僅名義上的征服）本身，而是用大軍征服。小布希在發動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大軍征服以前應當讀一讀這個文獻。］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猶弟某，不知其名］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籓臣，世共（供）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印之綏］，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複相群聚；留而守之，曆歲經年，則士卒罷（疲）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
［“兵者凶事”“用兵不可不重也”——永恆的至理名言。］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ｓｕī］擊越，又使監祿［監郡禦史，名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持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謫，ｚｈé］戍［罰以戍邊的罪人］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返），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戰略保守主義完全契合關於“天下”和華夏與遠方蠻夷關係的儒家意識形態，後者給了他的論辯一種基本的政治／道德哲學色彩，同時在戰略（成本效益之道）上極為合算（不“煩汗馬之勞”）。］
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校：較量。伐罪而吊其民（慰問受苦的人民），故言“莫敢校”（王先謙說）］。……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供），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禦。玩心神明，秉執聖道……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向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維：聯繫］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閑，而煩汗馬之勞乎！［國內優先應當是壓倒性的！］《詩》雲“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見《詩經·大雅·常武》.猶：謀也.允：信也。塞：實也，謂成為現實。徐方：東夷之一］，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偶然降臨的幸運幾乎全免了“汗馬之勞”甚而軍事災難。結果除倒楣鬼閩越王外，皆大喜歡。］
是時，漢兵遂出，末逾領（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指（諷旨）于南越。南越王頓首曰：“天子乃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
3《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第六十六上》摘錄和評注
［杜欽勸絕而不通罽賓，並論聖王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
［罽賓國：遠西的一個獨立的大國，或許甚至是有其自己的附庸的微型帝國。］
罽［ｊì］賓國，王治循鮮城［在今喀什米爾地區斯利那加東］，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
［漢帝國與罽賓國之間複雜易變的關係：從武帝到元帝。］
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帝國歷來有其限度，其中地理上的距離一向是主要限度之一。］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禮物被雙方講成是貢物：在華夏帝國方面出於阿Ｑ精神和宣傳策略，在罽賓方面則如後所述出於旨在商業好處的實用主義。］王複欲害忠，忠覺之，乃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罽賓王，授印綬。［華夏使節（出於他自己的擅權？）與其當地協同者搞的一場軍變和弑君，而後樹立一名附庸。然而，效果非常短暫。］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鐵鎖，其上省一“以”字］琅當（鋃鐺）德,殺副已（以）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謝罪］。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于縣度（懸渡），絕而不通。［講求實際！與他那暴烈地擴張的曾祖父大不相同。］
［杜欽勸絕而不通罽賓，並論聖王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
成帝時，複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 ［一位非常明智和大有風度的儒士，給成帝之下最有權勢的人物提供過許多建議和諫言］說大將軍王鳳曰［他現在規勸不接觸（non-engagement），因為那遠西蠻夷對華夏帝國無意義或不相干］：“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叛）逆。夫德莫大于有國子民，罪莫大于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驕）嫚［ｙｕāｎ］［即傲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愜快［滿足］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此乃對蠻夷的華夏帝國外交的部分而非全部目的。］今縣度（懸渡）之厄,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向）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禮物被講成是貢物：罽賓方面旨在商業好處的實用主義］，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懸渡）,恐失實見欺。……聖王分九州，制五服［所謂侯服、甸服、綏服、要服、荒服］，務盛內,不求外。［“務盛內，不求外”：一般情況下傳統（前儒家和儒家形態的）華夏帝國的最大“戰略秘訣”！］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疲）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西域國名，治所在今新疆和田地區皮山縣］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
4《後漢書》卷二十五《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摘錄和評注
［魯恭諫竇憲伐北匈奴］
［魯恭，一位非常有學問的儒士和非常能幹的地方行政長官，被提拔到中央，而且步步晉升，只經歷了一次曲折。他的朝廷為官經歷的最大特徵在於正直直言，特別是上疏抨擊頭號外戚、顯赫權臣竇憲對已被大大削弱了的北匈奴的遠征———未經挑釁的和侵略性的遠征。］
……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當時這位東漢皇帝是個孩兒，竇太后與其兄長竇憲的傀儡］，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
陛下……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為人除患……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凋敝的全國經濟是他要求維持和平、反對武力冒險的首項論據：］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畜積。……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
［國民的福祉是他的第二項論據：］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豳），故獲上天之祐。［古老的華夏保守傳統是他的第三項論據，那部分地基於蠻夷在種族和道德上低劣這種偏狹的儒家觀念：］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坐，坐時兩腳底和臀部著地，兩膝上聳，被認為是野蠻無禮的舉動］踞肆［傲慢，放肆無禮］，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污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
［他的下面一句符合最本質的儒家和道家信念，對中國的治國方略而言真正饒有意義：］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于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乂［ｙì，治理，安定］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輾轉翻譯］而至矣。……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當時來自北匈奴的實際威脅的具體情勢，連同如果發動遠征就將有的高昂的戰場代價，構成他的第四項論據，那與第一項一樣講求實際和雄辯有力：］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臧（藏）于史侯河［在漠北］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肜［ｒóｎｇ］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後漢書·銚期王霸祭遵列傳》載：（永平）十六年（西元73年），（明帝）使肜乙太僕將萬余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在今蒙古國境內滿達勒戈壁附近一帶）。信初有嫌於肜，行出高闕塞（在內蒙古巴彥淖爾盟杭錦後旗西北有一缺口，狀如門闕，古有此名）九百餘裡，得小山，乃妄言以為涿邪山。肜到不見虜而還，坐逗留畏懦下獄免。肜性沉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嘔）血死。］白山［即天山］之難，不絕如，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言竇固與祭肜同年伐北匈奴，竇固進至天山之艱危。］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奈何複欲襲其跡，不顧患難乎？［回到第一項論據，但按照更具體、更直接的後勤方式：］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並、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他的總結言辭變得更尖銳，甚至對太后攝政政權表示憤怒：］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書奏，不從。
5《後漢書》卷九十《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摘錄和評注
［戰略保守主義·東漢末期大儒蔡邕的論辯］
［東漢帝國越垂死，鮮卑對它的入侵和擄掠就越嚴重。］
靈帝立,幽、並、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掠）不可勝數。熹平三年［174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為護烏桓校尉。五年［176年］，鮮卑寇幽州。六年［177年］夏，鮮卑寇三邊［謂東、西與北邊，即幽州、並州、涼州］。［如何對付愈益嚴重、愈益廣泛的鮮卑入侵和攻襲？帝國宮廷兩個陣營之間的戰略辯論,其中一方與一名權宦聯繫密切，很可能由其政治利益驅動。］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征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擒）滅。”［一項顯然浮華和冒險的提議。］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寬恕］，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並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然而,一名將領的私欲，或許還有一名權宦的私利,使這提議對君主來說成了可接受的！］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大儒蔡邕的論辯，表達了戰略保守主義，那傳統上與一個羸弱的帝國相符。］議郎蔡邕議曰：
《書》戒猾［亂也］夏，《易》伐鬼方［《易·既濟·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周有獫狁、蠻荊之師［《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漢有闐顏、瀚海之事［武帝使衛青擊匈奴,至闐顏山，斬首萬餘級，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戰略激進主義和戰略保守主義都應當是情勢性的選擇，根據具體情勢採用。］
［戰爭霸王（漢武帝）之後的戰略保守主義一向回溯到他的教訓：］武帝情存遠略，志辟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並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齊相主父偃諫伐匈奴之辭。］夫以世宗神武，將相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對國內社會凋敝的考慮必須是決定性要素！］
［而且，鮮卑的優勢實力必須是另一個！］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眾，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指夏育前言“一冬二春，必能禽（擒）滅”］，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複徵發眾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並力蠻夷。［戰略保守主義的另一項論據，這裡僅在政權利益而非“民族”利益的意義上才是對頭的：］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ｂｉāｏ］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
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後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可憐的帝國，你在你可憐的總體形勢中必須忍辱負重！］
［對一位儒家學者來說，為戰略保守主義之利，很容易援引一項傳統的、我們在前面已經反復見到的儒家信條，即華夏與蠻夷之間有本質差異，與之競鬥相對無關重要：］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喪失國土］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為之旰［ｇàｎ］食［晩食，指事務繁忙不能按時吃飯］乎！
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西漢時代戰略保守主義的兩著名諫文被援引來強化他的論辯，它們都有上述傳統儒家情調：］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報也］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叛），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
［一個垂死的、腐敗的和不負責任的君主政權拒絕保守主義，以利“激進主義”，結果是一個有三萬騎兵的聯盟大軍慘敗於鮮卑之手。］
……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雁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裡。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眾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征下獄，贖為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光和元年［178年］冬，又寇酒泉［鮮卑武力甚至攻襲那麼遠的地方，超遠離他們在東北的起始地區］，緣邊莫不被毒。
餘 言
需要指出，在中國歷史上，戰略保守主義有時昇華到它的最偉大形態，成為偉大復興的根本大戰略。復興是傳統中國歷史上常有的政治／社會甚或民族主題。之所以常有，是出於兩大基本緣由：（1）衰落甚或衰毀——王朝、國家、社會甚或民族的衰落或衰毀——構成傳統中國週期性的最大事態類型之一；（2）傳統中國有著貫穿千年而恒久不息的偉大“復原力”（resilience）。無疑，最大尺度上的衰落和復興，是華夏或中華民族的衰落和復興。
就此而言，傳統中國歷史上（甚而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復興乃是兩千多年前的初漢，因為前此經歷了約六百年大亂,即從西周崩潰到楚漢戰爭為止連續不斷的普遍分裂、頻繁征戰、暴烈血拼、外族侵掠、帝國暴政和激烈內戰，以致社會凋敝到難以置信的程度：“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司馬遷：《史記》卷三十《平准書第八》，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第1417頁）
從高祖、呂後，經文、景兩帝，到擊破匈奴帝國為止的武帝，初漢諸君主是傳統中國所曾有的頭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者。這個復興從一開始就有的根本認識和根本理念，是高祖從善如流地所接受的儒生陸賈的告誡，即“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到文帝時期的賈誼筆下，它被凝練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論文《過秦論》內短短五個字的最關鍵論斷：“攻守之勢異也。”（“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據此，根本方向被定為、且堅定地保持為“離戰國之苦”“休息乎無為”，以便“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司馬遷：《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第九》，第412頁）。與此相應，對內堅持惠農惠民，加上在文帝那裡達到極致的宮廷節儉,對外則堅持忍辱負重，僅以堅決不容匈奴帝國向南長驅侵掠為限。這堅韌的努力到頭來造就了驚人的偉大結果：“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司馬遷：《史記》卷三十《平准書第八》，第1420頁）以此為資源基礎，武帝才得以發動數次巨大規模的遠征，擊破構成巨大威脅的匈奴帝國。就此而言，堅韌的審慎保守構成了最終決戰決勝的根本先決條件。（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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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張添之
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前87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儋耳郡並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珠厓三縣複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前53年］，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畔（叛）逆節，而雲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他諫言反對以大規模武力鎮壓反復不已的珠崖地方。］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拳拳）。
［“初始”儒家（和前儒家）關於華夏-蠻夷關係的思想的要則之一,它有蘊涵的戰略理由：］臣聞堯舜，聖之盛也……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北方］南［南方］暨（及）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文化、道德和戰略意義上的精言大意！當然，作為籠統的哲理原則，可以有、有時也必須有重大例外，特別在深刻地涉及華夏民族及其國家的嚴格意義上的安全時。］故君臣歌德［王先謙曰：“帝庸作歌，皋陶載展。此所謂‘君臣歌德’。”按“帝庸作歌”云云，見《尚書·益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越裳氏：即南越。重九譯：謂遠方使者來，因九譯言語乃通］，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兵革”有其強弩之末，受制於地緣距離和文化差異。］及其衰也，南征不還［指周昭王南征不復］，齊桓救其難［齊桓公伐楚以尊周（王先謙說）］，孔子定其文［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國雖大，自稱王者，皆貶為“子”］。［秦帝國的可怕教訓，即被認為的過度的軍事帝國主義：］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叛）,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沈欽韓曰：“《河水注》引揚泉《物理論》曰：‘秦築長城，死者相屬。民歌曰：“生男慎勿舉（舉：養育），生女哺（餵食）用脯（［男人專用的］幹肉）。不見長城下，列骸相支柱。”］
［漢帝國的“現代”歷史教訓，既有積極的，亦有消極的。］
［初漢壓倒性地集中於靠最小程度賦稅、“偃武行文”和皇家節約促進經濟恢復和發展，並且由此奠定了軍事力量的經濟／財政基礎。］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憫）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鸞旗車，漢帝車之前驅］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裡,師行三十裡，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安之：言何去。］於是還馬,與道裡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然而，所有上述偉大的財富和力量累積，後來都被武帝的全方位大規模遠征和擴張耗費殆盡。］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前117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此時漢已經多次征伐匈奴，人力、物力損失巨大，以至於府庫空虛，豈有“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之事？故劉奉世疑曰：“或者誤以‘建元’為‘元狩’歟？”］乃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取資富民，以供軍費］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當為九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武帝軍事帝國主義的嚴重社會後果和政治後果：］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于前，子鬥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于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陳直雲：“公孫勇詐為使者，在武帝征和三年，見本書《功臣表》及《田廣明傳》，與淮南王安時代不接，恐為捐之之誤記。”］是皆廓（擴）地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帝國過度伸展系自招危機，自招失敗。］
［為呼籲放棄極南端“無價值”的蠻夷地區而訴諸帝國腹心地區的社會穩定和繁榮——他的對元帝最有說服力的論點：］
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枕籍，縱橫相枕而臥］于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悁悁［忿怒貌］之忿，欲驅士眾擠［排擠］之（至）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同“專專”，蠢蒙無知貌］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玳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廣義的成本效益估量支配的戰略論辯和戰略判斷。對蠻夷的種族／文化歧視遠非他的核心論據。］
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指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羌反之事，是時遣趙充國等擊西羌﹐獲萬餘人］，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于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帝國大軍遠程征伐是一樁花費極大的事業！］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對周邊及其外的未化或不化蠻夷的征服和統治並無益處，而且自招失敗。這一論點符合儒家的帝國哲學和信條。］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他的論辯贏了，有深厚傳統和儒家意識形態支持的戰略保守主義贏了。］
對奏，上以問丞相禦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乃從之。［他的論辯贏了。武力鎮壓的巨大成本——它傷害在腹心地區的統治——和成功希望的大不確定是決定因素。］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叛）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旨）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孤疑辟（避）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戰略輕重緩急次序終於變得合理分明。］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避）不嫌［不足羞］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君主作出了一個戰略選擇：選擇在緊要利益意義上的實質，儘管喪失了某些聲譽和虛榮。］民有慕義欲內屬,便處之；不欲，勿強。”珠厓由是罷。
2《漢書》卷六十四上《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摘錄和評注
［劉安諫阻東南向遠征］
［《淮南王劉安諫伐閩越書》——一項很有價值的政治文獻，戰略保守主義的系統論辯，從戰略（而非道德）視野指責“軍事帝國主義”。］建元三年［前138年］，閩越舉兵圍東甌［閩越與東甌：《史記·東越列傳》載：（兩個半蠻夷王國被大一統帝國取消，然後通過參加革命和“正確”一方的戰爭而得到恢復：）閩越◇集解韋昭曰：“東越之別名。”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索隱徐廣雲一作“駱”，是上雲“歐駱”，不姓騶。秦已並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索隱案：為閩州。□正義今閩州又改為福也。及諸侯畔（叛）秦，無諸、搖率越歸鄱陽令吳芮，所謂鄱君者也，從諸侯滅秦。當是之時，項籍主命，弗王，◇集解漢書音義曰：“主號令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以故不附楚。漢擊項籍，無諸、搖率越人佐漢。漢五年（前202年）複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孝惠三年（前192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搖為東海王，◇集解應劭曰：“在吳郡東南濱海雲。”都東甌，◇集解徐廣曰：“今之永寧也。”世俗號為東甌王］,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常事，又數反復，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嚴）助［時為丞相］［他，作為與初即位的武帝過往密切的近臣，可能更知道這位年輕君主的非常蓬勃的性格，連同憧憬一個擴張著的真正帝國的抱負。］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訴，又何以子萬國乎？”［他訴諸“帝國責任”，同時沒有忘記基於帝國能力的可行性問題。］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拒）法，不為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旨），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他克服了宮廷裡和地方上的“戰略保守派”，也暫時嚇跑了閩越半蠻夷。］［《淮南王劉安諫伐閩越書》的直接緣起與其全文：］
後三歲［前135年］，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大為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劉）安上書諫曰［戰略保守主義的一項系統論辯，面對一位元嵌有“激進”擴張主義的精力蓬勃的皇帝；從戰略視野譴責“軍事帝國主義”］：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他或許預感到一種很可能的急劇的變更，那就是過去自高祖往後約七十年的政治／戰略文化和基本國策或許會幡然改變。］越，方外之地，劗［ｚｕａｎ，同“剪”或“割”］發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一種戰略保守主義：估算成本效益，這成本效益與自我宣稱的優越密切相關，由對“不居之地、不牧之民”的忽視涵蓋。］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服，服事天子之意。“五服”說最早見《尚書·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這段話的大意是：王四周各五百里的區域，叫作甸服：其中最靠近王城的一百里地區繳納帶槁秸的穀物，其外一百里的區域繳納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區域繳納去掉槁芒的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區域繳納帶殼的穀子，最遠的一百里繳納無殼的米。甸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區域叫侯服：其中最靠近甸服的一百里是封王朝卿大夫的地方，其次的百里是封男爵的領域。其餘三百里是封大國諸侯的領域。侯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區域是綏服：其中靠近侯服的三百里，斟酌人民的情形來施行文教。其餘二百里則振興武力以顯示保衛力量。綏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要服：其中靠近綏服的三百里是夷人們住的地方，其餘二百里是流放罪人的地方。要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荒服：其中靠近要服的三百里是蠻荒地帶，其餘二百里也是流放罪人的地方。總之，從畿服重地到藩屬下國逐層管理，兼舉文教武衛,聲教訖於蠻荒。“五服”，ｈｔｔｐ：／／ｂａｉｋｅ．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９４８９５．ｈｔｍ］。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傳統是保守主義的最重要盟友，而且往往是其論說的頭號基礎。］
臣聞越非有城郭邑裡也，處溪穀之間，篁竹之中，習于水鬥，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當心：“誅越”將是一樁成本效益極為負面的事業！］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當心：不要喪送隨多個世紀中國的暴烈戰爭而來的寶貴的70年帝國和平！］越人名為籓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復，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
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複蝗，民生未複。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逾領（嶺），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當心：那將是一場無謂的軍事夢魘！就此看晚近的歷史證據：］前時南海王［《漢書·高帝紀》載，劉邦于高祖十二年（前195年）二月（即他去世前兩個月）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這“南海國”的版圖在當時的南越國和閩越國之間，即今潮州、梅州、汀州、贛州之間。其中心在南武侯故封地，即今之武平縣。劉邦論功分封異姓王國時，在秦時的閩中郡範圍內封了原閩越王無諸為閩越王（前202年），之後又封了今浙江一帶的東甌王搖，“複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皆見《史記·東越列傳》）。這是對閩越國的一種分土分權和制約。高祖十二年，劉邦將南越王地的一部分和閩越國的一部分分封南武侯織。用此策略制約和分散南越王與閩越王的勢力。閩越、東甌和南海三王國均屬越人貴族統治的地方諸侯王國，同文同種，故司馬遷在《史記》內統稱其為東越。］反，陛下先臣［淮南王劉長］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複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棹，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啼號，破家散業，迎屍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
［為論辯，劉安甚至拿出了新近成為官方意識形態成分的天人感應神秘主義，以支持全無神秘意味的戰略保守主義。］而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鼂［晁，朝］不及夕［朝不保夕之意］，臣安竊為陛下重之。
［這位戰略保守主義者一遍又一遍地強調，用武力征服一個在陌生環境中的陌生人民大有風險，代價高昂，且毫無裨益，毫無意義。］
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強，能難［作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跡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嶺）水［指建昌之四望嶺、杉嶺水出盱江者（郭嵩燾說）］，領（嶺）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幹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挽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ｈē，原意為毒蟲蜇人］生，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
［極成問題的不是征服（僅僅名義上的征服）本身，而是用大軍征服。小布希在發動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大軍征服以前應當讀一讀這個文獻。］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猶弟某，不知其名］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籓臣，世共（供）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印之綏］，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複相群聚；留而守之，曆歲經年，則士卒罷（疲）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
［“兵者凶事”“用兵不可不重也”——永恆的至理名言。］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ｓｕī］擊越，又使監祿［監郡禦史，名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持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乃發適［謫，ｚｈé］戍［罰以戍邊的罪人］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返），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戰略保守主義完全契合關於“天下”和華夏與遠方蠻夷關係的儒家意識形態，後者給了他的論辯一種基本的政治／道德哲學色彩，同時在戰略（成本效益之道）上極為合算（不“煩汗馬之勞”）。］
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校：較量。伐罪而吊其民（慰問受苦的人民），故言“莫敢校”（王先謙說）］。……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共（供），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禦。玩心神明，秉執聖道……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向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維：聯繫］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閑，而煩汗馬之勞乎！［國內優先應當是壓倒性的！］《詩》雲“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見《詩經·大雅·常武》.猶：謀也.允：信也。塞：實也，謂成為現實。徐方：東夷之一］，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任也！
［偶然降臨的幸運幾乎全免了“汗馬之勞”甚而軍事災難。結果除倒楣鬼閩越王外，皆大喜歡。］
是時，漢兵遂出，末逾領（嶺），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將卒之功，乃令嚴助諭意風指（諷旨）于南越。南越王頓首曰：“天子乃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即遣太子隨助入侍。
3《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第六十六上》摘錄和評注
［杜欽勸絕而不通罽賓，並論聖王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
［罽賓國：遠西的一個獨立的大國，或許甚至是有其自己的附庸的微型帝國。］
罽［ｊì］賓國，王治循鮮城［在今喀什米爾地區斯利那加東］，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
［漢帝國與罽賓國之間複雜易變的關係：從武帝到元帝。］
自武帝始通罽賓，自以絕遠，漢兵不能至，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帝國歷來有其限度，其中地理上的距離一向是主要限度之一。］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禮物被雙方講成是貢物：在華夏帝國方面出於阿Ｑ精神和宣傳策略，在罽賓方面則如後所述出於旨在商業好處的實用主義。］王複欲害忠，忠覺之，乃與容屈王子陰末赴共合謀，攻罽賓，殺其王，立陰末赴為罽賓王，授印綬。［華夏使節（出於他自己的擅權？）與其當地協同者搞的一場軍變和弑君，而後樹立一名附庸。然而，效果非常短暫。］後軍候趙德使罽賓，與陰末赴相失，陰末赴鎖［鐵鎖，其上省一“以”字］琅當（鋃鐺）德,殺副已（以）下七十餘人，遣使者上書謝［謝罪］。孝元帝以絕域不錄，放其使者于縣度（懸渡），絕而不通。［講求實際！與他那暴烈地擴張的曾祖父大不相同。］
［杜欽勸絕而不通罽賓，並論聖王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
成帝時，複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 ［一位非常明智和大有風度的儒士，給成帝之下最有權勢的人物提供過許多建議和諫言］說大將軍王鳳曰［他現在規勸不接觸（non-engagement），因為那遠西蠻夷對華夏帝國無意義或不相干］：“前罽賓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叛）逆。夫德莫大于有國子民，罪莫大于執殺使者，所以不報恩，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驕）嫚［ｙｕāｎ］［即傲慢］，終不可懷服。凡中國所以為通厚蠻夷，愜快［滿足］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此乃對蠻夷的華夏帝國外交的部分而非全部目的。］今縣度（懸渡）之厄,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向）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前親逆節，惡暴西域，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為名［禮物被講成是貢物：罽賓方面旨在商業好處的實用主義］，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懸渡）,恐失實見欺。……聖王分九州，制五服［所謂侯服、甸服、綏服、要服、荒服］，務盛內,不求外。［“務盛內，不求外”：一般情況下傳統（前儒家和儒家形態的）華夏帝國的最大“戰略秘訣”！］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危難之路，罷（疲）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西域國名，治所在今新疆和田地區皮山縣］而還。”於是鳳白從欽言。
4《後漢書》卷二十五《卓魯魏劉列傳第十五》摘錄和評注
［魯恭諫竇憲伐北匈奴］
［魯恭，一位非常有學問的儒士和非常能幹的地方行政長官，被提拔到中央，而且步步晉升，只經歷了一次曲折。他的朝廷為官經歷的最大特徵在於正直直言，特別是上疏抨擊頭號外戚、顯赫權臣竇憲對已被大大削弱了的北匈奴的遠征———未經挑釁的和侵略性的遠征。］
……後拜侍御史。和帝初立［當時這位東漢皇帝是個孩兒，竇太后與其兄長竇憲的傀儡］，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
陛下……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北垂，為人除患……臣伏獨思之,未見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凋敝的全國經濟是他要求維持和平、反對武力冒險的首項論據：］數年以來，秋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畜積。……今乃以盛春之月，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
［國民的福祉是他的第二項論據：］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為之舛錯，況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豳），故獲上天之祐。［古老的華夏保守傳統是他的第三項論據，那部分地基於蠻夷在種族和道德上低劣這種偏狹的儒家觀念：］夫戎狄者，四方之異氣也。蹲夷［踞坐，坐時兩腳底和臀部著地，兩膝上聳，被認為是野蠻無禮的舉動］踞肆［傲慢，放肆無禮］，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錯亂天氣，污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已。
［他的下面一句符合最本質的儒家和道家信念，對中國的治國方略而言真正饒有意義：］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于無為，令家給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乂［ｙì，治理，安定］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輾轉翻譯］而至矣。……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當時來自北匈奴的實際威脅的具體情勢，連同如果發動遠征就將有的高昂的戰場代價，構成他的第四項論據，那與第一項一樣講求實際和雄辯有力：］今匈奴為鮮卑所殺，遠臧（藏）于史侯河［在漠北］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肜［ｒóｎｇ］遠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後漢書·銚期王霸祭遵列傳》載：（永平）十六年（西元73年），（明帝）使肜乙太僕將萬余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在今蒙古國境內滿達勒戈壁附近一帶）。信初有嫌於肜，行出高闕塞（在內蒙古巴彥淖爾盟杭錦後旗西北有一缺口，狀如門闕，古有此名）九百餘裡，得小山，乃妄言以為涿邪山。肜到不見虜而還，坐逗留畏懦下獄免。肜性沉毅內重，自恨見詐無功，出獄數日，歐（嘔）血死。］白山［即天山］之難，不絕如，都護陷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言竇固與祭肜同年伐北匈奴，竇固進至天山之艱危。］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奈何複欲襲其跡，不顧患難乎？［回到第一項論據，但按照更具體、更直接的後勤方式：］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並、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他的總結言辭變得更尖銳，甚至對太后攝政政權表示憤怒：］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不恤其言乎？……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書奏，不從。
5《後漢書》卷九十《烏桓鮮卑列傳第八十》摘錄和評注
［戰略保守主義·東漢末期大儒蔡邕的論辯］
［東漢帝國越垂死，鮮卑對它的入侵和擄掠就越嚴重。］
靈帝立,幽、並、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鮮卑寇抄，殺略（掠）不可勝數。熹平三年［174年］冬，鮮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擊破之。遷育為護烏桓校尉。五年［176年］，鮮卑寇幽州。六年［177年］夏，鮮卑寇三邊［謂東、西與北邊，即幽州、並州、涼州］。［如何對付愈益嚴重、愈益廣泛的鮮卑入侵和攻襲？帝國宮廷兩個陣營之間的戰略辯論,其中一方與一名權宦聯繫密切，很可能由其政治利益驅動。］秋，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征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擒）滅。”［一項顯然浮華和冒險的提議。］朝廷未許。先是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論刑被原［寬恕］，欲立功自效，乃請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並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然而,一名將領的私欲，或許還有一名權宦的私利,使這提議對君主來說成了可接受的！］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大儒蔡邕的論辯，表達了戰略保守主義，那傳統上與一個羸弱的帝國相符。］議郎蔡邕議曰：
《書》戒猾［亂也］夏，《易》伐鬼方［《易·既濟·九三爻辭》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周有獫狁、蠻荊之師［《詩·小雅》曰：“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漢有闐顏、瀚海之事［武帝使衛青擊匈奴,至闐顏山，斬首萬餘級，使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登臨瀚海］。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戰略激進主義和戰略保守主義都應當是情勢性的選擇，根據具體情勢採用。］
［戰爭霸王（漢武帝）之後的戰略保守主義一向回溯到他的教訓：］武帝情存遠略，志辟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並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封丞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時，齊相主父偃諫伐匈奴之辭。］夫以世宗神武，將相良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對國內社會凋敝的考慮必須是決定性要素！］
［而且，鮮卑的優勢實力必須是另一個！］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眾，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指夏育前言“一冬二春，必能禽（擒）滅”］，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複徵發眾人，轉運無已，是為耗竭諸夏,並力蠻夷。［戰略保守主義的另一項論據，這裡僅在政權利益而非“民族”利益的意義上才是對頭的：］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ｂｉāｏ］疽。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
昔高祖忍平城之恥，呂後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可憐的帝國，你在你可憐的總體形勢中必須忍辱負重！］
［對一位儒家學者來說，為戰略保守主義之利，很容易援引一項傳統的、我們在前面已經反復見到的儒家信條，即華夏與蠻夷之間有本質差異，與之競鬥相對無關重要：］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喪失國土］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為之旰［ｇàｎ］食［晩食，指事務繁忙不能按時吃飯］乎！
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西漢時代戰略保守主義的兩著名諫文被援引來強化他的論辯，它們都有上述傳統儒家情調：］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報也］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叛），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況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
［一個垂死的、腐敗的和不負責任的君主政權拒絕保守主義，以利“激進主義”，結果是一個有三萬騎兵的聯盟大軍慘敗於鮮卑之手。］
……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雁門，各將萬騎，三道出塞二千餘裡。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眾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十騎奔還，死者十七八。三將檻車征下獄，贖為庶人。冬，鮮卑寇遼西。光和元年［178年］冬，又寇酒泉［鮮卑武力甚至攻襲那麼遠的地方，超遠離他們在東北的起始地區］，緣邊莫不被毒。
餘 言
需要指出，在中國歷史上，戰略保守主義有時昇華到它的最偉大形態，成為偉大復興的根本大戰略。復興是傳統中國歷史上常有的政治／社會甚或民族主題。之所以常有，是出於兩大基本緣由：（1）衰落甚或衰毀——王朝、國家、社會甚或民族的衰落或衰毀——構成傳統中國週期性的最大事態類型之一；（2）傳統中國有著貫穿千年而恒久不息的偉大“復原力”（resilience）。無疑，最大尺度上的衰落和復興，是華夏或中華民族的衰落和復興。
就此而言，傳統中國歷史上（甚而整個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一次復興乃是兩千多年前的初漢，因為前此經歷了約六百年大亂,即從西周崩潰到楚漢戰爭為止連續不斷的普遍分裂、頻繁征戰、暴烈血拼、外族侵掠、帝國暴政和激烈內戰，以致社會凋敝到難以置信的程度：“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司馬遷：《史記》卷三十《平准書第八》，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第2版，第1417頁）
從高祖、呂後，經文、景兩帝，到擊破匈奴帝國為止的武帝，初漢諸君主是傳統中國所曾有的頭號“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者。這個復興從一開始就有的根本認識和根本理念，是高祖從善如流地所接受的儒生陸賈的告誡，即“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到文帝時期的賈誼筆下，它被凝練為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論文《過秦論》內短短五個字的最關鍵論斷：“攻守之勢異也。”（“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據此，根本方向被定為、且堅定地保持為“離戰國之苦”“休息乎無為”，以便“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司馬遷：《史記》卷九《呂太后本紀第九》，第412頁）。與此相應，對內堅持惠農惠民，加上在文帝那裡達到極致的宮廷節儉,對外則堅持忍辱負重，僅以堅決不容匈奴帝國向南長驅侵掠為限。這堅韌的努力到頭來造就了驚人的偉大結果：“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司馬遷：《史記》卷三十《平准書第八》，第1420頁）以此為資源基礎，武帝才得以發動數次巨大規模的遠征，擊破構成巨大威脅的匈奴帝國。就此而言，堅韌的審慎保守構成了最終決戰決勝的根本先決條件。（注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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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政治系主任，中國與全球化智庫（CCG）一帶一路研究所所長黃日涵副教授領銜的“一帶一路”與海外利益研究團隊。重點關注“一帶一路”研究、海外投資風險、華僑華人、海外公民安全、海外軍事存在、地區動盪與證券市場、反恐研究、海外重大工程項目風險評估，“一帶一路”反腐機制研究。本團隊歡迎關於“一帶一路”與海外風險課題合作，請用單位抬頭紙加蓋公章，列印合作需求，發送到郵箱sinozhuge@126.com
編輯：張添之